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这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一书正文的最后一句。作为历史学家，黄本人对悲剧与失败的兴趣似乎甚于喜剧和成功。无论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对于1587年的悲剧描述与分析，还是「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在对倪元璐这位明朝最后一任户部尚书政策与建议进行细致的梳理之余，却念念不忘地反复提及1644年北京城破后，倪元璐自杀殉国的情状。
当然，或许有人会反驳这并非黄仁宇的本意，只是因为历史往往出呈现的悲剧色彩，让黄仁宇在关注的同时融入了个人的思考。但当人们翻开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时，失败的描述充斥在整本书中，甫一开篇，黄仁宇便毫不避讳自己恋爱的失败经历。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勉强可以让我在上海的社交圈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此时的黄仁宇，虽是一个上过战场，见过生死的职业军人，可却因为囊中羞涩，不能在感情的世界中有所作为。这样的挫败，对于一个27岁的年轻人来说，仿佛是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金钱在黄仁宇的人生中，总是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曾经回忆自己童年时候的艰苦生活，说自己的父亲虽然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却未能因此获得高官厚禄，以至于生活困窘，需要接济。
但这并非黄仁宇讲诉失败的结尾，从一个青年的失败恋爱开始，黄如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从自己考入南开大学，入军校，上前线开始，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他所经历的挫折与不如意。
「抗战爆发后不久，沿海各处相继失陷，我即立意去从军…………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于是，20岁出头的黄仁宇辍学从军。尽管军校两年训练之后，战争已经开始进入尾声，一腔热血的黄仁宇却仍然感到无用武之地，直到随部队开赴缅甸，与日军正面交战。
黄仁宇在缅甸的经历，大概是他人生中最为难忘的经历了。军人和战地记者的双重身份，让他开始以一种奇特的视角观察战争及其为人们带来的影响——中国军队与军阀之间的关系军官与士兵之间的沟通障碍，现代化军事技能在中国乡村的无用武之地。
在「黄河青山」里，黄仁宇如是写到：「中国军队的创造，可以说比时代早一步。军队和社会缺乏联系，就像异物漂浮其上。」他在回忆录中如此认定他的缅甸战场生涯，绝非不愉快经验，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八篇文章在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报纸「大公报」上刊载，仅仅对密支那战役的一万五千字战场通讯，就让他得到了作为上尉五个月的薪水。
作为一个在枪林弹雨找寻自己未来生活的青年军官，黄仁宇对战场有着独特的观察与思考。
「部队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士兵每人只有棉布军装一套，每次濯洗军装后，全体人员只能在河里洗大澡，直到树枝上的衣服晒干。各种伤病更是家常便饭。」
「事实上，每天都有人被炸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但战争的不理性并无法说服人，战争让战士过着累人的操练生活，却也带领他们进入生命中稍纵即逝的重重机会和神秘中。」
当黄仁宇见到一位被击毙的日军军官尸体被弃于孟拱河谷，他写作的神来之笔也跃然于纸上。
「不需要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生，脱下了黑色的学生装，换上了卡其军装，…………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已经烧毁的卡基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
「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4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每当读到这段文字之时，悲情与伤感不免涌上心头。无论战争的正义与否，人们被迫卷入其中，以致于失去生命，却无可奈何，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够顺顺利利度过一天。在叙述自己中枪的文字中，黄仁宇也展示出了不同一般的冷静与细致。
「好像谁在我们后面放爆竹，我已经被推到在地上了，三八式的步枪弹击中我右边大腿。我爬到一撮芦苇下面，裤子上的血突涌出来。当时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一点也不痛，但是感觉得伤口有一道灼热，而且渐渐麻木。」
而与此相对的，几乎就在同时，未来与黄仁宇同为美籍华人历史学家的何炳棣，则有着不一样人生。从军并非当时青年学生的主流选择。比黄仁宇年长两岁的何炳棣，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目标——通过考试，得到庚子赔款赴美的名额。
何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两度参加庚款留美考试，于1944年得偿所愿，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在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1940年代最大篇幅的回忆，是他如何准备庚款考试的过程。在那段岁月中，他认为个人生命史中最不堪回首，最失败的篇章，是1942年离开昆明，至沦陷区安葬父亲与接济母妹。但这与黄仁宇在战场上随时会失去生命的生活相比，倒是显得有些小儿科了。
也许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失败总不会如影随形跟着人一辈子。不知道黄仁宇是不是也这么想？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以军人身份得以见证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与结束，见证了他的校长蒋介石达到政治生涯中的最高峰，也近距离观察如冈村宁次这样的历史人物和普通日军士兵，也达到了他军人生涯的最高峰。他说，「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颠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可是，这样的日子是短暂的，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塌，身为国民党军官的他，也不得不远走他乡，辗转日本，再至美国，以大龄学生的身份，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可是，重新开始就一定顺利吗？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硕士博士的他，最终选择了历史这个终身从事的职业。可是，半路出家所遭受的质疑，始终是黄仁宇的一块心病。
黄仁宇是聪明的，他的文章常常提及费正清、李约瑟、崔瑞德等人，显示出他善于利用中国人熟悉的关系达到目的。这些史学名家对他的帮助不小，但面对他对历史大跨度时间的解释与诠释，史学界始终没有给予专业性的肯定与回应，这让黄仁宇感到气馁。他最引以为自豪的书稿「中国并不神秘」想要出版，却屡屡碰壁，「万历十五年」在中国热卖的同时，花甲之年的黄仁宇却因为课时的不足与诸多复杂的原因，被解除了教职，遭遇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大失败，积攒已久的怨恨在回忆录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侮辱，也是羞耻…………在大众面前，我没有能力保护内人和孩子。」
像黄仁宇这样如此强调失败的人生记载，怕是很难在别的地方看到。多数人愿意去回忆人生中美好成功的时刻，而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人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巧妙的方式，要么对失败避而不谈，要么美化它。为何黄仁宇要将一切失败记录下来，将自己打上Loser的标签？
也许，被解除教职的黄仁宇，需要用写作来倾泻自己的情绪。而更重要的是，黄在用自己的失败，解释他所认可的历史观。他曾说过，「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
黄仁宇颠沛流离的生活，实际是近代中国遭遇衰落，进而挫折连连的个体表现。但如何从个人的经验中去总结历史，以更加恰当的方式解释历史？个人的生命再长，经历再丰富，也仅仅是历史的细屑而已。只有当历史的坐标被放大到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中，个人才有可能接受失败多于成功的命运，看清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的模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失败」同行，也并非坏事。
注：文中加粗字引自黄仁宇「黄河青山」、「缅北之战」、「万历十五年」等书
今日思考：
你看过黄仁宇的书吗，最喜欢的是哪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