针对武汉大学研究生杨景媛的争议，从25日至今，已经延宕数日。随着个别市场媒体以评论的形式介入，这件事得以从自媒体延伸至媒体，进入更广大公众的视野，也让男女间的纷争，以一种诡异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作为原告，杨景媛可能不会料想到，司法居然驳回了她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认定被告男生肖明瑫的性骚扰事实不成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基于线上舆论的女权主义在赛博空间所向披靡，无往而不利，成为权利话语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接二连三的线上胜利可能蒙蔽了杨景媛和与她一样的「特色女权」斗士，以为线下的法律会遵从线上的规则。而全网开盒杨景媛，足见次生灾害的范围早已不限于杨肖二人，更祸及武汉大学、杨景媛的导师甚至是远在香港的浸会大学。
论及责任，显然武汉大学那个息事宁人的处分，是一切争议的源头。回顾事件，不难发现，武大校方在处置这一舆情时，或许有试图通过肖明瑫的道歉，换取杨景媛不在网络上持续扩散此事，从而维护武大体面的小心思。但这个小心思却被杨所利用，进而提起诉讼，想以司法判决坐实肖同学性骚扰的行为。武大的小聪明，最终的结果是让舆论化为暴力，更搬起石头砸脚，让自己成为了众矢之的。
当然，即便没有这场风波，以杨景媛近几日的行为观之，这般既无道德羞耻，又极端功利，精明算计的学生，反噬母校只是时间问题。只不过，被反噬不代表武大无辜，不调查事实，而是将男女学生之间的矛盾作为舆情处理，如果因此不得不咽下舆情苦果，却又叫屈的话，武大就未免显得太过于矫情了。
也能够理解，武大在处理舆情时，可能很难预料到此事日后会陷入到性别对立和「特色女权」的泥潭之中。如果不是对舆论有着长期持续且细致的观察，是断然不会察觉，女权的抗争早已滑入了非常私人的领域，出现了激进、偏执甚至某些倒退的行为，并借由着政治正确之名，逐渐侵蚀着思想自由。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甚至有了「天下苦女权久矣」的说法。
因此，当司法拒绝了杨景媛后，一部分因为挫败而敌视女权的人，借司法的示范效应，实现了一次对女权极为不易的反攻。他们以司法判决为依据，对杨景媛进行开盒和网暴，向她目前所就读的浸会大学举报，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杨社死。这当然是一个不那么光明磊落的行动，因为他们并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说服或者改变杨景媛，而只是想借助更高的权力对杨进行惩罚，其逻辑与杨发起诉讼，试图毁掉肖明瑫及家庭如出一辙，并无二致。
这也清晰传递出了一个信号——面对激进偏执的女权主义，似乎只有更激进更偏激才能与之对抗。与此同时，那些想要支持女权的温和声音，也不得不思考如何避免自己的一腔热血错付给杨景媛这类人，成为咄咄逼人的权力话语中那把最好用的刀。
作为平权运动的必然产物，女权主义是社会迈向文明理性的路径之一。但它也同时存在着一些不得不正视的弊端。因女权主义而引起的争论，时常以人身攻击、人格毁灭的形式展开。正如乔·弗里曼的观察那样：
攻击者倾向于使用含糊的、笼统的形容词和名词来表达他们对某个人的批评。这些词汇总是携带着消极否定的意涵，甚少真正传达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而「特色女权」则更危险得多，这一权利主张在潜意识上并非是想争取和「男人一样的权利」，而是想通过贬低他人和排他让女性处于一个「更具优势的地位」，杨景媛正是这类主张的拥趸与践行者。在政治正确这件正义的外衣之下，她们非常安全。可一旦身体力行将主张付诸于实践，就不可避免要干预到他人思想的自由王国，甚至会在内部产生分化和清洗。久而久之，盟友会越来越少，敌人反倒越来越多。这种不断恶化的现实，又会激起她们的斗志，以更激烈的思想和行为应对压迫。
此次杨景媛引发的风波意味着，前述的恶性循环已经初见雏形。任何声称权利的女性，无论多温和，多理性，都可能在一开始就被视为激进的一员，唤起舆论十二万分的防备。因为当性别之分凌驾于权利之上，就意味着女权忘了初心，失了本质，迟早会成为人人避之而不及的灾祸。
而素来不喜女权主义的那一部分人，也将得到更大的力量，更多的机会，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策略，绞杀所有主张权利的声音。说的直白一点，「特色女权」会让女性处境更加艰难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可以预见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