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14：28分，8.0级。这一连串的数字，代表着巨大的灾难。

自然有时候就是这么残忍，用血淋淋的现实，展示着自己的力量。

力量往往会超越人类的经验，混乱成为了记忆的一部分，在人们的脑中扎下根，成为永恒。

一

十年前，我在天津，每周从滨海新区往返市区两次，完成论文，同时在即将入职的企业设计部实习，坐等毕业后入职。

我至今记得，5月12日那天，天津阳光很不错，滨海新区第五大街顶新集团的生产车间就在公司对面，阵阵方便面调料包的浓郁香味，让我泛起浓浓的睡意。

猛然间，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昏昏欲睡的我，在贵州的父母，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不约而同打电话给我，询问着我的情况。

我疑惑地在谷歌上敲下地震，作为关键词搜索，映入眼帘的就是消息，清晰而简单——“四川汶川，发生地震。”

接下来，信息就渐渐清楚了许多。新闻频道开始24小时不间断播出震区的各种消息，QQ群上传递着各种关于四川、关于汶川的消息。身处四川的朋友，自发进入震区当志愿者，让人最感到揪心的，大概就是每天不断上升的伤亡人数和处处断壁残垣的新闻画面。

那一段日子，在灾区做志愿者的朋友小M，间或会在QQ上发来令人悲痛欲绝的照片，告诉我们震区的交通、物资情况，也会讲述自己的无奈和痛苦。

“我们有时候就只是在那里看着，军队在救人，大家都知道下面有人，可是救不出来。”

每当他发来这样的信息时，我看不下去，把手机扔在屋里，却又无法入睡。一个人在滨海新区三大街上走来走去，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直到夜深，双腿酸软。

小M的煎熬，在他进入灾区的一周以后，有所缓解。救援的黄金时间已经结束，志愿者逐步撤离灾区，小M也从都江堰撤离，回到了成都。

从那时起，小M再也没有向我提起过灾区的现场，我也没有追问过。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

二

2013年，我到成都一家小报实习。当年夏天，都江堰发生山体滑坡，政法口的老师派我去采访都江堰司法局。

我一个人在司法局的一楼的接待大厅坐着，等司法局安排的车送我去事故现场。大厅的法警问我，你是记者，我点点头。

法警说，从汶川地震开始，四川就没有平静过，他眼睛里仿佛闪过一丝异样的光彩，开始回忆5月12日当天的情景。

“那天，都江堰闷热得不行，我中午在单位吃了饭，按道理会在单位睡个午觉。但是鬼使神差，我决定回一趟家，把穿的衬衣洗了，准备换一件。”

“刚刚把衣服洗完，地面就开始使劲摇晃。接着我就看到门框变形，砖石哗哗往下掉。我家在二楼，我赶紧往门外冲，冲出去下了几个台阶，就被压住了。”

“我运气好，住的是老房子，我被碎石埋得浅，睁眼还能看到外面的阳光，我朝着光亮处往前奔，从石头堆爬出来往回一看，楼全塌完了。”

这是一个从废墟里捡回一条命的人，给我讲述的回忆。

地震对四川人的影响，远不止此。

2014年夏天，报社搞汽车行业策划，派我去上海出差，我联系了新闻晨报的行业记者，请她帮忙联系采访。

她比我大几岁，本就是四川人，对家乡媒体的我很是热情，开车带着我满上海溜达。采访第二天，车开在延安路高架上的时候，聊起该不该买车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地说，想买就买，别犹豫。

“地震以后，我爸妈立刻就买了一辆车，开着到处玩，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拿着退休金只知道存起来不花。”

“人永远不知道自己那天会死去，为什么还要纠结于这些没用的物质，过的自在岂不是更好。”

后来，她离开了新闻晨报，去了互联网公司，最近消息，是她加入的创业企业，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投资。朋友圈里的她，往返于北京、青岛和上海，充实而自信。

三

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新闻系毕业后会去哪里当记者。大概只是运气好而已，2014年1月，我拿到了华西都市报的offer，尽管后来同事告诉我，要我的理由，仅仅因为我是一个男的。

刚进报社的第一天，我的第一个任务，只是坐在部门的一张空桌子边，看员工手册。说是手册，其实有一半的内容，都是老记者们写的采访心得体会。地震的经历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可惜，在员工手册上撰写采访心得的老记者，在我进入报社的这一年，大多都已经离开了华西都市报。

有人升职，去了集团子报当副总、总编，有人去了四川日报，告别了都市报的短平快，做起了大稿子。

说起来，2014年已经是传统媒体颓势尽显的时刻了。记得有一次采访，摄影部的同事坐在车里问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才会去学新闻并且来当记者。

我一时语塞，因为我是抛弃了自己的工科专业，毅然决然念了新闻系，如果这样还不当记者，情何以堪？他见我没反应，用地道的成都话和我说，你晓不晓得，报社都要垮了？

我摇摇头，只想着这次采访能不能顺利完成，把稿子写了，拿个独家，挣到稿分，万事大吉。

2014年，互联网如同疾风一般，席卷着整个世界。我看着报社的领导着急忙慌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鲜的名词，鼓励着我们拥抱互联网，拥抱新时代。

于是，身边的同事渐渐走了，去互联网公司做公关、去投资公司当老总，又或者自己单干，搞起了新媒体传播。而我，偷懒去了事业单位，找了一个铁饭碗，当了新闻的逃兵。

总之，记者们日渐凋零。直到今年3月的某一天，尚在报社的同事传来一张内网图片，几个与我同期的记者，赫然成为了首席记者。

而就在上周，刚刚进入报社没多久的学妹，接了我过去的口线，邀请我参加华西都市报封面传媒的活动。现场见到了好几个过去的报社同事。有人揶揄我说，看看，多坚持两年，没准你也是首席。

我只能苦笑一下，望向邀请我参加活动的学妹，我想道：“我是不可能了，指望更年轻的她，怕是还要来的更现实一些吧？”

可是，2018年终究不是2008年，技术的进步和环境的改变，让新闻生存的无比艰难，年轻记者们到底能不能够拥有十年前记者们的自豪和成就感？我心存疑虑，甚至悲观满怀。

这几日，关于地震十年的纪念基调已经早早被定下。媒体和我们，可能都不会有足够的空间去深刻回顾十年前的残忍经历。

每当此时，我总会想起刚进报社时，恰逢报纸改版，改版社论的结尾如是写到：

今天，华西都市报再次改版，“一朝一会”间，我们想让岁月的印记变得更加清晰，让思想的光芒永远为您绽放。在每一个24小时的发行周期里，我们还是当初那些热血青年，只想用心守护一座城市，守护这个城市百姓的生活，守护一个风情万种的年代。天地为局，人做棋；岁月为界，心做帅。最后能赢了岁月的，无非那碗“芙蓉鸡汤”。

时间已经过去了，我才猛然发现，没有谁能够赢得了岁月，即便从事新闻的我们有着如此强烈的信念要挽留时间，守候真相。

与真实的告别，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而彼此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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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出小黑屋的第一篇，仓促成稿，尽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