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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在传播学刚刚引入中国的最初几年，电影就被研究者们定义成了一种大众传播媒介。而电影对整个社会和人们所产生的效果，在30年前的一篇名为《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文章中，有着深刻探讨。

而其中一个例子，让我笃定，这篇30年前的论文，依旧有着它深刻的学术价值和人文价值。

“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Sukarno)对好莱坞的制片商表示抗议。他说,他们是政治上的激进派和革命派,正是他们大大加紧了东方的政治变革,因为从好莱坞的影片中,东方人看到了所有的“普通人”(ordinary PeoPle)都有小汽车、电炉和冰箱。于是,东方人认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人生权给剥夺了。”

我并没有详细追寻苏加诺抗议的背景，但从这段话中，一些我们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合理的解释。

二

本该在这周末在北京纪念影展上播映的《霸王别姬》，下线了。

消息在微博发酵，但我不敢轻信。微信问了在北影念博士的硕士同学曼迪虎，得到了她的证实。

“我定了周六晚的场次，取消了。主办方专门发了短信，又打了电话过来，说是拷贝坏了。”

“据说，理由就是不让播放LGTB电影。”

曼迪虎如是回复我。

虽然，我一直对LGBT这种题材颇不感冒。当年看断背山时，两位小鲜肉忘情拥吻时，直男思维下的我还是感到了一丝不适。

可是，不适归不适，这是别人的生活与选择，我有什么权力去评价和干涉呢？

一瞬间，我有点搞不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了。毕竟，25、6年前，陈凯歌对永远的哥哥leslie说，现在是1992年了，人们不会再对同性恋电影有多大看法。

一种感觉突然弥漫心间——二十多年过去了，这艺术人生的日子，怎么有点越活越回去的意思了呢？女司机的倒车，一脚油门下去，车屁股撞得稀烂是没跑了。

三

《霸王别姬》在我看来，是陈凯歌的高峰，他最后的辉煌。

2018年的今天，市场上已经看不见这种横跨三个时代，用个体命运去折射时代变迁的电影了。

我不喜欢《霸王别姬》的前半段，因为糟透了的旧时代是有目共睹的，兵荒马乱，颠沛流离，戏子能做的，也就只有成个角儿而已。

可是，到了电影的后半段，我们依旧看到的是丑恶的一面，甚至是人性中最恶一面。

穿着戏服的虞姬，画着脸谱的霸王，都得跪在武装带、绿军装和写满毛笔字的白色纸前面，检举、揭发、谩骂，让人不忍直视。

四

电影里，我不喜欢段小楼，也不喜欢程蝶衣，也不喜欢菊仙儿，你们猜猜我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的，是英达演的戏院老板那坤。

那坤能察言观色、也能审时度势，通晓人情世故，懂得委曲求全，他唯一的诉求，就是保住他的戏园子。

那坤是很多聪明人的缩影，看透不说破，一切的妥协退让，都是为了生存。当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时，他仍然能转变自己的角色，说出这戏中最精彩的台词。

循着那坤的思路，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当个聪明人？

毕竟，这个时代，是个新时代。

以后遇到下面这样的文艺作品，你们说，是不是要尽力支持一个呢？

你问我资瓷不资瓷，我是资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