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宋凯在学校第一个聘期的考核未通过后，于今年4月2日被发现在家中自杀。5月，事件进入了公众视野，高校「非升即走」的政策又一次被讨论。
较之宋凯，更为极端的是多年前复旦学院书记被杀一案，这也是让「非升即走」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事件。作为一项舶来品的政策，「非升即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原产地，与市场经济类似，「非升即走」可以最大程度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将资源配置在最有创新意识的年轻人身上。但是，当政策被引入中国，却又没有相应的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配套时，这一政策就必然衍生出无数压榨人的创造力和劳动力的伎俩。一些高校们更是据此拿捏到了青年教师们的软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令人不齿。
关于宋凯的逝去，大多数的讨论聚焦于「非升即走」政策本身的合理性，这是问题最为紧要的关键之处。一个不合理的考核制度，将人作为了手段，而不是目的，处处悲剧就是一种必然。可遗憾的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却未能及时识别政策背后的逻辑，仍然心甘情愿地拱卫和依附，以致于成为政策的牺牲品后，年轻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生命为牺牲画上了休止符。
这当然不是在批评宋凯。学习本身是一件反人性的事情，对于将学术作为职业的人来说，宋凯们付出的时间和毅力远超常人，值得敬佩。可现代教育的目标，本应是教会人们如何正确摆脱偏见与权威，通过自我思考，更清楚，更长远地看待自己的利益，而很显然的是，自杀并不符合个体的利益。唯一的解释是，宋凯们为了获得目前的生活，付出太多，以致于一旦要切换职业的方向和赛道，将付出几乎不可接受的沉没成本。
今天，南林大回应了媒体，否认了「非升即走」的存在，甚至祭出了抑郁症这样过去用在官员自杀领域的特定说法，试图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这足见宋凯的离世让学校感受到了过去未曾体会的压力。学校有否认的自由，但否认并不会中断人们对于「非升即走」的讨论。只是，如果对事件的关注始终局限在讨论阶段，而行动总是踟蹰不前，对这种不合理制度没有必要的反抗和抵制，甚至是小小的勇敢行为都没有的话，环境不会变得更好，反而会日趋崩坏。宋凯以自己的生命发出的警讯被生存的窘迫包裹了起来，被你我有意或者无意地视而不见。作为高校维持学术产出的有效措施，「非升即走」不会因为宋凯生命的消失被撼动一丝一毫，这是最令人痛惜的部分，也是最无力的现实。
一个笃定的结论是，宋凯并非第一个「非升即走」的殉难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注定被遗忘，很难警醒后来者。未来仍然会有无数志在学术的年轻人，在这个畸形考核机制的指挥棒下前赴后继，也必然会有一部分人陷入与宋凯一样的困境，走上同一条绝路。「悲剧发生-引发讨论-悲剧再发生」的循环无法被打破，这惨烈的真实一旦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发酵酝酿，足以摧毁所有人的希望与憧憬。
不过，世界本是一个更大的循环，谁说希望破灭后不会产生一个更好的希望呢？只是，在这个循环完成以前，有多少人升，又有多少人走？人成为了代价，所为的却只是一场巨大的虚妄。
今日思考：
非升即走，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