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国家政策到底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有着怎样的影响？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认知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漫长的帝制以及强调尊卑和礼教儒家共同作用下，政策往往可以很迅速地渗透到帝国的最末端。国家，或者说是皇权，包揽了一切事务，以便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
但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到底有没有被帝国的官员忠贞不渝地执行，治下的民众对政策的看法又究竟为何？从我们的日常经验出发，眼前却又是另外一番场景。相较于幅员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政府官员的数量却极为有限，所以他们不得不依靠乡贤实现最末端的治理，因此，民众并不需要和官员、国家直接发生联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众不会与国家发生互动，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学者宋怡明在「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对明代军户的研究发现，很难用服从或者反抗来总结民众的行为。面对不可更改的军户身份，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寻找一条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对此，宋怡明总结出了「优化处境」 、「近水楼台」、「制度套利」、「诉诸先例」四种策略。他认为，这是一种被统治的艺术，复杂而精巧。
与宋怡明相同的是，我认为这些策略确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因为，在面对巨大的国家机器和毫无弹性的制度、政策时，如何趋利避害并更好生存下去，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但是，与宋怡明不同的是，他倾向于认为，当军户发现自己的身份有利可图时，便积极而主动想方设法谋取利益。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朱元璋规定：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国家需要多少兵丁，就设多少军户，只要你是军户，你的家族就有责任世世代代为朝廷提供兵源。显然，这种规定丝毫没有考虑过社会和人的变化，是在试图用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为帝国维持一支永久存在的军队。对于军户来说，他们的义务没有终止的一天。这种不可改变的命运，取决于逼迫他们必须寻找到最佳的办法，尽可能降低不确定性，才能让自己不被提供兵源的义务牵扯过多的精力。
所以，这是一种因为命运无法改变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宋怡明从军户的族谱等资料中分析发现，军户家族要么对承担充军义务的支系进行必要的补偿，要么则是通过有规律的计划，让家族旁支轮流承担义务，甚至提供报酬找人顶替。而对于官员们来说，只要军户能够按照需求提供参军之人，他们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这个人是否适合，又或者是不是军户家人，往往并不深究。
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宋怡明在此书中，将更多的笔墨投入到让读者如何去理解军户这些不得已的策略的动因。但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却想到，对于朱元璋这种死板僵化的制度设计，军户和官员们始终没有表现出反对或者彻底改变的意愿？相反，人们似乎更愿意从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中找到套利的空间和机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合理利用规则不同，朱元璋的制度实质上只是一个原则与方向，缺乏执行的标准和尺度，看似完美，却漏洞百出。因此，这种所谓的「制度」不仅起不到任何规范作用，反而会鼓励人们寻找漏洞或者与权力媾和，进而让制度变得形同虚设。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失去对规则的信任和尊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统治的艺术」充满了小聪明，却没有大智慧，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更是毫无积极意义。
当然，这并不能够否认宋怡明这本「被统治的艺术」学术著作的意义。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看完此书恐怕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书中所描述的对策对于稍有阅历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新鲜的事物，甚至可能觉得是一门小儿科的伎俩。但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宋怡明能够通过族谱、墓志铭、深度访谈等方式，将中国人的小聪明展示给西方读者，足见他对我们文化的理解已经入木三分。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宋怡明的分析与讲述之中，而更应该去思考：
我们何时才能抛弃可怜的小聪明，用大智慧和勇气对不合理的制度作出必要的调整，而不是被动或者主动适应它，顺从它，习惯它，甚至成为保守的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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