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推送时，对我来说，一年中最具理想情怀的日子，就这么悄没声儿的过去了。
这是个节日，11月8日，记者的节日，一个曾经也属于我的节日。
坚守在报社的同事们在朋友圈里自嘲着、戏谑着。我默默的看着，毕竟匆忙间就做了逃兵，为稻黍谋虽无可厚非，但终究不那么光彩，也有一丝遗憾。
我从手机中翻出那张四年前的一张报纸头版。那是我唯一一篇上了头版头条的稿子，虽然我本人觉得这篇稿子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头条也有点故事。政府牵头的活动，在锦江宾馆最大的宴会厅举办。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亲自站台，常务副省钟勉出席演讲，现场签约404亿。
（签约观礼的官员中，中立者为王保安、左手站立者为钟勉）
可是，谁曾想，王保安在统计局局长任上落马，钟勉几年来起起落落，仕途辗转云贵川。而大会上力推的PPP模式，早就陷入一片冷寂。四年间，物是人非，只剩山长水阔。
不过，我的稿子中，没有提及任何一位官员的名字和职务。作为一家都市报的记者，除了通稿要求之外，我们从不主动提及官员与职务。这个工作更多的是留给我们楼上的党报记者去做。
当然，这也让少数党报记者在见到我们时，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电梯间遇见，谈的都是政经要闻，我们则是菜米油盐，百姓生活。毕竟，他们与权力中心的距离，比我们近多了。而年年新闻奖评选，总是党媒得奖多，题材优先，想来多少有点不公平。
采访路上，报社的车队师父和我拉家常，就曾经说到，小伙子在这里锻炼几年，回头集团竞聘，还是要去党报，都市报不得行了。
可我始终觉得，既然当了记者，总还是要说点能说的。去了党报，如果只当个宣传员，着实没啥意思，可你想说点不一样的，恐怕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想来一阵胆寒和战栗。
外国人把这个叫做寒蝉效应，咱们俗称，寒蝉效应。
就像重庆教育考试院把自己的锅，轻轻松松甩给了记者。
足以证明活儿不好干，加之钱也不多，搁谁都动过要走的心。
前同事微信我说：
我们这一代记者到底是运气不好，虽然跳出来可以多挣点，但人生就这么陷落了。
我回复：
“到底”这个词，好心酸。
接下来，微信那头的他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而我坐着摇摇晃晃的公交，在手机上打开了一本书，柴静的《看见》。
没看正文，我只是看了目录。
几个章节名，让我眼眶突然有点湿润。
比如：《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我只是讨厌屈服》还有《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可我没有时间再看下去了，因为我到站了。
回忆就此结束，照片上这个白色短袖黑色背包的年轻人，有了另一种新的生活，是我必须去习惯和面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