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热搜其实不是一个娱乐话题，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不是学法律的，但自信还是已经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意识。好几年前，有过法考的冲动，弄了一堆教材和录音，学东西都是先学理论嘛，所以稀里糊涂打开了法理学的文件夹，听了几节课。听了什么东西几乎已经都忘掉了，唯一记住的，就是「恶法是不是法」的讨论。

我是倾向于「恶法是法」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废除一个恶法或者规则必须通过制度的途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断绝恶法（坏规则）死灰复燃的可能。生杀予夺存于一心或一语，爽是很爽，要是拿来实现正义，很快很直接，疗效立竿见影。但更多的情况是，邪恶假正义之名，站在道德高地，做很多超出人类想象的坏事。

恶法（坏规则）要不要遵守？在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恶的时候，它当然会被遵守，被执行，用来调整人的行为。只是，当人们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对劲的时候，可能就要想一下如何才能废止恶法（坏规则），建立良法（好规则）。但我不太同意一种情况，那就是恶法也没有了一致性。在受到一些超出预料的压力时，恶法就突然宣称自己不管用，不作数了。双标的坏处，在于让恶法都成了一个笑话，那良法还有人信吗？我觉得是不可能了。

有人觉得，不违规更不处罚，体现了一种开明和包容。这就有点天真了。最可能的原因是，不是不想处罚，而是面对一些社会情绪，有点不太敢处罚。不是好人没犯错，所以不该被冤枉，而是目前这个好人声势有点大，暂时别去冤枉，主动找一个理由解释一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实，我宁愿他们自信一点，勇敢一点，该处罚就处罚，这规矩是自己定的，自己也得遵守，不是吗？所以，不如定义为的确违规了，但逝者为大，缅怀悼念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下不为例。

这个观点可能会被很多没有仔细阅读并理解的人误解。但你我要明白，法的重要性不光在于执行，还在于恒定。如果法都不恒定，可以任意自由裁量的话，人们就很难有稳定的预期。半首歌到底是旋律的一半还是歌词的一半？如果比一半多了一句，是不是也可以呢？本不应该报备审批的事情，却因为需要报备审批，所以今天大家才不得不开启这种无厘头的讨论。其实，毫无必要，都是这吊诡现实逼的，逼的你我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活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聪明。

今日讨论：

多唱一首歌，能有多大的坏影响呢？

低保能不能进行高消费？江西当地的规定做了限制，这让人们有了一个极为硬气的理由，对女孩的行为进行批评甚至讨伐，正义到了极致。

持这类观点不能说是错，但缺乏人情。匮乏的群体有没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似乎不该成为一个问题。灰姑娘也得到了赠送的水晶鞋， 能够和王子共舞。

几个疑问应该存在于议论的人们心中：女孩违规，全家遭殃，算不算是一种连坐？大数据监管低保是不是大材小用，用去封堵贪腐行为，监督公职人员是不是效用更好，性价比更高？我们一直试图想要解决的，是人甘于匮乏、懒惰或者依赖。匮乏是一种状态，它不会降低人的欲望和需求。如果匮乏了，拿低保了，穷了，就不能有欲望，恐怕反而是劝人甘于匮乏。穷忍着，富耐着，于是社会就凝固了，就板结了，就不再流动了。

人们不是常常鼓励别人勇敢追梦吗？如果女孩此时此刻的梦就是现场看一下自己的爱豆，这个梦的错误有没有这么大，需要你一言我一语，反复强调，她就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为了自己，不顾一切。翻译一下，这些批评其实是告诉这个女孩，你不配追梦。

私欲不应该成为一种罪过。所以，我倒是想了解下女孩到香港消费了什么，节约了没有，量入为出了没有，这恐怕比一句「任性赴港追星」更能展示出一个人会不会对未来负责任。负责任这件事情，是自己的事情，社区网格员不能帮我们负责任，哪一个部门也不能帮我们负责任，他们有他们要负的责任，有他们要甩的锅。他们忠实执行着看起来可能是缜密到天衣无缝的规则，可谁真的知道有些个规则到底是不是科学的，到底是不是以人为本的呢？

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情了。贫困的学生能不能用苹果手机，早就引起了无数的争议。我们总试图教不如自己的人怎么花钱，怎么投资，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别人怎么花钱其实是一种自由，相反，我们交的税和费，有没有量入为出花在刀刃上，值得更多的关注和追问。低保户不能高消费，意味着低保户的待遇和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俗称的老赖一样，如此看来低保似乎更像是一种惩罚，而不是一种帮扶。

舆论这一次当然可以旗帜鲜明支持取消女孩和她全家的低保，因为这钱也是来自纳税人。同理，当下一次再发现有坏人贪墨了上亿甚至更多的公帑时，千万别轻轻放过，要比对女孩和她全家更愤怒，更大声，这才叫做真勇敢，而不是日常的假正义。

今日讨论：

低保女孩能不能赴港追星，你觉得呢？

——里尔克《秋日》

一个问题总是时不时在我脑中浮现——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如过去三百年那样，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无数新的东西告诉世人，未来一定比现在更好。这世界大概有99%的人都相信，暂时的痛苦将被时间和创新所消弭，一切边界都将不断被拓展，一切领域都将被征服，被探索，被知悉。

时至今日，应该有一小部分人意识到了，世界的发展不再如大多数人预期一般，科技的进步，财富的积累，并没有扭转人类面对的困境，明明很努力，却总是事与愿违，越努力，越沉沦，遭到的惩罚反而越重。努力学习，却无法获得更高的分数，努力工作或者投资，却未必能收获更大的财富。这意味着，这个现在看起来还凑合的世界，一定有什么地方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了。

青年学者巫怀宇今年出版的新书「世界历史的长弧之末」，从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角度，回答为什么越努力越失败的问题，也预测了我们将要面对的世界，究竟会以一个怎样的面貌呈现在人类的面前。

何谓「世界历史的长弧之末」？如果将人类历史看作一条向上弯曲弧线，随着时间的不断退役，这条弧线就越趋近于平缓。长弧之末就是下坠的末梢。书中认为，技术上的「低垂的果实」已经几乎被人类所摘得，人类历史的高速增长期正在趋向结束，但高速增长的结束不意味着衰退的到来，人类将会进入一个极其漫长的停滞时期，「大停滞的时间高原可能远比迄今的人类文明史更漫长，我们正处在历史后半段的开端。」

巫怀宇说，这本书的主要辩论对手，是那些拒不承认大停滞终将到来、大降速已经到来的过度乐观者。他提醒人们，这一的趋势的到来，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当停滞来临时，不会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换句话说，当人们意识到的停滞或者衰退来临的时候，早已身处其中而不可自拔了。

的确，环顾我们各自的身边，相信世界永远向上的人仍然占据绝大多数。过去两百年，人类社会的历史让这些乐观者确信，现时遭遇的困境只是经济周期中下行阶段的必然，只要坚持的足够久，就一定能够重新回到上升轨道。但巫怀宇不同意这种乐观，他的观察符合绝大多数人的体感——「在缺乏进步空间的时代，竞争对手之间沉溺于“比烂”，世人惊呼“活到最后就是胜利”，所谓的成功”全靠同行衬托“。」

这一现象也说明，人类避免痛苦的最廉价手段乃是「自欺欺人」，因为承认增长的结束和停滞的终将到来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为了掩盖降速的事实，人类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维持增长，譬如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科技研发。现在的科技创新经费屡创新高，已经是个人所无法负担的，必须形成组织，甚至依赖国家的力量。

可惜的是，技术革新的难度持续上升，每一个进步都有无数的细节需要考虑，同时消耗海量的成本，但这些进步未必带来人们幸福的指数级上升。巫怀宇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道，现如今的芯片运算速度相较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玩电脑的人却未必比30年前玩电脑的人更开心。有人可能会以为，人工智能技术能避免大停滞的到来。但人工智能只是取代人力的技术，而不是增强人力的技术，它降低了企业的雇工成本，却未能提升全社会生产率，甚至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工智能不是拯救人类的灵药。

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但有人要么想回到过去，要么想留住现在，痛苦也因此不可避免。高速增长的惯性让人鄙视懒惰，可一旦步入降速时代，就无法为勤奋支付更多的激励，就只能惩罚懒惰，法律和道德就会热衷于惩罚，变得越来越严苛。「明天会更好」的希望会转变为「明天必须更好」的命令，维持积极的心态会被视作一种责任和义务，消极是不可饶恕的。也正因为如此，持这种信念的乐观者，终会被想象与现实的差距制造出的绝望吞噬。正确的做法是，采取守势，优先保护在高速发展时期赢得的既有成果，病越急，就越不能乱投医。

尽管任何人都无法预知停滞时代将会在哪一个时间点到来，但理解这一趋势并做好心理上的准备极为必要。进步的放缓不是一种病，而是衰老。如果无法理解这一趋势，人类对「未来不确定」的担忧或者希望，就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因为大停滞的到来，转为「未来无新事」的恐惧和沉闷。

在本书的前言，巫怀宇写道：「当我们理解了构成某种趋势的诸原理，也就看清了它的力量的边界，让好事不至于过犹不及，让坏事不至于牵连过度。即便无法扭转发展渐缓的大势，至少能以知天命的态度泰然处之，因为清醒虽也有痛苦，但总小于身在其中却不知缘故的无明痛苦。」

而在结尾，他再一次强调认清趋势，在人类心智的地图上分辨出守不住的平原和守得住的关隘，在泥沙俱下的洪流中找到坚强的支点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某种令人悲观的历史大势、唯一的出路是将生活建基在比大势更长久的力量上。再大的势也仍然只是势。而不是道。」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一个比大势更长久的力量，那么我推荐你可以看看巫怀宇的这本小书，300页，13万字，也许能让你不太费劲看清未来，找到应对之法。

今日讨论：

面对可能停滞的未来，你打算怎么办？

刘翔将问题抛到微博上，让公众来讨论这个选择对于自己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恰当？前奥运冠军的影响力在这一刻具象化，是体育局最不想看到的情况，没有之一。

双方是如何沟通这件事情的，外人自然无从得知，但双方有达成共识。从时间线上来看，应该是沟通结束没多久，刘翔就发出了第一条微博，体育局回应后，又发出了第二条微博，语气比第一条更戏谑，两条微博，谁看都能get到刘翔的心里有气，不爽溢于言表。

刘翔的微博，大概击破了人们对于功勋运动员的想象。至少，对于公众来说，取得如此成就的刘翔，应该有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打破世界纪录的12秒88，至少可以让他有尊严有选择过完这一生。但现实看来不是这样，即便是刘翔这样的一流运动员，也必须体制内外的去留做选择。体制不养闲人，前者如邓亚萍，后者如王励勤，干的如何且不论，但有一分光，就要发一分热，如刘翔这般闲云野鹤的自由人，引来争议和臧否只是时间问题。

从刘翔的微博来看，他既不想买断工龄，自由却如浮萍，但也不想成为教练，背上培养下一个刘翔的KPI。他自己可能很难对抗体制的力量，那就肯定要从舆论找到声援的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变成公众的议题，至少能降低暗箱操作的可能，给对方多一点牵制。

根据刘翔的说法，广告代言收入并非自己独得，该分的都分了。商业价值最大的时候，没有断舍离，反倒是现在，人到中年，突然要做个了断，打完了斋不要和尚，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刘翔有没有第三条路，即留在体制内当自由人可以走。时光倒退二十年，或许还有可能，但时至今日，在体制内当一个自由人的空间越来越小，耀眼成绩却没有带来长期可持续的收益。上海不止一个奥运冠军，凭什么刘翔可以闲云野鹤，而我不可以？体育局可能也面临这样的难处，平衡各方利益不成，叫刘翔做个选择是一个值得试试的下下策。

刘翔是不是自由人，至少目前不是。从走上体育这条路开始，他就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体育产业和国家。不清楚刘翔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此地所有的运动员都这样，几乎没有例外。运动员需要持续的曝光和话题，以维持自己的商业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运动员与明星无异，唯一的区别是，成绩仍然是决定价值的最重要因素。成绩当然需要个人努力，但组织的安排至关重要。一场比赛，谁上谁不上，谁让谁不让，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历史的进程也不得不考虑。

刘翔能不能成为自由人？当然是可以的。但前提是，他必须拥有可以叫板的力量或者足够的智慧。资源如吴柳芳，一个不小心积累到了足够多的同情她的粉丝数量，走出了一条体操运动员转型的新路。聪明如青蛙公主，游走太平洋两边，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满意，会不会参加第三次冬奥尚不可知，但参加时尚奢侈品活动是一个没少，往什么方向发展其实早已一目了然了。预则立，不预则废，运动员的转型不能到了退役那天才开始思考，现在被迫考虑这个问题的刘翔，时间上是太晚了些。

回到刘翔的困惑或者不忿上来。如果当初约定好了，分掉广告收入就能当一辈子闲云野鹤，现在反悔，要个说法也正常。可时过境迁，领导换了几茬，很难说新人会不会管旧事，买断还是当教练，对方必然手握依据，公平不公平且不论，刘翔得有这个思想预期，多推演几步，才能走好下一步的棋，以免措手不及，没有后招。若能battle成功，对后来者是一种鼓励和示范，人中龙凤尚且如此，我等鱼目又岂能一生顺遂，自己的权益要自己去争取，等靠要是换不来的。

刘翔的故事其实和过去的故事没有差别，它都是在告诉世人，共富贵容易，共患难不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无论是刘翔还是我们，都要将生活的根基建立在比趋势更重要的力量之上，好事才不会过犹不及，坏事也不会牵连过度，才能真正自由，不被束缚与桎梏。

今日讨论

如果你是刘翔，你会买断还是该回去当教练？

这则新闻不长，含记者手记也不足2000字。从结构来看，除导语外，分做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基本新闻事实，主要叙述酒店和游客矛盾的起因，第二部分则聚焦于150元住宿费，通过游客的直接引语，展示其所遭遇的不公待遇。第三部分及第四部分，分别采用了监管部门和酒店方的信息，以此试图对报道进行平衡，最后一部分，则是记者手记，可视为一种较为短小的新闻评论，主要用于表达观点和立场。

从新闻不难判断出，记者没有到达当地进行采访，新闻线索源自游客的投诉。基于这个投诉，记者通过电话对酒店和监管部门进行了采访，并还原出了与游客投诉几乎一致的内容，进而形成了一篇结构完整的报道。这类旅游投诉类新闻，在旅游旺季一般都会得到关注，获得相应的流量。

没有到达现场，通过电话或者社交媒体采访，是目前各媒体，尤其是市场媒体惯常的操作手法——「监控社交媒体的热搜和线索，迅速掌握基本事实，即刻推出稿件，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获取流量。」

这种操作，在处理一般性稿件的时候，有其优势，可劣势也极为明显。记者没有身临现场，无法对电话采访中的信息进行必要的核实，表面上看，稿件实现了平衡报道，但记者很难获得除当事人之外的第三者信息，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自然无法被新闻现场的观察和补充采访矫正，一旦关键细节缺失，新闻所呈现的事实就不可避免会被可能随时而来的新信息证伪。

重庆晨报这则稿件刊发后，有新的信息显示，150元费用并非单纯针对车内过夜人员收取，而与同行十余人在酒店院内停车、使用厨具、电饭锅以及清洗衣物等情况有关。记者没有掌握到这个细节，以至于新闻所反映的事实与真实出现了严重的背离。这种错误，堪称「新闻的斩杀线」，一旦造成舆情，记者、编辑和刊发媒体将极为被动，百口莫辩，听任踩踏。

出现这种情况，自然是拜现在的媒体环境所赐。一方面，现在的新闻早已放弃了新闻价值五要素，仅以流量进行价值判断。有流量就冲，没流量就滚。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媒体已经无力对新闻事实做严谨的核实和交叉验证。一些新闻从业者天真地认为，只要报刊还在有机地运动着，事实就一定会被完整揭示。那些片面有偏差的新闻，会被同样掌握「报刊有机运动」这一理论的受众（现如今能有几个受众知道这个概念？）看作新闻真实的呈现是一个动态认知过程的必然而被谅解。而另一些更年轻的从业者，从未听说过核查一词，流量就是他们的指挥棒，他们不是来干新闻，只是来挣工分的。

先说流量的问题，因为比较简单。流量焦虑之下，验证新闻的真实与否，是一件极为费时费力的工作，很有可能让媒体错过转瞬即逝的热点，丧失获取流量的最佳时机。一个小提醒是，线索和流量往往是社交媒体投机构媒体所好投喂的，机构媒体被耍的团团转却不自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怜可笑更可气，新闻沦为了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玩意儿。

再说事实核查，它是新闻能不能经得住检验关键中的关键。新闻的起点是「怀疑」，绝不能是「相信」。记者必须通过采访与观察，推翻预设，或者验证预设，而新闻客观不是让记者假装理中客，有闻必录，而是要求记者调查的假设与检验过程得经得起公众的质疑。这里插一句，记者和机构媒体要明白，公众不是大众，更不是网友，是能与媒体正常互动的那一类人。面对流量的诱惑，忘了核查或者懒得核查，记者和机构媒体被人利用事小，砸招牌吃亏事大，重庆晨报此次滑铁卢是一例，再往前，还未定论的甲酰胺纸尿裤事件大概率也是如此。

比较有意思的，重庆晨报的这则报道，配发了记者手记。作为一种最简单的新闻评论形式，手记其实并不难写，多数是记者采访过程中的所思所感而已。但关键是，为这篇评论奠基的新闻是否能够经得住推敲。新闻事实反转尚可用「报刊有机运动」来搪塞，但评论的观点如果出现错误，再想辩解就极为困难。一锤定音的评论有是有，却极少。重庆晨报的采编团队没有设想这个最坏的情形，对如今的舆论场和舆情估计不足，轻敌了。

说新闻有斩杀线，其实是一种为了吸引人阅读的伎俩。回归到新闻这个行当，记者和机构媒体必须明白，通过事实核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保护自己的不二法门。别听信那些为了获得流量而轻易许下的承诺和保证，再大的流量得到的收益，都敌不过虚假对新闻的伤害。

做真实的新闻比获得虚妄的流量，更能让记者和机构媒体安心。这话可能不会有什么人信。只是，那些获得了流量的那些记者和媒体，扪心自问一下，每天的日常到底惴惴不安，惊慌不已，还是有「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自信？答案我知道，你们也知道，而且肯定一样。

今日讨论

你是如何看待新闻越来越追逐流量的？

在此之前，舆论讨论的重点，多在王虹的成功与北大有无关系，以及教育和筛选人才的机制是否失灵等问题上。讨论热烈，但始终还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事，日复一日的挫败和不甘是主旋律，讨论越多，就越别扭，越尴尬，越丢脸。不谙国情的丘成桐通过媒体邀请获奖的王邓二人回国工作，也被群嘲，可以视为这种情绪的公开表达。

在这种情绪的笼罩下，「王的猜想」一文于王虹获奖的第三天，即25日登载于广西日报头版头条。作为王虹家乡的最高级媒体，这样的版面语言足见其重视的程度。从新闻业务上来说，标题有特稿的气质，「王」既有姓氏的意思，有暗含桂冠王者之翼，一语双关，与「猜想」放在一起，是不多见的好标题。

但是，除了标题之外，文本的主体内容则乏善可陈。看得出来，文本的开头在以一种尽可能新媒体化的风格讲述故事，有非虚构写作的痕迹，以细节烘托气氛，试图降低主题宣传的门槛与生硬。只不过，在进入第一个小标题之后，遣词造句的精心打磨背后，一个最大的硬伤仍然不可回避——采访只获得了外围信息，未能突破核心，抵达新闻的最深处。

不知道有多少人通读过全文。文中透露了一个细节，记者并未采访到王虹的父母或者了解情况的至亲，细节多来自于她的老师。但一个人的回忆显然是无法撑起特稿写作所需的信息量，于是，记者进行了外围采访，当地基层干部，王虹的同学等都提供了一些简单的细节。但特稿的写作手法，使得这些信息无法被分辨，哪些是记者采访所得，哪些是已有资料的综合。一些直接引语的使用，到底是不是采访到了当事人，就当下的媒体环境来说，必须打一个问号，存疑比不存疑好。全文到了后半段，记者采集到的信息已经接近枯竭，为了撑起篇幅，最后一个小标「成名之后」的内容，有注水的嫌疑，当然，这是个人判断，不喜勿喷。

综上，无论从信息量，结构的设计，还是篇幅上，「王的猜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篇媒体佳作。与类似的上乘之作，当属2013年解放日报针对复旦大学投毒案的特稿「复旦投毒案，一桶混沌的纯净水」，记者采访到了受害者黄洋的室友，这是这场投毒案的亲历者和目击者，甚至可以说是解开中毒谜团的关键人物，堪称2010年以来特稿的顶级佳作。

因此，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王的猜想」配不上「南宁纸贵」的赞誉。社交媒体上热炒的代购，其实还暴露了传统媒体的另一种不堪——新闻市场早已经被去中介化，强势的流量平台扼住了机构媒体的咽喉。作为把关人的媒体，虽然仍然在进行信息筛选，加工，但却丧失了分发的能力。25日的稿件，直到28号29号社交媒体热潮才进入公众的视野，机构媒体生产信息产品无法被公众随时随地购买到，反而需要加价求购。此等咄咄怪事，源于这十余年来的自毁长城，自废武功，到了今天，积重难返，不以为耻，反以为喜，装傻还是真傻，冷暖自知，骗自己容易，骗别人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特稿常有，但菲尔兹奖不常有。流量不是科学，无法复现，无法重复，下一个流量爆款会不会青睐传统媒体，属于薛定谔的猫，不清楚，不知道，测不准，观测甚至会影响结果。得到流量的如履薄冰，没轮到流量的眼红嘴馋，但要是错以为「王的猜想」是救机构媒体于将倾的良药，更为大谬。承认不堪，承认流量的偶然，恐怕才是机构媒体展开自我救赎的必要条件。反之，沉沦就会更深，吞没机构媒体还不够，这沉沦足以吞没一切，让世间从此寂静，再无半点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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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日报的「王的猜想」一文，你觉得如何？

在我心目中，反映胡同生活的最好电视剧，大概就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没有之一。演张大民的梁冠华没有胡歌帅，演张大民的老婆朱媛媛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可这片子是真的好。张大民一家七八口，就挤在一个胡同里的两间房里头。电视机都得弄个架子吊在屋子一角的半空中，吃个饭夹个菜要侧着身，更别提床中间那一棵不能砍的树了。我要是胡同里长大的人，遇到这么个片子，说什么也得去支持一下。但是，「抓特务」有点像低配版的「无间道」，好人坏人观众都清楚，但这个好人特别轴，这个坏人又不那么坏，原著里是用警察和特务的故事，把几十年倒腾来倒腾去的那些事串起来，抓坏人这个事反而是其次了。当然，坏人是该抓，但怎么把日子过的好一点，对老百姓来说，可能是比抓坏人更重要的大事。

冯小刚和韩红大概是没想明白这个逻辑。要是把「抓特务」改成「抓贪官」，估摸着，不用路演，不用宣传，老百姓肯定给面儿，拿着钱支持这种大快人心的电影。当年的热剧「人民的名义」，没怎么重播过，但大家还是津津乐道，反复观看侯勇扮演的那个虚伪处长，农民的儿子哭的稀里哗啦，跟看警示教育片似的。

所以，冯小刚或者韩红，别觉得营销翻车了就很委屈。时代变了，人们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价值判断也就随之变了，再也不可能一招鲜，吃遍天了。何况，冯小刚把电影改成电视剧，谁知道内容里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一想到这些，不看可能是一种稳妥的选择。

这些变化，像冯小刚这样的人应该门儿清，但他又能如何呢？作为文艺的一种载体，电影要符合标准，才能公开售卖。但符合标准的东西，可能是被修饰的，是被简化的，是被忽略的。可人们在文艺作品中想看的，永远都是自己所遭遇的现实，而不是虚构出来的高大全，更不是嬉皮笑脸的插科打诨。

大家伙明白，被标准筛选过，就大概率离需求越来越远。钱在自己的口袋里，买不买票的决定权还是在自己手里。甭管主题多正，甭管主创公益做了多少，这次大家伙铁了心不给面儿，因为用主旋律做买卖，从来都不是他冯小刚的业务范围。如果是想用「抓特务」抓住主旋律，我当然能理解，但同时也不理解。这事陈凯歌可以，老谋子也可以，但他冯裤子不可以。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可这种回头可能意味着放弃了一些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些品质和品格。老百姓虽然不喜欢流氓和痞子，但肯定更讨厌那些利用朴素的正义挣钱，但屁股坐到人民群众对立面的墙头草。

这样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衰相会不会越来越明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答案正在逐渐趋同。「抓特务」里被抽离掉的东西，可能会在现实中苏醒。可惜的是，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走向不可收拾的田地。这段无分善恶，却注定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的特殊时间，你我共享，包括冯小刚，也包括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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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特务」翻车，你觉得是为什么？

按理说，六月是传统的新闻淡季，但依旧有不少值得观察和点评的热点新闻。从鹅腿阿姨，到今天的纸尿裤甲酰胺疑云，间或还有重庆小面和滴露广告等插曲，足见舆论场从来没有冷清过。不管是制造的热点，还是偶然产生的突发，流量裹挟了机构媒体和围观的民众。可当流量狂欢过后，失望笼罩着供职于机构媒体的新闻人，当然也笼罩着跟着起哄的民众，唯一胜利的，恐怕就是逐流量而生的那些「不明生物」了。

为什么失望会笼罩每一个人？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机构媒体已经无法为自己的受众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了。抛开大环境不说，媒体其实也难辞其咎。作为一个实践性极强的职业，媒体的优劣高度依赖于人，但过去十多年间，机构媒体经历了数次人力资源大出血，所谓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成就感」，早已被「倦怠感」吞噬。

更糟糕的是，一切唯流量论的指挥棒，产生了大批披着机构媒体的外衣，制造垃圾流量的「新」新闻人。他们没能赶上媒体的黄金时代，对市场化要么不了解，要么就鄙夷至极，既没有待遇，更没有身份的认同，对于新闻职业道德和伦理是如何调整新闻与社会的关系，全然没有了解的欲望。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理解新闻业和自身困境的真实原因，只将新闻理解为流量，殊不知真正的新闻，既不是流量，甚至不是所谓的真相，而是「对事实进行核查和揭露的过程」。

「新」新闻人不知道新闻的逻辑起点是怀疑，不知道客观性是不容置喙的金科玉律，自然更不会明白「对事实进行核查和揭露」的重要性。他们把自己对于流量的饥渴，包装成伪善和愚蠢，相信别有用心的采访对象编造出来的故事，即便故事不符合逻辑，甚至有违日常的经验。什么有流量，就默认什么是新闻。这类新闻屡屡翻车，挫伤的却是全体新闻业的尊严、体面和公信力。反复羞辱媒体的仇恨新演出，因为他们的愚蠢一再上演。说的刻薄一点，「新」新闻人连做一个宣传员鼓动员都不够格，登新闻之殿堂，辱没了整个新闻业。

当然，「新」新闻人是不太愿意放过新闻业的。即便新闻业早就从过去的第四权力变成了内容市场上不占技术和规模优势的一员，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在流量的鼓舞下，「新」新闻人的声量逐渐变大，越来越呱噪，让一些还在坚守的新闻业者抑郁，觉得对新闻的忠诚是一件不值得的事。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逃离这种螺旋下降的趋势，可还是有一点经验可供分享：面对包括但不限于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和视频号等自媒体指数级增长的流量攻势，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圆滑，可以世故，但绝不要成为追逐流量的「新」新闻人，任流量八面来风，自岿然不动，反之，就是自毁长城，世道会更艰难，灭顶之灾亦不远矣。

当然，总有一些声音会嘲讽道，如此不尽如人意的新闻，有何坚守坚持的必要，谁坚持谁傻逼，越坚持越傻逼。嘴长在别人身上，说什么是他的自由。只不过，那些不为流量所动，对现实和微小变化洞若观火的「旧」新闻人和那些没什么流量的新闻，恐怕还能够略微和现实对抗一下。嘲笑奚落新闻没有流量的「新」新闻人，病在腠理，尚可医；想用流量来重新定义新闻的「新」新闻人，病入骨髓，是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惟愿他们别拿新闻业当陪葬品，把光明带入永恒黑暗的坟墓。

今日讨论

整个新闻媒体都奠基在公共性之上，这句话你作何理解？

我之前的文章说过，「带有流量的事情未必具有公共性，尽管它可以在抖音、微博和小红书这样的平台获得极大的关注和流量，可要是将其称之为新闻，是对新闻最大的侮辱与矮化。一言以蔽之，流量天然不是新闻，但新闻天然有流量。」读得懂这句话，证明读过马克思。

平台捕捉到一些零星的意见，将其推荐给个别媒体，媒体因为流量而跟进，将一些意见设置成了议程，进而占据舆论优势地位。一个路径——社交平台编辑—媒体运营—热搜爆款—全体跟进——能够清晰看出媒体是如何陷入一场职业狂欢的，本该进行议程设置的专业机构被议程设置，小投入换来大收益，谁说舆论不能加杠杆的？这不就加上去了吗？

社交媒体之所以如此主动谄媚机构媒体，其实是觊觎机构媒体将平台话题转化为「社会新闻」的权力。机构媒体要是这一点都看不明白，被社交媒体牵着鼻子走，不翻车就是万幸，翻车是迟早。

一个人是好是坏，是无辜还是有罪，本来通过事实判断就可以解决的。有些事根本不用司法和纪检介入，只要有心，简单问问新闻当事人身边的群众，此人平时究竟是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还是夙兴夜寐一心为公？金耳环是自己挣的，还是巧取豪夺来的？不用多，找三个人交叉验证一下足矣，何须评论出马？

只可惜，事实判断费力不讨好，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事实不清的新闻，就越来越多地交给评论来论长短，断是非。表面上看，随大流搞点价值判断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只不过，如果运气不好翻车了，反复羞辱媒体的仇恨新演出就又要上演。

送不喜媒体的人们一颗新子弹，这是何苦来哉呢？

今日暂不讨论

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武汉大学上了两次热搜。第一次，武汉大学文学院以一纸声明与就职于OPPO的毕业生割席。武大的舆情敏感与连坐，被抨击被嘲笑被议论。第二次，据湖北日报的报道，武汉大学将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可由指定的两个校门刷身份证步行入校。一时间，社会公众对武大的态度，由贬变褒。如果认为武大以开放之姿宣布打开校门只是巧合，就有些天真了，此举更有可能是为了避免次生舆情而进行的对冲。

各大高校始于疫情时的校门管控措施，以一种极其强大的惯性延续至今。即便是宣布解禁的武汉大学，仍然保留了身份证验证的环节，严格意义上并未回归真正的开放。明明是用纳税人的钱建设起来的校园，为何不能对公众开放？人们对此早有不忿和议论，但不忿归不忿，议论归议论，开放校门的主动权不掌握在公众手上。

有媒体循着武大开放的举动，顺势追问了仍在维持管控的高校，认为武汉大学带了一个好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心是好的，但也故意或者无意忽略了一个问题：对于地处市区的高校和诸如武大这样的一流院校来说，倘若回归过去无门禁的政策，势必带来管理的巨大压力，可安全往往是一票否决制。所以，不管是纯粹的惰性使然，还是敏锐意识到了社会情绪的变化，主管部门和学校都更倾向于继续维持校门的管理政策，最大程度确保内部的安全。

只要舆论的压力没有大到无法承受，就没有必要做出改变，增加风险和成本。不是每个高校都像985那样自带流量。高校中的小透明们没有舆情风险的顾虑，他们习惯了没有公众和社会的生态，开与不开，要凭心情和需要。

打开校门不意味着开放。如果高校和公众之间不发生任何互动，打开多少个校门也可能是徒劳的。公众对高校的确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和滤镜，是那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存在，但公众也在不自主矮化高校，譬如读了多年的书，可没找到什么好工作，读书何用？知识很重要，只是自己没有学的必要。公众中的很大一部分要求大学开放校园，心思和注意力其实是放在了体育场、游泳馆、食堂这样的设施上。说什么打开校门，公众就会从高校获得知识，提升素质，冠冕堂皇，但其实是在自欺欺人。看书，听课，与学生交流，与教授辩论，公众没有这个兴趣，更没有这个需求，

前面说过，打开校门可能是武大面对社会批评做出的弥补，把已经被撕得粉碎的名叫开放的标签，捡回来一小片，可以视作试图用技术性的措施，找回一点点教育和知识的颜面，是一种示好，是一种挽尊。但这种好感注定无法持续太久。除了最顶尖的top2之外，包括武大在内的其他高校，早已失去了进行议程设置和应对舆情的能力。得罪不起学生，保护不了教授，小冲突充耳不闻当鸵鸟，大事情难题上交问领导。风评好不好不重要，踩着西瓜皮滑过去才最为要紧，是油滑，是鸡贼，反正不是大学应有的品格。

武大在一年间连续吃了多次舆情的亏，终于靠打开校门这一招扳回一局。可有没有想过，舆情处置的进退失据和打开校门的自信伟大，可能都源自同一处。高校或有心无力，或受制于其他力量，无法对决策的正确和失误负责。要说信号，这才是不得不察的信号。只可惜，察与不察都于事无补，下一个倒霉蛋不会汲取到任何炯勋和经验，仍将重蹈武大的覆辙。

今日讨论：

如何大学开放只是为了让人进去玩球跑步健身吃饭，有意义吗？

今天上午，旅行社发布了一则致歉声明，称将对涉事分社及相关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并表示花花是「城市形象与文旅口碑的核心组成部分」，挨打立正的姿势很标准，尽快息事宁人，安抚粉丝的情绪，应为第一要务。

未来可能很难再有一只熊猫，能够拥有花花这般的待遇。世人钟爱它，宠溺它，围观它，保护它，甚至有一群人，愿意为它奋斗终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护其周全。所以，怎么介绍花花，必须遵循一套规则。这规则是什么？概言之就是「花花只能乖，只能萌，可以甜，但绝不能蠢、痴、残。」导游大概不清楚这一套规则，也不知道熊猫基地早已成为熊猫粉的圣地，才会口出妄言，以致惹祸上身，先被围攻，再被处理。

动物界有没有饭圈？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倘如不承认这个因为爱熊猫而出现的群体的存在，就很难解释熊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物种，而已经成为了一群人将情绪合理化的道具和符号，是他们现实情感的投射与寄托。批判导游就是在捍卫偶像，购票入园和24小时盯着慢直播，就是在为偶像应援。时紧时松的张力存在于猫粉，动物养育机构之间，视而不见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相较于其他饭圈而言，熊猫粉丝没有偶像塌房的压力和担忧，也没有玩物丧志的道德和社会压力。他们第一次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存在，大约是2022年丫丫回国事件。一部分猫粉或者非猫粉通过此事体会到，熊猫与宏大叙事也能产生极强的关联。熊猫与政治完成了基因融合，对外斗争时惯用的「通过塑造共同敌人，并与其作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的逻辑被猫粉吸收并内化，成为了如何护佑偶像的原则和方法。社会制造和传递的焦虑，也通过战斗得以释放，猫粉是斗争的受益者，没有之一。

在猫粉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动物养育机构的角色显得有点尴尬。凭借着粉丝的力量，机构们获得了过去从未享受过的流量和关注度，向公众和上级展示了自己，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危险的是，粉丝们并不被机构所掌控，他们有自己的主张，感情也只奉献给具体的熊猫，而并非机构。稍有不慎，机构也会被认定为熊猫的敌人，一样会被批倒批臭。

为免生枝节，机构们要么沉默，要么则以熊猫之名，讨猫粉欢心，反正就是鼓不起勇气反驳和抵制，猫粉的自信随之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当然，机构作为一个动物养育、科研保护的组织，不应该也没能力承担匡正已成趋势的社会病态之责任，听之任之就已经算得上极具责任的作为了。反之，利用猫粉组织猫粉，实现欲望和目的，是缺了大德，反噬是早晚的事。

在针对于熊猫的每一次舆情中，有一个关键很少有人注意——涉事双方各执一词，陈述自己的正义——唯独忘记了熊猫自己的感受。这么说可能有点刁钻，因为熊猫不是人，无法将自身的需求和体会准确表达。譬如花花，它永远也无法知道「残疾」一词的含义。熊猫世界之外的一切矛盾和斗争于它来说，均是打扰进食、休息、求偶、育子的噪音。输赢的结果，还不如眼前的水果和竹笋来的重要。

在一个达尔文进化论几乎不起作用的基地里，一元的、单线的、二分法思维控制下的人们所以引发的争执，对熊猫来说毫无意义。争执只是告诉未来慕名围观熊猫的人们，欢迎欢迎，但请只带眼睛，别带嘴巴，说的越多，错的越多。熊猫神圣，不容亵渎和诋毁，观Panda不语才是真君子。

今日讨论：

看熊猫都能看出那么多你死我活，你觉得是为什么？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一男性在公交站台吸烟，引发一女性的不满。女方援引深圳禁烟的政策，要求对方停止吸烟，争执由此发生。此后，女方用手中饮料泼洒男方，并将饮料瓶丢弃路边，男方则拾起饮料瓶，掷向女方。

至此，矛盾完成了从语言向行动的转换，占据法律优势的女方报警。此后的事情，经由女方的微博发酵，这场日常冲突进入舆论场，成为引发不小争论的谈资。

禁烟是一件极具现代化意义的事情。作为世界最大的烟草消费国和生产国，中国成年男性吸烟率高达52.9%。所以，禁烟与吸烟的矛盾，往往会发生在女性和男性之间。有一些媒体将此事置于男女对立的框架进行报道和解释，模糊了禁烟最大的障碍。

因为有法律的支持，禁烟一派，尤其是女性，无论从自由角度、健康角度还是法律角度，都占据了最优的势能位，往往调门较高。因此，此事中的女方，在社交媒体上被塑造成正义正确的一方，只是手段不当，让自己落了一点下稍。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是，当双方由口角变为动手之后，女方主动报警，希望借暴力机关的力量予以吸烟者一点震撼教育。想的很好，但忽视了国情和实际。

按照逻辑进行一下未必恰当的推演——女方因占据了法律的优势，未必愿意息事宁人，存在强烈要求按照法规进行处罚吸烟者的可能性。此等「气焰」往往会引来不快和厌恶，必须尽快压制，才能互不追究，不至于生出更多的事端。

之所以要进行这个推演，是因为必须要理解基层工作存在着诸多「不能为上级道也」的艰辛和不易。普遍性的违法，往往是因为严苛且事无巨细的法规环境。不守法是一种常态，甚至是一种文化。一旦以法的刚性处置随处可见的违法行为，势必带来极大的成本和数不清的障碍。

如果严格按照法条对每一个违规行为进行立案、取证、调查、审理，不仅「人人皆为潜在罪犯」，执法系统也会瞬间瘫痪。为了不被文书工作淹没，基于个人生存与工作压力的防御性策略会成为首选。处理那些被认为「非迫切」或者「非核心」的违规会遵循「大事化小」的原则。吸烟一事，既不迫切，也不核心，通过「拖延」来让当事人自愿放弃申诉或寻求和解，是最优选择。

而对于公众而言，由于不具备遵守法律的基本条件。试图遵守法律，反而会变得动弹不得，权衡之下，对法视若无睹或者突破限制才是必然选择。对于支持禁烟的群体来说，这是他们未曾预期到的状况。在此情状之下，法律意味的是变通，而不是秩序，只是这变通会不会有利于他们，完全是随机的，未知的。

这大概也是劝阻吸烟的女当事人最为不解的地方。冉冉升起的烟草烟雾，是真相的屏障。在未来的时日中，它将继续引发矛盾，制造争执和隔阂。下一个制止吸烟的勇敢者，如果继续单纯援引条文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吃亏就会是家常便饭。正义和正确为何屡战屡败？「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攻心联中的这一句，或为最好的注脚和解释。

今日讨论：

公共场所吸烟与禁烟，你怎么看？

或许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了，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世界其他地方几百年走的路。经验还没来得及验证就成为了过时的废物，以致于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都要重新面对一个过往的经验和阅历无法解释的世界。

所以，到现在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存在粉圈这种东西。热爱当然是没有罪的，但当热爱演变成一种你死我亡的争斗以后，竖起的中指和流利的国骂所投向的对象彷佛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坏蛋与恶棍。可这「恶棍」分明穿着同胞的衣服，完成了为国争光的任务，怎么突然成为了你的敌人，要承接如此巨大的恶意与攻讦？

过去，最鄙视的其中一类人，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可当下的现实重新教育了我，民族主义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广阔了，咱要是狭隘起来，民族都显得很博爱。在粉圈朋友的眼中，除了自己的爱豆之外，其他人存在的意义甚至连条狗都不如。真正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当然要予以批判，可你们用伤害了自己的感情为理由，纵有世间最大的同理心，也不能就此屈从。

这话粉圈朋友们大约一定不爱听，有些文化素质略高的朋友还拿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要爱具体的人，不要总是想着爱抽象的人」反驳，说他们放下了宏大的叙事，只爱那个具体的人了，这不是你这样的人所希望的吗？此话一出，我竟语塞良久。瞧，当流氓们掌握了批判的武器以后，防御值瞬间就可以切换成攻击力，就算是超级赛亚人来了，也只是一个战斗力只有5的渣。

只不过，他们大概没有想过，陀大师让我们爱具体的人，可从来没说过我们可以把恶意投向另一个具体的人，更何况是自己的同胞。在微博上，随便一搜，满屏的污言秽语充斥我的眼帘，阴谋、诅咒、算计等等词汇展示了他们一点也不光明的世界。仇恨成为了他们表现爱的唯一手段。这样的人，与拿U型锁给自己同胞的脑袋开瓢的蔡洋又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是他们比蔡洋聪明的多，伤人杀人是要偿命的，但诛心就不一定了。躲在网络背后，扯起一张大旗当作护盾，就如同置身马奇诺防线一样，正面冲锋绝对伤不了他们一丝一毫，最大的伤害，大约就是新浪微博处理了300多个恶意最大的账号。可粉圈有时候和我们韭菜一样，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生生不息，封了他一个，自有后来人。

这大概是最让人悲观的事情。过去，人们立场的区别，往往只会在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把省份作为最小的划分标准恐怕就是极限了。可没想到，我们在「大家来找茬」上越发越精益求精——乒乓球和羽毛球要分个高下，男队员和女队员要争个高低，到最后，连哪个女队员该拿冠军都可以成为化身喷子的理由。更有甚者，连熊猫都成为了划分阵营立场的标准，什么花什么叶，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模样，可他们的火眼金睛绑架了饲养员和科学家，让动物园随时发出逐客令，宣布某位游客永远不能入园参观。以儆效尤效果良好，粉儿们满心鼓舞，时刻准备为了猫儿们奋斗终身。

为什么没有人试着和他们讲点道理？这是一件极难的事情，因为一旦有人和他们试图讲点道理，他们就会放出最强奥义「NMSL」，把自己的理性扔到九霄云外，让情绪主导自己。他们大概从来没有想过，骂人的关键是对方要能够理解。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连骂人的话都要变成拼音缩写，可懂拼音的人有多少？「NMSL」到底是「那没事了」还是「你们输了」，还是别的什么意思？这一套看起来很文明实际却很傻叉的方式，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让别国人民笑话倒无所谓，毁掉巴别塔的上帝在一旁最是乐呵：「上帝我只是让不同的人种之间说不同的语言，没想到同文同种的人主动创造新的语言，不愧是我的好奴仆。」

这是一个因爱生恨的最好例证。只不过，爱是奉献给自己的，恨是投掷给别人的。他们追捧着自己爱豆时候热泪盈眶的画面，那丰沛的泪水和竭力的嘶喊显示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虔诚的信徒。

不清楚他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因为现实有太多的不满与愤懑，还是现实让他们太满意了，所以必须从天下大同的生活中找点刺激和乐子，从而拓展人类的极限？但有一点可以确认，他们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表面上看，粉儿们在追求自己的个性与喜好，其实追求的是群体中的安全感和排山倒海的党同伐异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价码早已暗中标定好了：

你要得到力量，要么舍弃你的理性，要么放弃你的自由，或者，两样都不要了。

可也有这么一句忠告，想给制造粉儿们的力量提个醒：

请粉容易，送粉难，未来这反噬的代价，你可要自己受着，不信走着瞧！

今日讨论：

粉圈吓人，你怕吗？

新闻业的沉沦已经到了一个积重难返的境地：职业共同体还未成形就已经分崩离析，从业者的个人主体性日渐消解，「防火防盗防记者」，不再仅仅是贪官墨吏的行事准则，也正在日渐深入人心，被更多的公众所接纳和认可。无数持牌的机构和从业者，在新闻现场旁边奄奄一息，说坐以待毙也不为过。

但很大一部分从业者，包括记者、编辑以及媒体的管理者，尚未意识到境况已经糟糕到如此的地步。一方面可能是自欺欺人，甘当鸵鸟，但更有可能的是，新闻业者的角色已经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过去，即便在对西方新闻学未全盘认可的前提下，业界和学界也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美国报人普利策语」。但现在，新闻业者基本已经放弃了瞭望者的角色，转而追逐流量和权力的认可。要求张雪说场面话，就是这种新身份自觉下的下意识动作，说此番话的「记者」不会感到任何不妥，反而会觉得是职业所必须完成的任务，理直气壮，正大光明，笑是为了活跃气氛，而非缓解尴尬。

为什么这位「记者」坚持要张雪说点什么？皆因张雪大火，即便是说几句平平无奇的场面话，都会有巨大的流量。流量足够直观，几乎已经替代了新闻价值的五要素，成为了定义「记者」工作是否有成效的唯一指标。工作需要讲究性价比，新闻工作早已异化，从业者也已经变成了流量人，以单一狭隘的指标指导自己的工作。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从业者，是真实重要还是流量重要，选择流量的一定占绝大多数，工作开展可能越来越顺利，但世界也就此越来越狭隘。广阔天地变成了一亩三分地，三观只剩下了流量观，什么流量都要吃，什么流量都要蹭。

真正的新闻不是这样的。新闻有标准，尽管屡屡被冠以无学的污名。作为文科里面的传统行业，新闻早就形成了一套可以传帮带的方法论和价值标准。一件事情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具备极强的公共性，而公共性天然带有流量的属性。反之，带有流量的事情未必具有公共性，尽管它可以在抖音、微博和小红书这样的平台获得极大的关注和流量，可要是将其称之为新闻，是对新闻最大的侮辱与矮化。一言以蔽之，流量天然不是新闻，但新闻天然有流量。读不懂这句话，是逻辑不过关，也大概率没有读过马克思。

可惜的是，这种新闻ABC已经被绝大多数新闻业者所抛弃。求真务实的采访、交叉验证的核查以及三审三校制度，均被认为是获取流量的障碍。更有甚者，新闻业者不再以事实为准绳，转而用道德和价值判断指导工作全流程。先入为主的态度，悲天悯人的善良，全程以「我」为视角进行稿件采写，这种从业者和自媒体人并无二致，更因其机构媒体从业者的身份，对公众和社会的迷惑性更强，危害性更大。

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追逐流量，以至于忽略真实，但公众要么对媒体的期待过高，觉得媒体永远不说人话，不讲事实，只会一味追求流量，要么是缺乏媒介素养，无从分辨何为自媒体何为机构媒体，各类社交媒体推出的文章，只要带V，统统归为媒体和新闻。被批评不意外，但被误伤被污蔑也有之。一部分尚在坚守的新闻业者想辩驳，却又碍于身份、渠道和唯流量马首是瞻的同行，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回到张雪场面话这个话题。现在的媒体和从业者，习惯了被采访对象投喂。会投喂媒体的采访对象，当然是极具媒介素养的。他们对媒体的需求了如指掌，能够设计出符合流量算法的事实，实现精准投喂。对于媒体和从业者来说，这类投喂性价比极高，流量得来全不费工夫，事半功倍，多多益善。

流量观让新闻业者对这类投喂往往缺乏戒心。投喂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机构媒体的背书，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投喂者最忌讳的，是机构媒体作为立身之本的核查与校验环节。比如，采访当事人的时候，对其一切言行均不能轻信，需要数据，或者第三方予以证实，方可通过三审三校，顺利刊发。倘若轻信投喂的流量，运气好且不论，一旦被人质疑，就会发现漏洞百出，再一次将媒体的不专业暴露于公众面前。流量越大，传播力越大，更会持续损害已经见底的媒体公信力，对媒体的仇恨就会日趋一日深重，对媒体的羞辱也会日趋频繁。「防火防盗放记者」，不防记者防谁呢？

要问这一切能否改变？窃以为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了。只要那些不生产真正的新闻的泛内容从业者还在继续大行其道耍流氓，垄断最大的流量，占据受众和公众的时间，新闻业者就不该有否极泰来的奢望。当然，一个觉悟必须要有：这一切不仅小人作怪，祸从天降，也是新闻业者一步一步走到这般田地的，是作孽，也是报应。

今日讨论：

分享一句你在媒体上看到的，最印象深刻的场面话吧？

从昨晚至今，最热的新闻当属升学咨询名师张雪峰的骤然离世。从抢救新闻零散见于社交媒体到讣告发布的数个小时，怀疑屡次占据最优势的位置，张的人设和职业的习惯，是无法建立信任的关键。而一个不能忽视的情况是，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在求证他的生死问题上陷入集体沉默，即便是从流量的视角来看，这都是极不正常的。

尽管张雪峰在过去几年，引发了全社会对新闻业的批判和鄙视，但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看，他的生死其实是一件没那么重要的事情。只不过，在数个小时里，他的生死被公众猜测，被谣言覆盖，反倒是新闻业仍然处于困境的最新例证。新闻业或无力或无法去求证真伪，唯一能做的，仅仅是转发讣告，以「扩音机」的姿态，完成信息的传递。行业的崩坏严重程度可见一斑。

之所以一开始选择不相信张的死讯，是多年来形成的职业习惯。无论做什么新闻，采访什么人或者事，赞扬也罢，批判也好，新闻业一切工作的逻辑展开起点，必须是怀疑。通过采访与观察，推翻预设，或者验证预设，才可能把事实还原给受众。

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摒弃的，就是完全相信自己的预设。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即便是那些被称为名记者的人，也有极大一部分，是循着这条名为「相信」的路径，登上职业顶峰的。

之所以不能选择相信，原因很多。概言之，是因为新闻自诞生以来形成的一切操作规范，都在尽可能删除掉人为和主观的痕迹。倘若选择了相信，就等于进入了自证英明与伟大的轨道，将主观包装成自诩的客观，也就是俗称的新闻喂给受众，贻害无穷，可以说是缺了职业伦理的大德。

现在的新闻一线记者以90后为主，他们多是在新闻系学生集体叛逃行业之后，加入到被流量驱赶着的机构媒体中来的。常用字无非三四千，只要高中作文能及格，能打破采访的恐惧，皆能上手，凭码字换口饭吃。大量非新闻专业人员的加入，让本就不牢固的理论基础变得摇摇欲坠。

更糟糕的是，机构媒体在过去十多年间，经历了一次人力资源上的大出血，本该成为中坚力量的一部分人，大规模迁移到了其他行业。导致执掌所有机构媒体关键岗位的70后，其实是当时并不出众的那一批人，而80后几乎尽数出逃，90后入行则遭遇了几十年来最剧烈的环境下行，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难，互不理解是大概率。

70后在上升期收获了太多红利，以为努力就能赢得一切，与现如今一线记者体感差距极大，一方鼓励奋斗，一方只想苟活。唯一达成的共识是，让大众的喜好成为衡量新闻价值的尺度，用阅读、转发和点赞，可见的指标替代了新闻价值，以为将不重要的事情装作是很重要的事情来报道，大众就会按下宝贵的红心按钮。这些不重要的事，就是大众希望看到的事，也成为了从业者相信的事。说什么就信什么，真假并不重要，哪里有流量，哪里就要有新闻。公共性荡然无存，说崩坏都是轻的，说病态恐怕还更贴切些。流量的奴隶们不懂，有了流量从来都不意味着拥有话语权，成人网站或者过去的花花公子流量更大，但要说因此就能够替代纽约时报或者别的什么媒体，我是断然不信的。

所以，因此要说新闻被毁灭了，被消失了，则又有些悲观。无论环境糟糕到怎样的地步，作为文科中的传统行业，新闻只是更换了渠道和方式，却依旧在以一定的规模和固定的形式被制造和生产。好坏不论，却还是能折射现实的不堪。只不过，能看出不堪的人是极少数，看破不说破，说多了遭人厌。

今日讨论：

你确信你每天看到的新闻，是真正的新闻吗？

张雪峰在一个毫无意义的时间节点，在全平台被施以禁止关注的处罚。作为一个因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而走红的商人而言，是注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张雪峰作为自己商业版图里的唯一IP，如果没有持续的新鲜流量注入，如何维持目前在高考咨询领域的优势地位，势必变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必定清楚其中利害之所在，但能否利用过去积累起来的优势为自己辩白再造声势？目前来看，处罚是一盘大棋，容不得一点反对的意见。聪明如他，必定不会贸然行事，等待蛰伏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张的成功，其实是拜社会撕裂之功。高考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人生分水岭，本应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可时至今日，固化的趋势已日渐明显。曾经想方设法想要打破的没能打破，还平添了更多的条条框框。撕裂的程度与日俱增，人人自危，松散的原子，时聚时散，虽无法掀起大的波澜，却也让管控的成本呈几何倍数的上升。

回到张的问题上来，张雪峰应该清楚自己流量的最大来源和成功的最大因素，这也是风险之所在。社会撕裂越重，他越能在流量的红海中精确筛选出最匹配的那一部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张雪峰都精准拿捏了制造或者利用舆情的尺度，小到多给员工放两天假，在高考前夕称病不出，大到吐槽新闻学，进而得罪这个职业和学术共同体。反复横跳，居然毫发无损，他得意窃喜之余，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风险正在逼近。

张雪峰尽享因此而来的红利，也越来越依赖这个大言不惭，流氓且看似「热心」的人设拓展商业版图。只是风险和收益并存，收益越大，风险越大。被禁是风险积累的必然结果。而他此前在特殊时间节点试图与主流进行绑定的行为，并未得到认可。绑定是为了安全和利益，主流心如明鉴，小心思人人皆知，主流不傻，张雪峰聪明反被聪明误。

张雪峰的咨询业务，透露出一种精明但顺从的价值观——「承认自己无法完成阶层的跃迁，但要在自己的阶层拔得头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宁为鸡头，不当凤尾。同意张雪峰这个价值观的受众，其实是这个世道里躺平的主力。他们将生活的安稳与否寄希望于张雪峰的咨询意见。一旦毕其功于一役，就降低自己的欲望，立刻躺平，不挣扎向上的同时，又尽力固守已收获的一切，既要也要还要的「不可能三角」，精明且愚蠢，勤奋且懒惰，可恨且可悲，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是一种张雪峰的三寸不烂之舌也无法掩盖的最糟糕状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醉生梦死，却又不再掉入规训和鼓动的陷阱。张雪峰及其模仿者越是利用这种状态去获取流量和牟利，就会不断扩散这种状态。再继续坐视不理，就会贻误时机，一旦趋势形成，再想改变，就会难如登天，果断出手，至少展示了遏制的态度与决心。

对张雪峰来说，能不能从这次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考验的是他本人。如果无法摆脱过去的成功路径，继续依赖并沿用，打击的频率和力度就会不断升级，直至彻底封杀。可要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路径，复制奇迹，他并非不世出的天才，突破自己的框架，几乎不可能。

张雪峰这次或许没有折戟沉沙，只是小小硬着陆了一把。乡愿的张雪峰，最终要么被同样乡愿的拥趸所反噬，要么就是因自己这种有限合作或有限不合作的态度，惹恼至高无上的力量而被毁灭。飞得越高，摔得越重，若这一天到来，张雪峰或许会怀念自己籍籍无名的岁月，只是得意作孽终要还，晚还不如早还，侥幸会引来更大的灾祸。别不信，有报应。

今日讨论：

我不喜欢张雪峰，你呢？

犹记得去年年初的时，人们计划着用DeepSeek完成宏愿，做一个勤奋且热爱学习的人。可目之所及的现在，DeepSeek被越来越多的人用来应付形式主义，填写报表，生成总结和PPT，甚至用来聊天。你看，明明是最好的生产力工具，却被用在了离生产最远的领域。更好的生活没有通过AI创造出来，反而让时间和资源被虚耗。

所以，如果有人预测今年的OpenClaw能够在什么领域真正改变人类，改变世界，我是断然不信的，至少不信咱们的换皮AI。

过去的某一段时间，我曾经非常着迷AI。当然，那个时候的技术并不足以让我拥有一个像捧哏一样的聊天对象，我对它的一切想象，都来自于电影终结者和机械公敌。前者有无所不能的液态金属机器人和誓要挽救人类（其实是毁灭人类）的天网，后者则描述了错误理解了机器人三大定律的人工智能，试图以保护性监禁的形式保护人类。

在我看来，人类对AI的向往，恐怕更多是源自于恐惧。无论从力量上还是算力上，碳基的人类都无法比拟硅基的AI，甚至在忠诚和坚持上，人类也远远逊色AI，毕竟AI能够不计过程和损失，为实现目标而在所不惜。

所以，一部分人秉持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与其反抗AI，倒不如鼓吹AI，做一个自以为看清了趋势的人。他们开始用AI输出文字，力证AI浪潮的趋势无可阻挡，也顺带恐吓一下剩余的人类，如果不能把握最后的机会，注定会被时代所抛弃。

可贩卖焦虑的人其实最焦虑，仔细一想，此般行径，看似清醒，实则昏聩，颇有争做AI仆役的意味。AI生成的硬广文字，借人类之手，于人类社会传播扩散，谁为主谁为仆，答案昭然若揭，只是没人敢承认罢了。

人类自以为通过AI掌握了一切信息，所有数据，就拥有了永远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进而能够掌握了世界。可换做是我，宁愿将决定的依据交给抛起的硬币，至少它不耗电，不折腾，没有技术门槛，不识字不会电脑没有手机也能用。

所以，吹捧AI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AI当然有可取之处，它能够迅速查阅和整合现有的资料，可它注定也只能在人类的知识框架内重复自己，蒸汽机没有让人类告别体力劳动，AI也不可能让人类告别脑力劳动，指望它实现知识的突破，它没有这个能力，更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去年DeepSeek火爆时，我写过一句话——「拱手将需经年累月才能创造出的人文主义精神交给了绝对理性的AI，被反噬是迟早的，历史倒退也注定成为必然。」

这可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现如今的AI将使用的门槛降低成了手机APP里面的对话框。导致会用QQ和微信的人，都自以为能够驾驭AI。人们忙着用语音和文字向AI发出指令，不敢甄别，懒得判断，照单全收，生怕错过任何一丁点AI的风口，看别人用什么，自己就要学什么，没用上就着急，不知道怎么用更慌张。到头来，风口成了打卡点，点到为止，用过等于拥有过，骗别人，更骗自己，乱了阵脚，也失了心智。

当然，一定会有人不相信这世道会因为AI而更沉沦。对此我并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是告诉自己，技术无法抚慰人类的心，但我自己手搓的这篇呓语没准可以，一百万个自信在我心里，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今日思考：

你相信AI会带给你更好的世界吗？为什么？

所以，今天的更新，就先用旅行的照片凑个数吧。

俯瞰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

阳光下的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

瓦卡蒂普湖（Lake Wakatipu）落日晚霞

皇后镇（Queenstown）的草地一角

空中俯瞰米尔福德峡湾（Milford Sound）

不知名的山脉

塞斯纳 208B 大篷车

这次的行程其实只停留两个地点，一是皇后镇，二是去基督城看朋友。皇后镇是新西兰的旅游胜地。群山环抱瓦卡蒂普湖，抵达当天天气阴冷，却更显瓦卡蒂普湖的清冷和平静。乘坐缆车上山，可以俯瞰全镇和湖面。在乘缆车前往Bob's Peak的时候，恰好看见一架新西兰航空的飞机从湖面和山间穿行，即将降落皇后镇机场。据说因为山脉、湖水和风的影响，要通过皇后镇机场不长的跑道降落，对飞行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在皇后镇期间，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游览，当属乘坐Air Milford的飞机俯瞰米尔福德峡湾。起飞当天天气晴好，阳光明媚，飞行员驾驶一架塞斯纳 208B 大篷车单发涡轮螺旋桨多用途飞机，进行了大约近一个小时的飞行，在峡湾上空盘旋两圈后，又转向罗布罗伊、博纳、达特、沃尔塔和唐尼五个冰川。有意思的是，Air Milford是一家家族公司，看介绍应该是三代人经营至今，自成立以来保持了 100% 的飞行安全记录。在起飞前我还有些忐忑。反观飞行员倒是一副非常轻松的状态，毕竟每天的工作就是飞行，早已习惯了吧？

结束了皇后镇的行程后，即自驾出发前往基督城。新西兰是右舵车，开起来不免有些紧张。但沿途景色很美，山脉、草甸、冰川和湖泊都呈现出极为自然的美。每到一处景致最美的地方，皆有称之为look out的观景点供游人下车拍照和休憩。沿途经过林迪斯山口以及普卡基湖、特卡波湖等著名打卡地，没有任何一处被圈起来收门票，观景拍照休憩的地方，除房车营地需要预定外，皆可免费使用。

从皇后镇至基督城的公路，与国内常见的高速公路不太一样，大多数时候双向都只有一根车道，只有在某些地方会设置超车道。但交通标识的设计非常简单清晰，预留了足够的提前量，且道路大多直来直往，只要留心观察，几乎没有走错路的可能。12个小时的车程，从山地到平原，几乎把所有地貌都能领略一次，颇为值得。

林迪斯山口(Lindis Pass)

普卡基湖（Lake Pukaki）远眺库克山（Mount Cook）

普卡基湖（Lake Pukaki）

普卡基湖（Lake Pukaki）

特卡波湖（Lake Tekapo）

特卡波湖（Lake Tekapo）

Taylors Mistake Beach（Christchurch）

Taylors Mistake Beach（Christchurch）

The Margaret Mahy Family Playground（Christchurch）

行程的后半段，和朋友在基督城citywalk，但一路要帮朋友抱着他的小儿子，实在腾不出手拍照。相较于国内的城市，基督城不大，人口约30到40万之间，是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市中心有一个巨大的公园Hagley Park。城中有小河蜿蜒而过，但也饱受外来物种加拿大鹅（不清楚是不是可以拿来做羽绒服的加拿大鹅）的冲击，在河边留有很多粪便。作为孤悬大陆之外的岛国，新西兰的生态自成一体，对于外来物种的管控，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在入境新西兰的时候，新西兰海关也反复强调不可携带的动植物以及相关制品，如需入境则必须经过申报和检查，足见他们对生态的关注。

因为两次地震的影响，基督城市中心有一些老建筑遭到了损毁或者倒塌。城中心的教堂也遭受重创，因为资金短缺，至今没有完成修复，很是可惜。而重建的建筑较为现代，设计感很强，却也没有抢走尚存的老建筑风头，兼顾了抗震的需求，应可以说是震后恢复重建的正面案例。所过之处，也见到几处雕像和纪念碑，大多是纪念对城市建设和新西兰地理发现有贡献的人。在基督城图书馆不远处，有一个为维多利亚女王单独建立的公园。我们在基督城的这几天，当地领馆组织的新春文艺活动就在这个公园举办，工商银行、南方航空、建设银行是活动的赞助商，不少华人群体和企业也借机展销产品和服务，最大的广告位是当地一个华人房地产商的，位于舞台的正下方，简单粗暴，却不知成效如何。

citywalk的过程中，慕名去了基督城乃至新西兰最贵最好的男子私立学校参观。本计划只是随意看看，却不曾想遇到一位自称是学校maintenance的工作人员，十分热情给我们介绍学校的学院设置和特色，还引导我们参观学生食堂，食堂很大，和哈利波特电影中的食堂很是相似，长条凳，大桌子，长长的吊灯从天花板垂下来。新西兰下班很早，大约在下午4点半到5点，多数商店在晚上7点左右也会结束营业，学生放学会更早一些，在学校参观的时候，正好是放学时间，学生们三三两两背着自己的书包，手拿饭盒放学，大都穿着学校的竖条纹制服，但下身多为短裤，说笑着往外走。

奥克兰

最后一天，在奥克兰转机回国，到中心城区闲逛了一下。作为第一大城市，奥克兰的显然建筑更多更高。一路走过去，各国餐饮均有，人口的组成应该比基督城更多元，但时间太少，未及细细观察。著名商业街皇后街也有最火热的泡泡玛特直营店，虽店内多是中国人在选购，也算是文化输出的成功范例了。

写到此处，将此次新西兰之行印象较深的记忆也算是用流水账的形式记录下来了。签证是五年有效期，希望在到期之前，还能再去一次，用更多的时间体验。

See you next time, New Zealand！

春节假期你们去了哪里？评论区分享一下？

我还记得刚开业的时候，门口一片欢腾，花篮，红地毯，还有老板员工开心的笑容。一转眼，一张A4打印出来的招租，就结束了一个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阳光很好，温度适宜，只是有一种为什么举目张望处处皆是失败的失望情绪梗在我的嗓子里，不自主咳了一声，却更觉得心里堵得慌了。

但我没想到，情绪的转折点也可以来得很快。我刚刚准备加快脚步，离开关闭的卷闸门带来的萧索，但一抬头，就在旁边，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大姐，穿着围裙戴着厨师帽，在隔壁的铺面不慌不忙做着红糖饼，她的案板上，摊着一大块刚刚发好的面团。

大姐两手麻利地捏合着，把已经塞满红糖馅儿的面饼迅速封上口，下到炉窑里。她很熟练，因为她压根没有低头盯着面团，而是用一种很平淡的眼神望着铺外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我以为今天所有人都和我一样，期望着春节假期的到来，但我看到她的一瞬间，我感觉今天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平凡无奇的日子，无论明天是什么日子，今天仍然要打开门来做生意，和面做饼，收钱找零，直到关门回家。我再将目光放远一点，前面的卤味店，店员正在擦拭玻璃柜台，包子店的蒸笼正呼呼冒着热气，奶茶店的喇叭不断重复着今日优惠的饮品种类，阳光落在更前面的街角，人行道也变得金光灿灿，反光很是晃眼睛。

我以为关闭的卷闸门意味着生活的失败，却没想过在失败的隔壁，赢得生活的努力还在继续。这种努力或许没有什么我们称之为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但却遵循着某些更加朴实的规律。这种规律告诉你我，每一天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即便如此，做好当下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当然不可能让人们立刻赢麻了，可也远远不足以让人认输服软，彻底投降。

我想，这个叫做「现实」的敌人，他很老道，也很狡诈，他技术娴熟，招式狠辣，我们每个人对于他来说，都是稚嫩的新手，他拥有着比我们每个人都丰富太多太多的经验。他想利用这种优势，让我们每个人都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可他不知道的是，你我，我们每一个人，虽稚嫩但不怯懦，我们可能笨拙憨直，但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是：绝不轻易认输，绝不可能让你如此轻易KO我。

我们自以为我们失败过，可只要没有到最后一刻，「我还能行，我还能打，我还能说话」的信念，还是会让我们摇摇晃晃站起来。摇晃的身体传递给对手的信息是，「你还没赢，我还没输」。

在这个旧历年即将结束的日子，我突然意识到，比赛远远没有到最后的阶段，我们的每一次站起身，都是一个全新的回合，也是一个新的勇敢开端。只要我坚持下去，也许只要一眨眼的功夫，这个回合和这场比赛的胜出者，就将是你我这样的人。

我信，也希望你信。

祝大家春节快乐

贾国龙要证明自己，但他忘了自证清白这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口诛笔伐，杀人诛心，才是这个世界反复上演的戏码。没人关心他肚子里到底有几碗凉粉。吃瓜群众们一哄而上，又注定一哄而散，聚散之间，他们会期待地搓搓手，一边指着倒下的人，一边笑着说道：“拖下去，再换下一个！”

特推送一篇旧文，权当更新，略有修改。

正常情况，食品最重要的关键是安不安全。价格贵不贵，便宜不便宜，主要取决于针对的客群和企业的成本控制水平。但在内卷的态势下，当人们的收入预期变得模糊不清时，价格就会变得极其敏感，甚至有了「原罪」。所以，只要有人觉得西贝贵，振臂一呼，必然是应者无数，他们一人一口唾沫，能汇成比太平洋还多的汪洋，想淹死谁就淹死谁。罗永浩大概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也笃定没人记得他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卖过预制菜料理包，才决定下场的。

不过，与以往罗永浩在互联网的呼风唤雨不太一样的是，有那么一种声量不大但足够坚定的意见指出，罗永浩的行事动机未必单纯。譬如阑夕就说，罗永浩每次要进入一个新的行业时都会找一家知名企业吵架，简直成了肌肉记忆。

的确，干英语培训学校，他碰瓷俞敏洪，干手机，他碰瓷苹果，干直播，他又重新碰瓷俞敏洪，也算是把东北的传统艺能在互联网上发扬光大了。碰瓷的罗永浩，总是让我回想起了2008年站在家乐福门口举牌的大学生。心中所谓的正义可能正在毁灭同为普通人的饭碗。曹植的诗可以准确代表我的心境——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西贝好不好，其实不怎么好！贵是真的贵，在我看来，它八成也算预制菜。我不爱吃预制菜，点外卖我也只敢点麦当劳、肯德基和吉野家什么的。因为我知道，如果现炒菜是地沟油做的，厨房里到处是蟑螂和苍蝇的话，可能还不如预制菜。有人说西贝贾老板是自杀式公关，我觉得还真不是，真正的自杀式公关是王自如那种，没准备好就敢直播怼老罗。西贝开放了厨房给大家直播，至少目前没出什么大事。

愿意吃西贝的人还会去吃，不愿吃的人始终不会吃，大家虽然意见不合，但吃什么不吃什么，最终还是钱包说了算。餐饮业估计算得上是市场化很彻底的行业了，味道不好大概率不出六个月就完犊子了。

网红店生意来的快去的也快。明星们加持的那些个什么火锅或者串串，现在还留下来几个？西贝开到现在还没死掉，没两把刷子的话，可能早就凉透了。问题在于，西贝死了，预制菜就会好起来吗？我劝大家别这么单纯。钟薛高是凉透了，但雪糕刺客却也没怎么销声匿迹。2025年的夏天，我吃了一个奥利奥出品的雪糕，14块9毛，付款的时候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其实，就个人的观察而言，餐饮业很难去搞价格刺客这回事了。商场里预制菜的确越来越多，但把菜单和价格放在门口的也越来越多。无论是商家还是顾客，可能都很忙，需要用最短的时间筛选出最合适的选择。看一眼门口的菜单，吃不起就算了。我曾经非常好奇想吃一次见手青，但小小一盘要二百多块钱，我吐了吐舌头就放弃了，想吃菌菇，负一楼的乡村基也有，何必要赶时髦呢？

西贝这样的菜馆有没有危机感？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但危机感到底有多大，紧迫不紧迫就不清楚了。但是，满眼所见，商场里除了预制菜馆子之外，越来越多的就是人均100到300之间的自助餐。西贝人均吃一次，也差不多是这个价，对于朴素的老百姓来说，同样的价钱我不如去吃自助，至少看起来牛排、生蚝和酒水敞开供应，饭后要是肚子还有点空间，用水果和酸奶溜溜缝也是挺好的。经济向下，性价比变得很重要，所以，没人计较59块的自助烤肉提供的肉可能是冻肉，都已经低至59块，抖音团购没准还要再少5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言归正传，我觉得，如果哪家馆子的菜不值得它的定价，就不去吃，无论是不是预制。钱在自己的兜里，这点主，还是能做的。当然，这大概也是为数不多咱能做主的事情了。挣钱不易，钱得花在刀刃上，可时间更宝贵，罗永浩时不时跳出来搞流量的时候，就别傻呆呆跟着他瞎起哄了。人家有个好爹，又生在了一个好时候，那时一切都是蓬勃向上的。他也是聪明的，最高级官媒的新闻评论一跟进，他就说西贝这事告一段落了。这不是我印象中的罗永浩，但可能是真实的罗永浩，他知道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他知道220V的高压线是摸都不能摸的，一摸就会出大事。

听一句劝，把时间放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上，比在互联网上支持老罗重要多了。万一这次保卫大家「锅气」的老罗突然决定进入了预制菜领域，前面喷出去的口水要收回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吧？

今日讨论：

你觉得碰瓷是罗永浩长期以来成功的最大秘诀和套路吗？

如此看来，成功并被崇拜似乎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谎话连篇并学会指责攻讦就可以了。这种想法往往就像一种无与伦比的病毒，彷佛只需要通过呼吸就能够侵入人类的大脑，摧毁理性和逻辑，让立场和态度荡然无存。

粗略估计一下，这个世界大概有几十亿天真的傻瓜或者邪恶的恶棍认为这才是世界的常态和必然，在我身边就有不少。他们洋洋得意并嘲笑像我这样的人，认为我们发育迟缓，没有跟上世界最新的趋势与节奏。如果信口开河和轻视他人才是成熟的表现，那就让这些人独自长大并迅速衰老吧，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这些人的声量有时候大得出奇，他们喋喋不休炫耀着自己获得的金钱和地位，却闭口不提自己失去的尊严、人格和自由。他们为了赢得一场比赛，要么就是利用恐惧去攫住其他的人，要么就是去修改规则，丝毫未曾料想过，当规则失效之后，自己也有极大的可能成为受害者。利欲熏心让他们忘乎了所以，只执着于赢这件事情，却忽视了细小但是更攸关我们人类生存的事情。

我其实不太愿意去救赎这些傻瓜或者恶棍，让他们自取灭亡不好吗？只不过，这并不妨碍我继续用文字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们愿意耐下心来读一读的话，我是不会拒绝的。毕竟，我有足够的自信，他们不可能同化我。可他们摇摆不定的价值观没准会在某一天崩塌，那时，我就可以趁虚而入，去掌握他们的人生呢？

我们和他们都身处一个道德被污染的环境之中，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可能随时都会成为道德的病人。这个疾病的特征是：口是心非，不相信任何东西，只会互相否定，并永远只关注自己。

爱、正义、友谊、怜悯、同情、谦虚和宽恕，这些美德现如今被逼入生活的死角里瑟瑟发抖。写作就是让这些可能会成为历史的词汇，让它们不会沦落到只能在词典或者典籍里看到。

先来讨论一下利益吧。因为总有人认为，利益是蒙蔽人心，让道德沦丧的肮脏之物。可我从来不羞谈利益。讨论利益的关键，是这玩意儿究竟属于谁，得到多少才是合适的？有人从不利己，专门利人，也有人损人利己，都证明了利益对于每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

当然，得到让你生活无忧的利益是恰当的，是合理的，更是必要的。但如果你对利益的追求是不加思考和鉴别的照单全收，并有可能让另一个人陷入困顿，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相信我，你不应该得到这份利益，即便它就在你微微欠身就可以握在手里的范围内，就算得到了，你也无法永远拥有它。

再说一下自由。这个词是如此的令人着迷，以至于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会说自己是自由的代表，有一些坏人甚至还把自由加入到他的行为规范中，尽管他们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自由到底是什么。

历史上有很多坏人以为，自由是通过征服赋予的，让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来安排一切，才叫做自由。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你最好也不要信，因为在你我之前，想通过别人来获得自由的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成为了奴隶，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

最后，在即将迎来新一年的时刻，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该以怎样的行动来确保自己建立正确且强大的自我。我非常认可马萨里克所提倡的原则——「以仁爱的精神去做工作，虽小事也尽力去做，强权与武力必须以刀剑向之反攻，以保护弱者而反对强权」。

有人肯定会讥讽说，这样的行动是徒劳无功的。风凉话的主人其实是一个胆小的人，勇气对他来说是奢侈品，但千万不要因此鄙视或者抛弃他，更不可因此采取鲁莽的对抗。我们只需要在他的面前，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按照自己的良心，以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说真话、做实事，将自己的真实想法以恰如其分的方式表达出来。觉醒是缓慢的，但绝非不可能。

所以，重建我们的生活及世界的关键，并非是不可捉摸的虚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它一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只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和盲目，我们才始终没有掌握并发挥它的最大威力。

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前路的确还是有很多困难，胜利也许只是一个希望。不过，可以别着急预测行动的结果，不妨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朝着重建生活和世界的目标进发。坏人们懂得团结却不懂得自由，好人们理解了自由却忽视了团结，我斗胆预言一句：获得最终胜利的，必然是率先让自由和团结结合在一起的那一方。只要我们做到这一点，谁说胜利不会到来呢？

我们，2026年见！

今日思考：

2025要过去了，2026要来了，你有什么话想在这里说说吗？

修订法律条文，对新修订的即将实施的法律进行报道，对于媒体来说是一项惯常的工作内容。将专业问题转化为通俗语言，普及法律常识，形成对法律的共识，也是媒体的职能之一。纵观近期报道此事的媒体，包括央视在内，几乎都遵循了传统且稳妥的报道框架，并未有何硬伤和瑕疵。舆情为何会发酵至此，耐人寻味。倘若认为只是巧合或者偶然，这种天真往往会导致对舆情的误判。

法学专业领域，对于轻微犯罪是否封存，早有共识。表达反对意见的部分公众，之所以持反对意见，部分原因是对何为「治安违法」，何为「刑事犯罪」没有清晰的观念，认为犯法就是犯罪，也没有仔细区别「封存」与「销毁」的区别。当然，要求公众就法学专业的名词做词义辨析显得有些苛刻了。在概念理解误差之外，有一些不明显但更重要的趋势，既可以解释全民为何会激辩「轻罪封存」的推与缓，也可佐证崩坏仍在继续，且越来越严重了。

不可否认，对轻微犯罪记录进行封存，无论从法治还是社会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肯定的方向。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的进步，可以理解为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过程，法治的进步，必然带来自由的拓展而不是相反。

当然，公众的不安全感是情有可原的。基于对法治的信任与否，对于轻微犯罪封存一事，必然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且都合乎逻辑。个体的权利和公共利益，充满了冲突和角力。只谈进步意义，不谈现实基础，是不妥当的，但为个体权利辩护，也绝不意味着漠视公共利益，关注公共利益，也不应该以牺牲个体权利为基础。这是激辩双方并未达成的共识，是对立的根源与基础。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促使讨论走向极端和激烈的声音中，一众带有蓝色标识的机构颇为积极。从发布的节奏和内容来看，呈现出不约而同却又极具组织性的特征。这些机构们以自己的方式，试图维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叙事。这当然有正义感使然的成分在，但有没有想作祟的小心思？是分析舆情必须考虑的情状。如果没有对此地特色有深刻的理解，要捕捉这种小心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项法规或者政策的推进和存废，往往决定了资源的投向。存者，往往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撑，人力物力皆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废者，则生涯戛然而止，想要有更大的进步和发展，几无可能。机构们的强烈反弹，或许源于此处。而反弹的背后，可能还潜藏着一些连机构自己可能都未能清晰察觉的情绪：被背叛或者被抛弃的阴影之下，他们与公众一样，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只是原因各异。需要提醒的是，机构的不安全感阻挡不了浩浩汤汤的大势，撒泼打滚也有限度，想因此获得更多的资源，欲壑难填的话，大概率会被壮士断腕，得寸进尺注定没有好下场。

激辩本来是一件好事，是达成共识的必经途径。但遗憾的是，当前现代遭遇现代之时，往往是前现代的胡搅蛮缠获胜。言之无物的漂亮话早已失去了公众的拥护，但辛辣刺耳的真话也未必得到公众的青睐。于是，激辩要么变为谩骂攻讦的脏话，要么就是插科打诨的搞笑话。于是，大家只顾着享受嘴炮的过程，却忽视了本该报以最高关注的结论。本该被决策抚慰的惊恐之心，得不到半点缓解和救赎，不安反而还将一日重过一日。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从来都在意料之中，不是吗？

今日讨论：

轻微罪封存，你怎么看？

一则由澎湃新闻出品，题为「旁白｜随意屏蔽新闻报道，腾讯何以成了媒体的“总编辑”」的调查报道，在昨日的午间引来了无数新闻人的转发与赞赏。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转发的媒体人，仍然正在思考自己身处的困境和痛苦究竟源自何处。只可惜，大多数观点仍指向的是腾讯的审查机制，认为「天下苦腾讯久矣」，新闻业的困境，腾讯是罪魁祸首之一。

这当然是一种不能算错但却过于浅显的观点。时至今日，如果有人还说新闻业有无比光明的前途，要么是在装腔作势，要么就是驽钝至极。而新闻业苦难的根源，也早已过了可以和外人道也的阶段。可即便如此，公众仍然希望新闻能够替他们解决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和艰难。这是一种极高但也足够天真的期望。回顾新闻的历史，一个认知应该被建立起来：新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其功能就决定了它只能是社会变化的「催化剂」，而非「反应物」，条件不到，新闻的参与再深，也不可能产生期望的效果。

这种力有不逮的状态，经过十余年的互联网冲击，更进一步演化成新闻从业者内心的自卑和恐惧。自从互联网侵入到了新闻的阵地之后，过去所谓的第四权力，失去了分发、内容和盈利上的优势，对分发平台的崇拜压倒了内容生产的自信，也让新闻业界和学界几乎是一边倒地萌生了追随和拥护互联网的愿望。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新闻业亲手举起了屠戮自己的大刀，将自己的盔甲、羽翼、肌肉、骨骼和脊髓，一点一点斩下。

可是，自毁长城是一件愚蠢而绝不光荣的事情，新闻业每向地狱滑落一步，就势必生出一分哀怨，但哀怨的指向绝不能是自己，必须另寻一个容易拿捏且极度安全的对象。怨念之下，腾讯成为了被新闻业公开嗔怪的第一个对象。

成为众矢之的的腾讯，在过去十余年间，通过微信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传播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文字与视觉，专业与非专业，机构与个人，不同的内容能够在同一平台同一时间展开激烈的竞争，看谁能够占据有限的用户注意力。后来者如字节跳动虽然在短视频拔得头筹，但在深度内容的阅读上，却始终未能超越腾讯。

腾讯以及后来者们建立的平台，让新闻业看到了一条拥抱互联网的捷径，也燃起了收拾旧河山的宏愿。一个朴素的思路由此产生：腾讯们拥有用户，而新闻业拥有生产深度内容的能力，只需要将过去的报纸和电视台的生产技术和人员迁移过去，通过源源不断的内容生产占据互联网生态链的最顶端。

思路很好，却很天真。一般而言，新闻业是一个以集合精英却服务大众的特殊行业，但当新闻业主动放弃了信息的筛选与价值判断，全力拥抱权力与互联网后，被鄙视、被不齿、被拿捏就是一种必然。在不可言说的限制之下，新闻只能充当上传下达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不应该具备主观能动性，不能做事实的核查，不能做常识的普及，更遑论为必然之事做舆论的准备。服从和归顺从来不是建立强大自我的正途。相反，这个过程中，新闻的自我要么被吞噬，要么主动消逝。结构性的问题自此锁死，要解决新闻业的困境，就必须如凤凰涅槃那般，毁灭当下的这种特色「新闻业」。

毁灭自身的勇气和技术，非一般人所能具备，所以谈救赎谈重生，不仅仅是奢望，更可能成为某些人谋私的幌子。以此为幌子的人，明里谈论的是新闻业要再造要重生，背地里，他希望新闻业彻底与新闻，与舆论解绑。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类人惧怕舆论，也不懂舆论，更无法引导舆论。

所以，鼓动新闻业拥抱互联网的人，总是用转型一词将祸心包装起来，实质是要让新闻业进一步从议程设置这一目前仍存优势的领域撤退，让新闻业彻底交出自己的灵魂，由他卖给流量和流量背后的力量。只是，功利一点看，这不是待价而沽的好策略。也许本来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可着急谈价，反而掉价，几个回合下来，价值归零，注定无人问津。

一个没有价值的新闻业，被定义为被毁灭，虽然不够贴切，但也绝不为过。但别怪没有提醒，千万不要觉得毁灭了新闻业，就能羞辱真正的新闻记者，让他们堕入无尽的痛苦和悲伤。其实，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迎接毁灭的到来，有一句话他们可能已经在内心和生活中说了一万遍：

「毁灭吧，我累了！」

今日讨论：

你觉得，倘若没有腾讯，新闻业就能做的比现在好吗？

新闻某些时候很伟大，也很管用。按照阿兰·德波顿的说法，无论是对于读者还是从业者而言，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人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方寸前的忧虑和疑惑。

可新闻有时候也很邪恶。当它想要削弱什么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不是以足够紊乱、零碎和割裂的方式讲述事件，就是利用受众不善于透视新闻，不善于分析总结的缺陷，用新闻洪水轻而易举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干扰判断，甚至瓦解同盟，摧毁独立思考。

所以，面对新闻，你我都得绷紧一根弦，新闻所展示给我们的世界，并非全然就是我们置身的世界。它既试图用严重负面的事实教育天真的受众，也在不断以培育受众自信、理性和客观为己任，可你要说有没有好心办过坏事，恐怕也是有的。

所以，新闻也有自己需要担心的事情，那就是既不能对自己自视甚高，也不能对受众抱有太过于美好的期望。将世界以尽可能真实的手段和盘托出，乃是新闻的天职。有时候侥幸成功了，受众却未必会满意，因为新闻暴露了一个并不美好的世界，让人们心怀忧虑和恐惧。更多的时候，新闻只能反映真实世界的碎片，想要反驳新闻的人可以找到无数个反例，证明新闻所言才是虚假的。最糟糕的是，新闻试图以客观、公正、理性进行生产，可没想到的是，信息到达受众脑中的那一刻，却适得其反，要么强化了原本存在的偏见，要么又塑造了一种新的偏见。

尽管造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意外，可新闻还是别无选择。我们可能无法回到那个没有新闻的岁月了。如果没有新闻，隔壁的城市和社区发生什么事，恐怕需要等待数天甚至一周才能知晓，远方的幸福和悲痛，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感同身受。以现代社会如此的节奏，没有新闻，任谁都无法准确掌握环境的变化，处于深深的焦虑和恐惧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受众以为新闻是拱手可得的廉价信息产品，可他们不明白的是，新闻是一件易碎的瓷瓶。人类历经了数百年的痛苦，才终于发现新闻对于现代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的产生极其偶然，所以要毁灭它其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轻视新闻，可能让新闻沦为卖身的娼妓，制造信息垃圾而不可自拔；重视新闻，则可能让新闻变为狰狞的吹鼓手，面部可憎，丑陋至极，帮助那些清醒活在现实中，视舆论场甚至世间一切为玩物的坏人，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

目之所及，新闻不尽如人意早已是现实，但蔑视新闻公共价值的激烈观点，其实对新闻永远无法抹煞的公共价值心怀恐惧。那些标榜个人自由却又鄙视新闻的人，不过是被扭曲的环境所塑造出来的新兴人类，他们所谓的「自由」源自权力偶发怜悯的施舍，实际却从未奠基于反抗与自省之上，因此根基不牢，地动山摇。

上述的这类人中，或许甚至会有因各种机缘巧合开启了自己作为一个新闻人的职业生涯。大胆预言一下，他们要么被逻辑不自洽折磨得痛不欲生，要么彻底放弃尊严、伦理和人性，成为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种投机者。他所最厌恶的事物成为了他生存的唯一手段，这何尝不是一种最残酷的惩罚。在这个职业与生活的无间地狱中，新闻的投机者每分每秒都备受煎熬，注定不会有救赎的一天。

今日讨论：

和我说说，如果新闻是一个人，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

郑智化早年创作的歌曲或激励人心，或针砭现实，又因身体有恙而备受关注，继而成名，「水手」更是成为了一代青年人励志必唱的曲目，当年的央视春晚小品也将另一首成名曲「星星点灯」融入台词之中，足见影响之大。但时过境迁，往返海峡之间的郑智化，终也逃不过成为众矢之的宿命。

有机构媒体撰写评论，认为作为公众人物的郑智化，使用「连滚带爬」这一情绪强烈且极具画面感的用词，极为不妥，并据此认为，公众人物在行使个人表达权时，应再三思考，避免其失当言论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这篇评论，倘若放在二十年前的媒体环境，注定会得到一个负分的评价。面对一个几乎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公共议题，媒体及作者得出的结论，竟然认为「噤声」才是郑智化的正确选择，礼崩乐坏如此，已远超想象。20厘米的距离，对于绝大多数残障人士来说，堪称天堑，苛责郑智化及其使用的「连滚带爬」一词，恐怕并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可以给揪住郑智化的用词，不停声讨追打的这批人画一个像——说的轻一点，这类人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自私自大也自卑，说的重一点，他们几乎不具备正常的逻辑能力。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和郑智化一样，在某一个时刻成为绝对的少数，然后被同类漠视、侮辱、欺凌和伤害。这类人心中充满了侥幸和妄想，认为自己能够永远高高在上，不会沦落，但讽刺的是，在此地，沦落成少数是一件非常容易达成的成就。一场疾病，一次事故，一次失业或者就业，买一次房子，结一次婚，离一次婚，考一次试，读一次书，都可能成为沦落的开始。他们侥幸的自信源自何处，无从得知。

回到上面提及的那篇媒体评论，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一位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明星，将一个可能含有贬损意味的词语指向具体的公共服务机构时，其话语中所蕴含的“能量”不可估量」。作者将看似成熟老练的词汇拼装成了一句煞有介事的评论语言，但从其行文的混乱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作者本人并不清楚何为「贬损」，何为「公共服务机构」，甚至对自己论述的「不可估量的能量」也缺乏明确的定义。论述之所以含混不清，是因为明显错误的观点先行，使得在正常的逻辑下论证观点成为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令人震惊的是，作者强行完成了自己的论述，并将郑智化定义成「夸大事实、试图操纵舆论的坏人」，如此文字出自机构媒体之手，并堂而皇之发表出来，已然不是用一句「怒其不争」就可以饶恕的过错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分网友和机构媒体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合谋。网友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对象，不管是发泄努力还是打发无聊时间，攻击郑智化是一件极为安全的事情，而机构媒体也循着流量的思维，秉持着互联网上谁的声音最大谁就是正确一方的思路，扮演了一个大奸似忠也无可救药的角色。是否感动别人尚不得知，但媒体感动了自己是确凿无疑的。

不过，大可不必对这些人和机构媒体的行为感到愤怒，在宏观叙事之下，他们其实都如沧海一粟般渺小，如此世道，侥幸心理越重，在某个时刻成为被孤立的少数，进而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可能就越大。灾难会均摊给他们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不辨真伪，不知对错，不遵规律行事以至于自甘堕落的媒体人。倘若有这么一天，对他们伸以援手是断无可能的，他们的毁灭将会是一场盛大的欢宴，必须以鄙夷的笑声予以欢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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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郑智化吗，他有一首歌很棒，你听过吗？

张的成功，其实是拜社会撕裂之功。高考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人生分水岭，本应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可时至今日，固化的趋势已日渐明显。曾经想方设法想要打破的没能打破，还平添了更多的条条框框。撕裂的程度与日俱增，人人自危，松散的原子，时聚时散，虽无法掀起大的波澜，却也让管控的成本呈几何倍数的上升。

回到张的问题上来，张雪峰应该清楚自己流量的最大来源和成功的最大因素，这也是他风险之所在。社会撕裂越重，他越能在流量的红海中精确筛选出最匹配的那一部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张雪峰都精准拿捏了制造或者利用舆情的尺度，小到多给员工放两天假，在高考前夕称病不出，大到吐槽新闻学，进而得罪这个职业和学术共同体。反复横跳，居然毫发无损，他得意窃喜之余，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风险正在逼近。

张雪峰尽享因此而来的红利，但也越来越依赖这个大言不惭，流氓且看似「热心」的人设拓展商业版图。只是风险和收益并存，收益越大，风险越大。此番被禁，是风险积累的必然结果。而他此前在特殊时间节点试图与主流进行绑定的行为，并未得到认可。绑定是为了安全和利益，主流心如明鉴，小心思人人皆知，主流不傻，张雪峰聪明反被聪明误。

张雪峰的咨询业务，透露出一种精明但顺从的价值观——「承认自己无法完成阶层的跃迁，但要在自己的阶层拔得头筹」，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宁为鸡头，不当凤尾。同意张雪峰这个价值观的受众，其实是这个世道里躺平的主力。他们将生活的安稳与否寄希望于张雪峰的咨询意见。一旦毕其功于一役，就降低自己的欲望，立刻躺平，不挣扎向上的同时，又尽力固守已收获的一切，既要也要还要的「不可能三角」，精明且愚蠢，勤奋且懒惰，可恨且可悲，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是一种张雪峰的三寸不烂之舌也无法掩盖的最糟糕状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醉生梦死，却又不再掉入规训和鼓动的陷阱。他越是利用这种状态去获取流量和牟利，就会不断扩散这种状态。再继续坐视不理就会贻误时机，一旦趋势形成，再想改变，就会难如登天，果断出手，至少展示了遏制的态度与决心。

对张雪峰来说，能不能从这次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考验的是他本人。如果无法摆脱过去的成功路径，继续依赖并沿用，打击的频率和力度就会不断升级，直至彻底封杀。可要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路径，复制奇迹，他并非不世出的天才，突破自己的框架，几乎不可能。

张雪峰这次或许没有折戟沉沙，只是小小硬着陆了一把。乡愿的张雪峰，最终要么被同样乡愿的拥趸所反噬，要么就是因自己这种有限合作或有限不合作的态度，惹恼至高无上的力量而被毁灭。飞得越高，摔得越重，若这一天到来，张雪峰或许会怀念自己籍籍无名的岁月，只是得意作孽终要还，晚还不如早还，侥幸会引来更大的灾祸。别不信，有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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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张雪峰，你呢？

这个周末，喜马拉雅山上那场由蔡国强和始祖鸟策划点燃的烟花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目光。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当先锋艺术和环保发生对立的时候，人们可以很容易找到立场，据此展开讨论，唇枪舌剑之间，总能彰显自身的情怀、伟大与无私。一些人甚至还因此巩固了自己道德的优越感。毕竟，还有什么能比为无人区的环境保护呐喊更加正义更正确的事情呢？

可是，比起远在喜马拉雅山的烟花来说，对我冲击更大的，是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却鲜有人讨论的视频。视频中，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以百米冲刺般的姿态，奔向招聘会现场。

陪朋友去参加这场招聘会的小Y告诉我说，现场的冲击和惨烈远比视频上看到的大很多。她的朋友从上海赶到这场全是有编制岗位的招聘会现场，和大多数人一样，凌晨4点就在场外排队。很多家长跟着孩子前来，只为了多排几个区域，能多递几个简历。排队的需求强烈到有人做起了代排队的生意。

小Y说，从全国各地赶过来的学生太多了，当听到自己的专业不符合招聘需求的时候，无法进入面试，许多人当场崩溃，嚎啕大哭。不同的招聘单位故意将面试的时间定在了同一时刻，意味着每个人只能完成一场面试。而过去能当场签约的情况变得寥寥无几，招聘单位纷纷宣布只能在次日才能公布招聘结果。小Y说，自己的朋友很优秀，进入了面试，但能否得到这个工作，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招聘场景。我毕业的那个年代，虽然也有经济下行的冲击，但工作总是有的，只要不挑剔。诺基亚、摩托罗拉、联想这些当年的大厂，依旧热衷举办宣讲会，没有人将考公入编上岸当作毕业的唯一出路，熬夜排队的情况，更多是出现在想买一张卧铺票回家或返校的时候。

时过境迁，我发现，现在的孩子看起来比我那个时候更自由，但实际却保守得多。一开始，他们将得到一个体制内有编制的工作称之为「上岸」，然后，他们把考上研究生，考上博士，考取教师资格证，进入国企，都称之为「上岸」。彷佛人生前四分之一多的时光，就是为了「上岸」，只要上去了，人生就能够安稳度过，再也没有波折，永远将是一片坦途了。

他们这么想也许也算不上错，但内中的天真是让我倍感意外的，被体制接纳从来不是人生再无波折的标志，相反意味着波折才刚刚开始。空口无凭，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危言耸听。要证据其实也简单，问问喜欢和自己聊天的长辈和老师，什么叫做下岗，什么叫做下海，什么叫做买断工龄，什么叫做上山下乡，什么叫做知青返城。某些看起来提供了铁饭碗的契约，其实也是随时可以毁约的。

看着这些年轻人冲刺，我像是看见了一战时凡尔登的士兵。他们向着目标冲刺，希望得到一场永恒的胜利。他们相信，这胜利会带来无穷无尽的荣誉、财富、地位等等一切。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前方往往不是鲜花、美酒，而是泥泞中的鲜血和死亡。因为虚妄的承诺，他们将自己的青春投入到了一个巨大漩涡中，而这个漩涡的动力来源恰好就是这些年轻的生命。

我理解他们需要工作的迫切心情，也明白糟糕的环境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飞奔的脚步，很大概率意味着他们认可这个系统，想加入这个系统，未来，他们可能还会成为这个系统。所以很难报以完全的同情，确切的说，只能给予有限的怜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旦人放弃了最重要的创造能力和批判精神，被抛弃或者被反噬是迟早的，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利用价值会越来越少，直至没有。

所以，那些没有被挑中的年轻人，不应该感到崩溃，也不应该哭泣。一场必输的战役，冲在最前面并不是什么好事情。留心观察环境的变化，找准自己的定位，建立正确的预期，锻炼必要的本领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退一万步说，发生在自己预期中的失败，往往不叫失败，而叫做经验。所以，早点知道自己注定要遭受许多挫折，不是坏事，反而可能是好事。

说了这么多，我想起当年给我自己打气时写的一段话，也许仍然可以给深处漩涡中的年轻人打打气。

人生是一场终点很远的赛跑，不可能用短跑的速度跑完全程，这场比赛是比谁跑得久，只要看清楚想明白，慢一点也绝对不会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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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总是执着于「上岸」？

正常情况，食品最重要的关键是安不安全。价格贵不贵，便宜不便宜，主要取决于针对的客群和企业的成本控制水平。但在内卷的态势下，当人们的收入预期变得模糊不清时，价格就会变得极其敏感，甚至有了「原罪」。所以，只要有人觉得西贝贵，振臂一呼，必然是应者无数，他们一人一口唾沫，能汇成比太平洋还多的汪洋，想淹死谁就淹死谁。罗永浩大概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也笃定没人记得他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卖过预制菜料理包，才决定下场的。

不过，与以往罗永浩在互联网的呼风唤雨不太一样的是，有那么一种声量不大但足够坚定的意见指出，罗永浩的行事动机未必单纯。譬如阑夕就说，罗永浩每次要进入一个新的行业时都会找一家知名企业吵架，简直成了肌肉记忆。的确，干英语培训学校，他碰瓷俞敏洪，干手机，他碰瓷苹果，干直播，他又重新碰瓷俞敏洪，也算是把东北的传统艺能在互联网上发扬光大了。所以，碰瓷的罗永浩，总是让我回想起了2008年站在家乐福门口举牌的大学生。心中所谓的正义可能正在毁灭同为普通人的饭碗。曹植的诗可以准确代表我的心境——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西贝好不好，其实不怎么好！贵是真的贵，在我看来，它八成也算预制菜。我不爱吃预制菜，点外卖我也只敢点麦当劳、肯德基和吉野家什么的。因为我知道，如果现炒菜是地沟油做的，厨房里到处是蟑螂和苍蝇的话，可能还不如预制菜。有人说西贝贾老板是自杀式公关，我觉得还真不是，真正的自杀式公关是王自如那种，没准备好就敢直播怼老罗。西贝开放了厨房给大家直播，至少目前没出什么大事。

愿意吃西贝的人还会去吃，不愿吃的人始终不会吃，大家虽然意见不合，但吃什么不吃什么，最终还是钱包说了算。餐饮业估计算得上是市场化很彻底的行业了，味道不好大概率不出六个月就完犊子了。网红店生意来的快去的也快。明星们加持的那些个什么火锅或者串串，现在还留下来几个？西贝开到现在还没死掉，没两把刷子的话，可能早就凉透了。问题在于，西贝死了，预制菜就会好起来吗？我劝大家别这么单纯。钟薛高是凉透了，但雪糕刺客却也没怎么销声匿迹。今天夏天，我吃了一个奥利奥出品的雪糕，14块9毛，付款的时候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其实，就个人的观察而言，餐饮业很难去搞价格刺客这回事了。商场里预制菜的确越来越多，但把菜单和价格放在门口的也越来越多。无论是商家还是顾客，可能都很忙，需要用最短的时间筛选出最合适的选择。看一眼门口的菜单，吃不起就算了。我曾经非常好奇想吃一次见手青，但小小一盘要二百多块钱，我吐了吐舌头就放弃了，想吃菌菇，负一楼的乡村基也有，何必要赶时髦呢？

西贝这样的菜馆有没有危机感？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但危机感到底有多大，紧迫不紧迫就不清楚了。但是，满眼所见，商场里除了预制菜馆子之外，越来越多的就是人均100到300之间的自助餐。西贝人均吃一次，也差不多是这个价，对于朴素的老百姓来说，同样的价钱我不如去吃自助，至少看起来牛排、生蚝和酒水敞开供应，饭后要是肚子还有点空间，用水果和酸奶溜溜缝也是挺好的。经济向下，性价比变得很重要，所以，没人计较59块的自助烤肉提供的肉可能是冻肉，都已经低至59块，抖音团购没准还要再少5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言归正传，我觉得，如果哪家馆子的菜不值得它的定价，就不去吃，无论是不是预制。钱在自己的兜里，这点主，还是能做的。当然，这大概也是为数不多咱能做主的事情了。挣钱不易，钱得花在刀刃上，可时间也宝贵，罗永浩时不时跳出来搞流量的时候，就别傻呆呆跟着他瞎起哄了。人家有个好爹，又生在了一个好时候，那时一切都是蓬勃向上的。他也是聪明的，最高级官媒的新闻评论一跟进，他就说西贝这事告一段落了。这不是我印象中的罗永浩，但可能是真实的罗永浩，他知道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他知道220V的高压线是摸都不能摸的，一摸就会出大事。

听一句劝，把时间放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上，比在互联网上支持老罗重要多了。万一这次保卫大家「锅气」的老罗突然决定进入了预制菜领域，前面喷出去的口水要收回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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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碰瓷是罗永浩长期以来成功的最大秘诀和套路吗？

先生是喜欢香烟的，在日记和致友人的各类信件中，他从不讳言自己吸烟的事实——「往润昌公司买毛毡、烟卷等七元八角」、「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我酒是早不喝了，烟仍旧，每天三十至四十支。」和萧伯纳、蔡元培合影时，先生手里依然夹着一根香烟。就连去世的前一天，还被内山完造看见捏着烟卷坐在椅子上。

为什么孙女士对香烟有着如此大的恨意，恐怕无人知晓。但当这样的控烟人士连鲁迅手里的香烟都无法容忍时，我仍然不自主地感到一阵阵战栗和恐惧。先生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 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今天先生手里的烟，就是当年迂夫子们眼里的短袖子。他们要掐灭的，分明不是先生手里的烟，而是旁人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很不幸的是，这类人不知道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多。他们手里握着一支名叫「道德」或者「喜好」的手电筒，朝着人群里照射。但凡遇到逆他们意的事，无论大小，就一定会急赤白脸地跳起来，大叫着抓坏人。有人要是疑惑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喊打喊杀，他往往只有一个答案，名曰「为你好」。

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别人一厢情愿地「为你好」。今天，他们「为你好」，要让鲁迅扔掉手里的烟，昨天，他们「为你好」，要给维纳斯的乳房罩上一层纱。按照这样的逻辑展开，明天他们一定会打着「为了所有人好」的旗号，用个人好恶绑架公共政策，把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物付之一炬。

更让我震惊的是，这些人居然能够会获得不小的支持，被认为是具备旁人所不具备的勇气的人。可我要说的是，这些人和他的拥趸，才是人类中最胆怯，最鸡贼，最奸猾的。他们知道，先生早已化作尘土，不能以笔为刀，抨击这些魑魅魍魉。他们选择了一个无法对自己下作行为实施报复的对象，全因怯懦。

他们没有胆量批评慈父的烟斗和元首的画作，因为贝利亚会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希姆莱会把他们押到奥斯维辛，但他们敢批评丘吉尔的雪茄，嘲笑罗斯福的轮椅，因为丘吉尔和罗斯福拿他们没办法。他们从头到脚都是肮脏的，看到维纳斯的乳房，甚至只是一个轻轻的吻，都会勾起淫欲，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他们被权威奴役，所以也想在同类中挑选一个弱者施以暴力。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先生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有时候我在想，到底要如何才能对付这些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和制造出来的坏人，让这个世界不至于坏到没边？其实先生早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循着先生的思路，我想告诉那些因为先生手里的烟而感到不适的人，这幅版画创作于1974年，作者李以泰，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此作品刻画了鲁迅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凝神思考的情态，形象惟妙惟肖，逼真传神，被公认是鲁迅最经典的形象之一。

看到此处，孙女士以及孙女士的同伴们，你们还够胆掐灭这支烟吗？

今日讨论：

先生的烟，到底碍着孙女士什么了？

作为原告，杨景媛可能不会料想到，司法居然驳回了她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认定被告男生肖明瑫的性骚扰事实不成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基于线上舆论的女权主义在赛博空间所向披靡，无往而不利，成为权利话语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接二连三的线上胜利可能蒙蔽了杨景媛和与她一样的「特色女权」斗士，以为线下的法律会遵从线上的规则。而全网开盒杨景媛，足见次生灾害的范围早已不限于杨肖二人，更祸及武汉大学、杨景媛的导师甚至是远在香港的浸会大学。

论及责任，显然武汉大学那个息事宁人的处分，是一切争议的源头。回顾事件，不难发现，武大校方在处置这一舆情时，或许有试图通过肖明瑫的道歉，换取杨景媛不在网络上持续扩散此事，从而维护武大体面的小心思。但这个小心思却被杨所利用，进而提起诉讼，想以司法判决坐实肖同学性骚扰的行为。武大的小聪明，最终的结果是让舆论化为暴力，更搬起石头砸脚，让自己成为了众矢之的。

当然，即便没有这场风波，以杨景媛近几日的行为观之，这般既无道德羞耻，又极端功利，精明算计的学生，反噬母校只是时间问题。只不过，被反噬不代表武大无辜，不调查事实，而是将男女学生之间的矛盾作为舆情处理，如果因此不得不咽下舆情苦果，却又叫屈的话，武大就未免显得太过于矫情了。

也能够理解，武大在处理舆情时，可能很难预料到此事日后会陷入到性别对立和「特色女权」的泥潭之中。如果不是对舆论有着长期持续且细致的观察，是断然不会察觉，女权的抗争早已滑入了非常私人的领域，出现了激进、偏执甚至某些倒退的行为，并借由着政治正确之名，逐渐侵蚀着思想自由。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甚至有了「天下苦女权久矣」的说法。

因此，当司法拒绝了杨景媛后，一部分因为挫败而敌视女权的人，借司法的示范效应，实现了一次对女权极为不易的反攻。他们以司法判决为依据，对杨景媛进行开盒和网暴，向她目前所就读的浸会大学举报，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杨社死。这当然是一个不那么光明磊落的行动，因为他们并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说服或者改变杨景媛，而只是想借助更高的权力对杨进行惩罚，其逻辑与杨发起诉讼，试图毁掉肖明瑫及家庭如出一辙，并无二致。

这也清晰传递出了一个信号——面对激进偏执的女权主义，似乎只有更激进更偏激才能与之对抗。与此同时，那些想要支持女权的温和声音，也不得不思考如何避免自己的一腔热血错付给杨景媛这类人，成为咄咄逼人的权力话语中那把最好用的刀。

作为平权运动的必然产物，女权主义是社会迈向文明理性的路径之一。但它也同时存在着一些不得不正视的弊端。因女权主义而引起的争论，时常以人身攻击、人格毁灭的形式展开。正如乔·弗里曼的观察那样：

攻击者倾向于使用含糊的、笼统的形容词和名词来表达他们对某个人的批评。这些词汇总是携带着消极否定的意涵，甚少真正传达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而「特色女权」则更危险得多，这一权利主张在潜意识上并非是想争取和「男人一样的权利」，而是想通过贬低他人和排他让女性处于一个「更具优势的地位」，杨景媛正是这类主张的拥趸与践行者。在政治正确这件正义的外衣之下，她们非常安全。可一旦身体力行将主张付诸于实践，就不可避免要干预到他人思想的自由王国，甚至会在内部产生分化和清洗。久而久之，盟友会越来越少，敌人反倒越来越多。这种不断恶化的现实，又会激起她们的斗志，以更激烈的思想和行为应对压迫。

此次杨景媛引发的风波意味着，前述的恶性循环已经初见雏形。任何声称权利的女性，无论多温和，多理性，都可能在一开始就被视为激进的一员，唤起舆论十二万分的防备。因为当性别之分凌驾于权利之上，就意味着女权忘了初心，失了本质，迟早会成为人人避之而不及的灾祸。

而素来不喜女权主义的那一部分人，也将得到更大的力量，更多的机会，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策略，绞杀所有主张权利的声音。说的直白一点，「特色女权」会让女性处境更加艰难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可以预见的必然。

从发酵到现在，舆情——尽管我无法断定到底是姑娘的舆情还是大连工业大学的舆情——已经经过了差不多24个小时。姑娘的正义有没有实现，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又或者这其中的是非有没有厘清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对于参与讨论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其实是让他们再一次确信了自己心目中的正义是完美无缺的，是绝对正确的，是不容辩驳的，是自由的，是先进的，是无私的，无暇的。

要知道，这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从不针对公共议题发声。有人说，我们现在热衷于「恶猜个人、善待公权」。前半句没错，但后半句有点不准，与其说是善待，倒不如说是畏惧。畏惧的结果是他们会小心翼翼避开更重要的议题，却对私事格外上心。他们往往分不清公与私，将自己热衷的「私」 认定为「公」，并试图以此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睥睨其他不同的观点。「正义」如此肆意倾泻意见，是一件挺让人害怕的事情。因为自以为正义的人有时候其实比坏人还要邪恶，毁灭文明和世界的，八成就是这种人。

讨论是没有错的，可引起讨论的个人意志，还是有高低之分。一场私事演变为全民热议的事，女孩社死不社死我不清楚，倒是大家讨论的姿势让我颇有些绝望之感。此地此民，在这十余年间已经沦落到只会用身份作为自己阵营的标志。于是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人必得而诛之。曾经好不容易攒出来的那一点点共识，被撕扯得七零八落。但凡拿出一半在微信群、微博上八卦这事的的精神和努力，我们也不至于沦落至如今这般田地。

当然，上面这番话说出来很多人不爱听，因为打扰了他们实现「正义」的梦。做梦谁不会呢？他们在微信群里当然可以正义凛然地为李某声张权利，但当梦真正来临之时，他们没准会将李某作为梦中的对象，填满他们无止境的欲望。

倘若如此，我觉得李某还不如被人忘记，有时候遗忘才是一种保护，一种最好的保护。

今日讨论：

讨论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讨论她，可以吗？

最近，有个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在热播，叫做「长安的荔枝」。我没看过原著，也没跟风去追电视剧，但杜牧那首流传千古的诗我是会背的。杜牧的水平高，「过华清宫」只寥寥几笔，就能够让人对贵妃藏在甜蜜饱满荔枝后面的笑容产生无尽的想象。有意思的是，这想象不同于纣王的酒池肉林，一点也不低级，甚至很美很和谐。你想啊，层层叠叠的宫殿楼阁，飞驰的骏马，宽阔的驿道和香甜的荔枝，霓裳宴席和歌舞，这一派盛世景象，谁会不憧憬，谁会不向往呢？

只不过，在我看来，杨贵妃吃荔枝这事，有点类似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乾隆吃荔浦芋头。剧里面，为了不让乾隆对这种千里之外的特产产生兴趣，刘墉大着胆子给乾隆吃修仁薯莨。修仁薯莨这玩意是用来染布的，吃起来又麻又涩，难以下咽，把乾隆吓得够呛。大家都是面对几乎一样的任务，神剧里的主角，想方设法把这事搅黄，甚至冒着极大风险，不惜欺骗自己的顶头上司。可到了今天，电视剧里本色出演的，变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甭管合理还是不合理，就是拼上全部也要完成的打工人。两相对比，谁聪明，谁愚蠢，谁坚强，谁软弱，一目了然。

所以，甭管是贵妃的荔枝，还是乾隆的芋头，问题的根源从来不是他们能不能吃这些东西，而是怎么吃，什么时候吃。驿站驿道是公事，贵妃吃荔枝是帝王家的私事。公私不分，往往最后就是以公谋私。更糟糕的是，总有一帮人，无论是出于胆小、谄媚还是责任心强，居然用心用力用情把很多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办成了，办好了，让贵妃和乾隆们很高兴。

这一高兴不要紧，既然差事办的不错，那下次就接着办。一次性的坏事变成了常例，得搭多少人，多少钱进去？系统的惯性是强大的，开始了想再停下来就难了，痛苦从此绵绵无绝期。

贵妃吃荔枝只是表象，送荔枝更多是一场大型的忠诚度和服从性测试。李善德的忠诚到底怎么样不太清楚，但服从性可能是比较强的。在送荔枝这件事情上，开动脑筋，创造性发挥了极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很多时候，服从比忠诚更重要，忠诚尚需一些原则，服从就必须放弃所有原则。

李善德在剧里的职务，叫做荔枝使。其实，终唐一代，这使那使数不胜数，有「采访使」「户口色役使」「和市和籴使」和「黜陟使」等等乱七八糟的一堆，统计下来差不多有300多个， 几乎遍及国家各个职能部门。这使那使的优点，主要能够专事专办，有助于提升办事效率，但这也意味着，「传统的官僚已经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行政事务，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压力……只能铺摆场面，对数目字无法精密核算（黄仁宇语）」。当技术无法支撑现实的变化，崩溃是迟早的事情，荔枝送得越多越快，崩溃就来得越早越猛。

一直以来，很多古装剧之所以受人欢迎，不是因为历史，更重要的原因是，看的人总能够对号入座，找到最像自己的那个剧中人。看了这么多历史剧，我自己从来没把自己对应成刘墉、张居正、赵贞吉、严嵩严世蕃，我当然也不可能是李善德。反而，我有极大的概率是不小心说错话就遭杖刑的太监，被诬赖通倭随时砍头的桑农，甚至是更为悲惨的两脚羊。别忘了，所谓的名臣张巡守卫睢阳，粮食没了，就开始吃人。「旧唐书」写的详细：「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只不过守到最后，城还是破了，最后也就剩下四百多人。代价是巨大的，但胜利是没有的。几万人的命，也就是史书上的一句话就全部交代完毕了。

在古代，饿死病死或者被杀死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大诗人杜甫的小儿子，就是在安史之乱前夕的天宝年间饿死的。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大家都知道，但这首长诗的最后几句，杜甫还写了自己的悲剧。他说：「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历史上，无论盛世也好，乱世也罢，大多数人的命运都挺悲惨的。所以，倘若回到唐朝，我实在是没有信心，能够比杜甫一家过的更好。

说了这么多，我突然觉得，片面的历史营造出的幻象有时候就像是一种麻醉剂，它要么让人只会去关注最宏大的问题，忽略个体的命运，又或者它会将问题的原因归结到个人身上，彷佛一个人遭遇的问题，只取决于他努不努力，勤不勤奋，用不用功。可个体的遭遇往往是时代的碎片与折射，很多看似偶发的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如果意识不到这个关键，人们不是为荔枝和芋头欢呼雀跃，就是认为一切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只是，无论欢呼还是冷漠，当渔阳的军鼓声传至长安之时，注定会猝不及防，幻象在这一刻才被打破，那就太晚了。

美国银行外的人群 纽约世界电讯报 摄于1931年

一个民族的精神、它的文化水平、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策所部署的行动，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东西都被写进它的财政史之中……谁懂得如何倾听它的信使的声音，谁就能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明了地识别世界历史的雷鸣。

经济学家J·熊彼特

1929年10月29日，星期四，此前已呈现大幅波动的美国股市终于开启了崩盘的大幕。这一天，股市交投量创下破当时纪录的1,290万股。接下来的一周，累计损失高达300亿美元：10月28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急跌近13%，29日，交投量达1,600万股，单日损失140亿美元。

在此之前，世界经济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各项需求，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被称之为「咆哮的二十年代」。汽车、无线电的出现，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

但与此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生产过剩问题，却在侵蚀经济的基础。以粗钢产量为例，1921年到1929年，美国的钢产能扩张到了6958万短吨，产量则实现了6174万短吨的新高，比1921年增长185%。

如何将产品卖出去，成为了政治家和企业家试图解决的大难题。

1929年4月，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里德·斯姆特和俄勒冈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威尔斯·C·霍利共同发起了一项提案，旨在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水平，以保护本土产业，解决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史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但这项法案引来了极大的争议，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胡佛总统否决该项法案。

1930年6月17日，该法案正式施行。法案将20000多种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随即，加拿大开始对美国输往加拿大的16种产品征收新关税，英法表示抗议，而德国则开始着手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法案看似保护了美国自己的产业，但却严重冲击了世界贸易。

数据显示，美国从欧洲进口的商品总额从1929年高位的13.34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3.90亿美元，出口至欧洲的商品总额则从23.41亿美元降至7.84亿美元。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大约萎缩了66%。

事与愿违的是，美国的失业率节节攀升，仅1929年，美国就有三百万人失业，1930年，达到了六百万。1933年，失业率在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5.1%。

全世界也从此刻开始，步入了旷日持久的大萧条。

移民母亲 Dorothea Lange 摄于 1936 年

在这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最更糟糕的，恐怕是美国金融的崩溃导致一个极为可怕的后果：按照「道威斯计划」和后来的「扬格计划」，美国会为魏玛德国提供贷款，以便支付战争赔款。但大萧条让美国银行自顾不暇，也就无力为魏玛德国提供贷款，甚至开始收回贷款，让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

20世纪20年代初，魏玛德国身处历史上世界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漩涡之中，通货膨胀最高点的物价，高达战前水平的10000亿倍。通过美国的企业投资和银行的贷款，德国极其艰难地走出了通胀，但同时也变为极度依赖外贸，债务结构复杂的经济体。

于是，当外国资本骤然消失后，德国陷入了新的危机——贸易、生产下跌，工资下降，商店工厂关闭，银行倒闭。

到1932年，德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登记失业，工业产值比1929年水平下降了40%；1930年12月至1932年12月，公务员累计减薪19%至23%，公务员对共和国的命运也不再抱有期望，危机同样蔓延到了农业和农村。

失业带来的痛苦、愤怒和沮丧充斥在德国人的生活中。因为失业，人们推迟了婚期，推迟了生育计划，年轻人要么漫无目的在家里度日，要么闲逛打发时间。

而德国总理布吕宁采取的紧缩政策，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德国人民更大的不幸与痛苦——不断下降的收入让人们无法负担日常的开支，工业和服务业复苏成为了泡影。

很快，德国人民对经济的失望就蔓延到了政治领域。

1930年的德国国会选举，纳粹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获得了640万张选票，107席国会席位。但两年前的选举中，3100万张选票中，纳粹党只赢得了80万张选票，国会席位仅有12席。1932年，纳粹党又再进一步，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占230席。

纳粹党在选举中获得如此大的成绩，有一部分原因或许是1929年积极参与了民族党发起的反对「扬格计划」的行动。

许多民族党的支持者发现，比起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民族党人来说，身穿褐色衬衫，有着铁一般纪律的纳粹党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而纳粹党所提出的「禁止进口外国食品」的政策，对很多希望通过对进口食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保护其收入的农业群体来说，越来越具有十足的吸引力了。

事实证明，经济越差，纳粹党得到的支持就越大。在1924年到1929年间魏玛德国短暂的经济温和复苏时期，反而是纳粹党活动的低潮期。倘若魏玛政府能够让经济持续复苏，或许纳粹党永远只是一个德国政界中的小团体而已。

但是，令人绝望的大萧条以及德国人民的失望、不满、恐惧、愤怒，让纳粹党成为了德国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过去犹豫不决的中产阶级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将选票投给纳粹党。因为看起来活力四射，生机勃勃而又强硬的纳粹党，也许能够结束国家政治、经济的混乱，带来新的稳定的公共秩序，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的所有问题。

而冲锋队成员数量的暴增，则更加直观反映出了德国政治不断趋向极端化的趋势。1931年，冲锋队的人数大约在10万左右，1932年底，则已经高达50万了。而长刀之夜前的冲锋队，人数可能高达300万之巨。

1933年以后，纳粹党的声势已经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党派，德国保守主义的精英们也最终不得不选择纳粹党，让希特勒成为总理组阁，也自此开启了德国和德国人民最苦难的岁月。

历史的巧合总是有许多偶然构成的。虽然「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实施，与纳粹的上台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法案的施行，一定程度上主动摧毁了自由贸易的基础，它实质是民族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体现，让经济危机升级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

随之而来的大萧条，让脆弱的魏玛共和国再度陷入经济危机，自然也就无力压制激进的思想和声音。关税筑起的墙，就像是蝴蝶偶然间扇动的翅膀，最终在大洋彼岸给纳粹党和希特勒制造了足够多的混乱和理由，甚至可能送上了足够多的选票。

比起1933年到1945年间德国和世界的痛苦和悲剧而言，关税恐怕真的不算多么重要的事情。最初，以为关税带来的不过是些许的黯淡，却未曾预料让欧洲陷入黑暗。

当历史开始走入了某种趋势，当它的逻辑一旦展开，无论有多少理智和科学的声音试图劝阻，大幕都将拉开，是绝无中止的可能的。

今日讨论：

拟觉得，历史会不会再次重演？

国民奶茶品牌蜜雪冰城宜昌的某加盟店因使用隔夜柠檬片、橙子切片被曝光。面对媒体的质问，蜜雪冰城各地门店很快统一了口径，一致表示，将严格遵守原有规定，当天多余物料都会废弃处理。挨打也要立正站直，经年累月的所谓监督，让中国的企业对如何处理3·15引发的舆情早已熟稔于心。谦卑的态度一定能够让自己度过公关危机，用空间换时间，让生意重回正轨。

在同行媒体的示范下，不少市场媒体也纷纷跟进，极目新闻、封面新闻、钱江晚报等媒体，以评论抢占新闻事件的第二落点，其核心观点是「平价不是蜜雪冰城的万能挡箭牌」。可这一次，却出乎意料未能复制过去的成功，反而引火烧身。上述媒体的评论区被嘲笑、奚落甚至谩骂，愤怒与不满肉眼可见。

在过去二十多年，媒体在315这个时间节点前后，轮番上阵，使出浑身解数，揪住偶发问题大做文章，是舆论监督的基操，是俘获人民信任百试不爽的奇招。明明是按照过去舆论监督的SOP一步一步模仿出来的新闻产品，到底是错在哪里，才会被受众如此刻薄地对待？这是困惑媒体从业者中最平庸之辈的难题。

之所以说平庸，是因为他们只是新闻的搬运工，观点的抄袭者，文字能力或许有出众之处，但处理复杂舆情的能力，就显得捉襟见肘。很不幸的是，现如今这个国家的舆论环境，其复杂程度，纵观世界，已无出其右者。庸者无法理解舆情的复杂和变化，自然也就无法驾驭。

拱卫蜜雪冰城，是社会心态正在发生转变的小小风向标。高歌猛进的时代，人们必然会追求消费品的不断升级迭代和完善。反之，人们不得不降低预期，寻找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只不过是用了几片隔夜柠檬而已，就要被最高级的媒体拉出来示众。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充斥着太多小过重罚的例子，人们与蜜雪冰城的遭遇达成了共情的默契毫无障碍。

究竟是什么力量不断压缩人们的容错空间，让喘息都变成了一种奢侈，连4块钱的柠檬水都容忍不了。最愤懑的是，比隔夜柠檬更严重的问题比比皆是，事关人命与尊严，却从未得到重视，更遑论解决。疑问存于人心，却始终没有答案。

要力挺蜜雪冰城，就必须有一个攻击的对象。媒体是一个很好的出气口，因为它多数时候代表官方的意见，但又常常得不到官方直接的支援。指责媒体，对于满肚子怨气的人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

十余年来的逆向淘汰，机构媒体早就失去了设置议程的能力。相反，它们被受众设置了议程。受众关注什么，它就追逐什么，受众厌恶什么，它就躲避什么。只要受众提供流量，机构媒体就以为有了仍能存在下去的幻觉，自认为可以在原子化、极端化的舆论环境占据制高点和优势，在权力和市场间左右逢源，可怜可笑可悲。

当然，对于广大普通人来说，力挺蜜雪冰城同样可悲。时代车轮滚滚，但消费品的质量却不进反退，4块钱柠檬水就能撑起的尊严与安逸，注定脆弱得不堪一击。拱卫雪王，就是在维系生活依旧明媚向阳的幻想，毕竟直面阴霾衰败的现实世界是一件残酷的事，视而不见是人性，必须理解，也特别理解。

今日讨论：

你还会继续支持蜜雪冰城吗？

我很喜欢一部电视剧，2001年上映的「兄弟连」。从上映到现在，差不多每年我都会时不时回顾这部电视剧一两次，挑一些自己喜欢的片段，反复看，练练听力，背背单词。剧中的故事，围绕着美国101空降师506团E连展开，从诺曼底到埃因霍温，再到阿登森林，最后进入德国，完整经历了西线战场的各类大仗硬仗。电视剧不长，只有10集，战斗描写自然是最主要的，但我最喜欢的，是第九集，名字叫做「Why We Fight（为何而战）」。

以现在全知全能视角来看，1944年开辟西线战场，吹响了第三帝国覆亡的号角，但是，要当时E连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们们去理解为什么要跨越半个地球到欧洲作战，付出生命的代价，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理解了。E连的士兵们有一种模糊的认知，那就是德国人很坏，非常坏，但怎么坏，却不得而知。可战争不就是互相杀戮，美国人又比德国人好多少呢？这个问题，就连E连里的高材生，哈佛大学的韦伯斯特也想不明白。当看见30万投降的德军在公路上行进时，卡车里的韦伯斯特忍不住朝德国人咆哮道：

「Dragging our asses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interrupting our lives.For what？You ignorant, servile scum!What the fuck are we doing here？（把我们从半个地球之外拖过来，干扰我们的生活，到底为了什么？你们这帮卑贱无耻的人渣，我们他妈的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哈佛大学就是不一样，脏话都骂得很高级。

我对历史了解不多，但设身处地也能理解当时美国人的疑惑。欧洲已经是一片焦土，直接进攻美国的是日本人而并非德国人。作为民主的兵工厂，美国出钱出枪出炮，送坦克飞机，这都是小事一桩，但为什么要用美国人的生命去解决欧洲人的问题呢，欧洲的事情，是不是应该欧洲人自己来解决？我猜，每一次欧洲出现大危机的时候，这种疑惑都会甚嚣尘上，占据大多数美国人的心智。

但是，战争总有它的理由，让所有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对于第三帝国来说，战争是续命的灵丹妙药，没有战争，它们就无法掩饰经济的失败和政治的极端。对于同盟国来说，战争可能是因为有人冒犯了他们，但对于个人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电视剧用集中营的故事回应了美国大兵们的疑问。1945年4月29日，当E连的一支巡逻队在森林的边缘发现一处集中营以及里面瘦骨嶙峋的囚犯时，所有E连士兵都明白了卷入这场战争的原因，以及自己出生入死的最终目的。温文尔雅的韦伯斯特甚至变得非常暴躁异常，拿出手枪指着德国人骂道：「you fat fucking prick.How about a human being? Are you one of those?（你这个该死的肥猪，你还算是个人吗？）」

这当然都是电视艺术的加工和渲染。真实的情况是，E连的前任长官温斯特少校说：「这一幕给我的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不禁暗暗对自己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这儿了！」101空降师师长泰勒少将被惨状所激怒，命令当地所有14岁到80岁的居民都要集中起来到集中营里清理、掩埋，以实际行动进行一次震撼教育。而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在视察类似的集中营时说，「有人跟我们说，美国士兵不知道正在为何而战。现在至少他将知道他正在与什么东西斗争。」

这一幕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当然很难想象。正如历史学家总结得那样：「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假定德国政府与第二帝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的机构从本质上说依然是诚实和文明的。对于西方政治家来说，像德国这样的当代国家能够以流水线的方法杀戮600万人是难以想象的。」

从1944年6月6日，到1945年4月29日，E连大概花了327 天，才终于意识到自己为何而战——为了被奴役的人，为了自己不被奴役。

写到这里，我可能才开始进入正题。短短过去的一周，似乎一切信息都显示出，美国要变回那个孤立的，蜷缩在美洲大陆的巨人了。这当然是一个不太妙的信号。但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论调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了。

1940年，美国正在沉睡，这个国家大多数人都对欧洲大陆发生的事情毫无感觉，甚至对自身还有诸多的不满与怀疑，正如有人对作家E.B怀特说的那样：也许德国的制度更完美……美国的年轻人，只知道整天看电影──他们简直是一塌糊涂……而英国已经腐朽不堪，因为它的工业早就一蹶不振。

但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环顾四下的世界时，会发现千年帝国早在1945年就灰飞烟灭，它的一切，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已经被钉上了人类文明的耻辱柱。尽管80年的时间，世界依旧发生了无数的惨剧，但自由的精神显然比1945年的时候有了更大范围的确认和践行。自由让人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意味着个性充分的发展，意味着个性不需要完全服从于某种虚妄的共同命运。

这种宝贵的品质并非后天创造的，而是天生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一代又一代的人，把它传承了，发扬了，光大了，让它更具象，更完善。当然，它依然很脆弱，以致于我们常常怀疑是不是一个历史的意外就会葬送这一切。可是，即便面对最可怕的敌人，它也从来没有被血与火摧毁，相反还在一次又一次生长，从灰烬中，从废墟上，从瓦砾间，从铁幕里。一旦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抹煞。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历史的某些不和谐瞬间而感到绝望。E连为了一些他们一开始不太明白的价值和信仰战斗冲锋，甚至死亡。现实最终告诉他们，牺牲很惨烈，但并非全无意义。当然，有些牺牲是相反的，在东线战场恶劣的天气中战死的第三帝国士兵，捍卫了一个不应该被捍卫的事物，让人们明白这种牺牲是无意义的。在历史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更伟大的意义。

现实在成为历史的同时，会为未来筑起一堵墙。尽管这堵墙是由无数受难者的鲜血和牺牲砌成的，但这堵墙能够威慑邪恶和阴谋，让它们不能染指未来，熄灭文明和道德。从这个意义来说，牺牲予以未来的是宝贵的生命之礼。这礼物就像一个火种一样，能够让平等、尊重、信任成为社会奠基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所以，回到最初的E连二等兵韦伯斯特的问题，如果到了一个不得不战斗的时刻，我们到底应该为何而战？我想，做好万全的准备，去对抗那些我们想象不到的恶和愚蠢，是为了善良、正义、自由、公正和爱、尊严或者其他什么好的东西，不被践踏和蹂躏。你我必将为此感到自豪与骄傲，因为这会让人类的生机与活力，得以无穷无尽迸发和生长，谁说不是呢？

今日讨论：

你愿意为何而战？

且不论这AI是从头到脚的中国造，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外之喜，这或许是一个信号——过去自认无所不能的决策系统突然突然意识到，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依靠过往的经验进行判断和决策，已经逐渐陷入了疲于应付的状态。所以，必须将信息处理的重复简单劳动交给成本更低的人工智能，只要把say yes or no的权力掌控住，才是关键。

系统迎合DeepSeek，背后可能是一盘大棋，怀揣的是简中世界同样也有睥睨世界的尖端技术和应用的自信。当然，这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考量，但系统的担忧未必是构成系统的个体的担忧，系统的需求未必是个体的需求。个体之所以逢迎和谄媚，更多是出于恐惧和懒惰。

的确，现如今的AI看上去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信息只需要通过简单的人机对话，就能够以极直观的形式呈现于人前，大有替代图书馆、索引、书摘、书评、论文的趋势。可惜，AI这个优点也是它最致命的缺点——它将或真或假的知识打碎，放入搅拌机中搅拌，输出一块看不出任何原材料的知识食粮，然后，用一种娓娓道来，循循善诱又极为谦卑的态度和语气告诉人们，这是世间最正确的观点和信息。

这种模式往往会让机警的人的产生一种错觉——无论是DS还是豆包，或者是其他的人工智能，简中AI都是用复旦中国研究院张院长作为范本进行训练，识别一本正经的胡话变得愈发困难。

一本正经的AI显然会对一部分人产生巨大的震慑。这类人脑中既无知识，更无逻辑，只有连儿童都不屑问出口的十万个为什么。可悲的是，他们已然不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努力的目标是如何无异议地、忠实地执行系统从上至下传递的指令。

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是系统已经无法根据新的情况，做出必要的调整，给出恰如其分的指令。相反，系统循着过往的经验，发出一系列基于过往经验的陈旧指令，正常人在其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苦衷很多，但却无法言说。

需要指出的是，指令不仅仅是工作的指令，更是一种服从性测试，态度必须坚决，效果必须满意。所以，当指令被同时输入AI和人脑中时，这场名为决绝和忠诚的比赛的胜者就注定是AI。对于系统来说，忠诚和服从是最重要的标准，但它往往是以牺牲能力和效率为代价的。所以，无法奉献忠诚的人是可有可无的，是无关紧要的，是无足轻重的。所以，恐惧驱使这一部分人迎合DS，希望凭借DS，再次奉上自己的忠诚。

清醒的人知道，AI最不擅长的，就是创造力、规划能力、跨学科跨领域思考能力的工作。所以，逢迎会造成更糟糕的问题。要么，人会将思考的权力进一步交给AI，尽管生活将在 AI的指导下，继续风平浪静地继续下去，可任何内心的挣扎、道德的谴责或者心理的不适，都将被AI给出的答案所抹去。要么，人的智慧能从日常的俗务解脱出来，得以全身心付诸于治人的实践。假以时日，实践的经验必将传递给AI，迟早AI将成为治人的最有效最强力工具，不容商榷，不容讨价还价，甚至不容一丝异议。

所以，在这场盛大的AI狂欢中，逢迎AI的人，自认为得到了强大的工具，以为工具的强大将能够解决所面临的一切难题和困境。殊不知，AI在悄无声息将他置于更悲惨的情状。当然，工具不该被定义成罪人。过错的根源在于，使用AI的人心术不正，别有目的。拱手将需经年累月才能创造出的人文主义精神交给了绝对理性的AI，被反噬是迟早的，历史倒退也注定成为必然。

大胆预测一下，我们今天对DS的逢迎有几分，未来可能就有多惨烈，每个人都算不上无辜，这绝不是祸从天降，如此田地，是你我一步一步自个儿走出来的，怨不得旁人。

今日讨论：

人工智能，可以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吗？

对这两个现象级产品的分析和议论，让这个春节假期颇为热闹。假期七天，DeepSeek的拥趸们热议英伟达暴跌的股价。这些相信集中力量一定能够办成大事的计划者们，以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最赤裸的股票价格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以此作为AI崛起最强有力的证据

一方面，拥趸们盛赞DeepSeek的技术打破了敌人的封堵和鄙视，另一方面，拥趸们对DeepSeek显示出的极高情商和政治素养予以了无限的包容、赞赏和原谅。技术入乡随俗，服膺于国情，如同老外在酒桌上也得敬酒，弯道超车和制夷的自豪与骄傲溢于言表。双标如此，很易评，也很难评。

但是，讨论人工智能技术的水平是否真的超过了美国，门槛还是有些高了。ai技术到底是开源还是封闭，所谓「蒸馏」到底算不算抄袭？多数人不明就里，跟着热闹起哄两句没问题。只是目前技术尚离生活太远，DeepSeek制造的幻觉，多存在于所谓的高知人群中，想靠它深入民间，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观念中，冲淡焦虑和困窘的最大障碍，它有天然而巨大的短板。

但作为传统神话中的人物，哪吒与中国大众的心理距离显然就近了很多。即便无法理解哪吒作为神话中的少有反抗父权的角色定位，但火尖枪、三头六臂，不死之身和扒龙皮抽龙筋，把龙宫闹得天翻地覆的混子形象，则通过各种演义早已深入人心。不夸张的说，哪吒恐怕是为数不多能够和孙悟空一较高下的神话人物。

可惜的是，哪吒在热门电影中，却抛弃了最具反抗精神的内核，蜕变成了一个爱父母，也被父母爱着的孩子。李靖成为了善解人意的父亲。哪吒顽劣，却是一个渴望爱的小孩，其反抗的意识，虽源自自己的命运在出生前就已经注定，可在作品中却始终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以致于他对于旁人的恨和爱，能够在须臾之间完成切换。此人如在现实生活中，当属尚未具有稳定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那一类人。

对电影角色的吹毛求疵就此打住。哪吒2选择在春节档上映，势必会影响主创自身对影片价值观的呈现。自从春节档成为必须关注的影院档期后，说好听一点，选择春节档上映的影片，往往都必须在多样的观影需求寻求平衡，以期实现票房的最大化。说的难听一点，这一档期的影片往往是不堪入目的「缝合怪」，武戏要炸裂，文戏要煽情，要有亲情，要有友情，还要有爱情，但爱情绝不能是禁忌之恋或者违背道德。

很不幸的是，盛名下的哪吒2，其实也是一个「缝合怪」式的产品。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旨，也必须杂糅进各类低级笑料和情感表达，才能够满足所有观影人的需求。震撼镜头中，也不乏各种或致敬或抄袭的片段。票房成绩冠绝的背后，这种妥协和鸡贼却无人讨论。人们热衷于讨论的只有不断创新高的票房，电影的评价标准被简化成了票房成绩这一单项指标，对于电影和文化产业来说，是最不祥的征兆。可以预见的是，哪吒3的未来因为哪吒2的辉煌，已然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结局绝不乐观。

所以，DeepSeek和哪吒给2025年铺下了一层新的底色——数据还能够粉饰欣欣向荣，可也看得出已经颇为吃力。DeepSeek一本正经说着高端的胡话，誓要用技术打开一切封堵，但它其实只是在继续扩大我们的缺陷，麻痹我们的知觉，让我们认为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废墟会被认为是宫殿，粗布麻衣会被认作是华服，苦难将成为自豪的土壤。有朝一日，DeepSeek如果成为了唯一的ai，它或许会告诉我们，哪吒从来不是一个具备反抗精神的人物，相反，他爱着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也爱着他，这个哪吒从来没有自刎将他的身体还给父亲，以一己之性命换百姓安宁，他只是与他的父亲并肩作战，挑战着伪善的仙人，至于陈塘关百姓，那都是电影里的背景和群众演员，无关宏旨。

写到此处，突然想到黄飞鸿电影里一句精辟的台词，当黄飞鸿成功夺得了狮王的金牌时，站在城楼下仰视着官员们时，说出了自己对于国运的理解：

依小民之见，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还是广开民智、智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区区一个牌子，能否改变国运？还请李大人三思。

套用到当下，不妨问问自己，区区一个DeepSeek和哪吒，能否改变或者证明国运？越是念兹在兹，时运会不会反而越来越远，有识之人不得不想，不得不防。

今日讨论：

你怎么看DeepSeek和电影哪吒2？

我还记得抵达这座城市的那天晚上，大巴车在立交桥的弯道盘旋向上，被温润的空气包裹着的黄色路灯把大巴的影子越扯越长。未来的生活究竟会以一种怎样的形式展开，让我心怀憧憬。

那个时候，城市里还残存着进入21世纪以来欣欣向荣的气息。我进入了一家被认为是中国前十甚至前五的市场媒体，但我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的媒体，其实已经进入了下行通道。

上班没有几天，当我第一次被派外出采访时，在报社的采访车里，副驾驶位置上长头发络腮胡的摄影大哥，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报社都要垮了，你来干嘛？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想象，这句话对于一个初入行的新人有着怎样的冲击。可是，作为一个刚刚转行到记者的我来说，能去的地方其实寥寥可数。

我想，工作有时候就是一份工作，它谈不上多少理想，更多承载的是生存需求，天无绝人之路，到垮的那一天再说吧。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尽管也有些兜兜转转的小意外，但自己好像就一直困在了处理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行。只不过，我再也看不见这一行曾经辉煌光鲜的时刻。

比如，全体员工年底一起吃火锅，吃着吃着，领导们捧出盛着现金红包的盘子，边走边发钱。物质的力量是巨大的，因为它，每个人对来年有了更大的期待，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别看那时候的有些老领导是革命时期枪林弹雨闯出来的，可搞起市场经济来，他们也很强，思想也很解放。老领导们或许没有读过哈耶克那句「金钱是人类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的名言，但他们就是这么实践的。

你看，不懂理论也并不妨碍他们掌握真理。可现如今，年轻时就沐浴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的有些人，理论套话说的头头是道，可实践就比前辈们落后了不止一个世纪，至于思想，那就更惨不忍睹了。

从这个行业的颓势，就该知道，即便奋力划桨，还是有可能无法抵抗潮水的力量，会被一次又一次推回一个名叫过去的岸上。时间长了，总有人累了倦了烦了怕了，服从了，认命了，甚至背叛了。

所以，这个工作或者说事业越发越鸡肋，名利二字都不敢碰，挣不到钱不说，甚至连名也不敢挣了。年轻的记者和我说，他可不想稿子成为爆款，被人挂在网上没完没了得骂三天三夜。

我入行的时候，也有稿子被骂。有一次，有一篇关于存款利率的稿件，算的有些潦草，没有把前置条件说清楚，有个读者在当时最时髦的微信公号上洋洋洒洒写了长长一篇文章教我算存款利息，按照现在的话说，那爹味真是盖了帽了。这也给我提了个醒，别以为自己的稿子就那么尽善尽美，只要有一个人读不懂，那就意味着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

所以，我觉得有人骂是件好事情。只不过，干到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读者在哪里，也不知道有谁还会骂我。

可我清楚，会骂人的读者，才是最在乎我的人。每骂一句，就像发一枚勋章给我。唯一的遗憾是，大家现在都是键盘侠，终其一生我可能连他到底是人是狗都不知道。

失掉读者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如果和失去自我比，倒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失去读者不要紧，只要自我没丢，就算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总能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一点也不想当那个退潮后被人发现光屁股游泳的蠢货。

所以，对那些看起来很聪明的纯事情，我始终提不起兴趣。尽管眼前有无数例子告诉我，卖掉自己，或许价钱真的很不错，能够得到你凭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可有人说过，聪明的人总是做蠢事，只有蠢人才会做那些看起来聪明的事

我能理解，这是绝望下的无奈之举，可我也不能理解。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里，作者写得一手好文章，干过记者，也干过总编辑，现在又创了业，文章里，他爹味十足说了一句话：

无望之时，可以卖笑，绝不卖身。

是啊，你我年复一年与自己，和别人劳神较劲，我们所为的不就是把该做的事，变成要做的事，再变成爱做的事吗？

你我当然陪过无数次的笑脸，更弯过无数次的腰。可这些都抵不过你我各自热爱的事情。这些事情或许很普通很寻常，但也异常伟大。就像我和我的Sarah曾经说过的那样：

人一辈子，如果能平平淡淡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就已经是一件光荣而伟大，值得骄傲的事情了。

写到此处，耳机里传来了一首歌，内中慵懒的女声像极了春天午后温暖的阳光，让这个寒潮笼罩下的新年，突然值得世间所有的期待。我抄录一部分歌词，献给你们，我未曾谋面过的读者，也献给即将到来的春天，更献给你我那些不曾消逝的炽热情感和爱恋。

给我一个吻

给我炙热的双唇

温柔坚定的眼神

风中缠绵的香气

说着恋人的絮语

终于相信，你是我的命运

你是我沿途最美的风光

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

倚在你肩膀，就能实现梦想

一起流浪到未知远方

等待大雨过后的晴朗

你就是我，最后一个愿望

……

一路难免失望

难免曲折漫长

让这首歌 为你轻轻地唱

新闻某些时候很伟大，也很管用。按照阿兰·德波顿的说法，无论是对于读者还是从业者而言，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人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方寸前的忧虑和疑惑。

可新闻有时候也很邪恶。当它想要削弱什么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不是以足够紊乱、零碎和割裂的方式讲述事件，就是利用受众不善于透视新闻，不善于分析总结的缺陷，用新闻洪水轻而易举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干扰判断，甚至瓦解同盟，摧毁独立思考。

所以，面对新闻，你我都得绷紧一根弦，新闻所展示给我们的世界，并非全然就是我们置身的世界。它既试图用严重负面的事实教育天真的受众，也在不断以培育受众自信、理性和客观为己任，可你要说有没有好心办过坏事，恐怕也是有的。

所以，新闻也有自己需要担心的事情，那就是既不能对自己自视甚高，也不能对受众抱有太过于美好的期望。将世界以尽可能真实的手段和盘托出，乃是新闻的天职。有时候侥幸成功了，受众却未必会满意，因为新闻暴露了一个并不美好的世界，让人们心怀忧虑和恐惧。更多的时候，新闻只能反映真实世界的碎片，想要反驳新闻的人可以找到无数个反例，证明新闻所言才是虚假的。最糟糕的是，新闻试图以客观、公正、理性进行生产，可没想到的是，信息到达受众脑中的那一刻，却适得其反，要么强化了原本存在的偏见，要么又塑造了一种新的偏见。

尽管造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意外，可新闻还是别无选择。我们可能无法回到那个没有新闻的岁月了。如果没有新闻，隔壁的城市和社区发生什么事，恐怕需要等待数天甚至一周才能知晓，远方的幸福和悲痛，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感同身受。以现代社会如此的节奏，没有新闻，任谁都无法准确掌握环境的变化，处于深深的焦虑和恐惧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受众以为新闻是拱手可得的廉价信息产品，可他们不明白的是，新闻是一件易碎的瓷瓶。人类历经了数百年的痛苦，才终于发现新闻对于现代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的产生极其偶然，所以要毁灭它其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轻视新闻，可能让新闻沦为卖身的娼妓，制造信息垃圾而不可自拔；重视新闻，则可能让新闻变为狰狞的吹鼓手，面部可憎，丑陋至极，帮助那些清醒活在现实中，视舆论场甚至世间一切为玩物的坏人，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

目之所及，新闻不尽如人意早已是现实，但蔑视新闻公共价值的激烈观点，其实对新闻永远无法抹煞的公共价值心怀恐惧。那些标榜个人自由却又鄙视新闻的人，不过是被扭曲的环境所塑造出来的新兴人类，他们所谓的「自由」源自权力偶发怜悯的施舍，实际却从未奠基于反抗与自省之上，因此根基不牢，地动山摇。

上述的这类人中，或许甚至会有因各种机缘巧合开启了自己作为一个新闻人的职业生涯。大胆预言一下，他们要么被逻辑不自洽折磨得痛不欲生，要么彻底放弃尊严、伦理和人性，成为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种投机者。他所最厌恶的事物成为了他生存的唯一手段，这何尝不是一种最残酷的惩罚。在这个职业与生活的无间地狱中，新闻的投机者每分每秒都备受煎熬，注定不会有救赎的一天。

今日讨论：

和我说说，如果新闻是一个人，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

可过去不是这样的。每逢年终，无论是媒体还是自媒体，释出的那些献词，总能收获一波又一波的关注与青睐，人们甚至还会反复咀嚼其中的字与句，从中获得力量与希望。只不过，那时的人们没有明白，这些献词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并非文字之功，而是当时环境使然——俯仰皆是的一句话或者几个词，都像是饱含汁水的水果，只需轻轻一捏，希望喷溅而出，甜蜜与温暖就立刻充盈起来，让生活明亮幸福，光彩照人。新闻在这个时候，实现了阿兰·德波顿所说的重要功能：

「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方寸前的忧虑和疑惑。」

只不过，现如今，纵使阳光仍会从云间倾泻大地之上，人心却已然被悲愤的云层遮住，投下些阴霾倒也罢了，可隐约间隆隆的雷声，大概正预示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希望凋敝，献词的价值就注定被孤悬。一旦有人试图用文字唤醒人们对过去荣光的记忆，就会引来嘲笑、奚落和激愤。因为再细腻的笔触也无法抚慰人们的人心。形而上再出色，也很难敌过形而下的困窘。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调和的矛盾。岁末年终的时点，献词往往负责描绘一个模糊却值得期待的世界，但读者的一切感官只能触碰到一个冰冷且坚硬的世界。越想用献词去温暖人心，就只能适得其反——明明生活已经十足悲剧，可你们为什么视而不见，执着于翻来覆去唠叨那些与我不相关的故事与道理——献词仿若滚烫的开水，温度虽高，灭掉人心愈加羸弱的火焰仍是易事。走到这步田地，不是献词的错，只是时过境迁，曾经先锋的词句变成了遮掩美化的工具，过去读是感动，现在读就只会让人产生生理不适，恶心到家了。

所以，在2024年的末尾，我也打定了主意，不能再对着你们唠叨那些反复唠叨过的道理。充满感怀还是希冀的年终写作，与其说是你们鼓劲加油，倒不如说是我想沉浸在一种自己制造的感动中。第一年有人点赞，第二年有人说好，但哪有这么多新鲜的道理和话语能够让人常读常新呢？到了第三年，观者注定意兴阑珊，第四年不被骂娘就是成功，到了第五年，但凡有点自知之明，就明白文字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人心加速沉沦，太单纯的文字是不能收拾旧山河的，是一定会被厌弃的东西。

当然，这一方面是我为自己2024年写不够多而想出来的辩解和托辞。，另一方面，我只是想和你们说说我的最新感悟。乐观往往是沉下去的，潜藏着的，是不表达的，反倒是焦虑和恐惧，极容易通过文字和语言传递出去。倘若我将自己的焦虑包裹在乐观的文字中，传递给你们，也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我在想，能不能让文字穿上一层厚重的沉默，再抛弃一些情绪，再冷峻一点，再理智一点，再犀利一点，也为了安全，再晦涩一点。或许，这文字会成为一件防弹衣，一个过滤网，一剂镇静剂，保护我，让你认识我，让你我放下天真，清醒面对确定的未来。

《瓦尔登湖》结束语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可是时间尽管流逝，而黎明始终不来的那个明天，它具备着这样的特性。使我们失去视觉的那种光明，对于我们是黑暗。只有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的那一天，天才亮了。天亮的日子多着呢。太阳不过是一个晓星。」

你我当然猜不到这个世界会以怎样的状态走进下一秒，但你我一定知道，冬去春来，夜晚总会被黎明所终结。我们等待时的沉默，厚重且寂静，但是，谁说那不是振聋发聩的呐喊，拥有荡涤一切的力量呢？

今天，我这里的阳光很好，希望2025年你我总能遇见这样的阳光。

摄影：Lzoe001

我们，2025见！

今日讨论：

你愿意和我说说，你的2024吗？

所以，我没打算再写点什么，来阐释或者科普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这些概念在新闻教科书上已经写的足够多了。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成为指导工作的信条，取决于人，说多了，就是杂音，惹人烦，也更凸显新闻的无力与悲凉。

以前我曾经写过，新闻和新闻业已经呈现出极为悲观的前景，无论是业界还是学姐，都统统臣服于现实的压力，收起了自我，不再关注公共生活，不再关注旁人，不再关注环境。这是一个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启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进程，当然，有人认为这是市场化带来的恶果，但其实，这是市场化进程中断的必然。当一个行业无法再从吸引社会真正的精英加入其中，并提供与之匹配的待遇时，下行就是一种必然，加之各类因素的干扰，下行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这种变化具体到从业者来说，的确显得尤为艰难。即便身处其中坚守的人，也不免心猿意马，不断削弱着本已不够稳固的基础。而挟技术自重的自媒体，又正在一点一点蚕食新闻的阵地，进不得，退不得，左不得，右不得，里外不是人，底线微微一松，荒唐之言就铺满纸上、网上。如果有人要说这个世界还会变好，我是断然不信的。

有人说，是新闻从业的人不够勇敢。这话说的很轻巧，很正确，但也很天真。勇敢的人比比皆是，但下场也有目共睹。在我而言，从来都不指望谁能成为英雄，普渡众生。相反，作为众生的一员，我基本不转那些一看就是假信息的抖音和微博，偶被蒙骗也及时认错，以正视听。我并不信任机构媒体，但也不会因此拥抱自媒体。我会警惕一个事实判断里是不是夹杂着不怀好意的价值判断，警惕倾泻而出的信息中是不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让你我的脑子和心智退化到远古时代。但这只是我的警惕，我不能将它植入到别人的脑子里，我只代表我自己。

但受众自己就真的清白无辜吗？也不尽然。从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新闻的受众并没有多大的进步。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本是法治新闻，我等却变成了无比香艳的故事。直到现在，你看那些屡屡10万+的推文，十之八九是无效但艳俗的事情，编辑将社会价值删除得一干二净，却留下了刺激感官的细节和剧情。如果有人要说这全然是编辑的导向，我也是断然不信的。

所以，不是新闻不想说点新鲜的真话，可无数个力量罩在头上，无所不能，呼喊风就来了雨，谁挡在前面就立成齑粉，随风飘散。新闻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变着法选边站。要么站在狂热的大众这边，要么站在无所不能的利维坦这边，反正不能站在真话这边就是了。

所以，在这个挺没意思的节点，说点世间朗朗有光照的吉利话和安慰话着实没什么意思。你我不如换个思路，拨开云雾，看看惨淡的现实。一个长不出秘密的庄稼地，难道就真的一无是处了吗？我想，这或许能提示路过的所有人：

「这里有毒，掩鼻，闭眼，迅速通过，不要停留。」

今日讨论：

你认为新闻是什么？

前几天，在我的读者群里，突然聊起了男女对立这个话题。大家你来我往，讨论得很激烈。有一方的观点认为，考虑到男女天然的不平等，女性其实并不需要男性的指导和建议，男性的沉默反而是最好的。

讲实话，我不太赞成这个观点，但我仍然尊重任何人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于是，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在群里写了一些长长的话，去解释为什么沉默是最糟糕的选择。思来想去，说了这么多，总不能浪费，我还是整理一下，以便让我的观点能够更严谨成系统地表达。以下的文字，就是我对于言论边界的一点看法，欢迎留言和我讨论。

在讨论的一开始，应该明确一个前提和基础，那就是思想不应该被认定为有罪的，言论作为思想的外化形式，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错之分。

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应不应该有边界？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言论有边界，人们才能够相安无事。但是，这个边界是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觉得不是。从实践这层面来说，言论的边界是由法律来划定的。法律的作用，是扩大人的自由，而不是缩小人的自由，法律是会调整变化的，那么言论的边界自然也会有变化。

但是，在那些法律无能为力的领域，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界定言论自由的边界？结合「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和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的论述，我倾向于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知识去确定一个观点的正确与否，我们永远不能确信试图扼杀的观点是错误的。任何一个观点，必须要经过充分而自由的讨论，才能分辨出对错。就我们每一个个体而言，我们当然会基于自己的判断，认为某一些观点是错误的，去嘲笑，奚落，反驳，甚至谩骂，实际上，我们不能因为言论的错误而试图去扼杀它，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无法真正消灭任何一个观点和意见，无论它是对是错。

即便我们真的可以消灭一个观点，但这也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不仅是对可能错误观点的纵容，也让可能正确的观点无法继续传播，更剥夺了受众赞同或者批评它的权利。基于此，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议题发表意见，如果一定要说世界上有什么错误的观点，可能只有一种观点，那就是让人闭嘴。

当遇上一个与不一致的观点时，人们不能让表达观点的人为自己的感受负责，不能因此让他闭嘴，而是应该展开讨论，进行反驳与论证。人们不能预设某一个观点会触犯边界，冒犯思想的，只能是思想，但思想是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要观点没有表达，没有变成行为，它就没有触犯边界，就不能被禁止。

具体到男女对立的议题来说，女性受压迫是千百年来的现实，女性应该拥有表达自身反对意见的权利。但与此同时，男性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倘若一个男性，动用了自己的权力，压迫女性，剥夺她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逼她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逼她裹脚，不准她出门，这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男女双方的辩论也应当越广泛越好，只有越广泛，才能尽可能识别出越来越多的错误意见，不断将将男性变为女性的同盟，而不是敌人。

当然，男女应该结盟的观点并不一定被部分女权主义者接受。但我要说的是，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男女的不平等来自于权力的不平等。人们看到的表象，是男性掌握的权力是公然的，是直截了当的。但是，人们忽略了，权力越大，意味着男性参与更深，受剥削与不自由的程度也越深。由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男女双方实际上都没有自由，都困于权力之中。

所以，无论从言论还是性别两个维度，我都找不到任何支持「让人闭嘴」的理由。当我们有朝一日能够就「大家都没有自由」这一现实达成共识，恐怕才是我们真正走上自由之路的开始。

今日思考：

你会因为意见不一，而让异性闭嘴吗？

一方认为，日趋崩坏的现实决定了一部分人会遭遇种种艰难，文章展示出了当下人们生活的各种窘迫和不易，不应该去苛求文中信息的真实性。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以机构媒体早已江河日下，自媒体能言其所不能言为理由，站在相信的一边。另一方却认为，文章的逻辑有不合理之处，辨别故事的真伪，是同情的基础，如果对虚构的故事投以过多的感情，浪费了宝贵的情感不说，对现实的伤害反而越大。

作为一种既不是新闻又不是文学的文字形式，非虚构写作的故事往往奠基于一些真实的事件。只不过非虚构写作有时候不像新闻般将时间地点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却也不像文学作品那样明示自己是作者虚构和想象的产物。

在失望的情绪充斥媒体的当下，「非虚构」三个字显然比「新闻」更容易得到受众的信任。也有人认为，「很多机构媒体无论在生存和专业性上都不如自媒体，甚至真实性和事实核查的技术都远不如自媒体」。以上种种，是了解此次分歧和争论的基础，同时也是舆论场各种风波的诱因之一。

必须面对一个不堪的现实：新闻早已成为了众矢之的，公众很轻易地就可以朝着新闻倾泻不满的情绪，可新闻却无法辩解，至少无法公开辩解。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朝新闻扔石头的人，其实不止受众，还有不少离开媒体的前新闻人。这无疑强化了受众对新闻继续江河日下的认知。他们认为，新闻的困境是新闻自己造成的，离开媒体就是离开困境，这种想法不能算错，只是把问题窄化了。其中一部分前新闻人将自己的采访和文字技巧投入到了非虚构写作中，或为表达，或为生计。

于是，在权力的一些视野盲区，非虚构写作在慢慢生长，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当人们放下了报纸，关闭了电视和广播，拿起手机后，新闻失去了阵地和土壤，非虚构写作却因此收获了一部分极为忠诚的受众，甚至开始代替新闻，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之一。但管理非虚构写作显然比管理媒体麻烦得多，所以审视的目光可能更多来自事后，自由度较之媒体也宽裕了不少。

文字的作用是传递信息，而信息承载的是情绪还是真相，取决于文体。对于新闻来说，真相是一种必须去追问的东西。在新闻追问真相的过程中，事实不断被核查，被揭露，情绪必须被克制，理性必须被强调，再悲天悯人也得藏着掖着，只要流露出来，就会被视为放弃了客观的第三方视角，是对新闻的伦理和道德最高的一种违背。

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真相不是它的首要目的。就连非虚构写作的旗帜盖伊•特立斯都曾经说过，「记者能够查明他们想查明的任何事情。每一位记者都会把他在战斗中留下的全部伤疤带到事件中来。一位记者永远得不到真相，他只会得到他能得到的，他想得到的……我的观点其实是一种看得到很多面的观点！这样一来，何谈真相呢？」

但是，在缺乏新闻供给的当下，非虚构写作承担了提供真相的职能，人们本应调动更多的理性去分析非虚构写作的故事，却意外将其当作了真相和事实，投入了感情卷入其中。这一次官方证实了事情的真，但下一次被证实为假，一腔情绪被虚假骗得团团转，还能不能继续持之以恒为非虚构写作付出情感？如果连续被非虚构写作伤害，非虚构写作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新闻，被鄙视和唾弃？问题留在这里，答案自会出现。

所以，警惕非虚构写作代替新闻的现象，是因为当大量缺乏新闻伦理底线的写手进入非虚构写作这一行，却缺乏对真实的体会、认知和问题意识，驱动他们的动力，最终只会是流量。如果是针对「贞观」这样的选题，提出反省、求真的讨论，大概率会被扣上缺乏同理心和共情的帽子，摆烂比坏的信息环境就不会有所改变，一日坏过一日的趋势不会得到丝毫的缓解。情绪价值的重要性大过了信息真实性的重要性，用情绪和流量支撑自己狭隘的世界，舆论的不稳定就将始终是常态，只是引信不再是新闻，而是被寄予厚望的非虚构写作。

今日讨论：

你认为非虚构写作是新闻吗？

所以，到现在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存在粉圈这种东西。热爱当然是没有罪的，但当热爱演变成一种你死我亡的争斗以后，竖起的中指和流利的国骂所投向的对象彷佛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大的坏蛋与恶棍。可这「恶棍」分明穿着同胞的衣服，完成了为国争光的任务，怎么突然成为了你的敌人，要承接如此巨大的恶意与攻讦？

过去，我最鄙视的其中一类人，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可当下的现实重新教育了我，民族主义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广阔了，咱要是狭隘起来，民族都显得很博爱。在粉圈朋友的眼中，除了自己的爱豆之外，其他人存在的意义甚至连条狗都不如。真正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我当然还是要予以批判，可你们用伤害了自己的感情为理由，纵有世间最大的同理心，我也不能就此屈从。

这话粉圈朋友们大约一定不爱听，有些文化素质略高的朋友还拿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要爱具体的人，不要总是想着爱抽象的人」反驳我，说他们放下了宏大的叙事，只爱那个具体的人了，这不是你这样的人所希望的吗？此话一出，我竟语塞良久。你瞧，当流氓们掌握了批判的武器以后，防御值瞬间就可以切换成攻击力，就算是超级赛亚人来了，也只是一个战斗力只有5的渣。

只不过，他们大概没有想过，陀大师让我们爱具体的人，可从来说过我们可以把恶意投向另一个具体的人，更何况是自己的同胞。在微博上，随便一搜，满屏的污言秽语充斥我的眼帘，阴谋、诅咒、算计等等词汇展示了他们一点也不光明的世界。仇恨成为了他们表现爱的唯一手段。这样的人，与拿U型锁给自己同胞的脑袋开瓢的蔡洋又有什么区别呢？

要我说，区别是他们比蔡洋聪明的多，伤人杀人是要偿命的，但诛心就不一定了。躲在网络背后，扯起一张大旗当作护盾，就如同置身马奇诺防线一样，正面冲锋绝对伤不了他们一丝一毫，最大的伤害，大约就是新浪微博处理了300多个恶意最大的账号。可粉圈有时候和我们韭菜一样，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生生不息，封了他一个，自有后来人。

这大概是最让人悲观的事情。过去，我以为人们立场的区别，往往只会在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把省份作为最小的划分标准恐怕就是极限了。可没想到，我们在「大家来找茬」上越发越精益求精——乒乓球和羽毛球要分个高下，男队员和女队员要争个高低，到最后，连哪个女队员该拿冠军都可以成为化身喷子的理由。更有甚者，连熊猫都成为了划分阵营立场的标准，什么花什么叶，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模样，可他们的火眼金睛绑架了饲养员和科学家，让动物园随时发出逐客令，宣布某位游客永远不能入园参观。以儆效尤效果良好，粉儿们满心鼓舞，时刻准备为了猫儿们奋斗终身。

你问我，为什么没有人试着和他们讲点道理？这是一件极难的事情，因为一旦有人和他们试图讲点道理，他们就会放出最强奥义「NMSL」，把自己的理性扔到九霄云外，让情绪主导自己。他们大概从来没有想过，骂人的关键是对方要能够理解。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连骂人的话都要变成拼音缩写，可懂拼音的人有多少，「NMSL」到底是「那没事了」还是「你们输了」，还是别的什么意思？这一套看起来很文明实际却很傻叉的方式，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让别国人民笑话倒无所谓，毁掉巴别塔的上帝在一旁最是乐呵：「上帝我只是让不同的人种之间说不同的语言，没想到同文同种的人主动创造新的语言，不愧是我的好奴仆。」

这是一个因爱生恨的最好例证。只不过，爱是奉献给自己的，恨是投掷给别人的。我看到他们追捧着自己爱豆时候热泪盈眶的画面，那丰沛的泪水和竭力的嘶喊显示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虔诚的信徒。

我不清楚他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因为现实有太多的不满与愤懑，还是现实让他们太满意了，所以必须从天下大同的生活中找点刺激和乐子，从而拓展人类的极限？但有一点我可以确认，他们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表面上看，粉儿们在追求自己的个性与喜好，其实追求的是群体中的安全感和排山倒海的党同伐异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价码早已暗中标定好了：

你要得到力量，要么舍弃你的理性，要么放弃你的自由，或者，两样都不要了。

可我也有这么一句忠告，想给制造粉儿们的力量提个醒：

请粉容易，送粉难，未来这反噬的代价，你可要自己受着，不信走着瞧！

今日讨论：

粉圈吓人，你怕吗？

原文写于2021年8月6日。

还有两天，东京奥运会就要结束了。

我的奥运热情，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就已经完全耗尽了。此后的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我也几乎没有再关注过。而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推迟了一年，成为了史上第一届没有观众的奥运会，而主流媒体连篇累牍的宣传和报道，也多集中在奖牌数、冠军、金牌、国家之间，少有新意，也让我意兴阑珊。所以，迄今为止，我没有完整看过一场比赛，也几乎没有关注过奖牌榜的排名。

那么，到底怎样的奥运，才是我想看到的呢？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事，无论媒体如何渲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最受关注的，始终都是金牌与冠军。如果将奥运会比作一次盛宴，金牌就像是餐桌上的牛排、鲍鱼、鱼翅，价值最高。于我而言，参赛选手们背后的个人经历，更像是一份蔬菜沙拉，清淡而爽口。

比如，澳大利亚选手Riley Day。

几天前，Riley Day在女子200米赛跑半决赛中以22.56秒的成绩刷新了她的个人最好成绩。但是，她并非是职业运动员，在平日的生活中，她是一名超市农产品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超市工作期间，她还经常帮助当地一位90岁有视力障碍的大爷购物。如果大爷有一周没来购物，她还会主动打电话询问原因。

她没有赞助商，依靠超市的工作负担自己的学业和训练，每周要训练6天，每天至少3个小时。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专门的体育部门负责招募和训练运动员。大部分奥运会选手，都只能靠赞助或者自己掏腰包完成训练并参赛。

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Riley Day坦言，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她的ins账户。很高兴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她ins关注者有了大幅增长。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有9.2万人关注了这个21岁的小姑娘。她在ins上发布的内容，从2014年至今，几乎都是比赛和训练的日常。从她每一张奔跑的照片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喜欢并享受赛跑这项运动，乐在其中。

类似Riley这样的非职业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有很多，其中也不乏取得优秀成绩的选手。

为奥地利摘得第一枚公路自行车金牌的Anna Kiesenhofer（找不到准确的中译名，姑且就这样了），是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大学的研究员，主攻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方向。她在维也纳技术大学完成本科学习之后，又分别在剑桥和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拿到了数学硕士学位和数学博士学位，自行车只是她的业余爱好。她没有团队，没有教练，训练全靠自己。

本届奥运会，新设了一个项目：女子极限单车。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是英国的夏洛特·沃兴顿。今年25岁的她，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厨师。极限单车则是她19岁时才开始的一项爱好，而在得到英国自行车协会资助以前，夏洛特始终没有放弃餐厅的工作。

女子小轮车竞速赛金牌得主，来自英国的贝瑟妮·施里弗则是一所小学的兼职助教，负责教授学龄前儿童学习一些基础的知识。2017年，英国体育部门宣布，基于过去的成绩，以后只会赞助男子小轮车竞速赛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所以，贝瑟妮只能一边兼职，一边训练，用兼职的薪水聘请教练。而她参加奥运会的费用，最终还是依靠亲朋好友凑出来的。

而与Riley一样参加女子200米赛跑项目并最终摘得铜牌的美国选手加比·托马斯，毕业于哈佛大学，正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在我看来，这些故事远远比拿到一块金牌更有意思多了。一直以来，因为特殊的国情，我们对奥运会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认为奥运会是一个国与国竞争较量的战场。但其实，与其他类型的职业赛事相比，奥运会更像是一个非职业运动员参加的大联欢。在英文语境中，奥运会只是一场Game，而非competition或者contest。在这场联欢中，不同职业，不同肤色，不同人种，不同国籍的人汇聚在一起，放下意识形态的偏见、文化的差异和国别，展示力量、速度、敏捷的美和超越极限的可能。

这种超越，与其说是超越人类的极限，倒不如说是超越自我的极限。超越自我，意味着每个人的人生都具有无限多的可能，也意味着人们可以为与自己完全无关的努力欢呼和祝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才是奥运会真正的价值所在。而这场盛大欢快的Game，也是我个人最想看到的奥运会。

今日讨论：

你喜欢看奥运会吗，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新京报于7月2日刊发的一则关于食用油与「煤制油」混合运输的报道，经历了6天的发酵，在中储粮公开回应后，得到了舆论最大范围的关注与讨论。人们突然意识到，食用油从源头就被污染，过去为规避食品安全问题所做出的任何努力可能都是徒劳，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与之可以类比的，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彼时，短短数月的时间，三聚氰胺就摧毁了公众对于国产奶制品的所有信任，迄今为止也未能得到完全的修复。目前虽尚不清楚油品混装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但必然会动摇人们对于食品安全已经极为脆弱的信任。

尽管批评的声音呈现压倒性的态势，可舆论场依旧出现了较容易识别的分野。最大的声量，自然当属对食品安全问题予以最猛烈的质疑和抨击的声音。但还有一种声音，在批评的同时，从极为刁钻的角度出发，试图将问题引向讨论矿物油在食用油中所含的剂量究竟是不是会造成人体健康的损害，一定程度上占领了「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的立场。

尽管不清楚这个观点是源自于自发的理中客还是有计划的舆论引导。可是，在将「食品安全特别是运输环节安全的追问」转换成了「低剂量矿物油混入食用油是否可以安全使用」，并引用了国外的标准作为论据予以证明，极具迷惑性，对公众理解这一事件对于自身的危害却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相较于上述「理中客」的观点，包括汇福粮油集团和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在内的企业的回应，就显得极为谨慎和小心。它们均否认了自身油品的质量问题，却不敢对运输环节的安全进行背书，对于化工油罐车运输的食用油究竟有多少，都流向了哪里等问题更是避而不谈。细读报道能够发现，无论是粮油企业还是运输公司，对于油料的品控措施几乎形同虚设，连中储粮这样的国企也被卷入其中，是公众最感到错愕的地方。只是人们将矛头指向了中储粮，却忽略了新京报报道中对于乱象成因的叙述——当罐车增多，竞争加剧，罐车运输价格下降时，为了尽可能节约成本，最大化利用罐车，「有什么就装什么」成为了不得已的选择。如果竞争持续激烈，价格始终低迷，要想彻底杜绝违规混装，无异于天方夜谭。

不少人或许以为，油罐混装是新近发生的事。其实，只是过去的新闻被我们忘记了而已。2015年，湖南本地媒体就播发过「记者踢爆有毒化学品运输车违规运装食用油内幕」的新闻，记者采访发现，运输烧碱的罐车，仅仅经过简单的自来水冲洗，就继续装满大豆油上路了。而与此同时，自2015年起，各地在对食用油的检测中，经常检测出塑化剂邻苯二甲酸酯超标，却始终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而新京报去年11月的一则题为「夺命“洗罐”：危化车司机死亡背后的槽罐清洗乱象」的报道中，有微博网友评论表示，之所以需要洗罐，是因为可能会运输食用油。

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表演了一个由何迟创作的相声，名叫「买猴儿」。在相声里，马三立形象地描绘了一个极不负责任的百货公司员工马大哈。他心猿意马对待工作，把桐油和香油的便签弄反了，于是乎，「那天南开大学会餐，是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桐油炒鸡丁儿、桐油煎鲤鱼。」

马老先生只是说了一个段子，但他可能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们终于吃上了「桐油炸丸子」，这一吃至少就是十多年，未来还会不会继续吃，没有人知道答案。

这互害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

今日思考：

当吃饭都面临不可控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办？

我觉得，川大人不忿是正常的，但即便我这种和川大从没发生过联系的人，也觉得张丰这个结论实在有些牵强。尽管为了尬吹成都，非要贬低川大是他此前就用过的套路，乍看上去颇有批判精神，但其实只是鸡贼。

库闻我也去过两次，两次都是去吃饭，从来没有在那里买过书。一个在大众点评上有推荐菜的书店现在倒闭了，到底是书不行还是菜不行，或者两样都不行？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可是，一个大学是不是有确保学校周边商业繁荣的义务？我想是没有的。所以，除非有确凿的证据，因为大学封闭导致书店倒闭的结论，大概率属于错误归因。张丰自诩为评论员，却犯这种错误，太低级了。

此外，再说一句得罪书店人的话，成都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冒起的所谓独立书店，预计有相当数量在接下来的三到五年会纷纷倒闭。毕竟，书店首先是门生意，然后可能才是什么情怀和理想。两者搞反了，倒闭是迟早的。反倒是西西弗这种从独立书店变成连锁书店的品牌，或许能撑得久一些。

再者，四川大学副部级的地位，容易让一些不那么明白事理的读者对号入座，认为张丰是在批评副部级的官员。其实吧，批评大学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因为大学往往没有什么有效的行政手段去应对批评。这也是张丰鸡贼之处，他选择了一个最弱的对象。如果真有批判精神，因为一个书店或者餐厅的倒闭，批判街道办都比批判大学要合理一些。不会批判可以不批判，不敢批判也可以不批判，但选软桃子批判，就是鸡贼且坏了。

综上，张丰的批判是不及格批判的典型。下次再看到这样的怂人和所谓批判的言论，要么离远点，要么不要看。时间宝贵，要留给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我高考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教育落后还是老师佛系，从来没有说过作文应该怎么写，彷佛这就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一样。高中三年，无非就是每周一篇作文作业，有时候规定了题目，有时候连题目都不规定，对于题材也从不做限制，老师会给你判一个分数。观点好的时候，就表扬观点有思辨成分，文笔好的时候，就表扬遣词造句的优点和词汇的丰富。我那个时候喜欢标新立异，观点常常逆着大家都说好的东西，高中时期大家都不敢写的题材都写过，有时候还会被语文老师表扬，拿到不错的作文分数。

到了高考的时候，我写了一个散文，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大约是写在一个深夜里，我面对镜子，端详镜中人，镜中另外一个我所呈现出的痛苦、愤怒和喜悦，都是我这个人应当具有的情绪，据此得到的结论是，任何情绪都是我作为人的证据，要接纳并且学会与这些情绪相处。后来分数出来了，语文拿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高分，粗略算了一下，作文大概在55到57分之间。靠这个弥补了数学和英语的低分，侥幸摸到了重点分数线，去了一个不差也不好的大学念书，这算是运气吧。

但现在我觉得高考作文似乎发生了变化，随机问了一下比我年轻的人，他们大部分高考作文时都写的议论文，因为议论文有套路，有规范，比较好拿分。可我高考的那个年代，散文和小说是大家的首选。比拿分更重要的，是通过作文展示与众不同的观点和思考的过程，甚至是展示一些人文精神和自由情怀。

时至今日，我也走上了用文字混饭吃了的路，但这种习惯延续至今，是我觉得最庆幸的事情。当人的思想形成文字的时候，如果仅仅只是聚焦于自身的感受，就未免太浪费了，将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对世界的理解的文字拿到公开的场合交由人们来进行评价，是一件非常幸福和不易的事情。这倒不是说我的文字有多少启蒙的价值，而是我觉得，讨论和交流才是这个世界进步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零碎的言语不足以准确概括大家需要讨论的事情，可写成文章就不一样了。基于文章和文章观点的讨论，终究比现在微信群里你一言我一语的互喷要好的多。这也就是这么多年来，我还保持着时不时写文章的习惯最主要原因，这让我的文字水平，从高考的800字逐渐拓展到几千字，上万字，也让我能够通过文字清晰准确表达对复杂问题的思考，对于正常的读者来说，不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但是，即便我现在写的东西比高考作文多了很多很多，关注的议题也复杂了很多，如果再让我写一个高考作文的话，我很可能连及格分都拿不到。毕竟，高考是一个有太多条条框框的东西，作文的题目也有太多不可言说的考量。所以，最重要的是，高考之后还能够坚持写作，日拱一卒，而不是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再也和自己没有关系。无论未来如何变化，能够用文字准确清晰表达自己的人，是不会在文字上吃亏的。

今日思考：

高考作文，到底有多少讨论的价值？

——何怀宏

当下，轻生的悲剧不时进入我们的视野，网络上甚至还出现“约死群”现象。其中大多都是年轻人，甚至不乏孩子。有人说：现在的孩子，“一不怕死，二就怕苦”。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许多孩子仅仅因为被老师批评、跟父母拌嘴这样的小事，就敢自杀？有人从学校、从社会中寻找原因，也有人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而，最根本的一点莫过于中国“生命教育”的缺失：

他们没有意识到生命是不可逆的，不知道生命的珍贵和意义所在，才会如此轻视自己的生命。我们亟需一次对于生命的反思，一场关于死亡的教育。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北大哲学教授何怀宏的《孩子，我们来谈谈生命》。帮助父母为困惑中的孩子拨开迷雾，指引他们热爱生命、追求有价值的人生。

◎补上成长缺失的关键一环，培养孩子强健的心灵与心理韧性

全书并没有只抓生命这一虚渺的词来写，而是以生命为基准，从多角度渗透给孩子生命的定义以及可贵，引导孩子勇敢面对生活，活出自我的决心。是对孩子说的话，更像是对自己的鼓励。

“生命本身宝贵，所有人的生命是同等宝贵的”。及早阅读，不但可以培养孩子强健的心灵与心理韧性，更能引导孩子从更高的角度看待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引导孩子勇敢面对生活，活出自我的决心。

◎最佳亲子共读：化身哲学家与孩子亲密沟通，给自己补充精神动能

孩子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困惑，家长又何尝不是呢？有些问题孩子想不明白的，家长也未必答得上来。尤其是对于生命和死亡的问题。而这本书，不但蕴含了一个哲学教授对生命本质的长期思考，更是作为一个父亲在孩子遇到这些问题时，专门为孩子写就的答疑解惑之书。

因此，不仅适合可以独立阅读的孩子们细读，更适合家长自己阅读，帮助破解与孩子交流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经典升级+限量签名

本书30年来多次再版，以其经典性不断回应父母们与孩子所面对的难题，使无数家庭与孩子受益。作者哲学家与父亲的双重身份，让他的文字既深刻又充满温情，深入浅出，读来轻松愉悦又发人深省。这本书不仅仅写给孩子，也写给缺失生命教育的每一个人。

因此，有读者评论：“这时代很少有人再这样与我切磋讲谈了，读进去，才觉得，真好！我的心灵也经历了一次童年”；“是对孩子说的话，更像是对自己的鼓励”。

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价值，为书友争取到少量何老师亲笔签名书，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选购 “给孩子的成长礼”四书【含独家好书】）：

从新闻中不难发现，在流量眷顾的最初几天，菏泽动用了不小的资源，呵护了这一股没来由的流量。5月13日凌晨，菏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菏泽南站前的泥地面变成沥青路，以应对全国各地的游客和网红打卡直播，随处可见身着制服的城管工作人员则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维护秩序和环境卫生。当地媒体盛赞道：「流量下的菏泽温度和速度，无疑让这座城市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无限的发展潜力。」

在有司的推演中，流量的纷至沓来，将改变城市的默默无闻，或许没有指望它能够带动文旅产业有一个漂亮的数字，但也足以让年终总结时，城市品牌打造有望独立成章，成为2024年拿得出手的成绩。从表面上来看，菏泽的努力没有白费，仅仅数天，各路网红就齐聚菏泽南站广场，带来了过去菏泽无法企及的流量。但是，与预想所不一样的是，网红主播大多扮相怪异，风格独特，呈现出一种不可名状的畸形和病态。于是，菏泽忙不迭以学生考试为由，驱散了这股流量。请神不易，送神易，是菏泽此番不幸操作中的万幸。

肇始于淄博，勃兴于尔滨，中国的城市仿佛集体患上了流量综合症，热衷于追逐流量，以致于哪里的流量最聚集，哪里就会得到格外的关照与扶持。当然，助力的目的极为明确，就是再一次复制淄博的奇迹，为日趋冷清的城市制造一些喧闹。别小看这些喧闹的声音，对于这些城市的主政者来说，这反倒像是安神宁心的轻音乐，越是喧嚣，安慰的作用就越明显。告别土地财政的城市，正被无止尽的焦虑和无力困扰，就像溺水的人一样，将流量视为救命稻草，期望能救自身于水火。

不想错过流量，又想与走偏的流量迅速切割，菏泽的小心思还是被聪明人所看穿。本想借机赚取一些什么，却发现自己无法计划流量的走向。用学生考试当作借口搪塞驱散网红们，菏泽留了一点余地，或许是对流量还有期望，希望能够有朝一日有更好的流量垂青于它，断然拒绝显然不智。

相比于菏泽，一些媒体的做派倒是前恭后倨，令人所不齿。流量初起之时，过去被忽视的郭有才们被奉为「座上宾」，短短几日之后，就变成了「毒瘤」，彷佛无才便是德。自娱自乐也罢，赖以维生也好，直播被定义为「群魔乱舞」，此等说法本无必要。过于跪舔和下作，无怪乎当下人们越来越鄙视轻视媒体，这类媒体居功至伟，是在自掘坟墓。

而在体制内看来，菏泽是个笨拙的倒霉蛋。流量是当前城市唯一能够计划并试图引导的变量。每一个城市都自忖，认为自己只可能是淄博和尔滨，绝不可能成为菏泽，只是越自信，就越盲目。对于菏泽来说，得到教训总是好事，以流量饮鸩止渴，终究不是办法。流量本是下策，但城市的困境日重，上策中策皆无，除流量外，还能凭借什么？主官们心中明镜似的，只是不敢承认罢了。

今日思考：

除了流量，城市还能靠什么走向未来？

较之宋凯，更为极端的是多年前复旦学院书记被杀一案，这也是让「非升即走」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事件。作为一项舶来品的政策，「非升即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原产地，与市场经济类似，「非升即走」可以最大程度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将资源配置在最有创新意识的年轻人身上。但是，当政策被引入中国，却又没有相应的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配套时，这一政策就必然衍生出无数压榨人的创造力和劳动力的伎俩。一些高校们更是据此拿捏到了青年教师们的软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令人不齿。

关于宋凯的逝去，大多数的讨论聚焦于「非升即走」政策本身的合理性，这是问题最为紧要的关键之处。一个不合理的考核制度，将人作为了手段，而不是目的，处处悲剧就是一种必然。可遗憾的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却未能及时识别政策背后的逻辑，仍然心甘情愿地拱卫和依附，以致于成为政策的牺牲品后，年轻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生命为牺牲画上了休止符。

这当然不是在批评宋凯。学习本身是一件反人性的事情，对于将学术作为职业的人来说，宋凯们付出的时间和毅力远超常人，值得敬佩。可现代教育的目标，本应是教会人们如何正确摆脱偏见与权威，通过自我思考，更清楚，更长远地看待自己的利益，而很显然的是，自杀并不符合个体的利益。唯一的解释是，宋凯们为了获得目前的生活，付出太多，以致于一旦要切换职业的方向和赛道，将付出几乎不可接受的沉没成本。

今天，南林大回应了媒体，否认了「非升即走」的存在，甚至祭出了抑郁症这样过去用在官员自杀领域的特定说法，试图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这足见宋凯的离世让学校感受到了过去未曾体会的压力。学校有否认的自由，但否认并不会中断人们对于「非升即走」的讨论。只是，如果对事件的关注始终局限在讨论阶段，而行动总是踟蹰不前，对这种不合理制度没有必要的反抗和抵制，甚至是小小的勇敢行为都没有的话，环境不会变得更好，反而会日趋崩坏。宋凯以自己的生命发出的警讯被生存的窘迫包裹了起来，被你我有意或者无意地视而不见。作为高校维持学术产出的有效措施，「非升即走」不会因为宋凯生命的消失被撼动一丝一毫，这是最令人痛惜的部分，也是最无力的现实。

一个笃定的结论是，宋凯并非第一个「非升即走」的殉难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注定被遗忘，很难警醒后来者。未来仍然会有无数志在学术的年轻人，在这个畸形考核机制的指挥棒下前赴后继，也必然会有一部分人陷入与宋凯一样的困境，走上同一条绝路。「悲剧发生-引发讨论-悲剧再发生」的循环无法被打破，这惨烈的真实一旦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发酵酝酿，足以摧毁所有人的希望与憧憬。

不过，世界本是一个更大的循环，谁说希望破灭后不会产生一个更好的希望呢？只是，在这个循环完成以前，有多少人升，又有多少人走？人成为了代价，所为的却只是一场巨大的虚妄。

今日思考：

非升即走，你怎么看？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历史剧变的引领者。随后，天玄地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倒悬。

20世纪80年代开始，知识不再“反动”，知识分子再次成为将世界文明引入中国，并推动国家变革的主要力量。

然而今天，“知识分子”这四个字，越来越让人五味杂陈了。

“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眼睛，

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

殷海光先生曾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在下面这些触目惊心的现象面前，这句话显然过于委婉了：

曾经登过富豪榜的某作家，在直播间里叫卖茶叶和文玩，古人尚知“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从“以义为利”到“以利为利”，已经蜕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曾经以学术打假而著称的某学者，身处美国时骂中国、身处中国时又骂美国，曾经的“火眼金睛”，蜕变为“两头通吃”的投机者了；

曾经以敢讲真话著称的某学者，当了领导之后，再无半句真话，把学问和声望当成敲门砖，不过是一个谋求上位的钻营者罢了；

一个因为“关心民间疾苦”而常常紧锁眉头的主持人，貌似热爱深度思考，但说的话永远然并卵，他展现出来的真诚，不过是一种精心操控的平衡，一个“社会良心”的扮演者而已；

某些身居学术象牙塔中的专家，耗掉巨额研究经费，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学术成就，面对民众，却没有丝毫的羞耻感。

——这还是我们认知中的知识分子吗？

然而，更可怕的是，这些“知识分子”，都拥有极多的粉丝，在粉丝眼里，他们不仅意味着知识的化身，更代表着人间的正道。可以想象，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被奉为至宝，不仅会严重误导大众认知，一旦手握权柄，更会对民族与国家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

知识分子的四种特质，

奠定了思想创造的基本维度

康德爱独处，休谟爱交际，知识分子有“狐狸型”的，也有“刺猬型”的，但依据从古今知识分子身上归纳出来的“大数据”，下面四种是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特质。

1.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是心灵自由，既不为个人欲望禁锢，也不为外在现象困扰。中国叫“士志于道”，西方叫“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公元前212年的一天，古罗马军队杀进叙拉古城，一个士兵踢开阿基米德的房门，只见通宵未眠的老科学家正聚精会神盯着地上的几何图形，利剑碰到鼻尖时才猛然惊醒，然后用手推开剑，平静地说道:“等一下杀我的头，让我把这条定律证明完毕。”说完又沉思起来。缺乏自由意志的人，怎么可能拥有这种如醉如痴、完全忘我的态度？

众所周知，达·芬奇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意大利艺术巨匠，但他的研究领域实际上非常广泛，除了绘画，音乐、数学、解剖学、天文学等几十个领域都有显著成就，被誉为天才中的天才。这种天才性，正是自由意志在最高位上的运行---没有自由意志，如何能够克服历史的局限性，用惊人想象力，设计出四百多年后才问世的直升机图纸？

▲达芬奇直升机草图

2.独立人格。是指无依附性，既不迎合权势，也不迎合大众，精神上高度自洽。民国时期，蒋委员长几次邀请傅斯年入阁乃至组党，身在四川宜宾偏僻小镇李庄的傅斯年，不仅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干脆利索地拒绝了，甚至终其一生都不是国民党员。他的兴趣全在学术，用他的话来说，教授当官，“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二十多年前岱峻老师开始挖掘的“李庄奇迹”，正是以学术带头人傅斯年为代表，从价值角度而不是按长官意志做事，做到了学术与思想的纯粹性。

著名学者阿伦特，在名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不仅批判了纳粹分子的“平庸之恶”，也批判了犹太人的“平庸之恶”——犹太人本身也参与了自我毁灭。这一批判引起轩然大波，她是犹太人，现在却成了犹太人的公敌，很多朋友和她绝交。但她从未考虑修改结论，甚至说：“我对任何抽象的民族没有任何特殊的感情。”爱因斯坦因此说，“是人格而不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知识分子。”

▲阿伦特

3.家国情怀。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甚至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曾国藩晚年，带病也要接手“天津教案”，就是担心倘若朝廷派一个颟顸无能之辈，很有可能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再次将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这种宁可被扣上“卖国贼”帽子也勉力为国分忧的精神，正是一种深切的家国情怀。

犹太知识分子更值得大书特书。自从公元前586年开始流散世界，犹太人的复国梦从未断绝，他们认为，要想保持独立和尊严，身后必须有一个文明的、强大的国家。在这个充满血与泪的进程中，犹太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贡献。

1897年，犹太作家赫茨尔召集了首次犹太人大会，复国运动正式提上日程。1924年，已经荣获诺贝尔奖的爱因斯坦加入柏林犹太组织，四处演讲为复国主义募集资金，将自身命运和犹太人牢牢捆绑在了一起。1948年，犹太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复国，创造了举世无双的奇迹。

极端的民族主义固然不可取，但是家国情怀却是民族和国家最强大的凝聚力之一，更是一流知识分子的标配，犹太民族是最好的证明。

4.士人风骨。风骨就是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41年，林徽因病倒在避难之地李庄，8岁的儿子梁从诫问：“妈妈，日本人追上来怎么办？”她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一个病弱的躯体内，竟有如此一副铮铮铁骨，士人风骨才是林徽因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女”的真正原因。

也是在李庄，1943年2月，中国民族学奠基人凌纯声收到重庆发来的加急电报，命他立刻启程前往重庆，蒋委员长将予以接见，然后赴新疆另任他职。凌纯声称病不去，“十二道金牌”接踵而至，凌纯声坚决不去，当中研院院长的最后通牒发来，凌纯声也给出了自己的最终态度：“现决引咎恳辞本职，以谢我公”。不卑不亢，但字字铿锵。没有这样的风骨，又怎能在学术之路上做到勇猛精进？

▲凌纯声

综观上述，“知识分子”乱象的根源，主要是知识分子上述特质的缺失。

那么，是这块土地“贫瘠”还是国情“特殊”，导致我们见得更多的，都是打着引号的“知识分子”？我们就只能“专享”这种“知识分子泛滥”，而不能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那样，也拥有“知识分子集中大爆发”的那种灿烂图景吗？

当然不是。

远的诸子百家不说，打开岱峻老师耗费23年心血的皇皇巨著《发现李庄》，八十年前的“李庄奇迹”，让我们看到兼具四大特质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救国”的奇迹，眼界大开，无比震撼。

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光时刻，

探照灯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

1940年，当亡国灭种近在咫尺、政商名流纷纷逃亡海外时，一群知识分子却沿长江逆流而上，齐聚李庄，一住就是6年。他们完全可以凭借学问和声望，去国外避难乃至过上优渥的生活，但他们全部留在了战乱中国，留在了李庄，唯一目的，就是文化救国。家国情怀，也许在紧要关头，才能分辨出是虚应还是本质。

▲1941年6月9日，李庄板栗坳纪念中研院成立13周年

这里除了僻静，全是荒芜，条件极其简陋，冬季阴雨绵绵，夏季酷热难耐。梁思成的家尤甚，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棚有蛇鼠出没，臭虫成群结队从床上爬过，煤油灯必须节约使用，夜间靠菜油照明。回想当年的北平，那充满美和情感的世界，宛如一梦。尤其，物资极度匮乏，为给病妻补些营养，梁思成当掉珍藏多年的爱物，换成两条鲤鱼，进门说：“今天红烧怀表。”

这样的条件下，夫妻二人在创作中得到了莫大快慰，林徽因时常咳血，梁思成则身患脊椎软骨硬化病，必须用铁马甲箍住才能伏案，二人每天工作到夜半，当终于写完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编写、远超国外研究水平的《中国建筑史》，均已透支到昏厥。而梁思成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一切费用自行解决。这种物我两忘的独立精神，已经难以用词语来形容。

▲梁思成和林徽因合影

这还不是最让人揪心的。李济，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战乱中的长途颠簸，没有损失损坏一件文物，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合格到了极致；而作为父亲，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女儿，因为缺医少药，接连患病离世......这之后，他把自己深深地埋进书稿和文物，写出《殷墟器物甲编》等中国考古学奠基之作，这些书，被今天的很多人当作考古成就，然而当年，无异于为中华民族找回根脉。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因此称李济是“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结合的君子人”。何谓希腊精神？学术第一；何谓儒家修养？定心忍性。二者合体，正是士人风骨。

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容纳了顶尖的四大研究机构——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筹备处、营造学社，以及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等等。学者傅斯年、陶孟和、董作宾、吴定良、李方桂、梁思永、巫宝三、梁方仲、岑仲勉、刘敦桢、丁文渊等，齐聚于此。最顶尖的机构、最精英的人才，战乱中的落脚地，却只能是这种“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连到访李庄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都感叹：外国人遇到“这种极艰难的境况，是早就跑光了的”。

然而，这些学者的工作，主观上并没受到严重的影响。童第周的故事让人难忘。夫妇俩东拼西凑借来超过两人两年工资的钱，激动万分地买来李庄唯一一架旧显微镜，开始了从比利时学成回国后就中断了的金鱼实验，一篇篇论文发表，在国外生物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一天，英国学者李约瑟来访，发现所谓的实验室，只是几个鱼缸以及一架严密保护着的显微镜，禁不住高声赞叹：“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写出那样高水平的科学论文，简直不可思议！”他又问：“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偏要到这里进行实验呢？”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需要回答。比利时的师友对童第周的行为有评价：他说到办到，用自己的知识为苦难的祖国服务，为人类作贡献。

▲李约瑟在李庄

哪怕是方寸之地，只要允许做学术，他们就会投入百倍的努力，以弥补其他所有条件的不堪。甲骨文专家董作宾的巨著《殷历谱》，首现殷商时期的帝王谱系，被治学严谨的陈寅恪推为“抗战八年第一书”。而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是以手写和石印方式诞生的。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对他们来说，学术是第一位的，其他任何外在，都不成其为干扰。所以，当考古学家夏鼐于1945年8月中旬，在戈壁滩上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以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勤奋迎接胜利，继续向戈壁深处前行考察，几个月后他走出戈壁滩，验证了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们胜利了！

上述故事，仅是三卷本《发现李庄》浩瀚篇幅中的九牛之一毛，甚至根本无力映照李庄往事所蕴含的丰厚、雄浑和感人。太多学科的雄厚基石，在李庄被一锤锤夯定；一部部光耀史册的著作，接连出版，学者陈平原因此称其为“世界学术史之奇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人都是使用现代科学方法做研究，虽偏居一隅，但充分利用电报和信函，时刻保持着和世界学术界的联系，一桩桩学术成就，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火种，对抗战胜利后的各项建设具有非凡的意义。

▲航拍李庄（图：视觉中国）

如果说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十四年抗战，在政治上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那么，以李庄为代表的学术文化上的井喷，不仅延续了中华文脉，更让中华文明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没有岱峻老师这部《发现李庄》，我们怎能知道，李庄的这六年，是中国科学最有机会平视世界的时期。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为抗战四大文化中心之一的李庄，是抗战期间中国最有知名度的对外窗口，只要在信封上写上“中国李庄”，国际邮件也准能直达。我们更不知道，战争期间相当比例的外援，正是因为国际友人通过李庄奇迹见识到了一个不屈的中国，而慨然相助。

特殊时期，学术是他们唯一的报国手段，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最好的手段。六年中埋首发掘真理与真相，守护和传扬普世文明，对内凝聚人心和士气，对外展示中华文明的光辉面貌......对照知识分子的四个特质，李庄的这些知识分子，哪一个，没有登上其中的巅峰？

今天，跟李庄相比，条件要好了很多，然而经济、社会、人心......，各方面仍然危机重重。正因如此，打开这部《发现李庄》，会有两种相反的情绪，弥漫于阅读的始终：

在瞻仰李庄知识分子于硝烟时代创造出高光时刻的同时，也为我们后人于和平年代却如此的乱象横生，而深深地羞愧和反思；

然而，李庄的故事并不久远，他们就是我们的父辈、祖父辈，我们现在身上流淌的，就是当年驱动他们毅勇前行的那一腔热血。再次立于历史三峡的路口，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相信，能够洞察这个时代的复杂、并能真正挑起新时期重担的知识分子，会对李庄的先辈，做出完美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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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这些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同胞精英，1950年之后，却消失于历史的尘烟之中。

23年来，为重现李庄的巨大贡献，岱峻走了一条和笔下人物同样的路：没有任何经费、赞助和团队支持，完全凭满腔热血和执着，走访乡民，查阅档案，联系一切能找到的“李庄后人”，搜集尽可能详细的口述材料，自学当年李庄涉猎到的所有学科，从49岁一直写到72岁，终于完成三卷本的《发现李庄》，而满头青丝皆成白发。

▲左图是20年前刚刚开始走访李庄时的岱峻老师，右图是完成三卷本《发现李庄》后的岱峻老师近照

打开这套书，不仅会为李庄知识分子在极端环境下的高光表现而感喟，也会为他们的故事随后被长期中断而扼腕叹息。

而从普通读书人磨炼成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岱峻老师23年来的故事，恰如一曲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先生在讲演中引用过的“执拗的低音”---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挖掘出一个巨大的宝藏，然而又毫无所图，仅仅因为这是一份“未亡人对逝去者承担的责任”。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岱峻老师耗费23年心血而成、当今中国最稀缺的“现代知识分子启示录”---《发现李庄》珍藏版，除了典雅素朴的函套，更珍贵的是，我们争取到72岁的岱峻老师亲笔签名加钤印，更具收藏价值和阅读体验，点击图片，抢先收藏《发现李庄》（函套版·全三卷），还可在规格中一键选购“读懂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六书”，深度思考中西文明理念的更多融合可能：

▲千年古镇李庄 | 图/阿洲JIZ

中国有很多古镇，有的以自然风光取胜，有的以历史人文著称，但如果要挑出一个可冠以“伟大”二字的，非李庄莫属。

李庄在哪？可能大多数现代人不知道，古代人也不知道，就连四川宜宾本地人，都曾很少人知道。但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李庄是一个在全世界都有名号的地方，只要在信件上写上“中国李庄”，国际邮件也能直达。

抗战时期，英国著名科学史大家李约瑟还专程赶到李庄，尽管傅斯年一再感慨：李庄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1943年6月，门官田社会科学所办公地内景。（李约瑟摄)

◎李庄：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

李庄在当时有如此影响力，是因为抗战时期，它“偶然”成了西南大后方的文化重镇，在整个国家都在大后方坚守的艰难时局下，李庄，这座位于四川宜宾长江边的小镇，也肩负了历史的使命，成了众多顶尖学术机构和大学的云集地。

傅斯年参与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梁思成、林徽因坐镇的中国营造学社，竺可桢奠基的中国地理学会，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都驻扎在这里。

一时间，曾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李庄，一跃成为与成都、重庆、昆明并列的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

流寓李庄的学人，是精英中的精英，学者中的学者。享誉国内外的大师傅斯年，考古学之父李济，建筑学之父梁思成、林徽因，民族学开创者凌纯声，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以及梁思永、童第周、岑仲勉、巫宝三、丁文渊、任继愈、罗尔纲、吴孟超、王世襄...这份在李庄坚守的学人名单，可以拉出好长。

1945年4月，甲骨学家董作宾编写的《殷历谱》以手写石印的方式在李庄诞生，被陈寅恪赞誉为抗战八年第一书。学人们的突破何止这一项，太多学科的基石都是在李庄奠定的，梁思成光耀史册的《中国建筑史》，也在李庄完成。

▲梁思永一家在李庄

李庄，不只是在抗战时期承担了历史的使命，更是在国难中守护了中华民族的文脉。悠悠几千年的中华文脉，李庄是有骨气的一笔。由此，李庄也必将成为后人瞻仰的文化“圣地”。

◎如果没有岱峻的那次走访，今天谁又知道李庄

然而，历史总是被人遗忘，抗战结束后，历史沧海桑田，没有人再记得李庄。2000年，49岁的读书人岱峻到李庄走访，向村干部打听当年的中央研究院，对方惊呼：“你开啥子玩笑，中央的人咋会到我们这里来！”

岱峻心中一阵悲凉，他下定决心，要把李庄的故事写出来。2004年，30万字的《发现李庄》问世，引起巨大轰动，太多中国人首次发现，我们还有这么一个文化圣地。

李庄火了，岱峻却从大众视野中“消失”了。因为他意识到，一个更大的使命肩负在了他身上。

◎如果没有长达二十年的独自坚守，李庄很多故事终将“绝迹”

岱峻让国人重新发现了李庄，但岱峻从此再未“走出李庄”。他意识到，《发现李庄》这本书还远远不够，有太多的故事、资料还要发掘，真正的“长征”才刚刚开始。

于是，岱峻二十年四处奔波、埋头研究，没有课题经费，没有赞助支持，他所有的个人努力，只为重写《发现李庄》。二十年磨一剑，2023年，总数达130万字、每个字都有详细考据来源的三卷本新版《发现李庄》终于付梓。而从记者炼成作家，再从作家炼成学者的岱峻老师，已经72岁，满头青丝皆成白发。

20年来，岱峻想尽办法联系“李庄后人”，搜集各种资料、信件，做口述史，还自学当年在李庄的所有学科，只为搞懂李庄的每一个角落。《南渡北归》也是讲抗战期间知识分子的，里面提到了李庄，但篇幅不大；而李庄的故事，多到说不完，岱峻的《发现李庄》三部曲则通过李庄这个小切口不断挖掘，那些被遮蔽的历史，终翻卷出时代的惊骇。

可以说，没有岱峻前后二十多年的独自坚守，李庄的很多故事，只能随着历史彻底“绝迹”。

23年来，岱峻老师没有团队，没有经费。他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对李庄的致敬，对大师们的缅怀，对这个民族最有骨气的时代的追思。我们应该记住李庄，也应该记住岱峻。

世上没有什么是不朽的，除了灵魂。历史其实就是灵魂的对谈，如果你不确定近代中国有哪些人物值得对话，这部《发现李庄》，正是您想要的那种宝藏。

▲2004年，岱峻赴京拜访梁思永先生遗孀李福曼老人

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岱峻老师23年心血之作——《发现李庄》三部曲珍藏版，典雅素朴的函套，真挚严谨的内容，更珍贵的是，我们有幸获得已年过古稀的岱峻老师亲笔签名+钤印，让这套可以流传于世的书籍更具珍藏价值。这套书限时9折优惠，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您还可在规格中选择“寻找李庄”二书）：

火车卧铺挂帘引发的争论，不出意料地引来一众媒体的热议。这是一个当下难得的，有足够空间可以评说的题材。当然，能够被议论并非是尺度的松绑，而是因为这个话题拥有足够的深度与厚度，多数讨论仅止于纠结对错或者力挺年轻人，并不触及问题的本质与核心。当然，仍有不少媒体敏锐地意识到，纠结对错或是选边站显然无助于事，争端缘何而起显然更有探究的价值。

年轻人挂帘的行动，源自不断上升的权利意识。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个体价值诉求，文明的进程，特别是现代，一定意义上就是权利意识觉醒，权利理论逐步建构和权利要求逐步明晰的过程。火车卧铺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资源不足的环境，当人们对利益的主张发生竞合，特别是不同的主体对于稀缺的资源提出相重叠的要求时，权利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而权利边界的模糊，则让争执漫无边际成为了可能。

具备权利意识当然是一件好事。权利与人类的生活关系密切，与尊严、利益、自由息息相关。对权利的侵犯，往往就是在压制人的合理需求，甚至有可能造成伤害。所以，对权利设置边界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天然的，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资源稀缺引发权利冲突时，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却未必能够平息冲突，相反甚至有可能扩大冲突，成为社会二元对立的诱因。

具体到卧铺挂帘这件事情上，因「资源-需求」而起的权利冲突到底应该如何解决？有不少观点认为，途径有三，一是改变卧铺车厢的设置，提供体验更好的乘坐体验，也就是提升全社会可供资源的总量。二是提供一个更公平、更合理且具备可操作性的制度。三是希望能够在每一个具体的冲突中，明确边界，哪些需求可以满足，哪些需求不能满足。

不可否认，提升资源的数量是一劳永逸解决权利冲突的最根本办法。但是，对于人类无限的欲望来说，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方法虽好，可资源注定是永远不可能真正满足在同一时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因此，提升资源数量的建议，并不具备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上的可行性。而制度本身，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有限和需求无限之间的冲突。而制度的刚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调整所有的冲突。

那么，为不同个体的不同权利设定下边界，又能不能解决权利冲突呢？只不过，为每一种权利设定清晰的边界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实生活有着无穷尽的情境和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和立场往往迥异，冲突的种类自然也无法穷尽。

尽管冲突不能被彻底解决，但化解冲突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权利不能只有维护而没有让渡，也不能一味让渡而从不维护。维护权利是为了自己，让渡权利是为了他人。维护很容易，只要寸土不让就行了。但怎么让渡，让渡多少就是个技术活了。

因此，比起维护权利来说，让渡权利更需要学习和训练。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救赎之路，是建立在沟通理性的可能性之上的。他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循着一个进步的方向发展的，随着人类对事物的演绎角度更加丰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胸襟更加宽大，人类也会更加注重通过沟通来疏解冲突和纠纷。但是，现代社会促使人越来越倾向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去考虑或判断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了解愈加艰难，而社会的团结与整合也出现了危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年轻人挂起来的帘子，帘子形成了一道物理的屏障，阻断了沟通的渠道。拒绝沟通，不仅忽视了人的需求是具有可塑性的，也回避了运用语言进行商谈的过程。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社会的人各行其是，规范又不能制约和协调各人的行为，冲突就无法避免或者缓解，社会也就不能维持，终会趋向瓦解。

所以，卧铺挂帘显示出我们社会距离真正的文明和现代，还有极其遥远的距离。尽管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具备了现代社会所必须的权利意识，可这却远远无法创造出足够的动力支撑社会走到现代化。于我于你于他而言，权利意识的具备不是终点，而是如何行使权利的第一步，学会在权利中进与退，恐怕更重要得多。

今日思考：

卧铺挂帘，你怎么看？

无论原因如何，重发一篇旧文，纪念逝去的132个生命，也是再一次重申，对灾难的报道，其争议从来就不应该执着于能不能，而应该聚焦于事实应该被如何报道。

自从新闻出现之后，历史的编年中，有很大一部分就由新闻来构成了。历史学家许倬云就曾说道：「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而在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阅读新闻将读者的心灵世界联系起来，在同质性的时间中，形成「想象的共同体」。

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通过新闻，即便生活毫无交集的两个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同一篇新闻，感受到了字里行间描述的事实和传递的情感，进而产生一丝微弱的关联，摆脱原子化的存在。当条件合适的时候，他们便会成为牢固而不可摧毁的同盟，拥有不可匹敌的力量，抵御一切邪恶的侵蚀。

当然上述的想象只是理论中最完美的模型。现实往往并不会按照学者的理论严丝合缝的推演。在昨晚的那场局限于新闻业的舆论风波中，有部分新闻从业者悲伤地发现，自己心心念念宠溺的受众，将新闻伦理作为了唯一的尺度，丈量着在逼仄空间左右挪腾的新闻实践，并据此得出结论：即便在这样一个信息的真空中，新闻也是不应该存在的异类，应当视同病毒，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尽管，与并不专业的受众讨论新闻伦理是一件过于刻薄的事情。但是，在昨晚（2022年3月31日），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媒体人，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对受众进行了一场新闻伦理的科普与教学。教学的效果尽管尚未可知，这却显示出，新闻业还有残存的理性和执念，希望能够已经成为废墟的土地上，建构起支撑新闻的四梁八柱，让后来人能够不至于从钻木取火开始，重拾新闻的文明。

当然，这必然是一种奢望。因为受众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外行，而是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以最快的速度汲取新闻伦理学的皮毛，尤其是那些站在道德至高领域的词汇，譬如「二次伤害」「最小（减小）伤害原则」「媒体逐利」等等等等，以此对抗媒体人的自卫。正如「旧闻评论」观察到的一样，这其中还不乏新闻学生和初入行的新手。

但是，会使用词汇并不代表人们真的了解什么是新闻伦理。在仔细阅览完了「人物」那篇引起争论的稿件以后，我有十二万分的信心认为，即便最苛刻的新闻人，也不会认为这篇报道有违新闻伦理。事实上，绝大多数正常的媒体人，都首肯了其正面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对报道中技巧和方式方法的缺憾，予以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建议。

专业的肯定和非专业的诟病，其标准都是新闻伦理的基本原则。但为什么媒体人和受众会出现完全相悖的结论，皆因双方并没有就何为新闻伦理达成共识。

在专业的角度来看，新闻伦理奠基于新闻，它规范的是新闻的行为，但绝不会去禁绝新闻本身。正如人类的道德源自于人类，它试图让每个人都追求本善，但却不会因此毁灭人类。因此，在没有新闻的空间中，谈论新闻伦理，就如同在真空讨论氧气的意义一般，空泛而不切实际。

但是，在非专业的角度，新闻伦理却变成了可以毁灭新闻的最佳武器。受众们挥舞着新闻伦理这个趁手的武器，却极其容易被一种险恶的心思所利用，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从源头上消灭信息，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以，重建新闻从业者与受众之间关于新闻伦理的共识，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最基本的就是要让所有人明白，新闻伦理的基础，在于新闻本身，人们就必须鼓励媒体追逐新闻事件，不断逼近真相，而不是相反。当然，你我纵观新闻所处的环境四周时，也不难发现，不仅强敌环伺，对新闻虎视眈眈，专业新闻人的心猿意马也在不断削弱这个行业本已孱弱的力量。除了由于激愤挺身而出的一部分人之外，剩下的人或苟安，或谄媚，或消沉，要想重新整合力量，让对抗新闻的日渐沉沦，绝非一日之功即可成功。

这是一个悲哀的现实，但若说没有一丝积极的因素，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当新闻伦理作为一种尺度，标定了一部分新闻从业者与受众巨大的认知鸿沟和道德差距，其实也甄别出了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这是信息社会自净的第一步。倘若假以时日，或许会有力量荡涤开来，让清者愈清，浊者愈浊，泾渭分明，沉渣自不会泛起，污染你我的视听。从这个意义来说，新闻永远不死，它可能只是在凋零与兴盛之间摇摆，守护人们的思想与权利。

今日思考：

你看过「人物」那篇「MU5735航班上的人们」的推文吗，你认为它违反了新闻伦理吗？

中国的新闻媒体，有着严格而规范的等级制度。这种从上至下的区分，体现在新闻媒体的行政级别，主管单位以及可报道事件等诸多领域中。所以，一般来说，级别越高的媒体，往往拥有更丰富的采访资源和空间，行使舆论监督的可能性也愈高。久而久之，民意也自然而然对高级别的媒体抱有更强的期待，他们朴素地认为，当公共事件发生后，介入媒体的级别越高，就越有利于事实的核查与辨析。

只是，这种期待很难解释昨日采访遇阻一事。在行政级别上，采访的媒体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它的记者，无论是编内还是编外，在明访时，往往众星拱月般被奉为座上宾，而暗访的舆论监督则威力更加巨大，以至于坊间传闻，在当年焦点访谈牙齿最为锋利的时候，各地还会派员公关，以防家丑外露被全国知晓。

现在回看，这当然是新闻最为高光时刻，可也是一个意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即便是以最普通的标准来判定，迄今为止，新闻都未能在这篇土地上建立起来。那些被用来臧否现时新闻不堪的案例，其偶然远远大于必然。其实，新闻的溃败一直在路上，如江河日下，一日逊过一日。

新闻业的溃败，有目共睹。但新闻学的溃败，就很难被直接观测到。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改革开放以来重启的新闻学教育，就不难发现，过去的新闻学教育，因为一顶「无学」的帽子，故而在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学科中寻找着理论的支撑。尽管还并不足以和传统的社会科学相匹敌，却也有所建树。至少，它建构了一个职业应该有的道德与标准，且为实践总结出了一些可供复制的路径。

可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和积累，自打出现的第一天起，就遭遇着双重力量的拉扯。公众对低劣的新闻产品已经脱敏，对货真价实的新闻产品的需求却始终没有得到满足。新闻所能展示的东西，离公众的期待越来越远，而诸多委屈无法言说。在这条三审三校的工作链条，任何一点突围的举动，都会被视为对现行秩序的挑战，不仅为自己，也会为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因此，审校不再仅仅是对事实的核查，主要目的是降低新闻的冲突性和话题感，使之始终处于安全的范围内。

回到采访遇阻一事上来，上述这些问题当然也困扰着最高级的媒体。但它们之所以是最高级的媒体，正是因为能够很快完成思维上的切换，而行政级别带来的利好，则能够很大程度上掩盖新闻不堪的现实。它们很轻易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是了解一切的。所以，当最微小的力量对它造成阻碍时，错愕和震惊被瞬间定格，成为公众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画面。

所以它需要挽尊，需要以一种恰如其分的形式重新拾起权威。于是，日常被忽视的职业共同体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具。在过去，采访被阻碍的事情数不胜数，如果不是遭遇强大的公众质疑，鲜有职业共同体会在第一时间发声支援。而这一声援最为巧妙的是，它将采访分为正当与不正当两种，也为后续的操作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所以，昨日的燕郊是一个所有人必须重视的分水岭。这个巨大却无形的山脉，传递出清晰而明确的信号：舆论监督的主体与行政级别无关。只要被认定为添乱，就有可能遭遇阻碍，但一旦被认定为增光添彩，那也必定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如果无法在这个新的条件下实现逻辑的自洽，未来恐怕只有险阻，而无坦途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新闻的溃军。

今日思考：

你觉得新闻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是什么？

2024龙年一开场，舆论场的沉闷与无聊，就因一则「网红博主在巴黎捡到小学生寒假作业」的段子被打破。社交媒体的用户在欢笑间完成了段子的传播和扩散，也乐此不疲地争论着「捡作业」的真与假。

如果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就不难发现，假期丢作业捡作业早已成为了社交媒体获得流量的不二法门。这类事件有足够的话题度，往往也充满了多重反转的情节与喜剧元素，而发生的地点从国内切换至国外，则使得事件的戏剧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吸睛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乍看上去，这是一件平平无奇的事情——媒体报道新闻，人们讨论新闻，网红得到流量与粉丝，一切都在那个名为「新闻」的轨道中行进着。但这是现下舆论场予以受众的最大错觉，亟待以新闻传播的视角重新进行审视。

回顾新闻的定义，虽然各有不同，但不约而同都强调真实和客观两个要素。无论是哪里的新闻界，也对新闻的事实属性有着广泛的认同。但是，在真实与客观之外，公共利益这一新闻更为关键的要素却常常被忽略。

过去，新闻的生产遵循着相对严格的生产流程，机构媒体中的把关人会对新闻事实的价值进行判断和分析。因此，呈现在新闻媒介上的信息，往往同时具备较高的公众关注度和公共性。可现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已经不再被媒体所垄断，把关人的作用被大幅弱化。当未经筛选的信息占据了人们的视野，并被错以为是新闻后，舆论场就呈现出一种新的特征：公众关注愈高的事件，却未必拥有足够的公共利益。人们之所以关注，只是因为极低的阅读和讨论门槛。这类信息不需要动用理性感官就可以理解，表达情绪并参与讨论。

回到「巴黎捡作业」的事情上来，这件事的真假并不重要，人们热议仅仅只是在生活中增加了一些调剂的笑料和谈资。但当媒体开始介入，进行报道和传播后，本不应成为新闻的信息成为了新闻，并占据了舆论场的优势地位，受众的注意力被吸引，议程被成功设置，但却很难谈得上有任何积极意义。

出现这样的奇怪景象，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多年来，机构媒体因为众所周知但无法言说的原因，无论是内容抑或是技术，在新媒体技术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于是，机构媒体试图为自己重新建立一套新技术下的评价机制，实行全面的量化考核，一切向数据看齐，以便重新获得舆论场的主动权和广告商的青睐。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把关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为了转发、评论和点赞这种极为醒目的指标开始组织内容生产，久而久之，把关人必然被流量异化，沉浸而不可自拔。

概言之，新的新闻评价机制和体系并未建立，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反而从过去时效性 、重要性、 接近性 、 显著性 、趣味性的五要素退化到仅剩趣味性。所以，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够看到大量新闻五要素不齐全的信息成为新闻，被媒体传播，被受众议论， 也皆因于此。

所以，「巴黎捡作业」被全民热议，进一步展示出了机构媒体的窘迫与无力。当严肃的内容消失以后，舆论场的真空会在顷刻间被大量无效无意义的信息所填充。目之所及的未来，机构媒体仍将是败军之将，也并无转败为胜的可能。机构媒体会继续饮鸩止渴，将流量视为救命稻草，试图救自己于水火。受众自然也会继续被低质的信息所裹挟，进一步丧失理性与智慧。这传递出一个令人悲观的信号：

「人心虽依然被媒体所左右，但新闻却早已被抛入了虚无。」

今日思考：

今时今日，你还能看到好的新闻吗？

比如奥巴马那句“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对地球是灾难”，就以色列存在的意义而言，拜登曾有过非常直白的表述：“如果没有以色列，美国也会要创造出一个以色列，来保护美国在当地的利益”“对以色列的援助，是我们做过最好的30亿美元投资”。

事实上，即便没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结构性矛盾，经由以色列连通地中海和欧洲的路线，也不是沙特的最优解。真正符合沙特定位的方案，是兴建一条红海大桥，将沙特与埃及这两个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连接起来。

"

哈以冲突仍在持续，目前的影响如我前两篇文章所分析的那样，一方面俄罗斯的压力得以缓解，以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无焦虑地向法国电视台表示“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可能会离开乌克兰，这将产生后续影响”；另一方面普京则可以轻松地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可以帮助调解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除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之外，别无他选”“谁也不会怀疑俄罗斯企图偏袒某一方”。

这种表态的言外之意所有人都清楚，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居中调解，势必都会偏帮以色列。普京这样说，倒不是寄希望于哈马斯和以色列会真的请他去做调停人，而是想为当下俄乌战争的僵局找个破局的参照物。毕竟俄乌战场也拖了那么久，俄罗斯眼见不可能再取得更多进展，还得直面整个西方的压力，目前有很强烈的落袋为安的想法。

俄乌战争和这轮巴以冲突什么时候结束还很难说，但美国和西方国家会偏帮以色列却是肯定的。当你知道以色列是怎么出现的，就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了。

文章的最后我也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风向标出现，能标志阿拉伯世界打破了以色列的封锁。

1

兵家必争之地

孙子兵法有句话“争地则无攻”，所谓“争地”按孙子自己的解释为“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意思是说对于交战双方来说，这种类型的战略要地为兵家必争之地，谁抢占了就对谁有利。所谓“无攻”指的是遇到争地一定要抢占，如果敌人已经抢先占领，则不可强攻。

如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相争的这片土地，便是一片争地。历史上犹太人的悲剧，也是源于这种争地属性。

从地理属性来看，如果不是因为地质运动让东非大峡谷的一段灌满海水形成“红海”，从地理环境来看，阿拉伯半岛更应该被归入一个大洲。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创立，以及对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统一，则算是正式从地缘角度将两大板块整合成了一个整体。

作为连接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枢纽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争夺的这片土地，在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前就是争夺的焦点。三教圣地耶路撒冷则是焦点中的焦点。

当然，单纯从地理位置看，夹在苏伊士运河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西奈半岛看起来更像是个连接点。只不过决定一片土地是否重要不能光看位置，还要看人口承载力。就这点来说，荒漠化的西奈半岛就要差上许多。

相比之下，耶路撒冷周边地区情况就要好得多。西风从大西洋带来的暖湿气流为整个地中海东岸带来的相对充沛的降水让犹太人认定上帝许给他们的这片土地“流淌着奶与蜜”。只是这片绿色之地过于狭小，注定没办法作为一个帝国的根基，只能作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存在。

最初这片“争地”只是亚非的争夺焦点。无论是来自亚洲的亚述帝国、新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想向北非扩张，还是代表非洲的埃及想向亚洲扩张，都必须拿下这个枢纽点。

当罗马帝国建立一个以地中海为内海的帝国后，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就成为了欧亚非三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代表欧洲势力的罗马帝国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个亚非枢纽点，于公元135年将犹太人驱逐出他们曾经建立王国的这片土地，并用巴勒斯坦这个去犹太化的历史名称，重新为之命名。

当欧洲进入基督教化的中世纪，阿拉伯半岛、北非又被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宗教整合在一起后，以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为目标的“十字军东征”成为了西方向东扩张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随着十字军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公元1099-1299年）被穆斯林军队攻灭，奥斯曼帝国成为阿拉伯人和圣城的统治者，并代表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对抗，西方在长达7个世纪的时间中都没有时机重新建立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哪怕后来西方凭借大航海时代的红利，逐渐掌控了世界的主导权。

2

英美“创造”的以色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让西方再次看到了重返耶路撒冷的机会。这次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帝国作为战败国，不得不放弃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转而维护在小亚细亚半岛及伊斯坦布尔的基本盘。

这让作为战胜国的英国看到了机会，为了控制阿拉伯地区，英国一方面表示愿意支持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建国；另一方面则决定利用犹太人的复国情节，在阿拉伯地区打入一颗楔子。

早在1917年11月战争还未结束时，攻入耶路撒冷的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就代表政府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表示“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史称《贝尔福宣言》。

英国自从英法百年战争失败后，就逐渐开始在外交上执行“大陆平衡政策”。简单点说，如果英国想控制的地区，原始民族结构简单，那英国并不介意直接移民占领，典型的如北美地区；如果地缘结构过于复杂，那就利用甚至制造地区矛盾，让局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纵观英国历史，无论是不断转移阵营打压法国、俄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崛起势头；还是在印度利用土邦们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都是遵循这一外交原则。这次在巴勒斯坦地区，英国的操作思路同样如此。如果直接把耶路撒冷变成殖民地，势必会激怒全体阿拉伯人，但如果只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帮助他们重返故地，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此后在英国的支持帮助下，欧洲犹太人开始向巴勒地区移民。1932年，在纳粹势力开始在德国坐大、反犹情绪在欧洲空前高涨的情况下，犹太人加速了移民巴勒斯坦的速度。

二战结束后，英国虽然成为了一个二流国家，但接棒主导西方秩序的美国，却与英国有着同样的想法。说到底美国是一个源出于英国的海洋国家，同样认同在旧大陆各地制造矛盾，以及利用“大陆平衡政策”建立霸权的战略。

于是正如大家看到了那样，在美国的支持下，1947年联合国出台了《巴勒斯坦将来处理分治计划问题的第181号决议》，规定在1948年结束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委任统治，分别建立阿拉伯国与犹太国。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认为自己就此失去了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话语权，而投了弃权票；苏联则认为分治的局面，同样能让自己有机会介入阿拉伯地区，包括让苏联境内大量无法被同化的犹太人能够有地方迁徙，而投了赞成票。

最终在阿拉伯国家因强烈反对以色列建国而开启中东战争后，美国和西方成为了以色列的靠山；苏联则借机拉拢阿拉伯国家购买苏联武器。中东和耶路撒冷，成为了冷战角逐的焦点战场。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以色列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无论代表基督教世界的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毕竟当时两个超级大国都认为，没有可能再用殖民的方式扩张势力范围了。感谢美国的选票政治，使得我们很多时候能够看到美国政客毫不掩饰地表达出这个国家的私心。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特朗普这样的非典型性美国总统才会语出惊人，哪怕是那些平时以伪君子形象示人的政客，也同样会说出他们的心声。

比如奥巴马那句“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对地球是灾难”就是典型的案例。就以色列存在的意义而言，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1986年出任参议员时曾有过非常直白的表述：“如果没有以色列，美国也会要创造出一个以色列，来保护美国在当地的利益”“对以色列的援助，是我们做过最好的30亿美元投资”。

这番大实话一说，所有人应该都清楚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永远无法化解的。除非有一天基督教世界能够和伊斯兰世界和解。

3

沙特与埃及双核心

毫无疑问，基于彼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阿拉伯国家同样深知自己与西方的矛盾不可调和。在西方从本心不愿意帮助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心理下，阿拉伯世界唯有自己联合起来，才有一丝重新崛起的可能。

为此，1945年3月，在二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就迫不及待地在埃及牵头下成立了“阿拉伯联盟”（简称阿盟），这个时间甚至比欧盟草创的时间还要早上十年。然而也正是因为阿拉伯人有强烈的统一意识，才促使两年后不愿意看到强大阿拉伯人联合体出现的基督教世界，共同推进了以色列的复国梦。

单纯从土地面积和人口来看，目前拥有22个成员国的阿盟看起来的确有跻身“帝国体”（一类地缘政治板块），与美、中、欧、俄、印同场竞技的实力。以2022年的数据来说，阿拉伯国家合起来的总面积高达1313万平方公里，人口则为4.3亿（2022年。其面积仅次于俄国，人口则与欧盟相当（4.48亿）。

然而纸面数据再高，也不意味着就有机会形成合力。在整体没有跟上工业化节奏的大背景下，阿拉伯联盟想要崛起，就必须寻找强力外援。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不愿意看到阿拉伯人联合的情况下，外援的标准其实就只有一个，那就有实力和美国抗衡。

于是我们会看到，从1948年-1982年期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前后进行了5次中东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则成为阿拉伯国家最大的外援。在此期间，埃及甚至还和叙利亚一度组建过一个准备把伊拉克、也门等国包含进来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而以色列在这场代理人战争中的完胜，亦成为苏联崩溃的前奏。

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以及萨达姆政权在这一年的覆灭，标志着阿拉伯世界军事复兴梦的全面破碎。此后依托石油和圣城双重优势的沙特阿拉伯，事实成为了阿拉伯人在全球发挥影响力的代表。

然而与四次中东战争时的埃及、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和当下的叙利亚由军事强人持政的模式有所不同，沙特阿拉伯的基本属性为海湾君主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是与之政治、经济属性类似的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特尔、巴林五国。

这使得沙特更倾向于以宗教向心力为号召，经济为手段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而上述六个君主国联合创立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也是沙特用以扩张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平台。

于是在沙特身上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这个国家在宗教上显得特别的保守，来自沙特的资金甚至私底下一直会流入各类极端组织（比如当年的基地组织）；另一方面却又会务实地与美国，以及当初的英国选择合作，以维护自己的君主统治。（关于这种心理，推荐看一部以沙特开国君主伊本·沙特为原型的，2011年由法国、意大利、卡塔尔合拍电影《黑金》）。

问题在于，沙特是阿拉伯半岛的核心国家。即便没有以色列横亘于中间、没有体制差异，它也很难将控制力真正辐射至北非，尤其是让埃及这个传统阿拉伯大国服从自己。这意味着阿盟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构，是类似法国、德国之于欧盟这样的双核模式。埃及作为世俗国家、共和国家以及北非的代表，与沙特共同决定阿拉伯联盟的走向。

值得一提的是阿盟宪章规定，其总部的永久地址为埃及首都开罗。在最初的30多年，埃及这一带头大哥的地位一直都没有变化，直至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约，转而将美国视为其最重要的盟友。

这一转向无异于背叛，导致其它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中止其阿盟成员国资格 ，并将总部迁至突尼斯。一直到1987年埃及才逐渐与一些阿拉伯国家重建外交关系，并于1989年重获成员国资格。1990年9月阿盟总部再次迁回开罗。

参看当时的冷战形势变化，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埃及又重获承认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并很快启动了全面政治改革。仅仅六年时间就葬送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大陆帝国。

这场失败的改革不仅让苏联迅速走向崩溃，更让美苏之外的其它国家意识到，苏联自己对原有模式都已经持否定态度。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埃及的提前转向反而会被认为是一种明智之举。同时沙特与美国在“石油美元”问题上的合作，亦会被认为是一种务实之举。

当所有的背叛与妥协都被原谅，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也都默默接受美国一超独大的事实后，埃及作为阿盟的法定领导者、沙特作为阿盟最大的金主，成为阿盟的双核心心理障碍也就扫除了。

4

红海大桥——阿拉伯世界复兴的标志

中东战争以及埃及与阿盟关系的反复，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民族复兴之梦。除非有一天，有另一个足以和美国抗衡的帝国体出现，阿拉伯世界才可能重新获得一体化的战略窗口。

至于现在这个战略窗口有没有打开，那就见仁见智了，最起码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即便印度真如西方所期许的那样占据中国的生态位，这个自视为世界一级的国家，也同样会愿意看到阿拉伯国家将复兴的希望寄于自己身上。

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原本严重依赖全球贸易的国家，更多的感到焦虑，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反观一直视西方为宿敌，之前只是不得已在政治层面屈从的阿拉伯国家，却是乐见终于有一个国家，敢于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了。

正如我在前两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作为石油美元体系的压舱石，沙特的态度最为微妙。近几年来，沙特的实际掌权人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与美国发生了不少龃龉。并立足自身需求，在2016年推出“愿景2030计划”。

为了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3月沙特与伊朗在北京主持下完成世纪和解，更是明显违背了美国的意志。当然，这并不代表沙特会就此与美国交恶。9月份在美国主持下，沙特与以色列共同加入“印度-中东-欧盟经济走廊”计划，就是沙特务实外交的另一种表现。

对于美国来说，推动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不仅为了帮以色列赢得更宽松的地缘政治空间，更是在证明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只是对于沙特而言，一方面这条印欧经济走廊，符合自己在“愿景2030计划”中，将自身打造为欧亚非三洲枢纽的的目标；另一方面又知道，执意将以色列拉进计划是藏有私心。

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出于破坏沙、以关系正常化的目的发动这次袭击，对于沙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可以堂而皇之地拒绝美国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将以色列从印欧经济走廊移除，不会影响沙特打造三洲枢纽的雄心。事实上，即便没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结构性矛盾，经由以色列连通地中海和欧洲的路线，也不是沙特的最优解。真正符合沙特定位的方案，是兴建一条红海大桥，将沙特与埃及这两个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连接起来。

如果走以色列连通欧洲，这条路线还必须经由两国之间的约旦。虽然约旦作为阿拉伯国家，看起来不会有太大风险，但单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多一个中间国家就会多一层风险。谁又能保证自视为圣裔的约旦王室，与控制麦加、麦地那圣城的沙特王室之间，就会永远和平下去呢？

相比之下，连接埃及的方案看起来要合理的多。这一方面可以将埃及与自身利益做深度捆绑，甚至依赖于自己；另一方面以埃及作为对接欧洲及整个地中海的港口国家，比让以色列承担这个任务，地缘政治风险要低得多。

最后，经由埃及的线路可以做到一鱼两吃。既绕过以色列打通了亚非通道，又为沙特赢得了连接欧洲的战略通道，真正帮助沙特实现三洲枢纽的愿望。至于这条通道的另一头，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必然不会认定，这条通道只能走以色列才能有用。

于是如果你一直关注中东各类新闻的话，有可能会注意到一条：2016年，也就是在沙特推出2030愿景的这一年，沙特国王萨勒曼在出访埃及时宣布——“我与我的兄弟、（塞西）总统阁下就在我们两国之间修建一座大桥达成了一致。”

埃及总统的塞西则积极回应道，这条连通两国的红海大桥将以沙特国王之名命名为“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桥”。同时宣称“大桥标志着阿拉伯联合行动道路上的新篇章”。

5

结语

单从技术角度看，这座大桥的最佳选择不是直接跨越平均宽度将近200公里的红海本体，而应该在红海延伸向约旦河谷的亚喀巴湾上修建，以连接埃及的西奈半岛。这样的话，红海大桥的跨海距离就能缩至最小14公里。

只是亚喀巴湾的最北端对接着以色列的南境，这一选址势必会对以色列直接进入印度洋的可能性造成影响。此外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即便没有这层影响，美国和以色列也显然不会愿意看到红海大桥的贯通。以至于今天这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桥还停留在选址阶段。

就这次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来说，对沙、以关系正常化的破坏是必然的。在美国现政府急于将沙、以关系正常化作为竞选筹码的情况下。一个可供选择的筹码，是沙特将美、以同意建设红海大桥作为交换条件。

当然，是否要饮鸩止渴，也是美国需要考虑的。不过无论沙特有没有抓住这次机遇，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大桥动工的消息，都可以将之视为阿拉伯世界开始摆脱美国影响，重新踏上独立自主道路的风向标。

-The End-

《地图里的人类史》

作者：温骏轩

出品方： 磨铁

出版年: 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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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所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以不同形式反复上演。看懂地图，才能看懂波澜激荡的历史；看清地缘，才能看清未来世界新走向。

打开这本书，你将看到：

◎人类是如何脱离动物范畴，变身为万物之灵的？

◎为何人类文明发源于热带，兴盛于温带？

◎为什么尼罗河阻碍了埃及向非洲腹地传播文明，反而促使全新类型的海洋文明出现？

◎为何意识形态及原始宗教信仰可以突破血缘纽带，实现社群扩张，让更多人团结在一起？

◎中国人的“家国”式集体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为何别的民族会因外族入侵而四分五裂，中国即使被打到被迫南迁，也能重归一统？为什么中国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维持这一认知，并且发展出如此体量？

◎为什么科学与工业革命出现在西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在人类现在正经历的信息革命中又有什么独特优势？

作者温骏轩

生于20世纪70年代，法律专业出身。2009年开始，以地缘视角，辅以原创地图，在网络更新“地缘看世界”系列文章，创作文字近千万。已出版《谁在世界中心》《地缘看世界——欧亚腹地的政治博弈》等著作。其研究成果中的“新世界岛论”“北纬42度温度线”等创新理论，在地缘政治、军事、历史等相关领域引发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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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走红，当然有其地理环境的原因。但是，走红的路径却并不新颖，无非是原汁原味复制了2023年淄博的套路：偶然闪现的热搜，成为了制造流量的契机。流量机器一旦开动，就如同滚雪球一样，有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挟制着本不愿裹挟进来的人们，共同制造狂欢与幻象。

这种流量操作，当然可以被视为一种进步。这意味着东北省会城市正在从社交媒体的不断进化中汲取经验，并能够一定程度上娴熟地调集资源，以维持这种正面的舆论热度。显然比过去压制负面舆论的强力手段更需要技巧，更考验分寸。

一则在社交媒体上由几张照片拼凑的视频显示，哈尔滨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游客，连夜更换了破旧的公交站牌，以至于一位不具名的市民站出来表扬，认为哈尔滨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努力在变好，让他感受到了家乡的真诚。这种孺子洒扫以待宾客的行为，符合传统的朴素认知和期待，也能够形成有限的「烟火气」，麻醉感官，逃避荒芜且空洞现实。但这种操作一旦用力过猛，就会适得其反。清醒和理智尚存的人们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权力为何独宠外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哈尔滨市民，难道就不配得到一个崭新的公交站牌吗？这种内外有别的态度和举止，制造了一种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不平衡，久而久之，一旦被本地人抛弃，就会失去赖以持续的基础。

一种略带恶意的猜测是，蜂拥而至的「小土豆」中，会不会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去年冲向了淄博？若为真，则可作为社会原子化趋势的最新例证。铺天盖地的短视频轰炸，其实是一种议程设置。不同于传统的议程设置主要由官媒发起，这种议程设置往往是以个性化的内容闪击舆论场，既没有官媒的正襟危坐，又为可能的失败预留了全身而退的可能，进可攻退可守。

传播学早已摒弃的「魔弹论」，在短视频的时代得以复苏。视频一经发布，就必然击中目标，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这一切，皆因受众沉湎于信息的茧房。这茧房很是巧妙，既晶莹剔透、舒适安逸，却又坚不可摧，让每个人既能够看得见同类，又不会被骚扰。无论外面如何风云变化，内里始终阳光和煦，清风拂面。

不知道哈尔滨自己能否意识到，流量从来都不是一匹温顺的赛马，不管是信马由缰还是勒紧绳索，它都只会跟随着最新的注意力奔腾向下。世人的记忆只有三秒，注定了流量始乱终弃的性格。

然目之所及，淄博的成功仍是一种被认可的典范。率先品尝到了甜头的淄博，和继之的哈尔滨当然能够收获一些它想要的东西。但这等果实只有先行者能够摘得，可走红后的重新寂寥，其实比过去日复一日的无闻更加煎熬。淄淄不倦的后来者们，对此也未必有充足的预期，从不考虑未来，城市的困境日重一日，但却仍前赴后继，不知疲倦。

今日思考：

宠溺小土豆的哈尔滨，真的那么香吗？

马上，2023年就将成为历史。纵然还没有结束，如无意外，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回溯，都已经注定这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年份。

人们习惯在这个旧年将逝的时间节点去总结，去展望，彷佛这样就能够告别一年的不堪，迎来崭新的未来。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将过往的经验加以梳理并总结，就一定能够得到抵御风险和度过危机的能力。

但是，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同一种残酷，那就是你我从来没有在过往中汲取到教训，更遑论方法与对策。我们希望把生活演绎成一部励志片，却不曾想其实是一部恐怖片。主角是我们每一个人，剧情则是在无限循环的世界中，被一个叫做「周期律」的怪物反复撕咬。

所以，2023年要结束了，我并不怀念它，但很感谢它。毕竟，这一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向你我展示着真实与虚假不可调和的矛盾。虚假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的确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可虚假也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迫使你我不断检讨和审视身处的环境与真实之间的差距，反向彰显了真实无与伦比的价值。

但我们也不必讳言，回归真实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业。过去，人们更多担忧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现在，确定性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左右你我的生活。其实，确定远比不确定更令人无望和沮丧。

所以，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也很难抵御这越来越不堪的现实。生活常常就像是一个魔女，妖娆艳丽的面目之下，有着一颗丑陋至极的心，以谎言蛊惑人们自愿走入地狱，成为魔鬼的信徒或者帮凶。作为交换，人们被允许存在于秩序之中。于是，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个体，服从了这种生活，承认了这种生活，完善了这种生活，甚至成为了这种生活。

凡事既在埋葬，也在孕育。规律使然，无论何人，都会在不经意间的某一时刻试图重归真实的生活。这想法一旦萌发，就不可能被消灭。

当然，思想要化为行动，是一个极为漫长且艰难的过程。但是，这种力量却不应该被轻视。那些不经意的，不起眼的真实生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嵌入社会的现行结构中。因此，保持思想的存在，是一种极为必要的任务，可以让人们在混沌中保持自我，在危机中找到自我。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清晰展示出未来的方向和可能？

尽管，重塑价值观和道德感是一句看起来空泛至极的口号。但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感有助于在我们的社会中重建信任。基于信任，人们就不会为了自保而被迫选择原子化，而是可以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进行交流与协作，「光明的未来」才会有可生长的土壤与基石。生活才能越变越好，进而孕育出更好的制度。

2023要过去了，如何定义这一年，恐怕还要留待时间去给出答案，而未来的艰难险阻有多少，恐怕也要经历了才能知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真实地生活在每一天。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只要开启了第一步，那个美好的未来其实就已经来到了。只要我们在面对虚假的时候，知道真实的内心所想的究竟是什么，并重拾勇气、责任、良知和理性，未来就会立刻成为现实。

告别2023并不是要遗忘什么，不愿告别反而才是一种执迷不悟和胆怯。路漫长知艰难，却依旧上路，这是真正的勇敢。就像诗里说的那样：

「流下也就忘记了的泪珠，那是照耀心胸的阳光。」

我们，2024年见！

今日思考：

2024年，你有什么新的期望吗？

就在这段大家都居家养病的时间，有一个读者，是一名医生，他会告诉我吃什么药能够有效缓解高烧和身体疼痛，病程会持续几天。他讲的详细，我也听的仔细，其实也放心了不少。

去年的今天，也就是2022年的12月15日，我俩聊着聊着，我突然问他，你怎么样？他告诉我，他自己也阳着，但所有医生都要支援发热门诊，再过一会，他就要忍着全身刀割一般的疼痛去坐诊。

「你知道吗，最多的一天，我接诊了620多个病人。」他说，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其实没有必要来医院，但既然已经来了，他还是要一个一个问症状，做检查，开药，希望他们早点痊愈。大多数人的症状，在三到五天就消失了，但他自己反而因为劳累导致的抵抗力低下， 抗原阳性七天了，症状依旧明显。

到今天，365天过去了，疫情应该是结束了。但回归常态的医生们，苦和累恐怕还是少不了的。不然，医生怎么会和同样辛苦的老师、护士、记者一样，拥有一个自己的节日呢？毕竟，自己有节日的职业，往往都是道德要求极高，风险极大，收益极小的职业。

现代医学的发展，让医生成为了门槛极高，专业度极高的职业。它要求从业者有超乎寻常的理解力，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同理心，甚至还要具备不错的科学研究能力。在普通人看来，这样的人是学霸，是天使，有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能力，是类似神一般的存在。

但是，作为一种职业，医生和别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谋生的技能和工具。看病开药，开刀手术，换来的是劳动应得的报酬。每个医生，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他们会累，会痛，会难过，会疏忽，当然，也会思考。

最近，北医三院重症医学科的薄世宁医生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命悬一线，我不放手」，和之前的「薄世宁医学通识讲义」不太一样的是，这本书没有再去普及医学常识的，而是转而以ICU医生的视角，讲述了19个他经历的故事。当然，尽管故事总是和生老病死有关系，但它不是小说，平铺直叙的文本里，你能看到医生为人的证据。

比如，在「当医生犯了错」一节中，当医生们想为患者设计一辆转运车时，他们想面面俱到，一切功能应有尽有。但是，后来他们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大而全的陷阱里，看似完美的功能设计，其实都是多余的，甚至可能增加患者转运时的风险。你看，医生也不是万能，他们也会陷入和我们一样的窘境，追求次要的需求，忘记了最重要的目的。

又比如，在「当医生成为患者」一节里，ICU的医生突发脑出血，从此昏迷不醒。本来及早介入就能够大大降低风险，但是他自己却还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拖延了治疗。面对患病的自己，和每个普通人一样，医生也会有担心，也会有顾虑，专业和经验并不能确保他回归理性。这是人的局限，医生也不例外。

所以，我总觉得这是一本怯魅的书。那些深奥的医学名词的背后，意味着医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神学，那些医生工作和生活中的所思所想，证明了他们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随时可以展现神迹的神。故事写了很多人，写了很多事，但我从中读出来的，其实只有一句话，那就是：

「医生是人，不是神。」

今日思考：

对于医生这个职业，你是如何看待的？

当然，这些只是我给自己写不出东西找的借口。我经常提醒自己，写文章这件事情，还是要讲一点天赋的。对于我这种没什么天赋的人来说，写到现在，库存差不多都用光了。如何持续下去，让大家看起来还是在笔耕不辍，是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昨天，有零星的几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上回顾一年前的转折点。这让我想起去年的12月7日。那一天，家人刚好因公外出，头一天做了核酸出了结果，上午进站检票验核酸，一切如常， 待下午返程之时，一切关卡均已拆除，再也没有人去关注往来旅客的核酸是否过期，就彷佛从来没有这回事一样。

一年过去了，不知道人们还保留了多少过往的记忆，又有多少能够成为历史，被后人所记住。过去的三年或者一年，浓缩了太多的故事，满是悲伤和愤懑。小的时候，我会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进火车隧道探险，长达数公里的隧道，走到一半，出现弯道，前后都不见光亮，手电筒发出的光能够照亮整个隧道。过去的一年，我就总有一种错觉，彷佛自己正置身于隧道转弯处，望不见终点，看不到起点，时间也彷佛加速一一样，飞速地前进。

一年恰似一世纪，人们往往觉得这意味着漫长与煎熬。但是，这一年来，我们仍然继续眼见无数过去不敢想不忍看的滑稽和荒唐。漫长的历史凝结在365天里，人们就不可避免要经历本不必要的痛苦与磨难。

这是一个没有人愿意面对的处境，自然也不可能带来更加美好的预期。人们就不得不转而关注日常和琐事，退回到各自的私人领域，不再向外部寻求慰藉与支撑。当然，这样的选择会让历史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不能有修炼出一些新的招数，去对付那个名叫「现实」的壮汉？倘若我们不再关心过往的历史，我们就不能去还原现实的面目，人们愤怒的咆哮或者良善的低语，也无法找到倾诉的对象。日常琐碎虽然意味着生活的继续，但显然不足以解答不断增长的忧虑和疑惑。

一年恰似一世纪，这当然也预示着未来的时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漫长。人们不得不面对一场需要无数回合的比赛，一场胶着的拉锯战。现实往往会让善良的人以为，自己已经趴在了地上，即将被KO，裁判甚至已经开始读秒。

「1、2、3、4、5、6、7、8」。

但是，我总还是有一点希望，相信有一些人即便听到了9这个数字，仍然会摇摇晃晃站起来，重振旗鼓，面对现实。或许最终的结局还是失败，但起码努力过，尝试过，挣扎过。他们不是愚蠢的殉道者，也不是独善其身的精明人，只是认清了现实，不再抱有虚幻的想象，不再有失落和失望，只有坦然和宁静。

当然，胜利者必然是掌握未来的绝对力量。可是，「你永远不能KO我」的信念总是因为失败而延续，不会因为胜利而消亡。人们吟诵着胜利的诗篇，也不会拒绝失败的呢喃。这些声音时而清澈，时而浑浊，时而奔腾，时而平静，最终汇聚成一条悠远的河流，向一个必然而笃定的海洋奔腾。

今日思考：

一年过去了，对于现实、过去和未来，你有什么想说的？？

喜茶与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联名，这几日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落。起的是，联名甫一上线，便瞬间收获了消费者的心，人们乐此不疲地在小红书和微博上晒出印有佛像的杯子和周边，心甘情愿充当喜茶的「自来水」。落的是，12月1日，深圳民宗局约谈了喜茶，3日，喜茶就全面下架了这款联名产品。有媒体报道引用了官方工作人员的回复：「该事件暂时无法进行定性，但我们给喜茶的建议是下架」、「他们公司也很配合，认错态度很好」。

官方对商业行为进行「恰如其分」的「指导」，对一个商业行为是否合适做最终的判断，经由十年的时间，已经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而这一次的特殊之处在于，约谈喜茶的是民宗局这一极少出现在人们生活中的部门，媒体报道中援引的法规，更是人们很难主动关注的宗教条例。此事触及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与知识盲区，宗教又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质疑的声音便也畏畏缩缩，不敢过于放大声量，这让本来微弱的支持声音成为了主流，一定程度稀释了官方回复中透露出的不自信和不确定。

一些人分析官方出手的原因，是因为有信徒认为，印有佛像的奶茶杯在使用完毕后被置于垃圾箱，是一种不敬与亵渎，故而请求主管部门出手。这种分析逻辑清奇至极，显然与「金刚经」中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悖，不值一驳。

虽然人们不可能得知主管部门此举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援引的法规与条例，本应是约束的是宗教团体，却突然成为了评价商业活动的准绳，在法理上恐怕未必真的站得住脚。人们调侃佛跳墙、铁观音、罗汉果也应当改名，以便合法合规，虽是一种戏谑，却也暗含了某种不安。

这个工具在未来会不会得到普遍性的应用，尚不明确。但必然会给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提了一个醒，常见的法律条文纵然能够对商业活动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但旁门左道往往可以有效挟制强大的力量，成本更低，舆论的反弹也不会过于强烈。喜茶的反应证明，企业明白，只有迅速服软，才不会招致过多的关注，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尽管这可能是一个意外，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文化将不再是商业活动的护身符。一套标准正在更新，并即将成型，它会按照自己的需求，重新掌握对定义文化的权力。哪些文化是优秀的，哪些文化是糟粕的，皆以是否满足需求来进行区分。沉思罗汉被戏称为无语菩萨，这暗含着一种消极和不配合的态度。这种态度存于个人领域很难察觉，但它绝不能成为一种快消品和符号，在顷刻间以实体的形式被人捧在手心，在社交媒体留下正面且积极的认同。它所蕴含的意义会被认为正在制造无穷无尽无法预知的隐患和误差。这是一架精密机器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误差会妨碍每一个齿轮的啮合，阻碍持久而高效的运行。

这是一个最新的信号，企业们，特别是快消品企业已然领会，接下来，可能每一个人都要领会。但领会归领会，世间究竟是有神还是无神，我佛到底能不能持杯？这些结论，如果是由无神论者们做出的，心怀信仰的人又有多少真正心悦诚服？这些问题会长久横亘于人们心中，每个人都会最终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不是吗？

今日思考：

文创产品到底是文化属性多一些，还是宗教属性多一些，你觉得呢？

今天，气温依旧居高不下，酷暑难当。中午时分，实在不想做饭炒菜出一身汗，便去了离家不远的米线店，想着随便对付两口。这家店不大，大概也就只能容纳十来人，但今天生意不错，没有空余的桌子，我和一个小学生搭桌，刚坐下来没几分钟。这个小学生就主动帮我拿了小碗，说米线太烫，可以先放到小碗里，会方便很多。

这么主动的孩子，我倒是很少看到。所以不由得打量了他一下。短袖短裤，皮肤挺白，微胖敦实，额头上的汗珠一颗一颗的，正看着，米线端了上来，我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错，正打算吃第二口的时候，他开始主动和我攀谈起来。一开始，讨论的是米线的吃法，他吃的是柠檬酸辣味，我吃的是香辣味云云。我看他如此社牛，就问了一句，他读几年级？

这一问不打紧，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自己读五年级，九月份就六年级了。我想逗逗他，打趣说是不是放假了来上补习班，结束了在这吃米线蹭空调。没想到，他挺机灵，告诉我现在已经没有补习班上了，五年级刚放假，下周要开始好好写假期作业了，千万别像烂尾楼赶工期那样，临时补作业。

看他滔滔不绝，我不好意思光听不说，随口问他在哪个小学读书，上学是家长送还是自己去？

他说自己在区实验二小上学，自己三年级以前就住在学校隔一条马路的地方，从一年级开始，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上学，偶尔是妈妈、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送。但现在搬家了，自己也大了，上学就自己坐公交车了。

听到这里，我追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搬家？

他告诉我，自己一直在租房住，因为家里买房子被恒大骗了，房子烂尾了，交不了房子，每个月还要还三千多块的贷款，特别是自己外公在这个房子上花了二十多万。

他的原话是，「外公一辈子的积蓄没了」，只是说话间，看不出他的情绪。

所以，他家从过去离学校近的房子搬到了现在离学校远的房子。房东和妈妈认识，房租打了折，一个月只要1500。听到这里，我问他，你妈妈做什么的，收入怎么样？

他说，妈妈是做货运生意的，负责安排公司每天的货运计划，把伊利、蒙牛的奶制品从机场运到库房。他说，妈妈以前的工作薪水挺高的，但为了照顾他，多陪他，就换成现在的工作，薪水只有过去的一半。但就算是这样，妈妈还是经常晚上十点才下班，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回到家，吃饭，玩一会，就去练钢琴，练完再玩一会，就自己洗洗睡觉。」他说，最惨的时候是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没人做饭，只能自己吃泡面」。

他说自己的妈妈工作很辛苦，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妈妈在打扫卫生时晕倒在地上。「我以为她死了。」他很认真地和我说，「我去试了一下她的鼻子，谢天谢地，还有呼吸。你知道吗，人如果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体征，就意味着死了。我使劲摇晃了她很久，才醒过来。」

我说，你妈妈的薪水低了以后，够用吗？尤其是还要练钢琴。

「妈妈说，杂七杂八的费用一交，就花光了。」他说，妈妈不会用电脑，买了一个二手的苹果电脑，1999元，128GB存储空间，「我帮她做EXCL表格，她公司的人怎么做也做不对，我虽然不会函数，但我的表格就总是对的，虽然自己并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我问他，你的爸爸呢？

他说，我的爸爸不和我们一起生活，只有妈妈和我一起。

本来只用十五分钟就可以吃完的米线，因为和他的对话，我吃了一个小时，而他也在聊天的间隙，把米线和汤都吃光了。

我问，吃完米线你干嘛？他说，回家，妈妈还在等我。本来我可以走回去，但实在太热，我还是准备坐公交。

我起身，他也站起来，把吃完了的米线碗送回到柜台，和米线店老板说了谢谢，和我一同走出门去。我往右，他往左。

我说，再见，快回家，天太热。

他说，再见，眼睛里都是笑意。

我顶着大太阳往家走，心里唠叨着：

这世界太过于残酷，吃个米线都能遭遇如此人间真实的事情。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一直开心下去，早日住进属于自己的房子，别让安得广厦千万间，成为一个笑话。

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无所谓，也不重要了。

今日思考：

你曾遇到过怎样过于真实的事情，能说说吗？

唐山暴袭案背后的舆论交锋

例行公事的感谢和迟迟未现的道歉

这个世界会好吗？

当新闻伦理作为一种尺度

她的卑微与「正义」

是什么让「小花梅」成为了无法消除的疑惑

刘学州，用生命去识别恶

子产不毁豆瓣

新闻不可争议

与过去主旋律电影遭遇的诟病不同，「我本是高山」同时遭到了两种力量的夹击。一方面，主旋律受众认为，导演和编剧放弃了过往对典型人物脸谱化的塑造套路，转而采用了更讨好市场的改编，这触碰到了一部分人对宣传传统的执念——文艺作品必须将人物塑造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才能拥有道德的感召力，成为榜样，引来崇拜和效仿。而另一方面，电影则遭遇到了一部分女性主义者的抵制。她们的理由是，尽管电影试图直面「高山中的女性困境」，却在不经意间弱化了女性，矮化了女性，用词激烈者甚至认为，片中的爱情元素是在「以男性掩盖女性力量，玷污了张桂梅」。

这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种意见，但在不能用常理和规律预测的舆论场上，二者发生了一场意外的遭遇战。尽管它们共同抨击着电影里他们「不满意」的细节和叙事，却又同时互相指责，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能够理解张桂梅一切行为动机的人，无论是电影中的，还是现实中的。

在过去的主流叙事中，教育公平和性别平权从来都是盟友而并非敌人。这是张桂梅之所以成为新时代中争议最少的榜样最为重要的原因。无论从什么维度看，她的坚持都将更多自由的可能性赋予了失学的女学生。那些可能被扼杀的希望和愿景，因为这所学校而得以延续，一部分人将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视为象征公平和自由的圣地，自也无可厚非。因为张桂梅，华坪女子高中无时无刻不在树立着一种伟岸的形象，如果要在过往的典型上找一个范例，恐怕只有焦裕禄的泡桐树可以与之比肩。

与焦裕禄不同的是，焦裕禄的电影之所以成为经典，与他的早逝不无关系。但「我本是高山」所试图演绎的张桂梅和她的事迹仍然是一个进行时。如果抛弃意识形态和身份的因素，人们之所以愿意以一种极端之姿开启讨论，是由于张桂梅仍是活生生的人，是新闻而不是历史。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主创团队忽略了为生者立传的难度，轻视了舆论场的波诡云谲，被左右挟制，虽不是罪有应得，却也难言无辜。

所以，争论只是再一次将老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典型人物到底应该是以神的姿态还是以人的形象去塑造？如果以神的标准来演绎，会让文艺作品丧失市场和受众，不能够完成最基本的经济功能，自然也无法承担教化受众的社会责任。如果以人的形象去展示，因为人总是自私的，行事的动机各有不同，缺乏统一的身份认知，受众只会将故事认定为一种偶然，纵然可能会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却无法感召更多的人跟随张桂梅的脚步，只能说是及格，但绝非完美。

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在这场争论中，人人都是以心目中的张桂梅作为论据支撑自己的观点，尽管从个人的角度，张桂梅的执着很难找到合乎逻辑的理由去解释。人们崇拜和追捧张桂梅，倒不如说是在崇拜和追捧自己。这场争执暴露出，人们需要的不是真实的张桂梅，反而需要张桂梅去满足他们内心的假设。

讨论「我本是高山」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主旋律作品，是一件极其没有意义的事情。张桂梅能否在历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绝非一部电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时间的检验，现在下定论言之尚早。

当然，谁也没有能力和资格阻挡人们从一个最美好的角度去揣度，张桂梅之所以是张桂梅，或许皆因当年的她不可能被人们想象和期望，她不过是依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如果这个假设为真，那么这座被称为「张桂梅」的高山，无论被多少人仰视多长时间，都不会高一寸，更不会矮一分。

今日思考：

你心目中的张桂梅是一个怎样的人，这场争执中，你的观点是什么？

17年前，那时候五一假期还是七天。我和好朋友去过一次迷笛，地址是北京的海淀公园，是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不是一个懂摇滚的人，但是，对于来自偏远省份，刚刚离家开始独立生活的我来说，酒精、旗帜、烟火、呐喊、人潮，奇怪的妆容还有震耳欲聋的音乐，迷笛的确向我展示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那么多规矩的世界。当然，它也有点让我犯怵，因为我不明白所有人都是站着，并且都举着我不懂的奇怪手势，而乐器也过于吵闹，令人心悸。

当然，这一切可能归咎于那时的我迷茫懵懂还没有建立自我意识。后来我从一篇评论里明白了，摇滚乐永远没有坐着听的，摇滚展示出一种平等的理念，因为机会要交给任何一个想要表达自己乐与怒的年轻人。所以，现在想来，能够在一个草地上肆意表达情绪，怒吼歌唱是一件难得且美好的事。

这么多年过去了，迷笛从北京走向了全国，表演的乐队我也越来越陌生。在这片土地上，摇滚本应注定是一种小众的文化形式。可让我不解的是，前有石家庄，后有南阳，摇滚怎么突然就成为了展示地方形象的利器？更不解的是，摇滚这东西怎么看都是极具叛逆性的东西，和传统啊权威啊这些东西往往都是格格不入的。迷笛心甘情愿被当作促进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工具以及一门心思爱护南阳的表态，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迷笛的做派可是一点都不摇滚。

然而，对于摇滚青年来说，我倒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南阳迷笛事件提醒了很多人，别以为我们在物质上实现了一定的现代化，在观念上就能够同步实现现代化。这一边的音乐颇具后现代之感，但另一边偷盗行为的动机和初衷却满满都是「前现代」的思维。当「后现代」的愿景遭遇「前现代」的不讲规则与目无法纪时，摇滚青年终究还是败给了农村老人，毫无抵抗之力，束手无策好似乖宝宝一般。

要我说，摇滚就不应该搞得和过去的「同一首歌」那样，到处给地方扎场子。「同一首歌」唱的都是世间美好，山川壮丽，人间真情，稍微悲伤一点，就破了功。可摇滚不一样，歌里歌外的，失望和愤怒往往才是主基调，人倒是都来了，可听完摇滚一肚子愤怒，恐怕不见得真是什么好事。不过，现在的迷笛对这个矛盾大概门儿清，它必须给当地带来文旅收入和人流量，才能让当地国庆黄金周的总结能够写得出新意，写得出成绩，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迷笛显然不可能活这么多年。

迷笛火急火燎用公告的形式将事件甩锅给网友，回怼了一切质疑，顺带给质疑者扣了一顶大帽子。迷笛这种乙方的自我修养堪称炉火纯青。为了将来的可持续发展，迷笛虽然清楚，自己既不能得罪南阳，也不能得罪观众，只是当两者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一瞬间，迷笛还是瞬间就被「同一首歌」附体，它明白谁才是真正买单的人。毕竟，「to G还是to C？」，在我们这里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to C是苦活累活，一张一张卖票赚钱太慢了，但搞定了G就等于搞定了C。一张一张卖票的同时，还有可能收获一张看起来稳定而长期的饭票，对于迷笛来说，绝对不是坏事。比摇滚青年们挽回损失财物的急切之心更重要的，是迷笛长期经营的决心。站在迷笛的角度，它绝不可以被怀疑自己不具备约束乐迷的能力，这事它创收能力的基石，也是当地看重它的最大原因。

所以，你我也别再对迷笛的公告心生不忿，也别轻言摇滚已死。摇滚从来没有说过它只会歌唱愤怒和批判，赞美音乐和未来。当土壤一旦变化之时，它就会用更舒服的方式继续苟且活着。摇滚版的颂歌一旦开唱，远比你日常听到的其他音乐形式更卖力，更谄媚，更让一些人无可自拔。南阳就是序曲，就是前奏，这是未来中国摇滚的方向，你可千万别不信。

今日思考：

你喜欢摇滚吗？你是如何看待中原迷笛所发的公告？

当然，这样简单的评价显然不足以涵盖诺兰的意图。对于任何一个敢于触碰近现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创作者，人们往往会对其野心和勇气心存敬佩。毕竟历史还未彻底远去，它的真实面目仍然被利益和政治所遮蔽。如何在把故事讲好的同时，予以历史人物和事件尽可能公允的评价，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

在「奥本海默」一片中，诺兰没有采用传记电影常见的线性时间结构，而是继续使用了他所擅长的非线性叙事结构，过去和现在交叉闪现，迫使观者必须保持高度的关注，调动尽可能多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不迷失在纠缠的时间线之中。当电影结束的那一刻，观者可能会发现，这个故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比，也难称得上复杂。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是一个讲述以奥本海默为代表的科学家因为特殊的历史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境和他们如何做出选择的过程的故事。

在诺兰的电影中，你可以看到这样的道德困境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反复出现，只是其面貌各有不同：

在「蝙蝠侠」三部曲中，一座充满罪恶的城市，是不是需要一个潜伏于黑暗的英雄？到底是救自己心爱的人，还是救哥谭的光明骑士？载满罪犯和普通人的两艘游船，要不要毁灭对方以自保？要不要牺牲一座城市，以保全更多的城市？

在「敦刻尔克」中，缺乏航油的喷火式战斗机，是继续掩护撤退，还是保全自身？自身难保的英军，要不要将混入其中的法军士兵驱离？驾驶游艇的平民，到底是拯救海滩上绝望的士兵，还是掉头回去，治疗受伤的男孩？

在「星际穿越」中，太空船只能去检测数量有限的星球是否适合人类居住，去哪里，或者不去哪里，决定了人类的未来，也决定了由马特达蒙扮演的科学家的生死。

而在「奥本海默」中，原子弹是不是应该被研发，是不是应该被投放，是不是应该继续研发氢弹？三个问题成为了道德困境的故事外壳。原子弹爆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但却成为了军备竞赛和大国冷战的序曲。

相较于前述的三部电影，这个主题显然更能够被大多数人所理解。蘑菇云升腾点燃大气层的景象，显示了核武器是一种无法被忽视的存在。制造它的初衷是为了和平，但它却又可以在瞬间毁灭所有人类。无论受益者还是受害者，从原子弹被制造出来的那一刻起，就都深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道德困境，围绕其中的道德争议也自此展开：

为了终结战争而进行核爆，到底是不是一种义举？这种行为到底是否符合义战道德「不意图杀害平民」的标准？用巨大的人员伤亡制止极为严重的人道灾难，究竟是正义还是邪恶？

所以，诺兰看似在讲述布鲁斯韦恩、奥本海默的经历与故事，其实是营造出了一个悲剧性的道德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任何一种选择都有重大的道德损失，做出选择的人，都要付出极其惨重的道德代价，遭受最为严厉的道德责难。

但是，这样的道德困境是不是必然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人们思考的层面只停留在问题和答案，反而模糊了问题的意义与价值。因道德困境引发的一切问题，最终的导向都是悲剧性的。如若深陷其中，邪恶将始终战胜正义，历史更无法走出悲剧性的循环。

比起回答两难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被置于新的道德困境，让类似奥本海默所面对的困境不再重演？

因此，道德困境期望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它是一系列更深入、更困难问题的开始。

今日思考：

如果你是奥本海默，你怎么看待自己制造出来的原子弹？

讲实话，我不太赞成这个观点，但我仍然尊重任何人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于是，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在群里写了一些长长的话，去解释为什么沉默是最糟糕的选择。思来想去，说了这么多，总不能浪费，我还是整理一下，以便让我的观点能够更严谨成系统地表达。以下的文字，就是我对于言论边界的一点看法，欢迎留言和我讨论。

在讨论的一开始，应该明确一个前提和基础，那就是思想不应该被认定为有罪的，言论作为思想的外化形式，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错之分。

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应不应该有边界？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言论有边界，人们才能够相安无事。但是，这个边界是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觉得不是。从实践这层面来说，言论的边界是由法律来划定的。法律的作用，是扩大人的自由，而不是缩小人的自由，法律是会调整变化的，那么言论的边界自然也会有变化。

但是，在那些法律无能为力的领域，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界定言论自由的边界？结合「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和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的论述，我倾向于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知识去确定一个观点的正确与否，我们永远不能确信试图扼杀的观点是错误的。任何一个观点，必须要经过充分而自由的讨论，才能分辨出对错。就我们每一个个体而言，我们当然会基于自己的判断，认为某一些观点是错误的，去嘲笑，奚落，反驳，甚至谩骂，实际上，我们不能因为言论的错误而试图去扼杀它，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无法真正消灭任何一个观点和意见，无论它是对是错。

即便我们真的可以消灭一个观点，但这也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不仅是对可能错误观点的纵容，也让可能正确的观点无法继续传播，更剥夺了受众赞同或者批评它的权利。基于以上，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议题发表意见，如果一定要说世界上有什么错误的观点，可能只有一种观点，那就是让人闭嘴。

所以，言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它的作用是什么？既然我们不能去扼杀任何一个观点，那么言论的边界其实实就是每个人的认知和道德边界，更多的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当遇上一个与不一致的观点时，人们不能让表达观点的人为自己的感受负责，不能因此让他闭嘴，而是应该展开讨论，进行反驳与论证。人们不能预设某一个观点会触犯边界，冒犯思想的，只能是思想，但思想是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要观点没有表达，没有变成行为，它就没有触犯边界，就不能被禁止。

具体到男女对立的议题来说，女性受压迫是千百年来的现实，女性应该拥有表达自身反对意见的权利，但与此同时，男性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倘若一个男性，动用了自己的权力，压迫女性，剥夺她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逼她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逼她裹脚，不准她出门，这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男女双方的辩论也应当越广泛越好，只有越广泛，才能尽可能识别出越来越多的错误意见，不断将将男性变为女性的同盟，而不是敌人。

当然，男女应该结盟的观点并不一定被部分女权主义者接受。但我要说的是，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男女的不平等来自于权力的不平等。人们看到的表象，是男性掌握的权力是公然的，是直截了当的。但是，人们忽略了，权力越大，意味着男性参与更深，受剥削与不自由的程度也越深。由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男女双方实际上都没有自由，都困于权力之中。

所以，无论从言论还是男女两个维度，我都找不到任何支持「让人闭嘴」的理由。当我们有朝一日能够就「大家都没有自由」这一现实达成共识，恐怕才是我们真正走上自由之路的开始。

今日思考：

你会因为意见不一，而让异性闭嘴吗？

但偏偏就有人修了桥，渡了人，最后把自己渡进去了。这种事情，其实人们早就习惯了。在让人意外这个问题上，他们从不让人意外，在让人失望这个问题上，他们从不让人失望。只不过，当我们看到他们在公文上一本正经写着胡话的时候，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想笑，因为荒唐带来的第一感觉往往是幽默。但笑着笑着，就会觉得不对劲，这么荒唐魔幻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这绝对不是喜剧，而妥妥是一场悲剧和惨剧，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笑不笑不清楚，但哭都哭不出来是一定的。

所以，修桥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南京的彭同学，当年只有26岁的他，好心扶起一个摔倒的老人，但最终被认为是老人摔倒的「罪魁祸首」，那句著名的「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成为了永远不过时的梗。今年是2023年，距离彭同学扶老人已经17了，他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孩子，孩子多大了，但换做是我，我可能再也不会教育孩子要帮助他人，尤其是不准扶摔倒的老人，毕竟，过去只是「老人变坏了，而现在是坏人变老了。」

罗翔说，司法不能背离人之常情、世之常理，这本来是个常识。但你看，背离常识的事，早就不是什么稀奇事，更有一众宵小跳将起来，希望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罗老师能够在这件事上翻车。他们恐怕不知道，罗翔在法庭上是有多机智，多聪明。

有人说，修桥是好事，但黄家人收费就不对。说这种话的蠢人，是瞎子，也是坏人。说瞎，是因为他对遍及大江南北的高速收费站视而不见，帮腔的同时，把高速管理公司置于尴尬的境地，毕竟他们也修路收费。说坏，是因为他帮腔的对象，压根不会因为这一两句的奉承，就将他纳入阵营之中，让他成功上位，充其量就是在地上扔点残汤冷炙，供他舔食罢了。

现在，修桥铺路的人遭了罪，大家还在愤愤一下，因为「如果渡人也是罪，那世界就不该有好人。」目前，愤愤的情绪让当地被迫出来回应了一些疑问。面对记者，他们说的头头是道，但内心可能却很郁闷，为什么偏偏倒霉的是自己，这等小事怎么会闹得全民皆知。

我希望愤愤的情绪能够让善良得到应有的回报。但我也知道，正义如果要靠愤愤来实现，那一定是正义最大的悲哀。随着荒谬的与日俱增，愤愤之语必然会越来越少。总有一天，有所谓的我们会对一切都无所谓，而无所谓的他们会对一切都有所谓。攻守之势异也，意味着想要再挽回一切，已经太晚了。

可这又能怪谁呢？一切都要从那个修桥渡人的好人，被迫遭遇不平之事开始说起，不是吗？

今日思考：

修桥渡人收点费，怎么就成坏事了？

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 继续聊聊张薇事件 」

不久前，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张薇制作了一则视频，以“8号线猥琐男”为题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事前，张薇曾查看对方手机，确认对方并没有偷拍她。事后，在警察调解下，被造谣一方选择谅解，张薇向其道歉，事情以和解结案。一个好人受到冤枉，正义得不到伸张，这是人们最不愿看到的事。人们的目光锁定了四川大学，盯着川大会做何种处置。

川大的通报姗姗来迟。“留校察看”，川大如是说。川大处罚，是否适当？川大引《四川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为据，给张薇所作所为定性，“该生存在违反大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教学管理规定的行为。”川大在声明中提及了处罚所依据的文件，但并没有详细说明依据的是何条何款。据川大官方文件“川大学（2017）8号”，《四川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第七条写明，“利用网络公然对他人进行侮辱或者捏造事实进行诽谤的，给予严重警告直至留校察看处分”。

由此判断，川大正是因此作出“留校察看”决定。川大照章办事不逾矩，说明他们在这件事上把握了一个分寸。这个分寸不是道德的人心向背，而是法律的事实后果。据川大学生纪律处分规定第五条，如果“构成刑事犯罪”则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构成刑事犯罪”这一要件，并不是民意之汹涌，而应该法庭之裁决。我们从法理上分析张薇的行为，确实构成了诽谤的条件，但是当事人选择了和解，这就是法律上的事实后果。

川大这一次没有道德心泛滥，代替法庭做法理上的判断，虽然人们出于朴素的正义情感，会就觉得遗憾，但正是因为川大的不逾矩，提醒了我们，法律是多么重要。张薇无视事实，用“猥琐男”这种人人喊打的标签，在个人自媒体上用“正义”包装自己，实际上却是真正无视法律之正义。经过这件事，她应该懂得，法律是多么重要。正是因为受害人没有诉诸法律，选择了原谅，没有形成刑事后果，川大才因之“留校察看”而不是“开除”她。

川大不逾矩，并不值得表扬，这是他们应该守的程序正义。大学生、研究生都是成年人，作奸犯科者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大学不是法庭。我们不能将审判的职能交给大学。这应该是社会的基本共识。在张薇视频造假事件中，法律的武器，还受害人清白；法律之不奏效，给张薇留了余地。我们要从中看到法律之于个体的重要性。

我们不否认法律环境有问题，但正是因为环境有问题，我们才更需要争律法。我们不能只是做口头上的“拳民”，而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慎思之，明辩之，做法律上的“刁民”。判者或有不公，但我们的争取，会让不公暴露；事实或有不彰，但我们的依法，会让恶人忌惮。总之，我们要将法律这门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张薇视频造假事件，之所以是一个公共事件，不仅在是非曲直之公义。其间，警方、四川大学等公共机构处置是否得当，更具有公共意义。

=END=

今日思考：

你认为川大对张薇的处理，合适吗？

次条推送还有一个吐槽文，欢迎围观。

关于文章里面涉及的一些糟糕的逻辑，我简单点评一下。

其一，张丰说「川大的处理显得挺搞笑的」，那么不搞笑的处理是什么？处理可以得当，也可以不得当。但将其形容成搞笑，我不知道你们笑没有，我反正没有想笑。

其二，张丰说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会碰到西南民大、交大乃至电子科大的学生，没啥川大的。这就很唯心了，没有碰上不代表人家不参加文化活动。我倒是觉得是不是他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参加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其实吧，我就知道他参加的有些文化活动，里面川大的学生不少。他自己应该也清楚，但为了文章效果，就强行说「无」了。说实话，参加文化活动是学生的事情，跟学校有啥关系，直接说川大学生不行，我都觉得合理些。

其三，张丰说川大的自我防备「不太像成都这个城市的风格」，似乎成都从来都不自我防备。成都有什么风格，张丰可能自有自己的看法。但为了突出川大的差，非要说成都风格有多好，就挺没劲的了。川大就是川大，成都就是成都。如果是北京大学出的事，还要顺带褒奖一下北京的悠久历史吗？要赚流量就狠狠批张薇，批川大，只不过关键还是要批的有逻辑，批的有道理。能不能就事说事？不要为了踩什么事物，强行抬高另一个事物，因为世间万物其实都挺不堪的。

综上，张丰的价值观其实不太恒定，在我看来属于机会主义者，太极拳打的是真好，流量密码掌握的是真棒，我是真不喜欢。

今日思考：

思考题在头条文章中

这种专业与行业渐行渐远的趋势，算不上是什么好的信号。新闻业早已处于结构性的人才短缺状态了，它拥有对人力的无比渴求，但始终无法得到专业且新鲜人才的补充。谈发展奢侈了些，但核心写作能力的短缺，已经严重制约了新闻的生存。

这并非在否认其他专业从事新闻的可能和取得的成就。可是，新闻业培养人才成本的陡然上升却是事实。面对大量文史哲专业的毕业生，身处其中的新闻从业者，不得不从新闻的ABC开始培训。就实践而言，培训的内容，大多局限在技巧范围，而更深层次的行业规范与职业伦理，则让位于多如牛毛的禁忌，成为了新闻从业者必须掌握的技巧。所谓坚守，只是从业者茶余饭后的话题，连三五稿分都未必敌得过。

这是新闻学和新闻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张雪峰立论的基础。这个观点并不错，只是触及了新闻学的底线。倘若新闻学与新闻业从此再无瓜葛，那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张小强在反驳张雪峰时，建议将新闻学与媒体「解绑」，其实反而成为了张雪峰的同谋。「解绑」意味着新闻实践与学术的分道扬镳，更意味着新闻业将彻底丧失了理论的支撑与增援。相反，与新闻业「解绑」后的新闻学子们，会将环绕在新闻业脖颈上的铁链与桎梏，一次又一次的勒紧。

反观张雪峰，他亟待流量支撑的处境，这是他直言这一令新闻学界和业界都不忍直视现实的动因。直言现实并不可鄙，只是撕开了新闻可怜而卑微的伪装，张雪峰也因此获得了一部分新闻从业者的支持与喝彩。但现实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抛却新闻学不说，张雪峰究竟有几分自信能够言中变化莫测的未来？对就业的崇拜和憧憬，塑造了张雪峰的庸俗与狭隘，自也会在未来某个时点，成为吞噬他的深渊。

由此观之，张雪峰与张小强，对新闻学乃至新闻业的未来，都持极为悲观的预期。他们臣服于现实的压力，收起了自我，不再关注公共生活，不再关注他者，不再关注环境。秉持着这种价值观的人们，自然不会体恤弱者，对不公与不义也不可能产生愤怒和勇气，这种人越来越多，世界到底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有心人自有判断。

当下的舆论环境，新闻业左支右绌，做宣传多过做新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谁也没有足够的道德筹码去指责仍然实心用事，坚守其中，捍卫常识与公理的从业者。新闻式微已经差不多十余年的光景，挟技术自重的自媒体，正在一点一点蚕食新闻的阵地，屡屡试图反击的新闻业，始终被另一股巨大的力量所钳制。

作为浸淫在新闻开始有点年头的人，我认可悲观的现实，但却不愿意做悲观的预期。新闻已经死去，但新闻学却不会。新闻学告诫它的信徒，要获取流量，更要警惕流量，要满足受众，却不能溺爱受众，要与力量周旋，但不能屈从甚至依从。这些准则，在课本中往往是用枯燥而乏味的语言所承载，但它也有适用于我们的表达，正如江艺平所说的那样：

「犯不着把传媒理想化，但不能放弃新闻理想；不要拒绝日常的琐碎，但不能因琐碎而自甘平庸。环境可以改变人，环境也会因人而变。坚持水滴石穿的努力比轰轰烈烈的一时痛快重要。」

循着这个思路，我倒是想许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希望新闻学不要将一个美好未来的设想，拱手交给自己的敌人，敌不动，我不动，自乱阵脚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你以为的潮水，未必随着你的方向浩浩汤汤。这场名为规律的潮水，自有其趋势与方向，无人能够阻挡。

今日思考：

如果让你回到高考，你会选择新闻学吗？

此事对公信力到底有产生了多少伤害，是人们津津乐道讨论的话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蓝底白字的官方通报，在互联网舆论场上有着绝对的优势，说一不二的态度显示出其背后力量的强大。无论相信还是不相信，人们早就已经退缩到最逼仄的角落，并没有更多的选择，默认是一种安全而不得已的选择。

将老鼠强行说成鸭子，显然侮辱了所有人的智商。指鹿为马典故的再一次发生，让人们陷入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本以为是久远的历史，没想到荒谬竟发生在眼前，说谎一方脸不红心不跳的表情，更是让人错愕到极致。

按照常理来说，一件发生在学校内部的小事，流程应当是诚恳道歉，赔偿安抚，处理相关责任人，事件影响的范围绝不会超出学校围墙。但吊诡的是，校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自信，决意启动一场把「白变成黑，黑变成白」的舆论战。而发动这场舆论战的原因，要么是校方与食堂承包商有不可言说的「利益勾连」，要么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肌肉记忆」。

「利益勾连」比较好理解，是损人利己的。但「肌肉记忆」则不然，它可能造成一种损人而不利己的状况。而「指鼠为鸭」的情况，大概率就是「利益勾连」与「肌肉记忆」结合后诞生的怪胎，才会在顷刻间掀起舆论场上巨大的波澜。

要形成这样的「肌肉记忆」，不仅仅需要的是时间，更重要的是不断的实践。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开始，利维坦对人们热议的事件给出的解释，往往与常识相差甚远。一开始，人们将信将疑，以为是自己的知识所限，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放弃了怀疑的本能，将判断的权力交给了利维坦。

但也因为人们放弃了判断的权力，利维坦随即被一种错觉所笼罩，认为只要自己盖戳认定的事情，无论给出怎样的结论，人们都会照单全收。江西工职院的一系列操作，不仅被这样的错觉笼罩，更遵循标准的舆情处置流程——专业辟谣，当事人澄清，辅之海量网络意见以正视听。唯一的缺憾，就是新媒体中心的负责人在社交媒体传授舆论回击的策略与话术。倘若缺乏了这一影响受众的关键环节，外人很难一窥完整的舆情处置闭环。这一点上，江西工职院功不可没。

江西工职院的自信太过，将老鼠说成鸭子的努力必将失败。但从江西工职院的「指鼠为鸭」反观我们身处的环境。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事实，到底又多少是未经雕琢自然传播的？又有多少是经过修饰、美化或者歪曲的？我们又有几分自信能够在早已被污染的公共信息中，找出最具价值，最逼近真实的那一部分？

言及于此，不由得联想起近日人们争执的是否应该报考新闻系的话题。或许新闻工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与其说是新闻，倒不如说是宣传。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了解基本的新闻ABC，恐怕就不会轻易在污秽信息中迷茫、沉沦。这是一个题外话，这里不做过多展开。

回到「指鼠为鸭」上来，人们大概会很快忘记这件事情，舆论场上也不乏宵小之辈，对这一结论指指点点，试图继续将水搅浑，已到达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我们应当习惯，但切不可接受。尽管身边发生的种种让人一再失望，一再意外，可如果认为人们就此会继续逆来顺受，就过于天真了。矛盾双方的力量，终会在未来某个时点，开启不可逆转的，此消彼长的进程。

今日思考：

你觉得，为什么江西工职院为什么一定要把鼠头说成鸭脖？

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完整看过一部国产电视剧了。因为凡目之所及的，往往都是粗制滥造的作品，观赏性几乎为零，投入时间等同于浪费生命。但是，这几天，「漫长的季节」这部上乘之作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惊喜。它在叙事节奏、人物刻画的饱满程度、年代的代入感以及对时下热门议题的把握等方面，称得上是近十年来的佳作。

「漫长的季节」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置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座虚构的东北城市和它的钢铁厂中。不得不说，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极为类似。17岁以前，我生活在与剧中的桦钢极为类似的钢铁厂中，剧中闪现的一切场景——蒸汽火车头、铁道、高炉、过磅房、集中宿舍区——都是我极为熟悉的日常。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使得我能够以极投入的状态沉浸到电视剧所构建的世界中去。

作为一座因为三线建设而建立的钢铁厂，我生活的环境是封闭的，也充斥着很多东北元素。厂区是一个独立的天地，生活和生产区域大致分开却也彼此交错，内部拥有着可以负担生活生产的一切必要设施。第一代的钢厂工人，均是从鞍山搬迁而来，无论是口音还是生活习惯，都保持着东北的习俗。而早期住宅和办公室中完善的暖气系统，集中居住区的大型浴室，时刻凸显着这个巨大的工厂与所处的南方小城的格格不入。

「漫长的季节」的剧情主线是清晰的，始于一宗打破厂区和谐氛围的谋杀案。要知道，在国有企业这种封闭的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公开的关系中，人们在互为同事的同时，也可能是亲戚、同学甚至爱人。只不过，命案往往将人与人之间隐秘的关系暴露出来，情人、仇敌、竞争对手，这些关系一旦为人所知，表面的和谐就被打破，矛盾就变得尖锐无比，故事的展开也便顺理成章了。

在我所生活的钢铁厂中，就发生过一起与剧中的碎尸案极为类似的悬案。年轻的车间主任与妻子感情不和而发生了婚外情，继而引发一起离奇的命案。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某天下午放学回家后，我在厂区的内部电视看见一则寻人启事，落款是这位车间主任，寻找的是他的妻子和幼子。但很快，车间主任被认定是将妻子和幼子杀害分尸，又通过传送皮带抛入高炉毁尸灭迹的嫌疑人而遭到逮捕，后经审判入狱。

但即便在入狱后，车间主任仍然否认自己是凶手，不停申诉，甚至连亡妻的父母也为他叫屈鸣冤。终于，重审程序因不间断的申诉而启动。去年，被认为是「合谋」的情人到庭，当年的办案民警也开始接受法庭调查。悬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或许在不久之后，法律会给出一个人们期待已久的结论。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漫长的季节」并不是仅仅是在讲述东北的故事，它只是将90年代的的中国浓缩到了虚构的东北小城。90年代，国有体制正在经历着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巨大的变革与阵痛。效率低下的体制正在试图与世界接轨。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的蒸蒸日上，但体制内的工人却因此成为了深陷阴影的群体。剧中，范伟饰演的王响试图帮助警方破案来规避下岗的命运，可以视作一种主动求生的本能。但就我的亲身经历来说，更多的工人们则处于一种被体制随时抛弃的恐惧中，但却无计可施，默默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因此，谋杀案只是串起了90年代所发生的所有故事。国有企业的身份骄傲正在分崩离析，市场的力量正在逐渐压倒计划，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的情感也就面临着更多的可能与诱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个变化自然是积极的，但对于个人来说，却未必如此。在习惯于从上而下的指令四十余年后，人们突然有了一定的空间和权力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过去一成不变的生活被撕成碎片，等待着自己的主人去拼成新的图画，可若非有先见之明，无所适从的情绪恐怕才是真正的主流。

这种情绪在剧中通过不断的闪回得到加强。中年王响，驾驶的是象征着力量的火车，老年王响驾驶的却是维系生计的出租车。从计划到市场，王响是亲历者，但他还是眷恋着过去。这当然是与他儿子王阳的早逝不无关系，而剧情和台词中，也处处在显示着他对过往的难以割舍。王响是钢厂的治安积极分子，年年都是劳模，与腐败的厂长合影也要挂在客厅中最显眼处（这一处后来被挂上了儿子王阳的遗照），他的父亲铲下了桦钢建厂的第一锹土……种种细节，将王响打造成了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工人形象，让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体会到了不曾体会过的宿命感。

除了王响以外，剧中其他角色也并不苍白，对表妹夫龚彪和前刑警队长马德胜的分析已经汗牛充栋，我不再做进一步的展开。相反，我关注到剧中的配角虽出场不多，演技却始终在线。

刘琳饰演的李巧云，本职工作是在磅房过磅，但在剧的后半段却突然出现在维多利亚酒馆中陪酒，上班时在电话里哄孩子睡觉，下班后坐在丈夫的自行车后座回家。这个细节碰触到了不少国企下岗职工内心最隐私的角落，也无怪乎当王响向李巧云打听维多利亚酒吧的旧事时，后者骤然树立的防备姿态，敷衍应付了三两句，便面带愠色地拂袖而去。

而马德胜厌恶的下属李群，平步青云官至分局局长，从衣着到腔调，均与我们认知中的官僚一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似乎仍存一颗善念之心，在本剧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坐到了会议桌的下首，以克制的态度，让脑梗的马德胜公开了观众早已知悉，但剧中人仍不知道的沈墨悲惨的遭遇。至此，剧中人和观众一样，能够从逻辑上形成闭环，去解释她的一切行为，同情也随之达到了顶点。延宕了二十年的恩怨得到了最合理的解释，并无突兀之处，这是本剧最成功之处。

当剧情进展到此处，或许王响对沈墨的仇恨就已经消散了大半。当他最终驾驶着出租车，带沈墨驶入王阳逝去的那片河滩，在听闻儿子真正的死因后，他猛踩刹车，拼尽全力将沈墨救出险境，放弃了复仇。沈墨的行为自有法律去评价和处置，她的生命因为自己的儿子得以又延续了二十年，他自然不能亲手去扼杀。

剧的末尾暗示王响重新组建了家庭。面对新的家人，他毫无负担地朗读了儿子的诗作。随后，在一处庄稼地里，他看见了中年的自己正驾驶着轰鸣的火车头滚滚向前。王响朝着过去的自己呐喊「往前看，别回头」，创作者可能想以此昭示王响就此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只不过，一个疑问不可回避——我们费劲将过去遥远的事物碎片拼接在一起，真的是为了实现和解吗？那些怅然所失的情绪就像是明媚生活下的阴影，时不时督促着人们回首过往，久久不愿罢休。

今日思考：

「漫长的季节」看后，你有什么感受？

这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一书正文的最后一句。作为历史学家，黄本人对悲剧与失败的兴趣似乎甚于喜剧和成功。无论是「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对于1587年的悲剧描述与分析，还是「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在对倪元璐这位明朝最后一任户部尚书政策与建议进行细致的梳理之余，却念念不忘地反复提及1644年北京城破后，倪元璐自杀殉国的情状。

当然，或许有人会反驳这并非黄仁宇的本意，只是因为历史往往出呈现的悲剧色彩，让黄仁宇在关注的同时融入了个人的思考。但当人们翻开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时，失败的描述充斥在整本书中，甫一开篇，黄仁宇便毫不避讳自己恋爱的失败经历。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勉强可以让我在上海的社交圈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此时的黄仁宇，虽是一个上过战场，见过生死的职业军人，可却因为囊中羞涩，不能在感情的世界中有所作为。这样的挫败，对于一个27岁的年轻人来说，仿佛是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金钱在黄仁宇的人生中，总是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曾经回忆自己童年时候的艰苦生活，说自己的父亲虽然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却未能因此获得高官厚禄，以至于生活困窘，需要接济。

但这并非黄仁宇讲诉失败的结尾，从一个青年的失败恋爱开始，黄如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从自己考入南开大学，入军校，上前线开始，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他所经历的挫折与不如意。

「抗战爆发后不久，沿海各处相继失陷，我即立意去从军…………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于是，20岁出头的黄仁宇辍学从军。尽管军校两年训练之后，战争已经开始进入尾声，一腔热血的黄仁宇却仍然感到无用武之地，直到随部队开赴缅甸，与日军正面交战。

黄仁宇在缅甸的经历，大概是他人生中最为难忘的经历了。军人和战地记者的双重身份，让他开始以一种奇特的视角观察战争及其为人们带来的影响——中国军队与军阀之间的关系军官与士兵之间的沟通障碍，现代化军事技能在中国乡村的无用武之地。

在「黄河青山」里，黄仁宇如是写到：「中国军队的创造，可以说比时代早一步。军队和社会缺乏联系，就像异物漂浮其上。」他在回忆录中如此认定他的缅甸战场生涯，绝非不愉快经验，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八篇文章在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报纸「大公报」上刊载，仅仅对密支那战役的一万五千字战场通讯，就让他得到了作为上尉五个月的薪水。

作为一个在枪林弹雨找寻自己未来生活的青年军官，黄仁宇对战场有着独特的观察与思考。

「部队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士兵每人只有棉布军装一套，每次濯洗军装后，全体人员只能在河里洗大澡，直到树枝上的衣服晒干。各种伤病更是家常便饭。」

「事实上，每天都有人被炸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但战争的不理性并无法说服人，战争让战士过着累人的操练生活，却也带领他们进入生命中稍纵即逝的重重机会和神秘中。」

当黄仁宇见到一位被击毙的日军军官尸体被弃于孟拱河谷，他写作的神来之笔也跃然于纸上。

「不需要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生，脱下了黑色的学生装，换上了卡其军装，…………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已经烧毁的卡基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

「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4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每当读到这段文字之时，悲情与伤感不免涌上心头。无论战争的正义与否，人们被迫卷入其中，以致于失去生命，却无可奈何，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够顺顺利利度过一天。在叙述自己中枪的文字中，黄仁宇也展示出了不同一般的冷静与细致。

「好像谁在我们后面放爆竹，我已经被推到在地上了，三八式的步枪弹击中我右边大腿。我爬到一撮芦苇下面，裤子上的血突涌出来。当时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一点也不痛，但是感觉得伤口有一道灼热，而且渐渐麻木。」

而与此相对的，几乎就在同时，未来与黄仁宇同为美籍华人历史学家的何炳棣，则有着不一样人生。从军并非当时青年学生的主流选择。比黄仁宇年长两岁的何炳棣，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目标——通过考试，得到庚子赔款赴美的名额。

何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两度参加庚款留美考试，于1944年得偿所愿，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在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1940年代最大篇幅的回忆，是他如何准备庚款考试的过程。在那段岁月中，他认为个人生命史中最不堪回首，最失败的篇章，是1942年离开昆明，至沦陷区安葬父亲与接济母妹。但这与黄仁宇在战场上随时会失去生命的生活相比，倒是显得有些小儿科了。

也许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失败总不会如影随形跟着人一辈子。不知道黄仁宇是不是也这么想？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以军人身份得以见证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与结束，见证了他的校长蒋介石达到政治生涯中的最高峰，也近距离观察如冈村宁次这样的历史人物和普通日军士兵，也达到了他军人生涯的最高峰。他说，「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颠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可是，这样的日子是短暂的，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塌，身为国民党军官的他，也不得不远走他乡，辗转日本，再至美国，以大龄学生的身份，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可是，重新开始就一定顺利吗？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硕士博士的他，最终选择了历史这个终身从事的职业。可是，半路出家所遭受的质疑，始终是黄仁宇的一块心病。

黄仁宇是聪明的，他的文章常常提及费正清、李约瑟、崔瑞德等人，显示出他善于利用中国人熟悉的关系达到目的。这些史学名家对他的帮助不小，但面对他对历史大跨度时间的解释与诠释，史学界始终没有给予专业性的肯定与回应，这让黄仁宇感到气馁。他最引以为自豪的书稿「中国并不神秘」想要出版，却屡屡碰壁，「万历十五年」在中国热卖的同时，花甲之年的黄仁宇却因为课时的不足与诸多复杂的原因，被解除了教职，遭遇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大失败，积攒已久的怨恨在回忆录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侮辱，也是羞耻…………在大众面前，我没有能力保护内人和孩子。」

像黄仁宇这样如此强调失败的人生记载，怕是很难在别的地方看到。多数人愿意去回忆人生中美好成功的时刻，而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人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巧妙的方式，要么对失败避而不谈，要么美化它。为何黄仁宇要将一切失败记录下来，将自己打上Loser的标签？

也许，被解除教职的黄仁宇，需要用写作来倾泻自己的情绪。而更重要的是，黄在用自己的失败，解释他所认可的历史观。他曾说过，「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

黄仁宇颠沛流离的生活，实际是近代中国遭遇衰落，进而挫折连连的个体表现。但如何从个人的经验中去总结历史，以更加恰当的方式解释历史？个人的生命再长，经历再丰富，也仅仅是历史的细屑而已。只有当历史的坐标被放大到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中，个人才有可能接受失败多于成功的命运，看清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的模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失败」同行，也并非坏事。

注：文中加粗字引自黄仁宇「黄河青山」、「缅北之战」、「万历十五年」等书

今日思考：

你看过黄仁宇的书吗，最喜欢的是哪一本？

景女士是受害者，但受害者却未必真的软弱。从她报警处理这一细节中，她并非人们想象的软弱。试图把受害者保护起来，隐匿起来的做法，倒像是一种「示弱」，客观上是对犯罪的纵容。按照这个逻辑，任何受害者或许都不应在法庭作证，不应得到媒体关注，因为这很可能会被「二次伤害」。这是掌握新闻伦理学皮毛的正义使者常用的理论依据，听上去很棒，但不经推敲。因为新闻伦理的功能是规范新闻，而并非禁绝新闻。如果没有新闻，新闻伦理又该在何处发挥它的作用呢？

可运用「二次伤害」理论也的确有显著的效果，这很容易就可以喝阻一部分记者，让其选题退缩到安全的范围内。与此同时，社会将进一步压缩媒体的生存空间——当然，其实本来也没有多少——从个案反思公共环境的氛围会进一步恶化。具体到这个事件中，媒体无法通过正常的报道去引导人们去探索为什么张继科没有被刑事处置这一关键问题，更无法回答此事为什么是「自诉」，而并非「公诉」。如果这一事件能够让自诉和公诉的概念深入人心，让人们相信司法是摊在阳光下而不是藏在台面下，就将是一堂极为生动成功的普法课，远比在百度上搬运法律条文的效果要好得多。

说一句诛心的话，带偏舆论的正义使者们亲手扼杀了这种可能性，我们无法指望其他人具备景女士的勇气和运气。下一次，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的时候，媒体会认为这是一件极具风险的报道选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媒体不再参与，记者不再介入，可只寄希望于司法，你我又有几重自信能够得到必要的救济呢？无数问题萦绕心头，受害者或将独自承受这一切，但记住，这不会再是媒体的事了。

多年前，香港开发商信和集团开发建设了御龙山一期、二期，2017年，该项目被华侨城收购，以「华侨城·滨江壹号」的名义开发并对外出售。前后不一的开发商和开发思路，导致原本属于同一地块，两个小区却截然不同。一期二期拥有较大面积的绿地和完善的公共设施，而三期却是商住一体的半开放小区。两相比较，孰优孰劣，自是一目了然。

差别带来了两方业主的矛盾。御龙山业主认为，御龙山小区品质远远高于滨江壹号，两者不应互通，否则容易带来管理和安全上的诸多问题。而滨江壹号业主则认为，销售时开发商华侨城曾经有过承诺，两个小区将会打通，共享绿地和公共设施。随着滨江壹号的交付，御龙山业主自发在两个小区的连通处设置了围挡和栅栏。4月1日，双方爆发冲突，围挡被推倒，但双方仍各执一词，事件并未得到解决。

这类事件并不新鲜，除成都以外，不少城市早就爆发过更为激烈的冲突。这类被称之为高低配的小区，「高端」区域的业主往往倾向于建立围挡，在物理上阻断与「低端」区域的联系，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不应该被诟病，只是无形中，也制造了「贫」与「富」的差别。

当然，说贫富其实有些牵强。过去二十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往往是先上车者胜，这一边的高端业主，可能只是较早购房的一批人，另一边的低端业主，大多数可能只是没有踩准正确的市场节奏，在恰当的时机出手购房。但是，国人的天性使然，总要在一些领域找到一条鄙视链，进行身份上的区分，矛盾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抛下那些诸如绿地、服务、品质的表象与说辞，问题的核心往往只有一个：人们既希望自己倾其一生的收入购买的房屋能够升值，自然也就极为畏惧贬值这个话题。在房地产高歌猛进的时代，房价的高低与品质好坏，自然有正比关系。但是，肉眼可见的未来，绝大多数高层建筑极可能会成为城市痼疾。所谓绿地和会所，其实只是一种虚妄的象征，其结局很可能是因为无人养护而荒废。区区一道围墙，究竟能否挽救房价，诸君自有判断。

这个观点，不讨喜，自然不会被「高端」区域的业主所接纳。因为现实过于惨烈，倘若轻易相信，过去建立的信仰和价值观也可能在顷刻间崩塌。其实，「御龙山」和「滨江壹号」的业主，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并没有绝对悬殊的差距。人们越早接受这个现实，对问题的缓和极为有利，才能够最大限度促进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艰难的未来不仅需要的是富者的不为所欲为和穷者的能安分守己，更需要和衷共济，方能对抗更为强大的力量和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御龙山」的业主建起多少次围挡，「滨江壹号」的业主就可以推倒多少次，只不过是围绕次要矛盾做的无用内耗。时间久了，人累了，乏了，倦了，也就认命了。糟糕的是，没有任何一方做出实质的妥协，问题永远存在，矛盾随时爆发。

所以，倘若双方能够基于共同的底线去寻找基本的共识，推倒人心的隔阂，事情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具体到这件事情上，「御龙山」和「滨江壹号」，是不是应该去探讨有条件的合并？「滨江壹号」可以用，但需要附加一定的条件。这样的妥协，其实不需要多高的知识和多复杂的逻辑推演，与卖菜时的讨价还价并无二致。只有当双方达成共识后，才有机会获得更大的筹码，在真正的谈判桌上掌握主动。

这是一个局外人的观察和建议。对此，我并不抱希望，只抱最良好的祝愿，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偿所愿，不仅居者有其家，也在这方天地拥有自由和幸福。

今日思考：

为了解决无解的问题，你愿意先妥协吗？

当然，历史学家们仔细检索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发现，大萧条并没有让更多的人投入纳粹的怀抱，反而在政治上造成了德国社会的分裂。左和右的对立已经达到极致，1932年，作为温和中间派的社民党和中央党，在国会同时面对着196位纳粹褐衫军代表和100位身穿整齐制服的左翼代表。因此，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对希特勒的任命，仅仅只是纳粹夺取权力的开始。对于希特勒个人而言，他所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要将自己从魏玛共和国的某一任总理，变为千年帝国的唯一最高领导者。对于纳粹而言，这个任务就是如何让德国人民从此不再以政党和阶级区分彼此，只服膺于纳粹党的旗帜之下。

保罗·兴登堡

很快，希特勒就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1933年2月27日晚——也就是希特勒获得总理任命的第28天——马里纳斯·范德吕伯，一个失业的荷兰建筑工人烧毁了国会大厦。伴随着国会大厦的熊熊大火，希特勒终于有机会逼迫年迈的兴登堡总统实行期望已久的「授权法」。这部名为「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的法案，将足够大的权力交给了德国总理，而不是总统，因之成为了希特勒和纳粹未来十二年执政的基础所在。1933年3月24日，法案以441票赞成被通过，只有社民党的94位代表投票反对该法。

拥有了权力的纳粹党，开启了清洗敌对势力的进程。第一个遭到清洗的，就是反对「授权法」的社民党，然后是国家人民党和中央党，紧接着，社会机构被纳粹以「整合」的名义，驱逐了内部的左派和自由派成员，并宣誓要效忠于新的国家和政府机构。到了1933年的夏天，正如理查德·J. 埃文斯在这本「当权的第三帝国」所写的那样——「魏玛共和国的残骸已被彻底肃清，第三帝国终于掌握了权力。」

但是，掌握权力并不意味着纳粹得到了所有德国人民的支持。政治胜利仅仅只是开始。接下来，希特勒和纳粹开始在思想、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其目的就是要让德国人民与他们一道走上战争之路。

在思想上，纳粹开启了规模浩大的宣传，因为只要看上去「民众对第三帝国的热情和对元首的狂热崇拜始终不减，就一定可以使许多原本中立迟疑的德国人随波逐流。同时，反对派也会因为觉得几乎没有希望赢得人民的支持而噤若寒蝉、惮于行动。」与此同时，纳粹利用恐惧迫使德国人民保持沉默，但也不想让他们死气沉沉，如果人民能够转而支持纳粹主义的理念，并对政策投之以积极热情，则是最理想的状态了。

在经济上，希特勒反复唠叨着德国人口太多，资源不足，必须拓展生存空间这样的陈辞滥调，并试图通过兴建高速公路带动产业链的复苏，解决困扰德国人许久的就业问题。而纳粹的好运气在于，1932年的最后几个月，德国经济已经有了从大萧条回暖的迹象。在希特勒和纳粹吹嘘自己复兴了德国经济的同时，真实的数据却暴露出德国经济和消费仍然落后于其他国家——「1935年，德国只有1.6%的人拥有机动车，法国是4.9%，英国是4.5%，丹麦是4.2%，连爱尔兰都比德国高一点儿，1.8%。但这些国家连美国的脚指头都够不着：当时美国的汽车拥有率达到20.5%，相当于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有汽车。」而在人民最关注的食品方面，「谷物产量总体上甚至还没达到1913年的水平……食用油、豆制品（除了小扁豆）和蛋类，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才能满足需求……直到战争前夕，德国大约15%的食品仍然来自国外。」

而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纳粹狡黠地意识到，尽管经过了魏玛时期的动荡，人民极端渴望稳定和秩序，但大多数成年人对于第三帝国和纳粹的价值观并不苟同。因此，纳粹将目标投向了年轻人。只要年轻人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第三帝国就能够延续千年而不倒。而作为政府雇员，德国的教师需要遵守1933年4月7日通过的「帝国文官系统重建法」，因此必须紧跟纳粹的路线。而学生用在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少，公立学校的体育课和用于意识形态灌输和战争准备的时间开始增多。

到1939年，教育质量下降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当然，由于德国大学系统的精密与复杂，传统学术研究在德国大学得以保存，一些专业和学科一边应付政府的要求，一边保持了一定程度学术和科学上的独立性。但是，第三帝国给教育系统各个领域带来的影响仍然是灾难性的，因为学术不再是学生的必需品，自由探索、批判性思考等理念，被他们抛诸脑后。而在新闻出版领域，纳粹的成果更为成功，从1932年到1944年，报纸数量从4700家降到977家，杂志期刊数量从1933年的1万家下降到1938年的5000家，内容也越来越同质化。记者、编辑等从业人员发现，除了无条件的服务命令之外，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但是，即便纳粹付出了如此的心力去改造德国和德国人民，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就已经形成的思想和传统，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消灭的。那些给希特勒投票的人，也仅仅只有数百万而已。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纳粹并非像传说中那样被德国人民所支持和追捧。1938年的一天，当柏林居民在下班路上偶遇一次军事游行时，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回避，没有回避的人，也大都保持沉默，像纪录片那样热烈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可我们仍然要忍不住追问，为什么希特勒和纳粹能够从一种极小的偶然成为一种必然，并将德国的一切带入毁灭的深渊？

不可否认，保守的国防军、各怀鬼胎的天主教徒和社民党人自然难辞其咎。正如长刀之夜后，年纪轻轻但对政治充满热情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中尉认为这是「拔出脓疮」，高级军官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少将说想亲眼看着罗姆被枪毙。但退役军官、德国总理府前高级文职官员埃尔温·普朗克——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的儿子——却觉得现实远不足以让人们如此兴奋，他告诫冯·弗里奇将军：「如果你只是袖手旁观，那么总有一天厄运也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1944年，埃尔温·普朗克因卷入施陶芬贝格上校和维茨莱本元帅等人策划的刺杀希特勒事件，被判处死刑。时年87岁的普朗克提笔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乞求希特勒放过自己唯一的儿子。普朗克在信中说，「德国人民会感激我毕生的工作……而我只想要我的儿子活着。」

最终，希特勒并没有放过任何反对他的人。埃尔温·普朗克于1945年1月23日被执行死刑。施陶芬贝格于1944年7月21日被执行枪决，维茨莱本元帅于1944年8月7日被审讯，审讯时甚至连裤带都没有，以至于他不得不双手抓着裤子，痛斥希特勒了，次日，他被执行绞刑。而冯·弗里奇上将则在1938年被迫辞去陆军总司令，在1939年进攻波兰的战役中离奇阵亡。

袖手旁观的普朗克，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儿子，袖手旁观的国防军将军们，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生命，而袖手旁观的德国人民，代价是痛苦的十二年，并最终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用鲁迅笔下最为经典的小说人物来比喻大学生，是舆论场上最新的动向。过去，大学生在舆论场上的形象往往是充满希望，极具创新意识的，也是舆论最为呵护的一群人。而突然出现的针对大学生的负面言论，恐怕预示着现实正在发生某种的变化，过去被捧在手心的他们，有可能在物质和精神上遭遇巨大的冲击。

将大学生的就业难题归咎于自视甚高，在逻辑上自然可以形成闭环。但出发点却为大谬。经济的下行必然带来就业岗位的萎缩，无论大学生如何切换就业观念，恐怕都无济于事。所以，与其追问就业观念的是与非，倒不如探讨一下经济何以走到今天这般田地，「长衫」又为何沦落到与「短衣」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制造出无穷无尽的内卷？

当然， 这样的讨论必然不见容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因为任何试图讨论真实原因的行动，都可能触及禁区。但即便如此，大学生们还是罕见地团结在了一起，对这种论调进行了相当力度的反击。一方面，他们发现，批判者虽隐藏在背后，但也与自己一样，是身着「长衫」的人，因此并不天然地占有道德优势。另一方面，批判无心插柳造成了反向的效果，揭示出了最赤裸裸的人间真实，一部分沉醉于幻象的大学生得以看清了现实的丑陋和不堪，乐观一点想，这或许是重塑认知的最好时机。

但是，「孔乙己文学」更多的还是大学生的自嘲，远不足以动摇现有的秩序和基本盘。譬如，南航经管院老师陈赛彬，就因为在课堂上普及常识，被认为是不当言论，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并将其言论公布在社交媒体，同样引来议论纷纷。

当然，在这类似的事情，早已不稀罕。但最有意思的在于，学生借用了鲁迅吐槽梁实秋的那句「张口好似乏走狗」，来攻击一位自由发表观点的老师，世间最讽刺的事情，莫过于此。而校方的迅速介入，暂停了陈赛彬的教职，安抚了激情澎湃的学生。可调查至今尚无结论，显示出在意识形态要求越来越特殊的今天，如何恰如其分处理这类教师，对于学校来说，仍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在大学教师早已成为高危职业的现状下。一部分教师形成了默契，面对学生，只讲教材的内容，除此之外，说多错多，不如不说，以免旁生枝节。可是，还有一部分教师仍试图用常识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却往往落得陈赛彬一样的下场。南航这样的好学校尚且如此，那些处于大学鄙视链末端的学校，言论的环境恶劣到怎样的境地，不难想象。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是互相监视，互相防备。毕竟，臭老九的帽子虽然摘了四十多年，过去也戴了二十多年，再拾起来，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对于大学生来说，教材课本终究有限，缺乏老师的启发与引导，品德且不论，仅就知识而言，掌握到底是纯熟还是生涩，走出校门那一刻便可鉴别。当年轻人在课堂上以加害者的身份，让所有教师噤若寒蝉，照本宣科的同时，也就注定了自己另一重受害者的命运。那件本就破败的孔乙己「长衫」，因此更加千疮百孔。突破师生伦理的大学生，将好恶诉诸举报与告密，不仅能力经不起社会现实的审视与检验，社会看待他们的眼光，也将从艳羡变为轻视，生存也将愈发艰难。这一切的困境，他们自己难辞其咎，亦是罪人。

今日思考：

大学生就业的困境，你怎么看？

线性历史观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有意志的，导向某一个目标的，或是向上的，不会重复的，前进而不逆转的。

线性代表的是一种前进，一种进化，而线性思维是多数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循着一点向前，必然会得到一个更高级的，更完善更好的事物。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最好的例证，自低等的单细胞动物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直至人类，进化按照一根时间轴这样按部就班的发生着。近代中国，按照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因为渴求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迫不及待的引入了进化论，试图用这样的观点引导中国进入世界的主流发展轨迹。

按照这样的线性史观，国家社会的发展可以被划分成了多个阶段。中国因此看到了一丝希望，但也存在着困惑。一方面，人们认为只要成功进入正确的轨迹，就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对中国究竟处于哪一个阶段，距离最终的目标还有多远存在疑问。但是，无论如何强调经济文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潜意识中，我们始终无法回避西方的现代化标准，以西方业已成形的「公例」为参照系。于是，行动的重点就不再是设计一个切合自身的目标，而是如何做，怎么做才能达到已经看见的“未来”。

线性历史观带来观念上的进步固然不可否认。但是，它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线性的进化往往使得人们持有一种排他性的思考。同样，对于落后于形势与时代的人与事物，就应该将其彻底埋葬。这样的思维，造成的无数悲剧与错误，不胜枚举。与此同时，线性历史观让史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有可能忽视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阶段，仿佛历史是不可避免的。但历史的现象往往是多元并存的，有可能进而复退，退而又进，进、退交杂。

马克思将社会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五个阶段是否真的适用于中国，学术界过去亦有不少的讨论。中国自隋唐起实行的科举制度，改变了封建制度世袭制的基本特征。而资本主义的萌芽对于中国来说，是否真正出现还有待继续讨论。

线性的历史观抹平了差别与多样性，指向一个无法达成的目标。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的总结，或许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归是要按照中国的体裁进行。它完成了重大的变革，但是沿着一条相连接的线路。总之它没有使中国变得更像苏联，或更像日本，或美国，只除了中国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技术罢了。」

今日思考：

在你眼中，历史是怎样运动的？

有读者跟我说，“妇”字本身隐含着“工具化”的意味，因为“婦”字本意就是“洒扫庭院，家庭工具”，无论是从字源还是从历史来看，都不难看到把女性工具化的色彩。既然如此，英语women直译为“女人”、“女性”、 “女”更好，中性且无褒贬色彩。

这并不只是抠字眼，应该说，对这些称呼的敏感是一件好事，反映出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然而，不同的人所敏感的点可能相去甚远，有些人可能对“女神”的称呼深感不适，但对“妇女”却并不反感。

作家侯虹斌多年来一直在为女性主义呐喊，她在一篇《为什么这个妇女节，“女神”不再是一种赞美了？》中就说，自己喜欢“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一全称，这才是推动性别平等和社会进步的真正道路，而“女神节”则是一个消费主义的话语陷阱：

我们要的是平等的劳动权利，同等受尊重的价值，而不是为了打造成美貌的女神，成为被消费的客体。

不管是经济上行，还是经济不景气，对女性来说，只有劳动最光荣，艰难的路，才是最可靠的路。

这些话，当然也有道理，但说实话，给我的感觉是：相比起权力，她更警惕“消费主义”的侵蚀，然而她似乎没有意识到，“劳动妇女节”本身也是一个话语陷阱。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一节日最初设立的目的，与其说是赋予女性权利，不如说是旨在动员出妇女的力量，促使她们为更宏大的目标努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仅有四个国家的女性拥有选举权：芬兰、挪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1914年大战爆发后，参战国不得不让妇女走出厨房，去接替男性留下的岗位空缺、生产炮弹、参与战地救护，如此等等。

既然国家需要她们，她们也确实做出了贡献，那国家就不得不调动其积极性，为之赋权。因此，在一战之后，各国都陆续开始开放妇女的选举权。反过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保持中立的瑞士，由于并无征召妇女劳工的战争压力，女性晚至1974年才获得选举权。

这是很现实的事：战争期间，每个国家都要动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才能获胜，即便是二战时的美国，也不得不让更多女性参与工作，因为数百万男人都去打仗了，劳动力严重短缺。要不然就很难解释，以瑞士的发达程度，女性权利为何那么晚才落实。

为什么现代的“妇女节”由共产国际设立于1921年，原因就在这里。从这个历史脉络来说，乍看是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视女性权益，但内在来看，则是这些国家的总动员机制需要把妇女、儿童等原本边缘的社会群体，全都组织起来，激发其参与，从而更好地实现国家目标。

中国也是如此，现代历程中对女性的解放、动员女性走出家门，都是为了国家需要，而不是女性权利本身。民国时期最早的一批托儿所、公共食堂，乍看是为了减轻女性负担，但其实是为了让职业女性可以更好地投身“抗战建国”的工作，为国家服务，因为女性已经成为可动员的最重要人力资源之一。

深町英夫在《教养身体的政治》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路径，结果就是苏联女性模式最终获胜：“‘苏联式’妇女确实是欲求‘解放’之妇女的胜利，但同时似乎也显示出国家对家庭的胜利。”

当然，话说回来，这也是历史性契机，不管国家的动机如何，女性顺水推舟，也确实可以获得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很难获得的权利。然而，这一模式随之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社会革命未完成之前，女性将承受两面夹击：

在性别分工仍未消除的情况下，或为获得个人自由、或为生活所迫，多数妇女不得不苦于工作、家庭的双重负担。是故，儿童是“牵累”的慨叹，经常出现于妇女新生活运动的机关刊物上。（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

这里的原因在于：苏联模式旨在动员女性这一重要人力资源，是为了“把女人当男人用”，想要她们加入劳工队伍，利用其生产力，但对其私人生活中的家务、生育等的保障却明显不足。

其结果，到了1970年代，虽然仅有3%的苏联妇女认为只生一个孩子最理想，但事实上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却高达64%，而一个孩子也没有的妇女还占了17%。当时有位女作家的辛辣地讽刺：“苏联妇女被叫去参加生产，却被剥夺了再生产。”——这是个双关语，因为“再生产”也指“繁殖”。

标语是：“光荣属于苏维埃劳动妇女！”

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女性地位提高了，生育率下降，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女性有机会参与到社会更多方面，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不能只靠生育。何况，随着女性自我价值和自主权利的提升，生育对女性的成本越来越高，不愿被生孩子束缚也是独立意识的体现，可说是“主观上觉醒，客观上有了选择权”。

不可否认，女性自身的觉醒也很重要，但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女性有了生育自主权，就一定会少生或不生。其实未必，至少法国、瑞典的实践相反，如果社会有足够的保障，生几个没有后顾之忧，有些人真的喜欢孩子，现在的问题是她们想生都不敢生。

既要你走出家门努力工作，实现全社会的进步（随便是什么大目标），另一面生育保障又很滞后，多生一度甚至还要受罚，那么很自然的，人们会发现，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少生或不生才是理性的选择。因为生育成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然你请一年产假试试？回来工作就保不住了。

这就是当下女性所面临的现实。所谓“劳动妇女”，推崇的是“能成为生产力的那部分女性”，往往还隐含着“为国奉献力量”的意味，是履行义务来换得荣誉，还不止是“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赚钱”，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娱乐明星即便赚了很多钱，但好像总归和“劳动妇女”的形象格格不入。

不仅如此，还有一点也非常值得警惕：“劳动”的话语，潜在地贬低了女性的其它工作，比如家务、照护家人，在全世界都是主要由女性承担，但在国内的话语里，干这种活的只是“家庭妇女”而非“劳动妇女”，因为“劳动”是指公共领域里为国工作——在那个时代背景中，劳动=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实际上，英文只是International Women's Day（可直译为“国际女性日”），“劳动”一词是硬塞进去的。我当然支持女性参与工作来获取应有的报酬、不受职业歧视，但到了如今这个时代，如果还觉得只有“劳动妇女”才是有价值的，那恐怕难免会导致对女性其它大量劳作价值的否认。

更进一步说，我们也不应该把女性及其劳作分出三六九等。有位女性朋友说：“我很讨厌妇女这个词，从小就非常讨厌，感觉就把女性分成了已婚、未婚、还能不能生。”她的直觉是对的，无论是“妇女”、“劳动妇女”还是“女神”，实际上都只突出了“某一部分女性”，只不过基于不同的诉求来彰显这部分女性的价值，但这就潜在地忽视乃至贬低了其他女性。

“女神节”之所以令人反感，也在于此。它原本是商家创造的说法，因为“妇女”似乎显得老土（让人想起“中年妇女”），常常也不涵盖作为重要消费者的未婚女性，但令人不适的是，这个词在世俗意义上并不能代表全体女性，还带着男性凝视的色彩。

对消费主义的警觉当然有其必要，但反过来说，资本的逐利也能推动满足女性那些本应合理而不被看见的需求，在某些情况下，消费主义甚至是对女性的一种解放——女性有了自己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本身就是一种不可低估的重要权利。

在那些女性权利已经得到较好保障的国家，人们关注的重心转向消费主义的隐蔽操控，这很好理解；但在我们这里，同样的谈论，却难免有一种“前现代操心后现代弊端”的错位感。不管怎么说，消费主义还会讨好消费者，权力可没有这一说。

毫无疑问，身处两面夹击中的女性肯定不易，不同话语也几乎都有陷阱，但最重要的不是单纯赞成或反对哪一种话语，而是看清自己的处境，反过来利用这些话语，最终通向自我解放。

今日思考：

对于女权，你怎么看？

可我想说的是，内地媒体与其说是克制，倒不如说是缺位。乏善可陈的信息供给不足以还原事实本身，更无助于重建人们的公共精神，所以，媒体又一次成为了最容易攻击的标靶，为人们提供了廉价的正义感。有鉴于此，特推一篇旧文。以便再一次厘清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

新闻伦理奠基于新闻，它规范的是新闻的行为，但绝不会去禁绝新闻本身。

自从新闻出现之后，历史的编年中，有很大一部分就由新闻来构成了。历史学家许倬云就曾说道：「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而在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阅读新闻将读者的心灵世界联系起来，在同质性的时间中，形成「想象的共同体」。

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通过新闻，即便生活毫无交集的两个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同一篇新闻，感受到了字里行间描述的事实和传递的情感，进而产生一丝微弱的关联，摆脱原子化的存在。当条件合适的时候，他们便会成为牢固而不可摧毁的同盟，拥有不可匹敌的力量，抵御一切邪恶的侵蚀。

当然上述的想象只是理论中最完美的模型。现实往往并不会按照学者的理论严丝合缝的推演。在昨晚的那场局限于新闻业的舆论风波中，有部分新闻从业者悲伤地发现，自己心心念念宠溺的受众，将新闻伦理作为了唯一的尺度，丈量着在逼仄空间左右挪腾的新闻实践，并据此得出结论：即便在这样一个信息的真空中，新闻也是不应该存在的异类，应当视同病毒，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尽管，与并不专业的受众讨论新闻伦理是一件过于刻薄的事情。但是，在昨晚，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媒体人，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对受众进行了一场新闻伦理的科普与教学（争论源于《人物》杂志公号对东航MU5735飞行事故的报道）。

教学的效果尽管尚未可知，这却显示出，新闻业还有残存的理性和执念，希望能够已经成为废墟的土地上，建构起支撑新闻的四梁八柱，让后来人能够不至于从钻木取火开始，重拾新闻的文明。

当然，这必然是一种奢望。因为受众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外行，而是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以最快的速度汲取新闻伦理学的皮毛，尤其是那些站在道德至高领域的词汇，譬如「二次伤害」「最小（减小）伤害原则」「媒体逐利」等等等等，以此对抗媒体人的自卫。正如「旧闻评论」观察到的一样，这其中还不乏新闻学生和初入行的新手。

但是，会使用词汇并不代表人们真的了解什么是新闻伦理。在仔细阅览完了「人物」那篇引起争论的稿件以后，我有十二万分的信心认为，即便最苛刻的新闻人，也不会认为这篇报道有违新闻伦理。事实上，绝大多数正常的媒体人，都首肯了其正面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对报道中技巧和方式方法的缺憾，予以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建议。

专业的肯定和非专业的诟病，其标准都是新闻伦理的基本原则。但为什么媒体人和受众会出现完全相悖的结论，皆因双方并没有就何为新闻伦理达成共识。

在专业的角度来看，新闻伦理奠基于新闻，它规范的是新闻的行为，但绝不会去禁绝新闻本身。正如人类的道德源自于人类，它试图让每个人都追求本善，但却不会因此毁灭人类。因此，在没有新闻的空间中，谈论新闻伦理，就如同在真空讨论氧气的意义一般，空泛而不切实际。

但是，在非专业的角度，新闻伦理却变成了可以毁灭新闻的最佳武器。受众们挥舞着新闻伦理这个趁手的武器，却极其容易被一种险恶的心思所利用，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从源头上消灭信息，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以，重建新闻从业者与受众之间关于新闻伦理的共识，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最基本的就是要让所有人明白，新闻伦理的基础，在于新闻本身，人们就必须鼓励媒体追逐新闻事件，不断逼近真相，而不是相反。当然，你我纵观新闻所处的环境四周时，也不难发现，不仅强敌环伺，对新闻虎视眈眈，专业新闻人的心猿意马也在不断削弱这个行业本已孱弱的力量。除了由于激愤挺身而出的一部分人之外，剩下的人或苟安，或谄媚，或消沉，要想重新整合力量，对抗新闻的日渐沉沦，绝非一日之功即可成功。

这是一个悲哀的现实，但若说没有一丝积极的因素，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当新闻伦理作为一种尺度，标定了一部分新闻从业者与受众巨大的认知鸿沟和道德差距，其实也甄别出了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这是信息社会自净的第一步。倘若假以时日，或许会有力量荡涤开来，让清者愈清，浊者愈浊，泾渭分明，沉渣自不会泛起，污染你我的视听。从这个意义来说，新闻永远不死，它可能只是在凋零与兴盛之间摇摆，守护人们的思想与权利。

今日思考：

你理解中的新闻伦理，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年轻的丁真尚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年长的刘洪显然就更加稳妥。公职身份和颜值的双重加持，或许是当地对刘洪更青睐有加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主管文旅的地方官员，刘洪不可谓不称职。旅游局长们Cosplay的风潮，差不多就是从刘洪开始。尽管类似的探索早已有之，但他赶上了短视频爆发的风口，成为了近年来人们记忆中最鲜明的正面官员角色。

今天，针对网络间对甘孜一家酒店的投诉，身兼官员和网红双重身份的刘洪回应称，「谁砸了我们甘孜旅游的锅，我一定砸了你的饭碗」，在引来无数叫好声的同时，也隐隐让一部分人感觉到了些许的隐忧。

持正面和支持态度的人，占据了舆论场上最大的声量。他们认为，刘洪的发言铁腕且有力，关停涉事酒店的行为，是以儆效尤，有望杜绝当地旅游服务商欺客的行为，维护良好的旅游对外形象。

但是，在绝对赞美和支持的声音之外，一种观点也致值得关注，微弱却坚定。这些少数派们认为，刘洪的狠话，特别是「砸饭碗」的说法有待商榷。话虽解气，却过于粗暴，到底能否对不法企业形成震慑，始终存疑。毕竟，类似的事件在邻省云南早有更雷霆万钧的处置，但云南旅游的乱象始终没有终结。相反，行政是否会因此越俎代庖，成为权力随意干涉经营的依仗，是萦绕在企业心头一片不小的阴云。

当然，这么看待刘洪，可能会被认为是过于刻薄。一直以来，面对公共关心的议题，「善待个人，恶猜公权」是理性人不成文的规矩。可是，刘洪的双重身份让这一规矩变得进退两难，他的话，既是官员的表态，也是网红的号召。企业看到的是主管部门官员的强硬表态，而网友看到的，则是网红迎合了大众的小心思，利用看不见的手随时收拾欺负自己的人。两相比较，企业体会到的，可能是战战兢兢的不安，而网友们则收获了站在正义方的舒畅。个人与公权的界限也就此变得模糊不清。

支持刘洪的大众，或许还会祭出朴素公平正义观这一行之有效的辩论武器。毕竟，涉事酒店犯错在先，理应受到惩罚，这是古今中外颠扑不破的道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家酒店如此有恃无恐回怼消费者，消费者又为何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曝光此事？投诉和执法的渠道究竟是否畅通，以致于简单的投诉居然需要一位官员公开回应才能得到解决。按照更朴素的观点，权力本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事前预防上，而并非事后监管和处罚上。

但是，显然这些质疑不能见容于一边倒的支持意见。一方面，对于权力的天然信任促使这些支持者相信刘洪的承诺将会成为现实，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极其精明地预见到，质疑权力的疏忽是一件颇具风险的事情，而在安全的距离内紧紧跟随的个人收益，要远远大于质疑和发问。

他们当然得到了胜利，涉事酒店的管理者最终站到了镜头前鞠躬道歉，这是他们希望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此事就此画上了句号，流量和正义似乎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不会再有人去关注，那个道歉究竟是不是出自真心？砸饭碗的狠话到底只是一个态度，还是他真的这么想？

今日思考与讨论：

网红局长的狠话和cosplay，你怎么看？

越是熟悉的历史，往往越是当局者迷。1944—1950的中国，这段塑造了当下世界、改变很多人命运的历史，尤其如此。弹指间风云变幻，各种问题交织扑朔迷离：

毛、蒋这一对国共对局的棋手，为何抗战前尚且有来有往，抗战后不数年，蒋就在实力占优且背靠美国的情况下惨败而逃？苏联的武器援助对战争的结局影响几何？在历史叙事长期被意识形态遮蔽，又没有足够官方档案公开的情况下，该如何辨别现有国共历史书写的真相？

然而，能够跳出传统的革命叙事和两党之争的视角的著作，寥寥无几。大多数历史仅仅着眼于棋局内的国共之争，身在迷局，再难以看清历史的真相——谁才是这场“大棋局”背后真正的棋手？

而《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一书，正是关于国共关系这场“大棋局”研究的集大成者——有书友甚至评价道，关于1944—1950这段历史，如果只读一本书，《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这本就够了。本书之所以能在汗牛充栋的“国共研究”书籍中脱颖而出，来自其三大特点：

◎颠覆传统“棋局”观，一部书彻底理解国民党的失败之谜

相比于其他历史叙事，《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从一开始就将视野推得更远——在一场国际视野的大棋局下，国共之争的棋手，并非传统中认为的毛和蒋，因为弱国往往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大棋局的背后左右着整个中国局势其实是美国与苏联——美国在这一大棋局上瞻前顾后，三心二意；苏联的一心一意，不拘小节，最终砥定了1949年中国的巨变。

▲《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内页展示

◎稀见密档史料，结合精彩迷局讲解：看透棋局背后的步步惊心

除了观点的颠覆，书中见招拆招、步步紧逼、攻其软肋，这样精彩跌宕的叙事，其他史书极少能做到，读来十分过瘾。更重要的是，每一段叙述的背后，都有详实且罕见的史料支撑，更让它远远超越同类史书：书中采用了大量中外文献，包括众多未刊档案和美苏解密档案、日记、回忆录、书信和当时的报刊杂志等第一手资料，不时有稀见内幕呈现。

◎罕见的历史“大棋局”视角，从源头看懂当下局势与历史走向

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仍然是那场大棋局的延续——冷战是内战的继续，内战是二战的继续；而二战又是一战的继续，一战更是以往大小血腥权力争斗的继续。今天中美关系的几经坎坷，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都能从那场大棋局中找到根源。

有书友读罢《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感叹的是作者吕迅的博学和文采，更佩服的则是他的胆量：即对历史的真实性和公正性的追求，充分凸显了一个历史学者的风骨。还有书友庆幸此书能公开出版，“以其尺度本应是内部读物的……”。

经历了五年的沉寂，宋冬野的职业生涯显然有了极大的转变，从民谣破圈，再因涉毒事件被禁演，现在的他又退回到了民谣圈。尽管他的那首「董小姐」可能还停留在不少人的曲库之中，但光环自然早已褪去。这般跌宕起伏的过山车经历，若非亲历，旁人恐怕很难感同身受。

因此，宋冬野的这番叫屈自然会引来反对与奚落。尽管这些表达千差万别，但总结下来，核心意思只有一个：

你宋冬野是个犯过错的人，何来的勇气叫屈？人民群众不过只是监督一下你，怎么就这么多意见？

这话乍一听，似乎完全正确，毕竟犯错的人要想洗心革面，外部的约束自不可少。可问题在于，举报是不是等同于监督？个人的道德标准是不是可以成为全社会通行的标准来约束他人？接受了法律惩罚的人，究竟与普通人还有没有区别？

上述的种种问题，在现如今的网络间的讨论中，其实少有涉及。人们往往只是执着于其中的表象，站在肤浅的正义立场，却不小心忽略了这些更深层，也更重要，但其实也很普通的问题。

在这场风波之中，举报者的动机和有司的行动颇值得玩味。举报的行为透露出，他知道宋冬野和他曾经的不端行为，他了解演出是需要审批的，也极其准确地找到了阻止此次演出的关键之所在。除非是宋冬野和主办方的竞争对手，否则我实在无法揣度出，究竟是怎样的动机，才会促使举报者做出这类损人而又不利己的举动。

更有意思的，则是有司的行动。一方面，它承认了演出的合法性，并明确表示、自2020年至今，宋冬野的多次演出均有合法手续，可另一方面，它又披上一件名为「关心」的外衣，去与主办方沟通和协商。诚如张3丰所言，「这种“沟通”不管多么和蔼可亲，都是一种政治性的压力，“安全”和以防万一的考虑，“主动取消”就是最好选择」。所以，从结果来看，举报终结了一件合理合法的事情，而这其实也意味着，举报反倒是一件「不怎么符合法律的事情」。这与审查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它提供了一个极其模糊的标准，人们在求生欲的驱使下，会不断强化自我审查，以便尽可能符合标准，尽可能不触碰红线。

如果说举报是一件显而易见可耻的事情。但将个人的道德标准横加于他人，其谬误和随之而来的危害，就比较隐性且不易察觉了。我从来不主张用道德去解决问题，全因道德是世间最高的标准，但却并不具备万人共通的价值，它只适用于每一个单独的个体。说的直白一点，如果有人想将他自己的道德加诸于他人，无疑是一种耍流氓的行为。但是，类似的戏码屡屡上演，就是在一次又一次证明我们缺乏恒定的价值观和规则，以致于我们习惯了充当看客和吃瓜群众，却只有在殴打落水狗这件事情上极为热衷。

当然，有人会质疑，没有需求何来的供给。可是，在法律上，我们以极其严厉的刑罚惩治制造者和贩卖者，却又以一种相对轻微，看起来不太对称的手段处罚吸食者。倘若二者的罪状危害程度一致，法律就不可能如此设置。所以，这类质疑的最终落脚点，恐怕是在质疑法律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在宋的长文中，有一个可能不太被人们所关注的细节——事发后，他遭遇了几十次的临时查验，也都顺利通过。我相信，宋冬野是希望通过这个细节，证明自己这几年来并无违规的情状。但临时查验意味着这并非在计划之中，也就是说，作为有涉毒经历的人，其信息已经被记录，也因此有了可以被随时随地抽查的理由。倘若换做是我们，遭遇这般待遇，是会欣然接受，还是会心有委屈，而又无处诉说呢？我们都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自己不会是那个犯错的人。可是，谁又能保证自己从来不犯错，始终处于绝对正确的位置上呢？

「左传·宣公·宣公二年」有云，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宋冬野犯过错，有劣迹不假，他也因此不再拥有过去的盛名，付出了代价。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他真的信心革面，给条活路总不是一件过分的事。在这个生计掌握在有司手上的世界，宋冬野委屈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不安。演出停了一次，就可以停第二次，第三次，若真到那般穷途末路时，他如果选择破罐子破摔，这世界就往坏处又进了一步。我们都说毒品毁人心智，但在这个最坏的假设下，举报和过高的道德要求，又何尝不是毁灭一个人最有效的途径呢？

惟愿你我都不是宋冬野，能始终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

▲李积利油画《老茶馆-成都彭镇》

一百年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疯人之口喊出那句振聋发聩的话：满眼中国史，竟是一部“吃人史”。他痛斥的是所谓封建仁义道德对人的戕害。

当我们再次审视中国历史，还会发现另一种“吃人”。

翻开从前的史书、历史教材，我们读到的多是“帝王将相的励志史”，“国家更迭的战争史”，至于普普通通、活生生的人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下，过什么样的生活，几乎一片空白。

如想了解古代人真实的生活和社会风貌，宋代人的《清明上河图》提供了一些市井图景。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也深入刻画了一百年前的京城市民如何生活、社会变迁何等摧残普通人。

但大多数时候，历史并不会如此书写。我们悲哀地发现，四五千年来的普通人，要么被历史“吃掉了”，要么成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万骨”，有时甚至连一个数字都算不上。总之，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踪迹难寻。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状况？

从前的史官，既没有责任写，也缺少那种情怀；如今的历史学家，既缺少这种意识，也大多不愿意做那样的学问。

年轻的历史学者们受到的是类似这样的训诫：“只有做重大题材，才可能成为杰出（出名）的历史学家”。

而直到成都人王笛一系列专注普通人和基层社会的历史作品问世，我们才摆脱了历史窠臼的层层遮蔽，洞见到某些真实却不为人知的历史：

· 通过《袍哥》，王笛为1949年之前活跃于四川的这一民间秘密社会立传；

· 通过《历史的微声》，王笛用近40年的读史观察，发现民众的真实声音；

· 通过《茶馆》《那间街角的茶铺》，王笛书写20世纪百年间四川茶馆风貌变迁，一改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公共空间的误读；

· 通过《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跨出封闭的世界》等作品，王笛更致力于发现“权力怎样引导甚至挤压地方文化”等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性大问题......

▲微观史学家 王笛

自1980年起，王笛便因站在微观视角，持续为中国社会和普通人立传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中国微观史第一人”。而《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不仅是他40余年微观史研究后的大成之作，更有3大特点不得不提：

●宏观洞见+微观考量，一部“反吃人的历史”：

在《碌碌有为》中，王笛不仅宏观分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信仰、民间等诸多面相，更不同于大而化之的社会史中的“无人区”，透过“一个村庄如何建立、集市怎样展开、家住山西洪洞大槐树因何而来”等真实事件下的丰富细节，还原出一个个不能青史留名，但却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

●经济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一本融通视野的微观中国社会史：

本书虽是微观史代表作，却综合运用各学科分析范式，尤其涉足社会史中较少参照的人类学、民俗学视角。

《南方周末》曾高度评价：“这本书自有它的学术企图，可我更喜欢把它作为茶馆的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甚或日常生活史来读”。

●通俗好读更引人深思：

本书给人的最大感受，是既有无数妙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之处，又给人发人深省，心有戚戚之叹。

人们能在其中感受到古代百姓的“真实气息”，更能在“权力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后，人们予以回应”等历史细节中，找到自身的存在感，反思如何在“被碌碌无为“的当下，展现出“碌碌有为”的尊严和答案。

摆脱历史窠臼的层层遮蔽，洞见真实却不为人知的历史。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包含《碌碌有为》在内的“王笛作品集”（含签名书）。

但是，面对年轻生命的消逝，官方刻板而教条的解释并不足以说服所有人。人们将加缪的那句「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反复咀嚼之后发现，胡某宇为什么走上绝路，放弃生命的讨论不应该就此画上休止符。否则，循着这个思路，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变成「没有什么事」，生者无法从逝者反观自身境遇，类似的悲剧也就会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发生。

公众之所以关注胡某宇，最初是源自同情与悲悯。未成年学生的失踪和死亡，往往意味着一个家庭就此陷入无以复加的悲剧之中。公众关注的背后，其实酝酿着海量的共情，反映出自己对于周遭环境的严重焦虑，这是胡某宇事件公共意义的基础所在。

从最直观的角度来说，失踪和死亡，涉及到学校和家庭教育等技术性问题，信息披露有助于寻找教育中的缺陷和短板，从而矫正不当教育导致的心理偏差和疾病。

但是，技术无法掩盖更大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的社会压力会通过一切渠道传导到每一个人，学生自然也不能例外。朴实的公众会反复在内心询问，到底是怎样的困难才会让一个人用死亡来逃避？如果连死都不再恐惧，又何以会惧怕现实的遭遇？

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不能只用学校教育失当，家庭亲子关系冷漠来解释。问题的最终指向，其实是社会中所弥漫的绝望情绪，而年轻人的绝望就更值得社会与公众警觉。成年人们究竟造就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如此轻易就粉碎了一个孩子的希望和未来？

更为重要的是，失踪以来，围绕着胡某宇的讨论反映出当地信息披露的严重匮乏，这是现如今舆论环境的残酷现实。可即便在如此巨大的舆论关注和压力之下，拉网式排查，106天搜寻无果，结果是局外人因为意外的狗吠，才在眼皮底下找到他置于野外的遗骸，于情于理，连围观的公众都难以接受，更遑论他的亲人和密友了。

而那些对官方的一锤定音持拥护态度的论者，已经开始将矛头对准了最弱的一方，即胡的家庭与亲人，他们用极其刻薄的语言传达了一个观点：死亡的最大原因必然是他的原生家庭。他们不仅对胡某宇的抑郁无动于衷，也对造就这种负面情绪的多重现实视而不见，凸显出的是他们与理性和智慧是绝缘的，对逝去生命的态度往往是冷漠和无情，对现实的弊端则是怯懦与畏惧。

因此，胡某宇事件之于公众的意义有三，其一我们如何才能对教育制度进行调整与改革，以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其二是面对非正常死亡，官方不应该急于做出定义和判断，而是要将死亡的讨论权力交给社会，真正推进社会进步，其三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当我们相信了绝对理性，拒绝一切讨论，甚至对他人的生命充满不屑和轻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貌似谨厚，却与污秽共舞的伪善者。这虽然能够将黑心刷上一层白漆，但现实的生活也将逐日沉沦，所有人都被置入了极为危险的道德处境，绝无可能幸免。

三年的时间，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算长。但是，当我仔细回顾这段风雨如晦的日子时，却发现它是如此的漫长和煎熬。叛逆如我，仍然被强大的现实规训得服服帖帖。昨天，在踏上地铁电梯扶手的那一瞬间，我的左手下意识摸出来手机，解锁，点击微信图标，下拉，选中健康码小程序，以备查验，过程没有半点迟滞和疑惑。可当我看着跳动的时间和醒目的绿色二维码时，才惊觉从现在开始，此举再无必要，一切戛然而止了。

戛然而止的，不光是健康码，你我时常挂在嘴边的方舱、隔离、大白、核酸……正在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从人们的生活中迅速撤退。我们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开启了告别过去三年的序幕。那种恍惚不真切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活在梦境的气泡中，只需轻轻一碰，就会醒过来，重新被疫情带来的封印困住。

有时候记忆是会欺骗人的。

明明频繁的核酸检测始于今年，可我却偏偏觉得，它彷佛占据了我的人生，控制了我的日常，保鲜期要么24小时，要么48小时，要么72小时。只要超出了这个时间，我的生活就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计划无从安排，行为无法预计，只能蜷缩在自以为最安全的角落瑟瑟发抖。

疫情带给我们的冲击远不止于此。我们以为武汉就是终点，但它只是一切的起点。

我明白，面对未知的事物，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恐惧与害怕，这是生理的本能。但当恐惧被各怀心思的信息放大之后，我们对于疫情的观点和立场就变得千奇百怪。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人们成为了彼此对立的敌人，谩骂攻讦。一部分捍卫事实，一部分捍卫观点，要清零，还是要共存，要健康，还是要自由，要经济，还是要安全，没有人愿意妥协，也没有机会让我们妥协。

三年来，你我眼见了太多必要或非必要，经历了太多应该或不应该，有的人麻木了，有的人却还愤怒着。麻木有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可愤怒才应该是你我活着的证据。所以，我忘不掉武汉，忘不掉西安，忘不掉上海，忘不掉兰州，忘不掉成都，忘不掉贵阳，忘不掉荒唐和疯狂。

罗翔说，勇气是最稀缺的美德。

三年来，那些真正被视为英雄的人，皆因具备了你我所不具备的勇气。李文亮、艾芬和张文宏，还有许许多多我不知道姓名的人，他们有的捍卫常识，有的保卫自由，无一例外都被诋毁，被挑衅，被鄙视。他们或许胆怯过，但当命运之神将他们推向勇敢的那个时刻，

他们就决定不再退缩，拳来拳对，刀来刀当，也就此抵达了更加自由的王国。

他们用勇气告诉我们，绝不能将世界拱手让给黑暗和邪恶，而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沉默是最不可取的办法。只有越来越的的人具备了勇气，才能真正换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今天，一个朋友和我说，希望从现在开始，能够像2019年一样工作和生活，这是他未来最大的希望和憧憬。我说，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回不来了的，要想生活回归正常，你我就不能忘记那些漫长的冬天，就必须鼓起勇气，虽风雨如晦，亦鸡鸣不已。

就像加缪在「鼠疫」里说的那样：

「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

今日思考与讨论：

关于疫情和未来，你有什么想说的？

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拉开了帷幕。除却逝世的长者之外，人们热议的是陡然间变化的防疫政策。12月1日，广州以「应解尽解」的名义撤销所有的临时封控区，只保留高风险区。一时间，围挡和水马从广州的城中村撤退，堂食恢复，烟火气在顷刻间填满了疫情造成的生活真空。但就在同一日，锦州官方发布通告，决定「巩固十天辛苦换来的成果，再继续坚守几日，实现“动态清零”，风险更小地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尽管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原因何在，但广州的举动还是得到了不少的赞许与首肯。而更为积极的变化是，一些专家和媒体在一夜之间迸发出了过去所不曾具有的勇气，坦言奥密克戎早已今时不同往日，成为一种「自限性疾病」，公众完全无需恐惧和担忧。

相较之下，锦州的表态就与科学的判断相去甚远。在通告中，锦州认为，不管新冠病毒的毒性减没减弱，重症率和死亡率如何，后遗症有多少，但它毕竟是病毒感染，「不得总比得了好」。

三年来，人们对这种近在身边的瘟疫赋予了过多的想象，以致于恐惧笼罩不能自拔。而最热烈的拥护者，内心往往存在着极大的不安全感，这是让他们主动向力量投奔和妥协的最大因素。

可三年时间也足以让所有的人心生狐疑。如果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为何只有我们在坚持，如果这条道路是错误的，那人们又该向何处寻找庇护？人们心中的问题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呈现了无法自洽的逻辑。每个人都真切体会到了疫情对自己的影响，当感受化为了行动，就顷刻间展示出了卑微的个体仍然拥有排山倒海般的力量，绝不容任何人小觑。

有意思的是，在广州之后，今天诸多城市纷纷跟进，调整了防疫的尺度，撤销核酸点位，取消出行核酸限制，甚至连锦州也一反昨日的巩固成果口径，宣布全市取得了疫情处置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自今日6时起，全市主城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这些调整，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民意，缓和了可能一触即发的矛盾。但是，三年来形成的习惯和惯性，并不会立刻消失，昨日的锦州便是一例。

其实，对于广州还是锦州或者别的城市而言，最难的问题是，倘若解封的趋势无可阻挡，如何让大众的认知重回科学的轨道？又该如何解释三年来经济和民生领域的不堪？

不可否认，宣传自有自己的方法，来涂抹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图画之下的伤痕和愈发愈烈的阵痛，人们自有切身的体会，视而不见断无可能。三年中最是言听计从的人，未来他的价值和信仰所遭到的冲击也就越大。而宣传如何对冲过去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他们自己绕不过的话题。

一部分人认为，当下是过往的终结，虽有道理，但未免过于乐观。与其说当下是终结，不如说是序幕。无论是支持共存还是坚持清零的人，都缺乏足够多的信息描绘未来的图景，疫情三年来所积累的一切，恐怕需要远多于三年的时间来消解和平复，那些加诸于人身之上有形和无形的限制，如果不能趁此机会彻底废除，未来就始终是一个难言的词汇。而由此所带来的裂痕，要想弥补并修复，决非易事，所需要的时间更是无法估计。

有鉴于此，这些问题的难度，需要调集的力量，需要凝聚的社会共识，都远远超出三年来我们所对抗的病毒和疫情。所以，若有人问起，我们当如何在这个序幕揭开后，坦然面对风险与考验？我的答案是，「持谨慎态度，以悲观预期，做万全准备，过乐观生活。」

今日思考与讨论：

对于未来，你是如何期望的？

文：少年X、北方女王 编：先知书店

王小波生前，才华从未得到大众的认可，只是一个人孤独的写作。当他死后，铺天盖地的怀念突然不期而至，人们把“天才”、“有趣的灵魂”等桂冠戴到他的头上，仿佛这是一句迟到的抱歉。

但是，站在21世纪往回看，如果王小波真的火过，他应该已经过时了。而事实上，特立独行的头脑依然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有趣的灵魂依然只能独行，沉默的大多数依旧不会看他的作品。

王小波生前是孤独的，死后依旧孤独，他就像一根扎在现代文明心脏上的刺，只有极少数勇敢且清醒的人能认识到他的价值，并与他同行。

▌在无趣的时代，做一个爱智的人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俗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久，就越会发现，大多数人的一生如同梦游。审美如此、读书如此、人生亦如此。

他们一生追求着更多的票子、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漂亮的妻子、更有出息的儿子，更体面的日子。

而像王小波这样一生爱智，追求智性生活的人，大概永远都只是极少数。

什么叫爱智？在王小波看来，爱智就是追求独立地思考，在这个基础上，活得善良正直有痛感，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只会助长平庸之恶。一个人要么在沉默灭亡了自己的良心立场，要么在沉默中突然爆发，做了群体愚行的帮凶。

王小波写书，无非是想要认真说一说这些看似简单却深刻的道理。虽然如今的大众，早已失去了听别人说理的耐心，但也正因如此，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这不是一个适合王小波生存的时代，阅读王小波才愈发迫切。

王小波生前虽孤独，但他仍然对少数人抱有信心，他说：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在自我设限的年代，喂养一颗自由的灵魂

如今，似乎用不上灵魂这个词了——人们越来越物质，也越来越功利。现实的人多了，富有勇气的人少了；跪舔的人多了；叛逆的人少了；鼓掌的人多了，反思为什么鼓掌的人少了。

精神、理想、自由、独立，小说、诗歌、文学、艺术，都抵不过一张抄来的、毫无创意、满是商业术语的PPT。

但曾经并不是这样，中国曾有过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大家不谈钱、权，只看谁活得更潇洒，谁更有姿态，而王小波是那个时代中最自由的一颗灵魂。

有人说王小波的特点是有趣，其实，王小波的特点是对抗，他和时光作对，和庸常作对，和生活作对。他完全本能地抵抗着什么，捍卫着什么，让一颗最轻微的尘埃，也有了自己的重量。

王小波为何要抵抗？因为他经历的是一个《动物农庄》的时代，而日后的人们即使活在《美丽新世界》里，也往往温驯的像一群绵羊。

物质匮乏的年代早已经过去，如今最大的问题在于精神的枯竭。在经过80年代的思想大爆发之后，我们正在面对一场精神衰退潮。

40年前，不管学历高低，人人都热爱写诗。而如今，新鲜刺激的事物给人的快感持续不了半个小时，人们全都陷进无聊之中。

40年前，人们在台上激烈辩论，私下依然情同手足，但如今一场私人的谈话，都会被人偷偷录音录像发到网上进行审判。

在这个时代，做个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人，变得愈发困难，而王小波就像一根刺，扎在这个时代的病症上，只有活得有痛感的人，才能清醒地认识到他的巨大价值。

▌我们是否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一个自由而有趣的灵魂在尘世间烟消云散，他的离开给中国文坛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他写下的作品被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视为精神食粮，反复咀嚼阅读，只因好的文学作品，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王小波的思考从七十年代的狂热中走来，途经八十年代的意识大解放，又在九十年代的思想退潮中沉淀。他尖锐，但不刻薄；他理性，但不教条；他清醒，但不冷血；他独特，但不孤傲；他深刻，但不深沉。

他拥有诗意而有趣的灵魂，他用文字对抗虚无，并甘愿战斗到死。

王小波去世后，名声才越来越大，一直“成长”到现在。他的书，不停地出版、重出，还被称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

死亡才能获得认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哀。

王小波在他的知青文学《黄金时代》中，写下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这其中既有琐碎滋生的孤独，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别人眼中的沉默与执拗，却是王小波孤僻的个人英雄主义。

所有人都在过着慢慢受锤的生活，还有谁记得自己青年时的自由和梦想呢？

王小波已经离开25年了，我们是否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否已经被生活锤得不再反抗？

王小波的存在，让我们会谈论文学、谈论自由，谈论一个离我们有些久远的年代。但是，在一个信念分崩离析的语境中，与其跪拜先驱，不如与他同行——为爱与尊严，为自由与理性勇敢地生活。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王小波作品全集”（纪念版），获得清醒思考的力量，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今天，那些陈腐的观念碎屑卡在我们的脑回路之间，消解不掉，又如鲠在喉之时，王小波的文字一路冲刷而下，带着清明的反思、理性的认识、以及宽和的态度，沿着大脑的沟沟壑壑流淌过去，带走不少沉渣，让人的思维瞬间舒畅透亮。

他的所思所感，皆是从平凡人的身份出发，着力解决人们的困惑和不解，加以人类文明中那些天才们的思想精华，让琐碎的日常问题都变得丰满，又让遗世独立的伟大哲思，变得有趣、平易近人起来。

我们怀念王小波，不是对他的个人崇拜，而是对他的精神充满敬意。他就像沙漠中的胡杨林，是这个思想沙漠时代中的绿洲。而我们读者，是这片沙漠中的旅行者，虚无的沙子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我们，王小波这片绿洲就是一处必不可少的精神栖息地。

这套书是王小波遗孀李银河唯一授权并亲自勘校，迄今为止王小波最全的作品集，也是他所有作品的最终定本。先知书店一次性完整收集，更附有王小波写于五线谱上的手稿。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

河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地球上各种形态的水，在太阳辐射、地球引力等的作用下，通过水的蒸发、水汽输送、凝结降落、下渗和径流等环节，以相态转化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降水构成了河流的主要来源。

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人们对于河流的形成却各执一词，更充满了幻想。正如「传道书」第一章第七节说的那样：「河流都流入大海，大海却没有满；河流从那里来，又回到了那里。但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始终是一个谜。」

在「河流是部文明史」一书中，作者布朗大学地球、环境和行星科学教授劳伦斯·C. 史密斯（Laurence C. Smith）回顾并梳理了人们对于河流形成的想象与认知：

「亚里士多德认为，河流起源于地下洞穴，它是通过将空气转化为水形成的。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河流向海洋的排放是由隐藏的隧道系统来平衡的，该隧道系统将海水送回陆地。这个想法一直延续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列奥纳多·达·芬奇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正如人类的动脉将血液从心脏中抽出，静脉将血液送回心脏一样，地球上也有将海水输送到内陆泉水、溪流和河流的地下静脉，以再次开启循环……直到1674年，法国人皮埃尔·佩罗明确证明降雨是河流流量的主要来源之后，人们才认识到正确的答案。」

本书中，作者讲述了许许多多河流与文明之间的故事。不同于过去人们惯常听到的那些宏大的叙事，每一个故事都十分具体，要么见人见事，要么就是有翔实的数据予以支撑。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往往会以河流、山川以及湖泊来划定国土范围的边界。只不过，这仅仅是一个感性的认识，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于是，作者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专业的学生合作，搭建了一个描绘政治河流边界的地理空间数据库。

从这个数据库里，作者发现，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有5.8万千米长的内陆国家边界、18.8万千米的内陆州/省的边界，44.2万千米的内陆县/地方边界是以大河构成的。在南美洲，至少有一半的国家边境是由河流划分的。而在全球范围内，以河流作为政治边界的地方，包括219对国家、2267对州/省份和13674对县/地方区划。这个数据已经足够直观和具体展示了河流在政治划分范围上的重要作用，而这仅仅是大河的统计数据，还没有将那些不知名的小河包括进去。

而在另一个故事中，作者详述了尼罗河流域的两个国家——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就是否应该在尼罗河上游修建水坝而产生的斗争。

埃及位于尼罗河的下游，是使用尼罗河水量最大的国家。在古代，每年8月涨潮泛滥的尼罗河给埃及提供了适宜种植农作物的肥沃泥土以及必要的供水，从而生辰除了大量的粮食。在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附属国后，罗马三分之一的谷物都依靠尼罗河谷供应，而这种依靠尼罗河涨潮的农业模式，则一直持续到1970年阿斯旺水坝修建完成。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尼罗河对于埃及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尼罗河一半的水量则来自于源自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作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试图通过在青尼罗河修建一个非洲最大的水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向埃及和世界展示自身的实力与团结。当然，埃塞俄比亚自身并没有足够的资金与实力修建这座大坝，于是它选择向国际社会寻求支持。

显然，这样的计划让埃及坐立不安。作为回应，埃及开始在国际上展开游说，使得埃塞俄比亚没有能够从国际社会得到支持。但是，大坝的修建计划并没有因此停止。埃塞俄比亚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修建。埃及的游说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大坝的修建计划没有程序上的限制以及国际社会的监督，甚至有可能缺乏科学的论证。程序上的瑕疵和技术上的不足所带来的问题，可能会加剧下游苏丹、埃及的矛盾，并带来不可想象的灭顶之灾。

在本书中，诸如此类引人入胜的故事，被作者分门别类放置在了九个章节之中，既有政治领域的，也有经济领域，也涉及了战争与环保等话题。这些故事将文明的进程置于河流的视角，尝试了一种崭新的叙事模式。虽然这种模式还不够完善，并不像论文那般严谨，但它仍然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人类与河流始终处于不断互动的状态，这种互动，让人类在不同的流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进而产生了不同的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科学性、人文性、故事性兼具的著作。它讲述的不仅仅是河流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也再一次重申和强调了河流之于人类的重要性。正如书中所说：「一个没有河流的世界将会变得面目全非。我们的大陆将变得更为崎岖、高耸、寒冷、狭小。」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地理和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警示与忠告。

今日思考与讨论：

对于河流与文明，你有什么看法？

他被誉为“最会讲中国故事的外国作家”。他在过去受到如潮赞誉，却在今天遭遇风凉话：甚至当下无论是“美国爱国者”还是“中国爱国者”都在嘲笑、批判他。

他是美国人，有一个普通中文名：何伟。二十年前，何伟千里走单骑，接触普通中国人。记录下普通中国人不能写，又“比普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江城》《寻路中国》《奇石》。

▲何伟在江上对一家人进行采访

作为记录当代中国的无可替代者。何伟记录中国，不恭维、不谩骂，而是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许多中国人读过何伟的书，会感觉平时是闭着眼生活，读过后是开眼看中国。

“每次读何伟一股凉气上背脊，他比我做中国人更称职。”“多年来所见所闻一直理不清头绪，在外人眼中却看得这么透彻。”

何伟是美国人，他有表述那些不可言说的奢侈：三峡大坝、强拆、毛……

何伟是外来者，因此，对“头脑成为政治宣传跑马场”、“领袖崇拜”、“狭隘民族主义”等行径，比国人抨击的更猛烈、也更“嫉恶如仇”……

▲何伟在涪陵，摄于1996年

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亲身参与者，懂得宽和理解这一切。他对中国普通人的具体而微记录，透视着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刻剖析。他讲述的虽然不是此时此刻的中国，但是放在任一时代都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今天现实的诸多魔幻，都可在他书里找到常读常新的底色。

敢写、会写、能出版，这些加在一起成就了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奇石》，对中国读者来说，一切都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由于书中感触点太多，几乎每页都有：

读得快的读者说：太流畅了，就算我状态差到什么书也看不进去了，何伟的书也能一口气读五百页。

读得慢的读者：断续读了两个月，不是因为不好读，恰恰相反，是太好读了以至舍不得很快读完。

柴静说：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

《南方人物周刊》评价：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

今天，何伟已经离开中国。很多读者慨言，何伟的书，放在现在怕是出不来了。如此真实的书，中文版竟然没有删改。更有人说，怕是很长时间都找不到这么好看的书了，且看且珍惜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何伟纪实作品集（3册）：《江城》《寻路中国》《奇石》（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独家定制书单“解剖中国社会”系列）。

其实，从昨晚开始，有关于石家庄的传闻就已经开始暗暗发酵。庄外的人热衷于求证传闻的真与假，用八卦的态度搜索着蛛丝马迹，但置身事里的庄里人显然没有吃瓜的兴致，毕竟三年以来，他们的生活与我们并无二致，都是依靠着定时的核酸保持新鲜度。

有人将石家庄防疫政策的变化视为一种信号。毕竟三年来，防控给生活带来的不便，已经波及到了最广大的群体和地域，人们期待着某些转变和调整，让生活能够重新被曙光所照耀。

可如果将石家庄的一系列转变追根溯源的话，就不难发现，它不过是根据最新精神作出的技术性调整，只是不小心被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下，被解读出了别样的意味。框架从未变化，微小的调整自不足以改变现状。这种乐观则意味着对现实的怨恨仍远远小于对未来的希望，却不经意持续暴露着人们的善良与软弱，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但具体到石家庄人面对变化各自不同的反应，倒有一些值得探究的空间。三年来，就如何面对疫情这个议题，过去的同仇敌忾早已分化，人们基于各自的生活和立场，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站在了完全对立的立场，共识荡然无存，徒留攻讦和谩骂。

今日石家庄市民闭门不出，一方面是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人，受益于严格的政策，享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安全与舒适，当政策稍有变化的趋势，他们自然如丧考妣，成为最坚定的反对者。但更大的原因是，人们有一万个理由诅咒艰难的现在，自然也能找到十万个理由担忧未知的未来。所以，当政策的变化即将波及自身，带来新的不确定时，强烈的不适与不安自会涌上心头，驱使着人们低头拾起即将被抛弃的绳索加诸于身，将自己锁在安全的墙角。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可能成为闭门不出的石家庄人。如果政策真的松动，可被病毒和死亡的恐惧笼罩三年的人心，却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回到过去。假设政策想在未来渐次松绑，实现软着陆，带来的挑战恐怕比当初骤然收紧还要大，这不仅考验能力，更考验忠诚与决心。

所以，石家庄并不是一个信号，也不应当被当作一个信号。在目睹了种种惨烈之后，人们要学会的是不断放低预期，才能够与现实和解，让自己的生活继续。但这又给那些不愿意苟且的人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正如一个石家庄人今晚对我说：「已经看不到光了」。

这时，我想起了一首写石家庄的歌。三年来，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会不由自主想起它的歌词：

「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她的脸……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

今日思考与讨论：

你知道石家庄吗？

偶然下楼拿快递，突然发现，办公室楼下立起了一块巨大的展板，以庆祝即将到来的节日，几个大字颇是引人瞩目：

今天，对自己喝彩。

我默默走过展板，心中却隐隐不是滋味。

拥有自己节日的职业，比如教师、医生、护士，多半意味着，这份职业既不能带来优厚的收入，也不能带来精神的极大满足，只能通过每年一次的节日，来释放压力，找一点职业共同体的feeling。

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过节成了自嗨、自黑和自嘲？

除此之外，就真的没有其他方式，来证明自己存在过，经历过，奋斗过？

按道理，那些辛苦写下的文字，分明就是这个世界最好的记录，怎么可能找不到一丝存在感呢？

为了证明存在感的存在，我花了一点时间，翻看了过去自己的职务作品，却发现了一个悲伤的现实：

优质者寡，劣质者众。

以致于连我自己都开始鄙视自己。

的确，这是一个浮躁到极点的工作，连伟大导师的亲密战友恩格斯都说过：

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

说的粗浅点，就是：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我们在洋洋自得，认为自己还是「无冕之王」。

但今时不同往日，属于媒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信息的需求仍是刚需，何苦要唱衰这个行业？

没错，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永远存在。因为只有准确无误的信息，才能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稳定的预期。

可你仔细回想一下，自从手机占据了你的所有闲暇之后，有用的信息，出自媒体的到底有多少？

过去，恐怕是十之八九，现在，若能有十之一二，我做梦都会笑醒。

如此观之，这个行业早已是沉舟病树，不可能再翻出什么大波大浪了

我知道，大部分身处其中的人，还抱有一种幻想，认为现实远没有惨到这个份上。

但实际上，替代的进程已经悄么声地开始了。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兽爷的「疫苗之王」。

一个主写房地产的自媒体，以一条毫不起眼的证券新闻为线索，用传统媒体深度调查的方法，加上个性的表达，几天之内就摧毁了一家毫无操守的上市公司，改变了市场和公共政策。

方法论没有变，但换了一个平台，效果却云泥之别。

因为掌握受众的，不再是我们熟知的报纸和电台，而是手机中的微信。

试问，还有哪一家正规媒体，有这般能力，让信息顷刻间到达10亿用户？

每晚七点的新闻联播，曾经是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但随着996福报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打工人连重播都赶不上。

三秒的视频无法抓住我的眼球，就会被迅速关掉，更何况读来艰涩的文字呢？

你要是还指望人们坐下来喝茶看报，莫不是脑子坏了吧？

其实吧，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顾自怜，才是新闻正规军们的真实写照。

面对受众早就迁移了的使用习惯，再算上资本、人工智能、大数据、短视频等的围攻。要不是有神秘力量的护佑，在咱们这，新闻应该早就凉透了。

所以，时代早就已经敲响了新闻的丧钟。

但行业可以死，每个人终归还是要吃饭的。

你要明白，做新闻积攒起的那点技能，要挣大钱难度真不小。

六神磊磊和兽爷赶上了一个好机会，把自己的爱好和资源，变了现。晚两年出来的，即便成功如咪蒙，最终还是败在了铁拳之下。

央视的张泉灵玩起了资本，却又在全网推销起了自己的作文课，引来无数人唏嘘。

可不管怎么样，他们已然是转型成功的典范，而大多数同行，还陷在新闻之中，既不再奢谈理想，又不敢轻易离去。

不谈理想不丢人，谁规定新闻必须谈理想？它无非也就是一种职业。写稿子，大致可以类比成码农写代码，拉广告就是现在的商务搞销售。

我没见到哪个码农和销售大谈理想的，可这俩职业的收入都比新闻人高不少。

可偏偏有人就想用理想主义色彩，来鼓动免费加班。以前干的欢，是因为干得多，挣得多，一月工资买一平米房。现在可好，工资多年不涨，房价却蹭蹭往上。

要知道奉献只能一时，怎么可能一世？按劳分配这个大原则，被狗吃了么？

在不让睁眼看世界的新闻业里混，我们如何才能保自己泥身不坏？

「金刚经」有云：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我的理解是：

你我冲破不了欲望那堵墙，只能转移到更广阔的人生，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正途。

今日思考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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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的追问之后，郑州富士康事件似乎有望水落石出。尽管只有为数不多的传统媒体参与，辅之官方发布传递出的各项信息，但得出结论应不是一件难事。当然，是否相信这个结论，却仍然取决于个人的认知水平和知识结构，旁人既无法强求，更无法解释。

富士康返乡一事，肇始于10月29日前后，经过30日一天的发酵，终于在10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成为热点事件。鉴于郑州当地已经有近两周的静默，人们甫一开始就认为，厂区的工人大多是因为生活所迫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这符合三年多以来人们总结的经验与教训，如无意外的话，差错几无可能。

可经过媒体报道，人们才恍然大悟，富士康员工出走，生活问题并非主因，驱使人们用双脚丈量回家距离的动机，居然是对病毒和疾病的恐慌。面对第一财经的采访，富士康的基层管理人员是这样说的：

「周六整个园区的员工情绪恐慌，有人把闭环的围栏踹了就逃了。他们认为被感染的几率很大，也不完全了解病毒的情况，认为感染了之后会像2020年年初武汉感染新冠的人一样，不仅很难受、留下后遗症，甚至可能死亡。」

大疫即将进入第四年，对于病毒和疾病的认知，已经分化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每个人都在焦躁中等待着何时可以结束。但是，富士康工人的此番行动，却证明有相当大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仍然视新冠病毒为洪水猛兽，谈之色变。因此，结束疫情并不具备充足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人们只能继续等待和煎熬，将希望寄托于利维坦。

富士康的员工逃离工厂，试图回到家乡，皆因是被病毒的恐惧所趋势。他们之所以选择用脚投票，是认为厂区混乱一片，缺乏秩序，以致于自身可能与病毒遭遇，进而感染生病，留下无穷后患。但是，倘若厂区隔离井然有序，有吃有喝，无论是片剂汤剂还是什么其他安慰剂的医疗手段及时介入，相信他们仍然会选择留下来，不会轻易做出任何被视为非分的举动，甚至连非分的想法都不会产生。防疫政策永远正确的，是好的，只是富士康并未执行好贯彻好，才成了防疫考试中的「差生」，所以逃离等同于支持，留下的才是真正的异类。

当然，逃离的确也令官方宣传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今天，郑州通过专家之口开启了一波新的宣传，旨在传递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是「自限性」的，不需要过多的医疗接介入和治疗，只需保持正常的生活即可痊愈。尽管这又引发了一小部分人的疑惑，既然是「自限性疾病」，缘何防疫政策从未因此做过任何的调整和改变。但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这么简单的特质。有人敢问，却注定没有人可以予以正确的回答，而指望人们通过思考得到答案，也不过是一种奢望。三年来，诸如此类可以在逻辑和事实上粉碎谎言的事情数不胜数，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这显示出掌握一切的力量仍然拥有足够稳固的基本盘，虽屡经挑战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尚无对手可以与之匹敌。

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观察富士康事件，结论必然是令一部分先知先觉者绝望和难过的。但它会不会成为一根新的稻草，却未可知。一切的一切，仍然只有时间可以给出答案。而至于答案何时才能够真正书写在这片混沌不清土地的历史中，人们既拭目以待，却也装聋作哑，所为的皆是生存这一永恒不变的目的。

今日思考：

疫情袭来，你会逃往哪里？

近日，贵阳市多区因疫情封控，发生市民买菜难、物资配送困难等问题，其中包括当地号称“亚洲最大小区”的花果园片区。9月5日，贵阳当地回应称，“贵阳市民基本生活物资不用愁。”

7日上午，花果园R区居民小四告诉蛋羹，她们单元楼基本上买不到生活物资，政府目前发放的物资只有“两颗白菜、一个茄子”。

“我们这栋三个单元楼1297个人，昨晚政府给二单元每家发了两颗白菜、一个茄子，而一、三单元啥也没有。我们买不到物资，很多人真的是靠邻居接济。我们年轻人还可以吃泡面，老人、小孩真的受不了，小孩嘴巴几天没吃蔬菜都长溃疡了。”小四说，她们每天团购接龙很多次，但基本上是有去无回，而且封控期间居民被要求足不出户，“电梯都关了，核酸上门做。”

“我觉得最离谱的还是一线人员没饭吃这个问题，进驻花果园的一线人员很惨。”小四说。

7日凌晨，小四发帖称，9月1日18时许，居民楼下拉起了警戒线，“突如其来的封锁，有存货的还好，很多没有存货的人。有31号搬来的新租客、有长期点外卖的老租客、有临产孕妇的家庭、有独居老人······”

“新闻上一如既往是在安排着后勤物资的保障，可处在真实环境中的我们才知道，买菜有多难：该地区不在配送范围内、该菜品已下架、您购买的商品缺货中······其实这种时候，不光我们没有物资，我甚至看到有很多一线人员连饭都没得吃，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供应不足，无法供应。”

更让小四觉得气愤还有一些单位的工作执行，“理解他们也只是在执行文件要求。也许适当地减轻形式化、多一点人情味是非常时期的特殊办法。”

小四在帖子中称，有开餐馆的邻居请求将饭店的囤货分给挨饿的居民，但有关部门“不允许”。

“一位邻居就在家楼下开了一间餐馆，有物资，希望可以拿出来捐赠给没有食物、遭遇困难的邻居。可市监局的工作人员，竟然说不让打开门，不然要贴封条。邻居说明情况之后，还找来了警察同志一并向市监局的同志解释，可依旧回复：不允许······”

小四在帖中称，居家隔离五天以来在我们这一栋楼发生的真实事情，而这只是花果园成百上千栋楼里的一个小缩影。

小月同样不满花果园的种种防疫措施，“锁电梯是最不能理解的一个操作。”

7日上午，小月对蛋羹表示，目前她们楼栋还没有收到政府发放的物资，“起码这个所谓的‘贵阳市民基本生活物资不用愁’是没有包含我们片区的。”

小尚在今天（7日）凌晨终于收到了来自政府的物资——“一根萝卜”。

“大白上门挨家地敲门，我家两个人，发了一根萝卜。前天在合力超市的小程序上买了物资包，到现在都还没配送，都要绝望了······”小尚在网上留言称。

小海在封控期间度过了自己23岁的生日。“一个人被封在家不说，还被饿肚子买不到菜。说的是‘贵阳市民可通过线上下单购买生活物资’，可是我为什么翻遍了APP、小程序，都买不到菜，我生活在不同时空么？”

7日上午，小海对蛋羹称，家里还有些瓜子、坚果，“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可以填填肚子。我们这边没有说发物资的事儿，但是今天终于订上菜了，希望能顺利收到货。”

公开信息显示，贵州花果园被称为“亚洲最大小区”，片区入住居民人数超过40万。当地有说法称“每个贵阳人，都有一个住在花果园的朋友。”

近日，在贵阳主城区宣布全员核酸后，该“亚洲最大小区”被封控。

9月2日，贵阳对花溪区实施全域静默管理，在完成第一轮全员核酸筛查后，于9月3日对重点区域再次进行全员核酸筛查；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又将花果园区域实施全域静默管理，进行全员核酸筛查。

9月5日上午，贵阳市有关部门称，从阳性感染者分布情况看，本轮疫情阳性感染者主要集中在花溪区、南明区花果园区域。

据介绍，除了感染人数，贵阳本轮疫情密接接触者和次密接触者总数也在增加，贵阳全市共排查出密接人员507人，次密接人员1253人，赋黄码132944人。

有关部门称，要坚决果断地让城市真正“静”下来。

5日，贵阳市防疫指挥部发布通告称，为保障实施临时静态管理区域市民朋友们的基本生活物资需求，即日起可通过线上下单、无接触配送方式购买基本生活物资。

据贵州省卫健委最新消息，2022年9月6日0时至24时：贵阳市新增确诊病例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2例。贵阳市现有确诊病例7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53例。

7日上午，贵阳市南明区防疫指挥部对生活物资供应不足等问题向市民道歉：“受疫情影响，居民朋友们生产生活停滞，生活物资采购困难。由于经验不足、方法欠妥，导致有的居民深夜仍在排队等待采样，有的区域生活物资供应不足，给大家带来不便，对此我们深感内疚、深表歉意。”

贵阳部分区域封控之后，黔灵山公园的猕猴成群下山窜入居民小区觅食。据媒体报道，贵阳黔灵山公园猕猴众多，此前主要依靠游客投喂得以果腹。因为疫情原因，如今没有游客投喂猴子了，成群猕猴开始窜入周边居民区觅食。对此，黔灵山公园正在采取增加投喂等相关措施诱导猕猴归园。

（小四、小月、小尚、小海均为化名）

三年的时光说短不短，说长不长，但人们终究怀抱着某种希望，认为一切都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在前进。超过两千万人口的城市，说静就静，说停就停，秩序不可谓不统一，但核酸检测这等小事，显然不应该成为掣肘。人们之所以愿意忍耐，全因24小时或48小时的阴性证明能够确保自己的自由行动。

但是，墨菲定律的魔咒总是会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应验。在温度骤然下降的雨夜，经历了数个小时枯燥乏味的排队后，无法完成核酸的消息显然让人们感到失望和愤怒。一个疑问在人们的心中成型：为什么核酸检测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变得如此缓慢，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是短板？

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人们验证着一个又一个的猜测。一开始，人们从大白高举手机寻找信号的动作中，认为是运营商的问题。但这很快就被通信业证伪，更加可信的原因被指向了东软开发的应用程序。

于是，东软二字在昨晚今晨占据了网络最显眼的位置。而无独有偶，今天下午，成都和东软就此事的官方回应几乎在同一时间公布。两相比较，成都的姿态较低，以道歉为主，而东软的回应无法称之为道歉，更像是一封委屈满腹的自我表扬信。于是，人们的愤怒被引向了东软，指责声一浪高过一浪。

不可否认，东软的回应无论是放到现在还是过去，都堪称是一场公关的灾难，对其文本的分析也已经汗牛充栋，足够成为人们今晚的谈资。这也一定程度掩盖了成都道歉背后的小心思。

成都的回应以问答的形式发布，以道歉开始，又以道歉结尾，唯有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中，在重申昨晚决策结果的同时，也隐约透露出了一部分决策的过程。昨晚的核酸检测过程中，最为焦虑的人群当属等待开学的学生、家长和指望24小时阴性记录出门采购物资的人，教育主管部门五天五检以及民以食为天的刚性需求，让人们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紧急调整政策成为了必然之举。这是成都应急举措值得称道之处。

但是，称道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作为一个回答全体市民疑问的回应，文章显然在极其有限的空间中左右挪腾，闪避一次又一次的追问。这与官方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有些类似。因为无论是制度化的还是非制度化的信息公开方式，早已退缩到了最为逼仄的角落，任何信息增量和试图周旋的努力，都等同于自找麻烦。如果把道歉和决策结果置于一边，这一回应也足够沉闷，没有被舆论关注，皆因东软队友的帮忙。

不过，幸运能否一直持续始终存疑。过去的三年间，成都已经有足够的好运气，抵挡了一波又一波疫情的侵扰。乏善可陈的回应再一次应证了民意随时可以沸腾，而政务始终枯燥的现实，两者之间的断裂不会因为一次幸运而弥合。相反，这一次人们忘记了横贯的沟壑，下一次就有可能不小心掉进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日，成都和它的人民还需要接受不小的考验，但道歉究竟能够能够安抚多久，显然是一个未知数。一项决策是否科学，如果需要用核酸系统是否会崩溃才能够检验，未免成本过于巨大。所以，当人们找寻到一个完美的标靶时，也应当心怀悲凉，我们的生活何以至此境地。所有人都像堂吉诃德一般，朝着不可能反击的目标发起冲锋，却有意或无意忽视了身边时刻存在的威胁。

今日思考：

三年来，你做了几次核酸，还记得吗？

疫情至今，口罩之于人们的重要性已经毋庸多言。与健康码一样，口罩成为了人们日常出行的必备之物。无怪乎有人会觉得，不戴口罩出门就如同裸体出行，不仅浑身不自在，别人也会投来一股异样的眼光。

只不过，运动场上显然与日常生活有所区别。剧烈运动和N95口罩，俨然就是一对不共戴天的敌人。可为什么队员们还是义无反顾选择佩戴？按照排协的说法，佩戴口罩是队员个人的选择，直到输掉第一局比赛之后，才意识到戴口罩对健康不利。果不其然，在摘掉口罩后，女排姑娘轻松取胜。整个过程排协写的清清楚楚，字里行间组织的作用发挥得更是恰到好处，既照顾了姑娘们的身体健康，又及时调整了战略战术，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无论从防疫大于一切还是竞技体育必须获胜的角度，均堪称完美。

但这种解释并不见容于舆论场，相当数量的人或站在科学的角度指出佩戴口罩的诸多弊端，或从语法上指出了排协回应的混乱不堪。当然，也有极小部分的人，拿出国外选手佩戴口罩进行比赛的照片，试图辩解这并非中国女排的专属。

幸运的是，这种辩解没能像以往那样占据舆论场的绝对上风。他们之所以没能赢，是因为无法在逻辑上理顺口罩与竞技的关系，无法解释其中存在的悖论。

如果说，国外的队伍也佩戴口罩，那么摘掉口罩这个举动显然就等于为了胜利而置队员的安全于不顾，但如果对手不佩戴口罩，那第一局时全体口罩的阵容就是不尊重科学的典型表现。而更无法理解的是，此前一天中国对战菲律宾时，两队均未佩戴口罩，但却没有人能对两天截然不同的情况做出恰如其分的合理解释。

因此，女排此番操作，给未来国内体育各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究竟如何才能实现防疫与竞技的平衡，在尽可能免除责任的同时，得到期望的成绩。而有人据此调侃道：建议跳水队、游泳队学习女排的安全意识，及时跟进。

当然，面对这种尴尬局面的其实不仅仅是体育。三年多过去了，口罩不仅没能摘下来，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每个人在进入公共场合时，都会被大门口的防疫人员叮嘱戴好口罩，但就在他背后，来来往往的人们将口罩拉至下巴处，享受着自由呼吸的畅快和愉悦。如此看来，病毒往往只存在于门禁处、门岗前、写字楼下以及一切人们进出的关口。这样智能的病毒，可说是大自然最应该引以为自豪的杰作了。

和女排姑娘们一样，随着疫情越来越「常态化」，口罩就会越来越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很容易让人感到沮丧。因为胜利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自由，相反却异化成了一种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桎梏，将所有人牢牢锁住，片刻不得脱身。

今日思考：

你经常在哪里戴口罩？你喜欢口罩吗？

这是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第二次遭遇舆论的冲击了。第一次，冲击源自文学艺术界刊物「文学自由谈」微信公号发布的「唐小林：贾浅浅爆红，突显诗坛乱象」一文，文章认为，贾浅浅的「朗朗」「我的娘」等作品是“回车键分行写作”、“肮脏恶心的垃圾文字”，认为贾浅浅之所以能够爆红，得益于其父亲，知名作家贾平凹的站台和提携。而这一次，舆论对贾浅浅发起进攻的理由，则是中国作协拟将贾浅浅吸收为会员。一时间，群情激愤，颇有要将贾氏父女打入地狱之势。

一直以来，诗歌这个领域始终离大众生活有着不小的距离。人们对诗歌的印象，往往来源于李白杜甫。他们的诗歌，无论是格式、音律和意义都堪称完美，也为人们树立了一座诗歌的丰碑，久久不能磨灭。

因此，当一些人看到现代诗这种形式，特别是贾浅浅那几首以「屎尿屁」为主要意象的诗作后，便陷入了一种莫名自信的情绪之中，自诩为批判者，认为这分明不是诗，而是黄段子。在批判的同时，他们猛然惊觉，写诗这件事似乎并不需要知识的积淀，只需要用自幼便有的原始本能，将「屎尿屁」组合起来，用回车键断行即可。

明眼人自然能够得出判断，诗歌显然不能被如此浅显地制造出来。作为是一种极其凝练的文体，诗歌需要的是作者极强的天赋和洞察力，单纯将「屎尿屁」进行组合而程的诗歌，是不可能拥有美感和无穷的联想空间。

但是，批判者依旧有勇气批判贾浅浅的诗作。这种心态其实与阿Q无异。阿Q对尼姑动手动脚时的理由是「和尚摸得，为何我摸不得？」人们批判贾浅浅也一样，认为文学的标准并不掌握在文学家手中，「为何有人批得，我就批不得？」

这种强词夺理的思路，体现了批判者的傲慢与狡猾。他们容不下贾浅浅，其实并不是因为诗歌。将粗鄙词汇用于诗歌的，贾浅浅绝非第一人，也绝非最后一人。贾浅浅之所以被舆论集火攻击，原因绝非文学，所谓的大众标准，也只是批斗的借口而已。

我们能不能评价贾浅浅的诗作？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文学作品正是因为有了受众才会拥有无限的生命力。但是，如果只执着于批判贾浅浅个别诗作，并且将其家庭带入到评价过程中，那显然就走向了文学创作的对立面。而每当有人试图将讨论限制在文学领域的时候，批判者中的好事人总会将贾浅浅的爹贾平凹拉出来，扔进舆论的漩涡中。

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文二代」往往会激活群众对于「官二代」的种种联想，结合贾平凹在文学界的成就与地位，以及作协的官方背景，无需多言，人们自然会对号入座，认为这必然是一场权力运作与利益交换的游戏。于是，批判者们占据了最高的阵地，也就自然而然拥有了一件名为「正义」的袈裟，摇身一变为降妖除魔的「法海」也就不是一件难事了。

所以，所有旁观这场风波的人们应当意识到，文学批判只是表象，批判者们要打倒的是他们所不喜的权力和利益。但必须明确的是，他们内心的不喜极有可能来源于自己并非是既得利益者。一旦得到了利益之后，他们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捍卫秩序最为坚决的那一类人。

除此之外，批判者的聪明和狡黠还表现在，他们清楚地知道，谁可以批判，谁不可以批判。贾平凹、贾浅浅、文学、诗歌是绝佳的目标，他们只能被动接受攻击，但却不可能组织起有力的反击。所以，批判者们越是正义，就越暴露出他们的软弱。从某种视角来看，他们和堂吉诃德极为类似，沉湎于自己的幻想之中，但他们又不如堂吉诃德，因为堂氏最终发现了自己的荒唐，而他们能否发现自己的荒唐与狭隘，将会是一件极低概率的事情，大可不做期望。而最可能的是，批判者们在「正义」的感召下，逐渐陷入不自由的泥潭中而不自知，并将身边人视为同路人，一一拖入其中，让自由成为泡影和幻象。

今日思考：

你读过贾浅浅的诗吗，觉得怎么样？

单纯就新闻操作来说，澎湃的新闻报道并无不妥。在现在这个讲究短平快的环境下，哪里有关注，媒体自然会循迹前往。在疫情已近三年的当下，能够找到一丝疫情报道的空间早已并非易事。海南疫情因为特殊性，自然是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遭受疫情冲击的城市何其多，但除了几个标志性的城市之外，鲜有城市收获此番的热度。

而反观海南的操作，就颇为令人迷惑。一般来说，如无必要，党报极少转载自媒体的文章。所以，首发批判一文的公号「职场观识局」究竟是何方神圣，就颇值得钻研。多年前，央媒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开设账号，孵化了不少成功的「自媒体」账号。这其中，最出名的当属人日海外版的「侠客岛」。这类似的操作，现如今已经被广大地方媒体融会贯通并熟练使用。当需要舆论引导时，这类账号会通过定制化的内容，配合党媒正规军，以更加亲民的形象和文本，让有司以绝对的优势掌握舆论场上的主动权。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职场观识局」的批判文大量使用短句，字里行间并无逻辑和起承转合，也谈不上任何的文采，但连续的排比和反问使得情绪的渲染非常到位，足以在一瞬间点燃满是「炸药桶」的舆论场，将受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不重要的领域。从今天舆论场的反馈来看，人们不再讨论游客究竟有没有遇到实际的困难，而是饶有兴致地看两个媒体之间暗生的龃龉，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有人将全文转发至多个平台，但文章下的评论却再一次显示出舆论场撕裂的程度已经到达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境地。一边是有人毫不掩饰对澎湃这类媒体的鄙视和厌恶，将其归类为造谣媒体，另一边，则有人认为批判文空洞无物，道理似是而非，口号多于行动，帽子多过事实，尤其是那一句：

「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抢夺了你们的地位，你们的前途、你们的生意、你们的官宦？还是几年上半年海南超10%的GDP增速让你们脸上无光？」看后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所以，此文在达成了转移视线的效果以后，又产生了并未在预期之中的效果。在新闻这个行当里，对新闻最好的反驳就是新闻本身。但是，限于某些不可言说而又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南媒体很难用新闻来驳斥新闻，以致于「打棒子」也显得颇为无力，反而暴露出了一种无能狂怒的窘境。

当然，最令人大跌眼镜的，并非批判文本身，而是文章背后透露出当地媒体中有人并不认可「批评也是一种帮助」这一媒体逻辑。本应是职业共同体的媒体，虽分属不同地域，但却在基本信念上出现了完全相左的区别，对立就必然不可避免。这种认知显然与标榜的形象相差太远。有一种声音据此认为，当出现利益之争时，有一些媒体甚至都懒得假装公允的面目，这才是批判文制造出如此大舆情的背后人们最大的隐忧，也足以让人失去对海岛的信任和欢喜。

当然，如果说因为此事，海南的旅游业就会遭受重创，自也有些夸张，在出行依旧有诸多障碍的环境下，想去的人自然会去，海岛的一些人也可以用不喜勿来这类的说辞来安慰自己。只不过，海岛的媒体未来很可能会与东北的雪乡、青岛的大虾、云南的导游一样，在人们心中成为劝退标志的同时，持续加剧撕裂与分歧，面对这样血淋淋的伤口，我们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

今日思考：

你还会去海南旅游吗？

这么说虽然有些刻薄，但我并不因此感到羞愧。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莫名其妙习惯于歌颂苦难。去年，中科院一篇博士论文致谢走红网络，玩的也是这个套路，把苦难举得高高的，放的大大的。对于这种操作，我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不理解，凭什么人只能通过痛苦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二舅的视频里，旁白才是主角，而舅舅只是一个道具，没有说过一句话，讲过一个词，旁白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想。可是，舅舅怎么想，我们却不得而知了。视频中模糊掉了无数个本应该被追问的问题：宁宁为什么被抛弃？外婆为什么不想活了？舅舅干不动木工活后该怎么办？如此观之，旁白极其聪明地回避了苦难的来源，而舅舅的生活其实并不怎么饱满，反倒是干瘪得像一个枯萎的葫芦，悻悻地挂在木架子上，等着别人来评价和定义。

当然，我愿意相信二舅的生活是真实的。毕竟，这种生活并没有超出想象的边界，而真实往往才拥有这样唤起共情的巨大能量。无数的二舅存在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若有一个喇叭能够覆盖这片土地，你对着喇叭喊一声二舅，恐怕会得到不止一千万个统一的回应。

所以，旁白给二舅做了如此正能量的解读和定义，嘴上说的虽然是「饱满的人生」，但我分明能够品出的是，这样的人生不值得再一次经历，它并非「理应」的生活。那么，我就倒是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才是「理应」的生活？什么又是「非理应」的生活？

旁白赞美苦难，但却希望一种「更为饱满的人生」，就像是一个渣男和女孩子说，你是我梦寐以求的情人，但遗憾的是，我不能和你结婚，因为有一个拥有更加饱满胸脯的女孩在等着我。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这种逻辑，但如果我是一个女孩，我会毫不犹豫赏给他一个大耳刮子，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

除此之外，旁白说：「从二舅这里，让我看到了我们民族身上所有的平凡、美好与强悍。都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要胡一把好牌，而是打好一把烂牌。二舅这把烂牌，打得是真好」。

可是，但凡打过牌的人都知道，没人想抓到烂牌，对方双王四个二，KQJ连成飞机，你手上最大的是7，最小的是3，还连不成顺子。这把牌怎么打好，你行你上，不行别BB。当然，这是粗俗的表达，如果一定要套用理论，那么我觉得，烂牌就是客观条件，主观上的你再想翻盘，也是很难的，就算把赌神周润发叫过来也没有用。

写到此处，我突然想起1998年修订的《新华字典》中有这么一句话：「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句话其实和二舅视频所传达的信息并无二致。张华绝对不会羡慕李萍和你，但他仍然会在同学会上，重复那句「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问题在于，你真的会信吗？

所以，赞美苦难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这个世界的道理已经多如牛毛，拜托就不要给单纯善良的二舅再赋予其他的意义了。讲故事就讲故事，写文章就写文章，怎么搞着搞着就变成了泪如雨下的报告会，这就没劲了不是？你以为是鼓舞了别人，激励了别人，感动了别人，其实这只会模糊现实的残酷，如果你还因此自我感动了，那恐怕就是对苦难最大的消解，也是对经历苦难的人最大的不敬。

今日思考：

你对二舅这个视频有何看法？

但是，除却六朝金粉之外，绝大部分南京城的历史却与血腥相关，无论是奉天靖难，还是天京事变，抑或是日本侵华，都让南京承载了巨大的屠戮，成为了这座城市最为悲伤的注脚。

于是，当南京的玄奘寺被发现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时，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作为这座城市最悲惨的记忆被顷刻间再次唤醒。根据官方的通报，供奉者吴啊萍「出于自己对因果释结的错误认知和自私自利的动机，在明知5名被供奉者为侵华日军战犯的情况下」，仍出资设置牌位。

毋庸讳言，吴啊萍的行为足够荒唐，但动机却着实令人费解。从官方通报来看，她毕业于医科院校，理应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历史不可能全无了解。她的行为全无政治性的动机，以致于人们在批判她的时候，总有一种软绵绵的无力感，批判的武器远不如过去类似事件发生时足够的强硬和决绝。

吴啊萍的真实动机我们无从得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就此展开探讨。按照宋怡明的说法，庙宇作为一种宗教的场所，是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下存续的证据，更反映了国家利用记忆和信仰的力量形塑社会的种种行为。因此，本不应出现于南京寺庙的牌位意味着，看似绝对一元的表述下，仍然有不安分的因素存在，倘若等闲视之，后患势必无穷无尽。

所以，在事情发酵不过数天，南京的一众官员得到了必然的处理，玄奘寺的当家也因此跌落神坛，成为了人人唾弃的对象。但是，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人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历史，想必不是一件可以期待的事情。过于惨烈的历史，照本宣科的教育，让憎恨始终凌驾于其他情绪，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种下了纷争再起的隐忧。

只不过，有绝对优势数量的人对这样的情绪并无警醒，他们沉湎于这种对立的情绪之中，时时刻刻都预备着展示自己锋利而尖刻的一面。而塑造他们认知的路径既清晰可见，又简单实用，适用于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人。

于是，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我们很容易失去了对战争必然引发悲剧这一残酷现实的认可和体察，抛弃了理性与怜悯，不再视和平如珍宝，去维系和保护，而是尽一切可能破坏它。历史的作用是以史为鉴，正如葛剑雄所说，「尽管我们讨论的是昔日的天下，但面向的无疑是未来的世界」。可是，这未来究竟会向着何处前进，信心和希望只是徒劳。当历史再一次成为现实，当已经发生过的悲剧再一次发生，仇恨掀起的滔天巨浪和燎原之火，不会带有任何怜悯，只会在顷刻间将所有人吞没，需要提醒的是，那些心怀无尽怨恨与报复的人，同样不可幸免。

这么主动的孩子，我倒是很少看到。所以不由得打量了他一下。短袖短裤，皮肤挺白，微胖敦实，额头上的汗珠一颗一颗的，正看着，米线端了上来，我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错，正打算吃第二口的时候，他开始主动和我攀谈起来。一开始，讨论的是米线的吃法，他吃的是柠檬酸辣味，我吃的是香辣味云云。我看他如此社牛，就问了一句，他读几年级？

这一问不打紧，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自己读五年级，九月份就六年级了。我想逗逗他，打趣说是不是放假了来上补习班，结束了在这吃米线蹭空调。没想到，他挺机灵，告诉我现在已经没有补习班上了，五年级刚放假，下周要开始好好写假期作业了，千万别像烂尾楼赶工期那样，临时补作业。

看他滔滔不绝，我不好意思光听不说，随口问他在哪个小学读书，上学是家长送还是自己去？

他说自己在区实验二小上学，自己三年级以前就住在学校隔一条马路的地方，从一年级开始，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上学，偶尔是妈妈、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送。但现在搬家了，自己也大了，上学就自己坐公交车了。

听到这里，我追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搬家？

他告诉我，自己一直在租房住，因为家里买房子被恒大骗了，房子烂尾了，交不了房子，每个月还要还三千多块的贷款，特别是自己外公在这个房子上花了二十多万。

他的原话是，「外公一辈子的积蓄没了」，只是说话间，看不出他的情绪。

所以，他家从过去离学校近的房子搬到了现在离学校远的房子。房东和妈妈认识，房租打了折，一个月只要1500。听到这里，我问他，你妈妈做什么的，收入怎么样？

他说，妈妈是做货运生意的，负责安排公司每天的货运计划，把伊利、蒙牛的奶制品从机场运到库房。他说，妈妈以前的工作薪水挺高的，但为了照顾他，多陪他，就换成现在的工作，薪水只有过去的一半。但就算是这样，妈妈还是经常晚上十点才下班，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回到家，吃饭，玩一会，就去练钢琴，练完再玩一会，就自己洗洗睡觉。」他说，最惨的时候是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没人做饭，只能自己吃泡面」。

他说自己的妈妈工作很辛苦，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妈妈在打扫卫生时晕倒在地上。「我以为她死了。」他很认真地和我说，「我去试了一下她的鼻子，谢天谢地，还有呼吸。你知道吗，人如果没有呼吸，没有生命体征，就意味着死了。我使劲摇晃了她很久，才醒过来。」

我说，你妈妈的薪水低了以后，够用吗？尤其是还要练钢琴。

「妈妈说，杂七杂八的费用一交，就花光了。」他说，妈妈不会用电脑，买了一个二手的苹果电脑，1999元，128GB存储空间，「我帮她做EXCL表格，她公司的人怎么做也做不对，我虽然不会函数，但我的表格就总是对的，虽然自己并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我问他，你的爸爸呢？

他说，我的爸爸不和我们一起生活，只有妈妈和我一起。

本来只用十五分钟就可以吃完的米线，因为和他的对话，我吃了一个小时，而他也在聊天的间隙，把米线和汤都吃光了。

我问，吃完米线你干嘛？他说，回家，妈妈还在等我。本来我可以走回去，但实在太热，我还是准备坐公交。

我起身，他也站起来，把吃完了的米线碗送回到柜台，和米线店老板说了谢谢，和我一同走出门去。我往右，他往左。

我说，再见，快回家，天太热。

他说，再见，眼睛里都是笑意。

我顶着大太阳往家走，心里唠叨着：

这世界太过于残酷，吃个米线都能遭遇如此人间真实的事情。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一直开心下去，早日住进属于自己的房子，别让安得广厦千万间，成为一个笑话。

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无所谓，也不重要了。

今日思考：

你曾遇到过怎样过于真实的事情，能说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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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 安倍晋三遭枪击身亡 」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天（7月8日）在奈良市进行街头演说时遭枪击倒地，不治身亡。据日媒报道，枪击案嫌疑人为山上彻也，来自奈良市，为前海上自卫队成员。安倍是日本历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上任八个月后帮助日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他宣称奥运会将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起爆剂”。东京奥运会8分钟，安倍曾化身马里奥出现在里约闭幕式现场。

观察枪击发生后的社交媒体，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在安倍伤倒在地的画面迅速地出现在大众面前之后，国内的社交媒体也热闹起来。网络段子接二连三。“一定是钟薛高为了降低热搜，派人暗杀了安倍，名副其实的雪糕刺客 ”、“点一首《好日子》”、“啥时候开席”、“愣着干嘛，夹菜啊”、“本人事先申明，我开心纯粹是因为我素质差，跟祖国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一个段子值得思考，因为隐含着一个真问题。这些人所自嘲的素质差跟什么有关系？这些言论看起来极端不理性，它不是零星案例，而是普遍现象。我们应当注意到，所谓“吃席夹菜”并不是一时口舌之快，而是在社会面和舆论场广泛存在，不是针对安倍的嘴炮，而是社会集体的认知。这种认知的特点就是“处处为敌”。

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曾见过这种认知，并不陌生。孙杨被泳池的敌人针对，华为被芯片的对手打压，诸如此类。从体育到科技，似乎各行各业都在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环境下艰难求存。“全是敌手”。在想象的共同体内部，外部国际关系对立，是一种普遍想象。这些普遍存在的对立想象从何而来？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分析环境的变化，会发现人们对国际关系的想象，离不开统一的建构，以及环境的潜移默化。在庙堂之高，发言人天团生产的霸气小视频，就常流行于微博和抖音。处江湖之远，今天这个品牌有问题，明天那家公司有歧视，“自发”形成的种种封杀运动，在不断塑造一个“满世界都是恶意”的环境。而在更隐性的层次上，教育、影视、甚至歌词，这些规约机制下批量输出的文化，都在不经意间塑造着人们的想象。

在“他们”和“我们”的身份对立中，在“老朋友”与“新敌人”的话语对立中，有关国际关系的想象逐渐被建构。所以，安倍遭遇枪击之后，网友们纷纷展露自己的锋利一面就并不意外。笔触无比尖锐，理性无比脆弱。但世界上没有一支天生尖锐的铅笔，只有被卷笔刀削出来的尖锐笔触。人们就这样在卷笔刀中一直被削，最终成了一个个舌尖嘴利的段子手。

外面的世界很危险。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建构。这种对国际关系的对立式的建构，不仅塑造了人们对外部关系的想象，也塑造了人们对内部共同体的认同。外部的威胁看起来越大，就越需要一个强大的保护。外部关系叙事的目的实际上是在塑造内部的合法性。在外部的对立语境下，内部认同得以不断强化，权力得以集中、扩张和延伸。

观察家们经常将这个时代称作是大变局。但从始至终，从古至今，国际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关键之处并不在于变化，而在于人们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塑造着人们对内部环境的认同。我们不能简单将“吃席”言论归为无脑，应该从这些认知从哪里来，又如何塑造了内部环境认同，这样一条理路去分析。

我抗拒它，但不意味着我反对它，在更多的时刻，我甚至有些同情综艺的投资方，策划方和参演的一众明星们。毕竟，在这个想娱乐又不能太娱乐，想教育又不能太教育的地方，综艺就像是一个怪胎。

打个男性一点的比方，综艺就像是一个扭着腰肢，晃动着巨大的胸部，试图吸引人们目光的舞女，但悲剧的是，当男人们将目光从胸部移向头部时，却发现它长着一张教导主任般性冷淡充满皱纹的脸庞，本来贲张的血脉和海绵体，很容易在顷刻间就泄了气，失了魂，软趴趴，进入生无可恋的贤者时间。

但是，当我今天看到了芒果台最新一期综艺的片段时，我却从心底泛起了阵阵的恶心，对综艺节目的同情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鄙视。

王心凌、阿娇、阿Sa、张天爱和另外一个我不太认识的女星，站在发光的台阶上，打扮的像90年代的乡村古惑仔一样，翻唱着郑智化的经典老歌「星星点灯」。

这首三十年前的歌，陪伴了不少经历过痛苦与挫折的人。作为残障人士，郑智化曾经说，这首歌的灵感是他在车窗外看到的点点星光，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气馁、彷徨、无助的时候，这首歌的目的是给人以鼓励。

但是，正能量这种事就和广告词一样，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所以，有人还是凭着自己的感觉，给这首正能量的歌又注入了自己理解的正能量。原本的歌词是：「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而注入了正能量以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总是看得见」。

这些人大概数学学的很好，觉得负负得正，所以正正就一定还是正，把一首欲扬先抑的励志歌改成「xx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风格，只需要把里面看起来很负面的词汇替换了就搞定了。

只不过，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学的不怎么样，歌是艺术，是属于形而上的东西，是社会科学，怎么能胡乱套用形而下的自然科学理论？生搬硬套的结果就是，节目组让人们惊讶的发现，正能量过于充沛的后果反而是正正得负。歌词成为笑柄倒是小事，可是连沉寂了多年的原作者郑智化都忍不了，跳出来发了一条微博，表示自己非常「震驚、憤怒和遺憾！」

当然，郑智化的情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已经不是芒果台第一次改别人的歌词了。第一次改的时候，我觉得芒果台是迫于无奈和压力，但第二次第三次之后，我就倾向于认为，芒果台是心甘情愿做这种事情，甚至主动将自我阉割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

说的露骨一点，这种行为就像是一个阉人对自己身体的残缺不以为意，反以为荣。他每时每刻都有冲动脱掉裤子，暴露自己的露出下体，并大声且自豪地告诉每一个经过他身边的人：

这特么才是真男人。

是的，我知道真男人不能用有没有性器官来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真男人从来不会用自我阉割来献媚。古往今来，有勇气自我阉割的人，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什么好货色，比如王振、魏忠贤什么的。反倒是被迫阉割的人，出了不少名人，比如司马迁，比如郑和。

说到这里，尽管有一万个不愿意，但我还是理解了芒果台的「良苦用心」——把一个本来不用阉割的东西阉割了，才能够最大程度展示自己的忠诚与服从。

可话又说回来，明明有别的平台和途径满足这个不过分的需求，一个纯娱乐的综艺这么上赶着奉献着实有些让人费解。

悠悠世间，正能量之大，主旋律之主的歌数不胜数，一首不够，就上两首，两首不够，就上组曲，上交响，只要手里的喇叭声应大尽大，就不会落后稍，不会被人怀疑。所以，这特么得是一个多有追求的人，才会干出那么自作聪明的蠢事，把「坏」全改成「好」，把「脏」全改成「净」，把「哭」全改成「笑」？

如此彻底的改变背后，想象力的跃进幅度，大得令人叹为观止，因为连奥威尔都只能想到把「bad」改成「ungood」。所以，想象力的跃进，从来不局限在鲁迅先生说的白臂膊与全裸体的领域。想象力随时都可以像玩飞行棋每次都能扔出六一样，在所有领域大步流星跃进。那些跟不上进度的人，就是游戏的输家，轻则如何，重则如何，我不说，懂的人自然懂。

有人说，我这么对待改编歌词是不是过于刻薄了？如此正义凛然的质问，自然让我惊惧万分。因为，每个人的小时候，为了好玩都篡改过一些歌。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上学歌，原歌词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

但在我待的那所学校，调皮的孩子们却传唱出了另一个版本，歌词是这样的：「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校长不知道，一拉线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不见了。」

都是改编，区别在于，孩子们是为了好玩，但你们改「星星点灯」的目的，有人敢问，你们敢答吗？

对此，我有一万个信心确信，你们不敢。

今日思考：

你喜欢郑智化的哪首歌？

这是一个官媒从未曾遇见的好时刻。由于不可预测的未来带来的迷茫或者期待，让相当数量过去对官方媒体嗤之以鼻的人重新开始关注刊发在上面的每一个字和句子。过往的经验与教训告诉人们，在那些看似毫无新意的字词句中，暗含着一种能够预言未来的逻辑，只要能够破解其中的密码，就能够以万全的准备应对随之而来的疾风暴雨。

所以，当人们从公信力「极强」又根正苗红的官方媒体处得到一个极其明显预示未来的信息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无止尽展开自己的想象力，以当下映照未来，而因此发出的颇具感染力的感慨——「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五年？」自然也得到了最广泛的共鸣。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引发关注的「未来五年」时间给定，其实是任何一家官方媒体在应对每五年本地最重要政治事件的惯常操作。文本是严肃的，生产它的过程是字斟句酌，必然已经考虑了所有能够考虑到的因素，包括可以言说的和不可以言说的。它代表着一种态度，一种不容置喙的权威，而媒体自身是没有任何动机和胆量去画蛇添足或者化繁为简。只不过放之过去，人们要么对文本漠不关心，认为距离自己的生活过于遥远，要么则是出于不同的目的传播和解读，如无特殊情况，其影响力往往只局限于本地，很难实现跨区域的传播。

然而，这一次因时间给定而发生的情绪，其影响的区域、行业、人群范围之广，是过去极难得见的。一张清晰的截图，有人将四个字仔仔细细用红框加以突出，引导目光的同时，也将人们的思考带入了过去始终不肯正视的领域，为本应是热烈庄严的气氛制造了意料之外的担忧和惧怕。

之所以会这样，源自于不同的人对文本理解的差异。从有司的角度来说，其本意或许是「未来五年，要做这些事」，疫情自然是绕不过去的重要工作。可力求简洁的文本受众并非普罗大众。从政治的意义上，它的受众只能是同志。因为他们才是在未来的五年内实现文本所许诺的种种愿景和目标的执行者和监督者，是真正的基本盘。只不过，新媒体却让这一文本在一瞬间就被所有人接收。被理解成「这些事要持续做五年」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抛开理解力的差异和对文本的解读不谈，这种情绪为何会顷刻间在社交媒体上蔓延，反倒更值得探究。社会到底还能高强度的动员多久？人的一生能用几个五年来应对这场经久不息的高强度动员？倘若未来就此陷入踯躅的泥水中而停滞不前，我们又到底该用什么来应对变化无穷的环境和世界？

种种忧虑已经默默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而有一个力量显然仍然沿着既往的惯例，漠视之，轻蔑之。它们忘记了维系未来的力量，不在于自己的意志有多么坚定，而更多的来自于解决那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上，只要忽视了人的有限性，就注定无法交出满意的试卷。只要时间足够长，反噬就是一场必然，忧虑和恐惧也会随之变为仇恨。到那时，疯狂就如同地心引力一般，只需要轻轻一推，就会自然而然发生，将世界带入沉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五年，却又不仅仅是自己的五年。

今日思考：

未来五年，你有什么愿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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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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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卑微与「正义」

是什么让「小花梅」成为了无法消除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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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不可争议

但是，讨论一经展开，就立刻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最强的声浪，自然是广大的女性开始对自身的安全产生了感同身受的恐慌。它很轻易就将此事与过去因为性别带来的身体差异而产生的暴力勾连到了一块。正如「旧闻评论」所说，公众尤其是抱有公共安全这一问题意识的女性，在看待唐山这起事件时，绝不会只将其作为个案来理解，一定是将它放在涉及女性的全部暴力侵害事件中，悲愤地重温那相同的暴力逻辑。

然而，另一个观点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却足够坚强。这个声音认为，性别问题只是这场暴力事件的外衣，更重要的是将公共安全问题重新纳入法治的框架，实现更普遍的正义，从而消除所有人的不安。倘若将此事的讨论范围局限于性别，对于公共利益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浪费。

这两种声音有着各自的基本盘和立场，而最为尴尬的是，第二种声音的发声者多为男性。因此，当两种声音出现在同一个场合的时候，分歧和争执也就不可避免。持第一种观点的女性据此认为持第二种观点的男性无法共情，是千百年来男权的潜在拥护者。而后者因此无法从指责中脱身，以致于每一句论述都会遭遇强烈的反对和质疑。讨论因此无法展开，稍有不慎，就有陷入了口水战的隐忧。

但是，如果双方都放下说服的心结，抛却愤怒的情绪，就可以发现，两种观点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指向的都是公共安全这个宏大的议题。而区别在于，聚焦于性别的人，迫切想解决这个存在已久的沉疴顽疾，这是实用层面的问题。而第二种观点，聚焦法治，盖因公共安全问题其实从来不会以性别作为分界点。施暴者往往只会选择更弱者，而女性的弱因为性别的差异而概率较大，往往成为了这类事件的最大构成部分。

综上所诉，两种声音如果能够按照正常的逻辑持续展开，必将殊途同归，汇入法治的河流。然而，这自然是一种奢望。无论是主观的意愿和能力，还是客观的舆论环境，都不足以支撑讨论继续深入。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对立双方寻求共识的障碍。性别差异是问题的外壳，是表现形式，更是公共讨论的基础和切入点。倘若没有这个切入点，讨论无从开启，更遑论公众能够以此开始追寻问题的根源与本质。

一部分持第一观点的人认为，关注法治就必然会压制女性发声的空间和机会。这种担忧虽然有合理性，却也不是最正确的答案。关注性别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缺乏进一步展开的逻辑能力，争论就将永远停留在性别差异和对立上。即便我们有幸偶然解决了性别的对立，但也必然无法在制度上予以保障，甚至可能会制造出其他我们所未曾设想过的社会问题。

所以，建构一个更好的法治底层逻辑和基础，虽然看起来有忽视女性呐喊的嫌疑，但可能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因为，在拥有一个保障所有人权利的框架下，人们也必将回过头来，用成熟包容的框架去解决性别差异这个造物主留给我们的难题。

此外，另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是，我们很轻易就会在这类问题上带入性别的框架去审视和评判，但谁才是胜利者呢？无论男女，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争论最终的结局就是男女从此反目成仇或者势同水火，公共利益让位于性别差异，每个人也就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只是，一场游戏中，总会有一个胜利的人，它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它到底是谁？答案已经不言自明，诸位放在心里就好。

今日思考：

对于唐山暴袭案，你的观点是什么？

当然，担心和忧虑只能埋藏在心中。在最大的舆论场上，媒体一马当先开始寻找烟火气重归人间的蛛丝马迹。我并无意对人们重归正常的渴望报以质疑。但是，我愿意反复提醒自己，一位周姓的护士再也无法享受这人间烟火，而无论这座城市将来是继续繁盛还是凋零，都与她再无关系。如无意外，她身后的苍凉和悲哀，自也会在生活这条巨大的河流的冲刷下，渐渐从我们这些唯物主义者的脑海中消失。

但是，魔幻的生活留给人们的阴影，是不是真的就此会消失？人们可能会忘了周护士，但不会忘记迥异于过去，困于斗室的生活，更不会忘记自己的侥幸被现实击碎所带来的幻灭感。即便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面对未来的生活，但一个疑问也必然产生：作为告别过去的休止符，究竟应该以一种怎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才能凝聚起最大范围的共识？

不可否认，对于一部分人来说，那封伴随着儿童节的阳光，发表于网络的，中规中矩例行公事的感谢信，自然可以算作是休止符。但是，对于从方舱徒步回家的小学生，大风大雨中以野营帐篷栖身的外卖小哥，被慢性病折磨却无处可以缓解痛苦的病人，费尽心力搞来了活鱼却不得不在小区门口摔死它们的团长来说，用感谢来作为这段生活的休止符，恐怕就显得极其突兀和不恰当了。如果有人对此缺乏共情的能力，那么他可以读一下这样的句子：谢谢你，徒步十几公里的孩子，谢谢你，忍受癌痛或者哮喘的病人。但凡是一个正常人，应该都能准确把握到词句中传递的违和感，并在精神上感到恶心和不适。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休止符的主基调不应该是感谢，而应该由歉意构成。科学的逻辑被另一种逻辑所击败，正常被打断，生活和工作无法计划，等待和焦灼成为日常。倘若只想用感谢来抚平情绪，要么是天真使然，要么就是傲慢作祟。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对于现实的视而不见。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两个月的时间太短，为何就积下了这么多的负面情绪？尽管时间是一种客观的尺度，但在不同的意识中却仍然会出现显著的差异。在一些异议者的脑海中宏大叙事的历史才具备价值，但其实，包括他在内的每个人都活在具体而微观的世界中，一秒、一分钟、一小时、一天的变化，都可能致命。

说的重一点，「道歉」的缺席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也是一个无法原谅的小聪明。作为替代品，「感谢」回避了人们的目光，用一种看似巧妙实则无赖的形式，模糊了问题，模糊了焦点，自然也就模糊了事实。可倘若人们追问为何说得出感谢，却就是说不出道歉？纵使祭出三寸不烂之舌，恐怕也无法掩饰口是心非的实质，人心会因此进一步向黑暗的深渊沉沦，并在刺骨的寒冷中，伺机找寻燎原的契机。

今日思考：

你想听谢谢还是抱歉？

我记得王国维说过，客观之诗人，不可不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对于像我这样用文字讨饭吃的人来说，当是奉为圭臬的准则。可是，这中国最发达的地方发生的咄咄怪事如此之多，这样的阅世经验，背后有多少人的哭泣和绝望，如无必要，真的不想拥有这般难得的机会。

可是，王国维还说过，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可眼见这世界不断的沉沦，若还能够拥有热爱与向往，说句不好听的，要么是被猪油蒙了心，要么就是阅世太浅，太过于天真，无视头顶上黑压压的乌云翻滚。

我知道，有人会反驳说，局部是不可以推导出全局的。当那些悲伤故事被叙述的时候，身处幸运的人们，总会报以轻蔑的一笑，将故事归结于阴谋与诡计，以致于讲述真实往往成为一种徒劳。所以，我时常生出不自觉的怀疑，面对荒谬，写再多的字都是虚妄。

无论在社交媒体还是日常生活，我相信你见过太多的加油、破防、拥抱和比心。可是，这些廉价的表情和词语真的能够安抚人心吗？那些提心吊胆的人，那些朝不保夕的人，那些露宿街头的人，那些无法入院的人，那些没有收入的人……一万个拥抱和爱心顶个屁用，人们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方法和支撑活下去的信仰，制造出了一种用一生都无法治愈的创伤。很多问题早就超出了科学的范畴，把「理性」的盔甲打得七零八落之后，又送给了人们一件名为「非理性」的制服。人们或自愿或被迫地用它遮蔽身体，试图以此保护自己的尊严。

很多年轻人知道「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恐怕多是源自一首民谣。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最早来自梁漱溟。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即将60岁的时候，忽然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的回答是，「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尽管儿子给了自己一个无比光明的回答。但梁济还是匆匆出门而去，并于三天后投湖自尽。而老父亲留给下的这个问题，让梁漱溟念念不忘，以致于晚年的他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留下了不少的录音对话被整理成书后，书名就叫做「这个世界会好吗？」

在这本书中，梁漱溟说「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人生的大智慧。我们总是想解决别人的问题，却无意或有意忽略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世界究竟会不会好，任何人都无法给出自己的答案和方法。但是，唯一可以明确的是，那些良善的愿望往往不能让我们的世界变好，可是我们贪婪，总想得到最好的结果，但不曾想，这往往会引向最糟的情况，让我们深陷沼泽而无法自拔，甚至已经得到的一切，都会再一次失去。

如果有人问我，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好吗？其实我心里早有答案。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会如人所愿。我希望好，可它偏偏一日胜过一日的坏下去。倘若趋势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以万全的准备，迎接更大的风雨与冲击。

今日思考：

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好吗？

在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录制有声书收入十分可观。大部分主播只是利用闲余时间兼职录制平均月收入已达5000以上。

如果你对朗诵或者配音播音感兴趣，并且声音有一定的特点，那么你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工作或兼职。

只需要把文字有感情的朗读出来录制成音频，就能按录制时长获得稿酬，根据难易程度录制1小时大概能赚100-400元。这个工作就是有声书录制（有声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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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演播都有什么优势

首先很多副业都有各种时间、地点的限制，而有声演播，不需要出门、不需要固定时间上班，只需要坐在家里，就能朗读文章赚钱！

而且它门槛比较低，没有专业、学历、经验要求，只需要找一个安静的环境，给文章/小说/故事录音，然后把音频打包发给平台（不用后期剪辑），坐在家里就能轻松躺赚！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比起原始的文字阅读，人们更倾向于听音频，远比看书来更方便、快捷。而且现在音频平台发展火爆，各平台每月都需要几万乃至几十万篇的书单录制需求，所以市场需求特别大。不怕接不到活。

中国有声书行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尚未接近成熟期，处于持续增长阶段。中国有声书行业政策利好，国家加强网络文学出版队伍建设，鼓励全民阅读;资本看好有声书行业，对行业企业进行投资;国民逐渐养成“知识付费”的习惯，阅读率及付费意愿都有所提高，无疑有声书行业在这几年将成为最大的蓝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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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群和有声书主播近距离交流-她有什么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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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开始有声演播的副业之旅

《中国传媒出版商报》报道：中国2022年将成为有声书第一大国。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家专注有声演播人才孵化的专业机构：熊苑教育！推荐他们家不光因为熊苑成立时间长、孵化的主播多、有强大的师资团队，还因为它是上海戏剧学院专业教学力量的集中体现。

熊苑教育校长宋怀强教授，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系主任，是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蝉联三届“全国有声小说最佳男主角”。在宋怀强教授领衔下，利用多年科研经验，独创了熊苑的“动物拟声法与角色塑造”、“乐感与旁白创作”等优质课程，孵化上千名有声演播人才，还有数十名学员从个人主播升级成团队工作室。

宋怀强百度百科截图

有声演播真的这么赚钱吗？

是的，有声行业正处于风口期，这得益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付费听小说和听歌。

1.从业者需求量扩大：

据艾媒数据中心显示，2021年，有声音频APP的用户规模达到了惊人的6.4亿。这背后意味着人们对声音的巨大需求。预计到2022年，中国在线音频用户规模将达6.9亿。根据预测，在未来5到10年，配音行业就会出现近30万的缺口。（数据来源：艾媒咨询|2021年中国耳朵经济发展专题研究报告 ）

2.准入门槛降低：

从前接单派活几乎被专业的声音工作者垄断了，普通人根本无法实现声音变现，但现在接私单的机会变多了。喜马拉雅、懒人听书等平台都有各种风格的有声文章，接单录制后上传平台就好，签约后新手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随便打开一个音频平台都可以找到工作机会，坐在家里就能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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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限前100名

新手常见问题解答

1.在家就能做兼职吗？和本职工作是否冲突？

当然不冲突，绝大多数主播都是在家兼职，不分年龄，不需要上岗证，在家抽时间学习和录音即可。

2.普通话不标准，有方言口音，嗓音嘶哑可以学吗？

都可以。首先，系统的学习发声、吐字归音等基本功可以帮助你美化声线，呈现更好的声音状态。其次，有声演播不是要求你的声音多好听，而是看你对角色的塑造和演绎，这些演播技巧的学习是有技巧可循，掌握创作方法后接活并不难。

3.不论什么年龄段都能学习吗？

是的，不论男女，不分老少（18岁以下声带未发育完全者暂不建议学习）。

不管是广告配音、电台主播、动画影视配音、广播剧、有声读物等变现形式都需要大量声音从业者，市场非常广阔。就拿有声读物来说，不同的角色需要不同的适配声音，御姐音、萝莉音、老年音、少年音等等各型各款，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接不到活的问题。

4.学会之后怎么试音接单赚钱呢？能赚多少钱？

“熊苑教育”承诺持续对接资源，每月发布大量试音录制书单，直发学员接单群，完全不用担心学会之后无法声音变现。至于收入，小到几百，多到上千上万都很正常，要依据你接的书单价位和投入时间来看。具体事宜可以添加下方微信，咨询助教老师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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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通过新闻，即便生活毫无交集的两个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同一篇新闻，感受到了字里行间描述的事实和传递的情感，进而产生一丝微弱的关联，摆脱原子化的存在。当条件合适的时候，他们便会成为牢固而不可摧毁的同盟，拥有不可匹敌的力量，抵御一切邪恶的侵蚀。

当然上述的想象只是理论中最完美的模型。现实往往并不会按照学者的理论严丝合缝的推演。在昨晚的那场局限于新闻业的舆论风波中，有部分新闻从业者悲伤地发现，自己心心念念宠溺的受众，将新闻伦理作为了唯一的尺度，丈量着在逼仄空间左右挪腾的新闻实践，并据此得出结论：即便在这样一个信息的真空中，新闻也是不应该存在的异类，应当视同病毒，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出去。

尽管，与并不专业的受众讨论新闻伦理是一件过于刻薄的事情。但是，在昨晚，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媒体人，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对受众进行了一场新闻伦理的科普与教学。教学的效果尽管尚未可知，这却显示出，新闻业还有残存的理性和执念，希望能够已经成为废墟的土地上，建构起支撑新闻的四梁八柱，让后来人能够不至于从钻木取火开始，重拾新闻的文明。

当然，这必然是一种奢望。因为受众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外行，而是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以最快的速度汲取新闻伦理学的皮毛，尤其是那些站在道德至高领域的词汇，譬如「二次伤害」「最小（减小）伤害原则」「媒体逐利」等等等等，以此对抗媒体人的自卫。正如「旧闻评论」观察到的一样，这其中还不乏新闻学生和初入行的新手。

但是，会使用词汇并不代表人们真的了解什么是新闻伦理。在仔细阅览完了「人物」那篇引起争论的稿件以后，我有十二万分的信心认为，即便最苛刻的新闻人，也不会认为这篇报道有违新闻伦理。事实上，绝大多数正常的媒体人，都首肯了其正面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对报道中技巧和方式方法的缺憾，予以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建议。

专业的肯定和非专业的诟病，其标准都是新闻伦理的基本原则。但为什么媒体人和受众会出现完全相悖的结论，皆因双方并没有就何为新闻伦理达成共识。

在专业的角度来看，新闻伦理奠基于新闻，它规范的是新闻的行为，但绝不会去禁绝新闻本身。正如人类的道德源自于人类，它试图让每个人都追求本善，但却不会因此毁灭人类。因此，在没有新闻的空间中，谈论新闻伦理，就如同在真空讨论氧气的意义一般，空泛而不切实际。

但是，在非专业的角度，新闻伦理却变成了可以毁灭新闻的最佳武器。受众们挥舞着新闻伦理这个趁手的武器，却极其容易被一种险恶的心思所利用，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从源头上消灭信息，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以，重建新闻从业者与受众之间关于新闻伦理的共识，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最基本的就是要让所有人明白，新闻伦理的基础，在于新闻本身，人们就必须鼓励媒体追逐新闻事件，不断逼近真相，而不是相反。当然，你我纵观新闻所处的环境四周时，也不难发现，不仅强敌环伺，对新闻虎视眈眈，专业新闻人的心猿意马也在不断削弱这个行业本已孱弱的力量。除了由于激愤挺身而出的一部分人之外，剩下的人或苟安，或谄媚，或消沉，要想重新整合力量，让对抗新闻的日渐沉沦，绝非一日之功即可成功。

这是一个悲哀的现实，但若说没有一丝积极的因素，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当新闻伦理作为一种尺度，标定了一部分新闻从业者与受众巨大的认知鸿沟和道德差距，其实也甄别出了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这是信息社会自净的第一步。倘若假以时日，或许会有力量荡涤开来，让清者愈清，浊者愈浊，泾渭分明，沉渣自不会泛起，污染你我的视听。从这个意义来说，新闻永远不死，它可能只是在凋零与兴盛之间摇摆，守护人们的思想与权利。

今日思考：

你看过「人物」那篇「MU5735航班上的人们」的推文吗，你认为它违反了新闻伦理吗？

感谢新浪微博开发的长微博功能，让这个少女将彼时彼刻自己的卑微与无助，透过文字传递给了公众，瞬间收获巨大的支持与共情的同时，解决了她自身的问题，更让僵硬的规定得以松动。如果这个故事在这里就结束，那将是一个无比圆满的故事，它意味着普通人仍然有机会，通过正常的渠道，在争取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为更多人带来希望与改变。

但是，现实却偏偏要让故事有新的发展，平白生出一个糟糕的结局。少女在自己的微博上，更新了此事的后续。在表达感谢的同时，却鬼使神差地在文字的最前方标注了如下的字样：

如此强烈的情绪表达，虽然站在了「绝对正义」的立场上，却依旧让之前通过各种途径，包括但不限于转发微博，扩散消息帮助她的网友顿感错愕。于是，网友们迅速地将她与武汉时期的敲锣女放在一起，进行了再一次的类比，并得出结论——农夫与蛇的故事从来不是童话故事的专属，更不是灾难时期的偶发，而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随后，故事的发展便又回到了一个日常的轨道与套路上，舆论场的声音，从支持切换到声讨，甚至谩骂，能量少女在试图解释失败之后，也不出意料选择关闭微博，试图结束这场始料未及的舆论风波。

循着过去舆论事件的发展规律，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可能会随着周末的到来而结束。但是，如果就让此事埋没在了三月的暖暖春光和皑皑白雪中，未免就显得有些浪费了。在这场风波中，能量少女是唯一一个具象的当事人，她前后反差极大的微博表达，反映了年轻人迥异于年长者的思路与心态，是一个值得反复揣摩的绝佳案例。

当困于桥上时，能量少女的微博中，除了显而易见的焦虑和急躁之外，最不易察觉也是最浓烈的情绪，其实是卑微。

按照能量少女的微博记录，从凌晨2点到7点59分，她分别联络了至少5个或许可以解决问题的部门。五个多小时的时间，她都始终希望能够在现行的框架中解决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透出小心翼翼，生怕惹恼任何一方，给脱离困境带来更多的困难和附加条件。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大可自信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能量少女了解公权力的行事逻辑，至少是不陌生。这个理由，足以让我认定，她卑微态度的源头，就是自己对于公权的恐惧。因为，作为个体的她势单力薄，而电话的那一头，尽管与她一样都是普通人，但代表的却是无所不能的公权，可以随时结束她的困窘，让她回到温暖的家中。

也正因为这样的恐惧，当能量少女从桥上回到家中，以之前的成功经验为参考，试图用一篇微博，结束话题，让生活重回正常的时候，她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微博可能会变成「别有用心的人」的武器。所以，她必须要和「别有用心的人」进行切割，以便一直站在正义的圈子里，确保自己的安全。

于是，能量少女开启了自我审查，用她自以为最安全的表述，表达了拥护与忠诚，在日常的表达中，某些势力早就与世界上最大的邪恶划上了等号。但是，她忽略了人们对她施以援手的动机。人们如果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忠诚，完全可以在一开始就对她进行全方位的谴责，这显然比怜悯与同情的效果更好，也更为轻松，因为这样并不用调动人类更高级的情感。所以，能量少女的前后反差，让善良而单纯的人们忿忿不平之外，带来了极其糟糕的后果。

一方面，不少人愤恨于这种以怨报德的行为，发誓不再对他人的困境予以任何同情和帮助，预示着私德底线会进一步下探，袖手旁观将在更大范围内成为人们的行事准则；另一方面，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束缚的世界，一旦某人站在了公权的立场，便不容置疑和挑战，因为恶猜个人就等于恶猜公权。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闭口不言，但内心的鄙夷和不满却不会消失，这些负面的情绪会持续搅动着人们的内心，而因此孕育而成的力量，究竟威力几何，是没有人能够预计的。

今日思考：

如果你是农夫，你会救冻僵的蛇吗？

昨夜今晨，一篇名为「寻找小花梅」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显示出这场始于2022年初的舆论风波，并没有因为第四份通报的出炉而得以平息。而通报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供人们验证和质疑。这样的结果，恐怕也远远超出了有司的预计，使整个事件在舆论场未来的走向，陷入一片混沌。

丰县事件发酵至今，早已并非单纯的刑事司法事件。它在继续强化着女性的平权意识的同时，又因四份前后矛盾的通报，将不堪入目的历史映入人们的眼帘。不少承平已久的人才突然惊觉，纵使我们身处2022年，却仍然不得不面对仿佛是中世纪才会发生的事情，随之带来的冲击，自是前所未有，振聋发聩。

于是，一些人们在被巨大的震惊笼罩下，提出了一个看似极其普通的疑问，那就是：

当我们面对官方回应屡遭质疑的情况时，迄今为止，却没有任何一家正规的媒体介入此事，以深度报道的形式，填补蓝底白字的通报所缺失的细节造成的信息真空。

在这样的质疑之下，众多媒体却保持了长久的沉默，直到「寻找小花梅」一文的出现，这样的真空才被打破。但遗憾的是，操刀的人虽然是传统媒体人，但却早已离开了媒体行业。按照业内人的说法，两位报道者都已经是70后，年近或者年过半百，在给传统媒体挽尊的同时，也暴露出媒体早已江河日下，不复当年之勇的困窘境界。

对比过去，我们在媒体的技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两个舆论场之间的角力，胜负也早已明确。过去，学界天真地认为，要扩大两个舆论场之间的重合部分，以便扩大社会共识，修复断裂的社会，重建信任。

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当下，却能够发现本应当是势均力敌的拉扯，却变成了一边倒的局面。利维坦亲自下场，用前所未有的力量，握住绳索，把对手的阵营拉得七零八落，从此以后，民间舆论场就再也没有站稳住脚跟，而重建势均力敌的力量，则更是无从谈起的空中楼阁。

反观胜者，虽然占据了无穷大的优势，但却依旧没有完成一统江湖的夙愿，不同的声音虽然微弱、低沉，但却显得越来越执拗。以致于胜者不断强化自身，进行锲而不舍的压制，为了安全而施行的大范围魔法攻击，也不免伤及无辜。一定程度上，这无意间使得自己的拥戴者往对立的阵营又靠拢了一些。而信与不信者之间的信息水位，也又一次上涨，拥有了更多的势能。

在想象中，处于这种环境之下的受众应当是言听计从，耳提面命。事实上，在利维坦目力所及之处，的确如此。但当目光转向他处后，一些人又不免心怀疑虑，迷茫。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使得人们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进而让自己处于极大的不确定之中，不安全感也随之而来。

但就丰县事件来说，因为它甫一出现时的面目，只是一个意外而来的舆情，所以从一开始，有司就希望通过权威的回应结束讨论和疑问，但过往的无数案例都揭示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

一锤定音绝非消除疑惑的不二良方。

而即便戴上了权威的帽子，它也必然被人们视为是避重就轻甚至是为虎作伥。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性的纠正和反思，态度的傲慢也必然不可能被视作一种诚恳和卑微。事件的双方，也将各凭本事，夯实自己立场的基本盘，继续就善与恶应当如何定义，各执一词。

而究竟是哪方的力量将会在最终胜出？这恐怕需要长久的时间方能检验，你我都不可避免正身体力行参与其中，只不过未必能看到最终的结果。不过，这仍然不妨碍善良的人们，对恶报以最大的鄙视和轻蔑，也对制造这场不幸的人与事，发出最恶毒的诅咒。

今日思考：

你会相信谁？

如果仔细揣摩这两天舆论场对此事的谈论，不难发现，人们在感慨生命的消逝之余，把刘学州的死亡简单归因于不断沉沦的媒体和愈演愈烈的网络暴力。但在我看来，媒体和网络暴力其实只是表象而已，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中，都潜藏着极大的恶，随时都预备着伤害他人。而刘学州则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将潜藏的恶识别出来，赤裸裸暴露在了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诚然，媒体，这里专指新京报，在报道此事之时，确有偏颇不平衡之处。但作为过去市场化媒体的翘楚，即便以最为严苛的标准来看待，新京报仍在多数领域超越其他同行，没有完全沦为宣传的机器。只不过，在现如今的媒体环境之下，以及网络海量信息的冲击，让从业者对于新闻报道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早已失去了专业的判断，忘却了本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可是，设身处地的想，倘若我是新京报的记者，我同样也会在信息碎片化的当下，用最快的速度草就一篇不长的稿件或者视频，以求占领舆论场，倘若报道引来质疑，只需要持续跟进并适时输出内容，即可引导舆论走向。

然而，现实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刘学州亲生父母单方面的说法为人们竖起了一个迥异于想象的寻亲少年的形象时，一场疯狂的网络施暴就此展开。人们对刘学州施暴的理由，表面上是在指责刘学州的「居心不良」和「制造人设」，但殊不知，在廉价的正义感的驱使之下，他们愤怒的根源仅仅是来自于自己的臆想，却并非是客观的事实。他们抓住了未经证实的片段，放大了无关紧要的细节，并以此将恶意毫无保留地倾泻给一个未成年人。

由是观之，媒体的报道是一个导火索，但它并不适宜被定义为这场悲剧中的元凶。刘学州的悲剧，不光在于媒体对他的偏颇报道，更重要的是，人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一个只有15岁的孩子，并据此批判他。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刘学州以自戕这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之后，人们的怒火又在顷刻之间就转移到他的亲生父母身上。攻击能够衔接的如此天衣无缝，参与这场攻击的人们的价值观，显然不够恒定，也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类的认知范围。

作为一个比刘学州年长的人，尽管我十分不同意他最终的选择，但我却也能够找到一些理由，说服自己，这恐怕是15岁的他能够想到的，掌握自身命运的唯一方法。从他的遗书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甫一出生，他就始终处于一个弱势的环境之中，15年的岁月，并不足以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建立强大的自我，修复亲情的缺失，更不要说去抵御这种突然而至的网络暴力。

我本不应该做这种悲观的预计，但刘学州的离去，恐怕并不足以让人们再次避免这样的悲剧，而本应当我们自觉自知的原罪与邪恶，也不应该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才能得以识别。而更为悲观的是，在不长的时日之后，刘学州这个名字将会从我们的脑中淡忘，正如我们曾经淡忘过的很多事情一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冷漠和残酷。与此同时，我坚信，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人，甚至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会装扮成为貌似谨厚，却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将媒体作为最佳的攻击对象，试图让自己始终立于道德的不败之地，在自己漆黑的良心上，刷上薄薄一层白漆。

今日可思考，但不讨论，愿逝者安息。

1999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以及主编江艺平的主编寄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广为传颂，一举让“新年献词”成为市场化大报的标配，也是纸媒黄金时代声望与权威的一个集中体现。

| 1999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然而，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各大媒体的新年献词早已失去昔日的轰动效应，就连《南方周末》也不例外。新年献词仍是《南方周末》不可缺少的仪式感，提前预告会于2021年12月28日在该报的APP上首发新年献词，读者可以预约。该条微博有14个转发、32条留言、98个点赞，热门评论还有泼冷水的：“没什么出彩了，还卖什么关子，爱几时发就几时发。”

当日晚上十一点多，《南方周末》2022年的新年献词《每一次抉择都期待一场苦尽甘来》发布。依然有不少读者呼应，微信阅读10万+，却远称不上“轰动”。知名媒体人@传媒老王 评价道，“每年都会看一眼《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一年不如一年了”。

新年献词是很多媒体稳定的输出形态，无论是传统纸媒还是各类新媒体，元旦都要发一篇。笔者跟几家媒体的编辑有简单沟通，他们大抵在11月就进入新年献词的准备工作，定主题、定思路、定初稿之后，还要进行反复地斟酌打磨。仿佛没了新年献词，就像以前的报纸“开了天窗”，就不能体现出媒体的“大格局”了。

精心筹备与寂寥反响形成强烈反差：公众是如何对新年献词失去期待感的？

媒体话语权的失落：

从一呼百应到无人相送

21世纪前后，是媒体新年献词影响力的鼎盛期，也是我国市场化媒体最繁荣的阶段，各大城市涌现出了一批市场化的都市报。《南方周末》本身就非常典型：报纸创办于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位于经济繁荣的南方城市；有着相对包容的办报环境；教育的普及，受到一批知识分子读者的热烈欢迎；市场经济的繁荣，供不应求的广告……那时新闻记者是让人艳羡的职业，不仅地位高、收入也高。

原《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在采访中曾提到，有记者曾经这样描述该报上世纪90年代的工资：“钱发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下个月又发了。放在家里，一摞一摞的。”哪怕2001年工资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最多的一个月，记者还能拿到18000多元的薪水。

彼时的市场化媒体，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大抵也都有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定位；媒体人里有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凭借手中的话语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经由广为传颂的新年献词，《南方周末》建立了一个“人格化”形象。她关怀弱者，她悲天悯人；她坚守正义与良知、坚守底线与尊严，不屈服不妥协，“我们决不苟且于虚伪和庸俗，决不。因为我们深深懂得，尊严是人类灵魂中不可糟踏的东西”（1999）；她对社会事务与历史进程与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只有在政治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障的情况下，制定公正的规则这一更为重要的前提才成为可能”（2003）……

这个阶段，媒体在新年献词里凸显的，是真相的记录者、权力的监督者、公民权利的启蒙者这样的形象。这一形象建构为公众普遍接受与认可，澎湃激昂的新年献词由此具备一呼百应的效果。

| 除去新年献词之外，评论方舟也是《南方周末》当年的重磅栏目

时也，势也。2010年左右，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市场化媒体的增长趋势已不断放缓；2012年微信公众号诞生，并在短短两三年时间一举成为最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之一，市场化媒体大都步入发展的停滞期。2015年之后，市场化媒体关停的消息逐渐多了起来，一开始还会惹人唏嘘，如今公众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哪怕曾经多么风光无限，关停时也无人相送。很多纸媒的工资已经10年没涨了，这还不是最惨的，惨的是物价越来越高、工资越来越少，甚至发不出工资。

曾几何时，信息获取渠道有限、媒体垄断了优质内容的生产，但在去中心化的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渠道优势彻底失去，公众获取信息的途径多了去了；人人都有发声筒，尤其是蓬勃的微信公众号，冒出了层出不穷的优质自媒体……加之，随着外部环境的紧缩，不少市场化媒体的角色定位仅剩“政策的宣传者”，失去了公众保留的好感。

如今的新年献词，反而成为一些市场化媒体证明自身在新媒体冲击下仍然有存在价值的手段，新年献词成了“合法性”的论证。或承诺会为读者提供不可取代的优质内容，或宣称成功地实现了全媒体的转型，或在对光辉历史的追忆中唤起公众的情怀。

就连《南方周末》也没有幸免。在2014年（创刊30周年）的新年献词上，它也需要用大段大段地自我描述，“我们一直努力让自己跟上时代的脉动”“我们也期待给自己一个见证，见证一群报人能否在数字世界里延续光荣与梦想”“我们始终坚信，原创严肃新闻不会死，它只会创新阵地”……

这样的“自我鼓劲”，在每一年其他媒体的新年献词里常常出现。如果说以往的新年献词，媒体的角色是引领者与启蒙者，有虔诚的芸芸呼应者；如今的新年献词，媒体的角色却像是时代的“零余人”，它试图挽住读者的手臂，期望再得到一次机会。

| 2017年，华西都市报在元旦宣布改版。

人文关怀的“鸡汤化”：

社会问题转变为个人问题

大部分媒体的新年献词，都会关注到个体、关注到弱者，以彰显该媒体的人文关怀。“当弱者努力摆脱无助让自己站得更直时，我们的心又何止充满温情。我们把永远的尊敬留给他们”（1999）；“我们更应该正视更广大社会群体的基本诉求，对生存保障、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对社会公正的诉求”（2003）；“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每一个人的幸福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2006）；“那些彰显国威的盛事，远不如带给国民最切实的福祉更能得到发自内心的认同”（2011）……包括2022年的新年献词，也是以一份份“流调”中为生活忙碌奔波的中国人的身影破题。

无论新年献词里出现的词是“弱者”，是“个体”“每个人”，还是第二人称的“你”，指向的都是相较于庞大的机构与权力而言力量薄弱的一方，指向的是你我他每一个普通人。这是能够打动读者的地方，它说出我们的困境、彷徨与恐惧，呼吁抚平与慰藉我们的内心，希望每个人都能金贵起来。

因此，新年献词里会出现与普通人生活相关的很多民生的细节。比如“物价降了我们就高兴，工作丢了我们就犯愁。遇到坏人我们会害怕，警察来了又怕他不守法”（2010）；“交了昂贵学费，幼儿园不一定就能安全放心；住了高档小区，空气不一定就比别处清新”（2018）；包括2022年，虽然隐去了具体的细节，但也还是提到了“抉择当然有代价，尤在这巨变的当下。抉择重如千钧，更需要有心者不抛弃、有力者不放弃，一起扛起时代的那粒灰”……

| “愿每一颗闯荡的心都能被温柔呵护”（《中国青年报》，2020）

可惜的是，这样的人文关怀，如今却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批评为“鸡汤味太浓”。问题不是因为其对个体的关注，而是对个体困境的纾解上，不同媒体的新年献词指向是一致的：一味鼓励大家自助与自救。

如同《南方周末》2022年新年献词写道，“在这条路上，我们守望相助，给灰心者做光，给失味者做盐。让软弱者挺起胸膛，让畏葸者不再彷徨，帮失意者重拾信心，向溺水者伸手施援，给悲恸者抚慰拥抱，令疲惫者沉入酣眠，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最后的依靠。这是我们共同的抉择”。辞藻华丽、情绪不断递进堆叠，感染力很强。

只不过，个体的困境，最终纾解之道是“我们”，让我们来帮助弱者。这自然是没错，可如果只是呼吁依靠个体的力量（“我们”是个体的集合）去解决个体的困境，却可能将造成认知的误区：将造成个体困境的社会原因转变成个人原因，将社会责任转化为个人责任。这样辞藻华丽的呼吁听多了，也就成了“鸡汤”，读者渐生疲倦。

新年献词如此转变，有迹可循。2013年之前，新年献词里大量出现“公民”一词，但2013年之后，这个词就越来越少。“公民”并不是什么敏感词，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第1款的规定，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相较于“个体”“普通人”这样的称呼，公民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它强调的是个体对法定义务的承担，同时有权参与公共事务。

公民不是被动的姿态，而是主动参与者；公平、民主、法治等大词也不是玄虚的概念，而是每个公民可以参与推动的实践。在公民的视域里，个体的困境当然有个体的原因，但如果是社会的症结导致的，那么就必须推动社会的改良，而每个公民都可以是一份子。

新年献词里，金贵的不是华丽的辞藻、高燃的排比，不是简单诉诸于社会的“守望相助”，而是行使法律赋予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积极参与一个大的“抉择”。个体的抉择，与家的抉择、国的抉择，并非割裂开来。我们是家的一份子，也是国的一份子。

我们不难理解当前媒体面临的压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笑纳各大媒体新年献词端出的一锅锅同样配方的鸡汤。

对“大词”的冷淡：

失去动员力的共同体想象

新年献词有着相似的书写模式：回顾过去，说说现在，展望未来。每一年新年献词，都会提到上一年的大事记。

不过，早年的新年献词，除了回首与前望之外，更加凸显针砭时弊、治病救人的功能，并不避讳当年各种负面舆情，甚至占据较多的篇幅。比如1999年有媒体的主编寄语，就提到了朔州假酒、昆明“铲除恶霸”、电信反垄断等当年大事；2008年是奥运会年，新年献词里花费更多篇幅提醒，当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一十周年、‘大跃进’五十周年”，呼吁读者“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去你的独立存在。至少你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

| RUC新闻坊对7家媒体2018年新年献词做出的词频分析

这一情形在如今的新年献词里也越来越少见。人大新闻系的公众号“RUC新闻坊”曾对7家媒体2018年新年献词做了词频分析，发现大多数媒体的新年献词会采用抒情议论的风格，较多使用“时代/一代”“中国/祖国”“人民”“强”“新”这类宏观大气的词语，站在历史的高度总结国家或媒体的历史成就，展望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其中，“新”这个形容词在使用频率上远远超过其他形容词汇。

仍以《南方周末》为例，其新年献词的一个特点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替使用，形成平等交流、娓娓道来的氛围；在展望部分，以第二人称的呼唤形成强烈的情绪漩涡，感召读者，形成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以及行动力。比如“你要敢于向往，敢于生活，敢于争取，敢于改变”（2015）；“这是你拥有的时间，这是你编程的生活”（2017）；“面对考验，你要么扼住命运的咽喉，要么被命运扼住咽喉，所以，你不能后退、不能屈服，而要努力奋斗，甚至起身战斗”（2020）……然而，读者对这一类新年献词的冷淡，说明乐观展望所诉诸的共同体想象，并没有打动大多数人。媒体人汤嘉琛犀利地说，“那些热情洋溢的新年献词，年复一年地将希望、理想等大词当作关键词，恰恰反证出当今社会最稀缺的东西是什么。”

20年前的新年献词，悲天悯人却依然可以让很多人泪流满面、内心充满希望与斗志。因为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做大蛋糕的时代，无论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阶层，只要勤劳拼搏，多少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因此，一切问题都可以是发展中的问题，人们相信，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但20年后的今天，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经从做大蛋糕进入到分配蛋糕的阶段，20年前具有的很多红利已经慢慢消耗甚至被瓜分殆尽了，而早早就抢到大块蛋糕的人自然是死死守住自己的利益、并荫庇下一代，阶层也渐渐固化下来。这一代的年轻人会发现他们很难，虽然生活在物质更丰富的时代，但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以得到他们父辈所拥有的东西——比如一个体面的工作，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 2019年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野千鹤子的致辞

这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问题，环球同此凉热。于是，就像东京大学特聘教授上野千鹤子在2019年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给大学生们的忠告所说的，“等待你们的是即使努力也得不到公平回报的社会”。日本的很多年轻人选择了“躺平”。但中国媒体的新年献词里呼吁：“人之抉择，难以处处顺滑，但求不做浮萍。而每一个你我，绝不躺平，绝不由天，要努力在时代与命运的罗盘上刻下印记，以千万个一粟聚成洪流，汇于沧海。”

话是对的，听起来也很燃，但能否由此激起读者的行动力，有待观察。诚如前文所提到的，任何社会性问题，不能纯粹转换为个人问题，并诉诸于个体独自解决，否则再多的展望与呼吁也可能失效。

媒体是否有能力重建一个可以凝聚起大多数人的共同体想象？不是一些大词堆砌的美好未来，而是直击痛点与难点、有着清晰改善路径、并需要更多人参与的理念或实践，它不必一蹴而就，但每个参与者进一寸就有一寸欣喜。是不能为，还是不可为？读者心中有自己的答案。

曾于里系青年文化评论者。本文原标题为“媒体的‘新年献词’为何失去轰动效应？”。

只不过，末了还有一个小小的注意事项：所有业主禁止下楼。

不管外界怎么看待，西安人总体上看来情绪稳定。像这样齐唱国歌的活动，且不说最终有多少人响应参与，它确实极为典型地折射出一种心态：在面对不安时，人们通过融入一个更高更大的力量，获得了某种安慰和力量。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这差不多就起到了和祷告同等的功效。

情况看来也确实在好转。这两天好多西安人向我证实：不同城区都可以买到菜，不至于买不到菜要饿死了，城中村也只是封了村子，里面的菜摊、小店一直可以买到菜——当然，肯定比平日困难，菜价也贵了不少。

在此之前，“西安买菜难”一度是热议话题，有读者很委婉地跟我表达了这其中的微妙感受：“西安很美好，你们很努力，我们很饿。”另一位家住莲湖区的12月30日证实，派送物资的说法都三天了，什么都没见到影，物业、12345客服、区疫情指挥部要么无法解决，要么根本打不通，“家里啥都没了，泡面也快没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撑下去。”

12月29日，“西安雄师哥”也在微博上说：

这次免费发放蔬菜，大多都是先在曲江等有钱人多的小区和市中心城区的小区锦上添花，截止目前，灞桥区这里好多老纺织厂困难人口较多的小区没有雪中送炭，连菜毛都没有见到。

即便是接到免费发放的生活物资的，城区各地也种种不一。截止12月31日，大体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区（曲江、高新）是高配：肉、蛋、菜、奶齐全；经济发展一般的区（新城）：肉、菜，没蛋没奶；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区）：菜，大部分还没收到。垫底的则是老城莲湖区。

12月30日微博：西安各区的配菜

这当然也是事理之常，毕竟仓促之间，哪能一下子为一千万人准备完全相同的标准化配菜？加上落实到各区时，在财力、执行力等各方面的差异，甚至做事的人也都还在摸索适应新任务中，势必呈现出千百不等的状况。

有一位热心帮助了不少人“吃饭难”的西安人，说自己“天天吐槽”防疫中的种种做法，那“对不起这么冷的天长时间辛苦在一线工作的防疫人员、对不起我们这些积极配合政府在家潦草度日的人、对不起在学校天天吃方便面和速冻水饺的学生”，但有一说一，他身周没人真的吃不上饭菜。

他的朋友去当志愿者，已经尽最大努力不眠不休地在帮居民分菜，“真正辛苦、劳累的是一线人员——测核酸的医护人员、物业、保安、志愿者，普通人就居家测个核酸”，他断言：“在网上嚷嚷的人，大部分都是看别人有免费的菜自己没有，或者不愿意掏比平时贵的钱买菜，或者不愿意自己生活水平比平时差。”

确实，此前也有家住碑林区的读者说，她家小区周边有确诊，业主自发组织团购买菜，“并没有觉得多苦，只是不方便了，以前是吃多少买多少，现在要多买些存着，自然需求量大。真没听说谁家断粮了的。”

不仅如此，由于这样自发组织的互助活动，倒还因为封城而改善了邻里关系，“大家互相交换物品，拿菜时互相礼让，总有小区业主自愿为大家统计数量，帮商家收款。另外，一个群里竟然还聊出酒友来了，相见恨晚，要知道他们可是住上下楼啊。”

很多收到菜包的市民，也都在微信朋友圈里拍照分享，“感恩”和“感动”是压倒性的主题，很少人抱怨。看到很多这样的截图，虽然是不是真心，我不得而知，但你可以设想，这种展示本身会具有感染力。

大概也是看多了这样，12月31日，有一位“嚼物理的小锺”在微博上说：

政府送菜还送菜上门感动了，我问了下楼上楼下的，之前网上说的“不同区菜品质不一样”这个说法不对，我楼上的邻居有鸡翅，我就没有。她家菜花超大一个，我家一个都没有。随机发的，不存在网上谣传的什么好区菜好。

这些个体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是真的，毕竟这么大一座城市，不仅执行时有无数不同的细节，更关键的是每个人的具体需求也千百不等。所谓“众口难调”，你觉得一碗方便面能管饱，另一个人可能根本不够吃，又或难以下咽——所以才需要有市场来满足人们自发、多样、庞大的需求。

更何况，不同人的视角、重点也会不同，哪怕看到的是同一个状况，观感也完全有可能相去甚远。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派两位工作人员赴越南调查，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几乎相反。肯尼迪仔细听完，最后问道：“你们两位先生去的是同一个国家吗？”

西安当下也一样，在这一封城的战役中，每个人的经历事实上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在一些人看来不过是无病呻吟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切肤之痛。虽然你坚信自己感受到的才是真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方相反的感受就不真实。任何调查者可能都无法穷尽所有这些个体化的“真实”。

有一位家住西安莲湖区的读者也说，他自己平日就喜欢囤一些生活基本物资，所以这次封小区对他影响不大，“毕竟一个人，怎么都好说，但是我们小区很多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他们的压抑是写在脸上的。”

他很感谢不同岗位的防疫人员，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每天4:30起身，一直忙到半夜12点，工作量和压力可想而知，听说一线社区的工作人员甚至有十多天没回家的，然而到头来是基层疲于奔命还未必能让所有人满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一线城市的假面能否成为刻在骨子里的妆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安一个小区门口等待分发的菜包

但也有人相信，西安做得已经够好了。在微博上有近700万粉丝的足球评论员克韩说：

换一个西安体量的城市，同等程度的封城，我不认为别的中国城市一定能做得更好。

这不是预演、操练、SOP能解决的问题。

确实，我相信，如果上海也来一次封城，肯定也会闹出各种意想不到的事，因为那么庞大的城市，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听到的几乎所有证言中，都说基层防疫工作者和志愿者已经非常投入、努力，也无疑极其劳累，他们很可能已发挥出了个人能力的极限，但这和城市管理水准是否一流，是两回事。换言之，这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问题本身超出了个人努力所能解决的地步。

这绝不是说否定他们的付出，只是说，此时过于关注个人努力，反而可能使我们模糊了焦点。一位西安朋友跟我说，这些天因为工作人员连夜挨家挨户现场收费电卡，用户为此自我感动不已，但问题是：为什么有必要这么做？先继续放电，等疫情过去后，用户再补缴电费不是更省力？

目前看到的关于西安封城的几乎所有争论，大抵都聚焦于一点：某些具体措施（例如买菜、配菜）做得好不好，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这是一个“怎么做”（how）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为什么要这么做”（why）——一旦封城，别处可能也半斤八两，但为什么要闹到封城的地步？

当然，我也知道西安这一波疫情凶猛，之前几轮全城检验核酸就已出现很多流调之外的确诊病例，说明社区感染外溢了，看来“不封大概是不行了”，但我也注意到一点：在武汉之后，西安是全国同等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里唯一一个正式封城的，此前哈尔滨严格的第43号公告让一些人觉得“基本算是封城了”，但它毕竟没有。

7月20日南京爆发的那一波疫情同样来势汹汹，同样是机场破防，但南京始终没有封城，7月24日网传“南京要封城、在封城”，官方还辟谣称“上一个这样造谣的已被刑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因为有重庆的病例去西安旅游，西安全城严防死守，网上都说它是“全球首个确诊病例0，却几乎要封城的城市”。

2020年11月，我在川北旅途中忽然得知上海浦东爆出零星病例，返程时一问，西安的一些酒店已不再接待上海游客，不得不改变计划，抵达西安后就直奔咸阳机场返沪。那会上海都一切如常，但我在西安高铁站、地铁、机场，一路都看到身穿防护服严阵以待的防疫人员，然而我当时就发现，这似乎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如果你在手机上如实填报自己14天内去过上海，就会非常麻烦，但假如你勾选“否”，那就啥事都没有，很容易就混过关了。

这就是西安在防疫上给我留下的印象：它将巨大的资源倾注在一些形式上，但这反而可能让它无法快速有效地应对，就像是用正规军来打一场反恐战争。

西安现在专业流调队伍有多少人？最新的报道是300人。上海人口是西安近2倍，但流调人员却超过10倍：2020年4月底的报道是逾2000人，但为应对疫情，在半年多后就已急速扩充至3100人，正是这确保了上海可以精细防控。

相比起来，西安不仅人手严重不足，还因为组织调配不专业、过于偏重形式，那么多轮检测只发任务不给培训，督察做得也不到位，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无用功，医护人员忙死忙活都无法应对。

当然，我也知道，现在谈“西安本来可以不封城”可能让人不快乃至愤怒：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有西安人跟我说，她最近一个多月来，由于工作原因，导致每天不是在做核酸就是在去做核酸的路上，但她发现，每次和亲友谈及这些话题时，他们普遍在抱怨一两句以后就会说没办法呀，情况复杂呀，要理解呀。当她说自己吃上了发的菜可是很多人还没有时，甚至还有朋友说：“谁让他们不囤东西？”

一直有人说，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最能忍且顺从的国民了，如果是这样，那西安人大概又是中国人里最能忍且顺从的群体之一了。这种顺从是一种默认的交换：让渡部分权利并高度配合，换取事态尽快平息。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一千万人这些天所受的这些苦，到底是不是值得？有人说，西安的封控是在为全国做出牺牲，不然可能会失控，14亿人都没法安心过春节了。但这仍然是“事已至此，只能如此”的“没办法”逻辑，这就回避了我们是否有其它更好选择的追问。

在和一位西安朋友谈及这些时，她说：“其实西安人不怕吃苦，如果像武汉那样，确实为全国防疫做出了贡献，真的，再苦我也认了。我真正怕的，是这个苦吃得没有意义——如果我们本来根本不用吃这个苦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你觉得“这都没办法”时，就更能接受当下的处境，而为了避免自己的受苦没有意义所带来的那种折磨，也肯定有人会为之赋予意义。但我想不止西安人，所有人都希望，至少下一次，自己所有的付出，不必用在这些时候，而正应该用在竭尽全力避免这么大一座城市陷入封城的境地。

往期相关文章：

（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跳转阅读）

《西安的苦》

《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

真实。

真实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人们的终极命题。

前不久，「皮蛋瘦肉舟」的一个读者，也是我的朋友，说希望自己能永远生活在春暖花开的世界，但真实却是，他在天寒地冻中骑着电动车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俨然一个外卖小哥。

对于「皮蛋瘦肉舟」这个公号来说，它的真实就是，坚持用文章陪伴诸位，讲一点平和的道理，说一点理性的想法，当然，也会表达一些愤怒的情绪。2021年，这些道理、想法和情绪，组成了你们看到的41篇文章。老实说，这个数量相较于上一年来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数量的下降，除却自身的懒惰之外，还有一个无可回避的原因。不知你们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在目力所及之处，可以讨论的事情越来越少，容纳观点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尽管我仍有几分不多的自信，在缝隙间把握分寸与尺度，但也不免心怀忧虑，可说可不说，所以不说，想说不敢说，所以少说。

于是，你们可能会有一种感觉，本应直来直去的话语，变成了费尽心力想出来的哑谜，讽刺变成暗喻。大量无效的信息就像一层又一层的棉纱一样，把观点和态度包裹得严严实实。除了有心的诸位，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够耐下心来读如此生涩和拗口的文字。

这其实是一件不怎么幸福，也不怎么开心的事。因为马克思曾经说过，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但真实的现实却不尽如人意，逼迫着我不得不进入一种随时都可开启的自我审查模式。

相信很多人都明白，真实往往是残忍的，不加修饰的，赤裸裸的。接受真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具备在虚幻中生存的能力，面对看似无力改变的现实，我们必然会焦虑和疲惫，产生出「不如就这样算了」的丧气想法，甚至做好了与虚伪同流合污的准备。

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与其躲藏在虚假的美景之中，倒不如直面最不堪的真实。哈维尔说，只要表象不与真实相碰头，就难辨真伪，在谎言中生活的人只要不遇到真实中生活的人，就不存在揭露谎言的视角。因此，不抗拒真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说出真实，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唱和自己生活有关的歌，说自己想说的话，就是在向所有人昭示着在真实世界生活的可能性，才能够结束荒诞，突破桎梏和规训。

当然，对于人们究竟能不能完完全全生活在真实中，我并没有万分的把握。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世界的兴衰荣辱和历史将去向何处去充满兴趣，生活中有太多日复一日的羁绊牵扯，将我们拖入平凡。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接受规定的仪式，把幻象当作现实，服从游戏规则，听天由命甚至甘愿接受，进而不再对那些不公正的事情做出回应，那么改变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所以，无论真实如何让人感到沮丧、悲观甚至恐惧，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够以十足的诚意，与诸位一起探讨一切值得探讨的问题，不抗拒真实，活在真实中。我相信，一切朝着真实而努力的尝试，都不会是徒劳和虚妄，亚历山大·科耶夫曾说，历史本身最终会证实自己的合理性。那么，套用这句话，我想，

生活本身最终会证实自己的真实性，但它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涓滴努力。在真实中生活，在每一个我们身处的环境中交流、沟通、讨论、辩论，一个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也将就此发展。这个力量的主人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它终将帮助我们前进到我们所希冀的世界，见证终结，也见证新生。

谨以此文，作2021年的总结与回顾。

「皮蛋瘦肉舟」的各位读者，我们2022年见！

今日思考与讨论，欢迎留言评论：

你愿意和我说说，你的2021吗？

凤凰网原创丨近期各地都出台不同的生育假政策，引发了社会热议。很多人都认为，如此延长生育假，福利性政策最终会成为惩罚式负担，既没能解决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又加剧了就业的性别歧视。这项政策为何会适得其反？

国家统计局在今年五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以2020年11月1日为标准时间点，中国总人口为14亿1178万人。相比于2010年的上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人口增加了7206万人。10年间增长5.38%，年均增长率为0.53%。

与上一个十年相比，我国人口增长率下降了0.04个百分点，出现了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特别是2017年以后的几年，我国新增人口数下降尤为明显。

这次人口普查数据还反映出一些结构性矛盾，比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已经成为基本国情。

人口老龄化，不仅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而且还会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正是鉴于这种基本人口状况，今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开始执行三孩生育政策。在此之后，各省纷纷出台地方性法规鼓励生育，尤以延长女性产假和生育假最为令人瞩目。

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法定产假为98天。各个省份在这个基础之上增加了生育假，其中增幅较大的河南省和海南省规定生育假为3个月，浙江和陕西还规定生育假可以按照胎数逐级递增。

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对25个省（区、市）共计7642人进行的调查显示，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约6.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妻子，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此外，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次下降约7.1%。

这项调查数据，似乎应验了社会舆论对生育假的预期评估。为什么这项政策的福利措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

“孕产惩罚”：

政策的福利为何成为惩罚性负担

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曾经说：“一个不需要支付成本的承诺是不值得相信的。”对于政府而言，一个不需要政府支付成本的承诺，其效果很少会符合政府的初衷。

不得不说，各省的这类鼓励生育的政策法规，如果不出台相关的配套措施，承担部分或大部分该福利政策的相关成本，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既会使女性员工遭受工作机会上的歧视，也无法真正实现生育率提升的目的。

延长产假和生育假的政策是否能够起到应有的效果，关键就在于这些政策的成本由谁来承担。对于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来说，延长女性的产假和生育假意味着企业雇佣一名女性员工，尤其是尚未生育的女性员工，相比较于雇佣一名在其他方面条件相仿的男性员工，是变得更加昂贵了的。如果女性员工不能提供比男性员工更大的企业价值，那么企业自然更愿意雇佣男性员工，而不是女性员工。

原本法定产假98天，已经让女性在就业方面产生劣势；如今延长产假和生育假，不仅不会使女性劳动者的处境有所改善，使她们更愿意生育子女，很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她们的工作机会，反而使她们视生育入畏途。

对于女性劳动者而言，生育子女本身就意味着收入的下降。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大量研究都向我们证实，比起未生育子女的女性劳动者，生育了子女的女性劳动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挣得的收入要更少，它们把这一现象称为“孕产惩罚”（motherhood penalty）。

社会学家甚至发现，育有子女的劳动者与未育有子女的劳动者之间的薪酬差距，实际上已经大于女性与男性的薪酬差距。

| 日剧《产科医鸿鸟》

“性别惩罚”：

女性的职场竞争力可能被恶化

除此之外，与男性以及没有孩子的女性劳动者相比，育有子女的女性劳动者还会面临更多的不利因素。有一些研究表明，人们普遍存在对育有子女的女性劳动者的刻板印象，认为她们不如无子女女性员工那么对工作负责，更情绪化，更不理性。这些刻板印象，降低了女性劳动者的薪资待遇。

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份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研究还发现，育有子女使女性员工收入下降，但男性员工非但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惩罚，还会从中受益。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生育了子女的男性会更有责任感，也更努力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延长女性的产假和生育假这类鼓励生育的政策，只会更加恶化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她们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和待遇水平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当然，对不同性质工作单位的女性从业者来说，这类影响可能也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在国家公务部门或者其他国有企事业单位上班的女性劳动者，其工作权益相对更有保障，或许更能够享受到这类鼓励生育的政策所能带来的实惠。但，同样可以想见的是，女性在竞争进入到这类国有单位工作的机会上也会更激烈。

|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任何政策的推行，在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必然存在一定的成本。那么，延长女性产假和生育假这类政策的成本，到底是由谁来承担呢？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成本最终是由生孩子的女性员工和企业共同承担。首先，这类女性员工可能因此而不得不接受更低的薪酬，否则她就得不到工作的机会。她的薪酬水平减少，或者找不到工作的概率增加，由此带来的成本最终还是要由生育子女的家庭承担。同样，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要承担这些产假和生育假期间的工人工资等成本，另一方面还要转而去雇佣那些原本生产能力不如这些女性员工的雇员来承担她们的工作。

各地政府出台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果都是以类似的方式由家庭和企业来全部承担其政策成本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说将只会有一部分能够承担起这些成本的家庭选择生育更多的子女，但这类家庭她们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本来就很们的生育愿望到底能有多高呢？

那些经济上不是非常富裕的家庭，反而更享受不到这一鼓励性政策所带来的福利，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多要一个孩子和更少的女性薪酬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同时，这类政策还可能带来劳动力市场上更大的男性性别优势，使得女性不得不接受更低的起薪和平均薪酬。

全球生育率下降：

西方如何解决适龄生育的后顾之忧

生育子女是一个家庭的重要决策，它不仅涉及到家庭的观念和人们的传统习俗，还是一个深刻的经济决策。关于经济发展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经典的人口经济学命题：“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是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首次世界人口大会上印度代表团提出来的，它的意思是说，经济发展是影响人类的生育观念、行为和生育率变化的最全面、最自然和最重要的因素。

之所以经济发展会使得生育率大幅下降，一来是因为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回想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多生一个孩子对于许多农村家庭来说，就是在锅里多添一瓢水的问题。但对于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夫妻来说，多生育一个子女意味着一连串的未来事件，如住房、保育、教育等，一桩桩一件件，都需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当然要去挣钱，这就加重一家人的生活负担。二来，经济发展还会大幅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使得女性更加独立，不用再那么依赖男性，但这也意味着她们会更加在意经济上的独立性，对她们生育子女的激励自然也会减弱。

| 对于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夫妻来说，多生育一个子女意味着一连串的未来事件，如住房、保育、教育等，一桩桩一件件，都需要花钱。 （图源：视觉中国）

生育率下降，几乎是西方所有发达国家都在经历的现象，这些国家在鼓励生育上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例如，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显示，德国的出生率自1975年以来就开始低于死亡率，平均每个德国妇女只生育1.4个孩子。德国人口问题专家预计，到2050年德国人口将会从现在的8200万下降到7080多万，三分之一的人口超过60岁。为了提高生育率，德国政府推出多种政策，妇女每生育一个孩子，每月都可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补贴；而且，德国政府还规定，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每年每月可得到相当于月收入三分之二的税收补贴，每月最高可达1800欧元。同时，政府还提出要建立23万个托儿所，并延长学校的授课时数，来帮助有工作的母亲。法国和丹麦等北欧国，也都采取了有效的鼓励政策。

归结起来，西方国家认识到鼓励生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所牵涉到的领域包括财政、税收、保险、就业、儿童服务等多个领域，需要政府在多个领域出台相关的经济社会配套政策加以衔接，在生育保险、住房、托育服务等方面帮助解决适龄夫妇生育的后顾之忧，这才起到了相应的效果。

我国目前的生育率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国家放开“三胎”，进行生育政策上的大调整，是认识到了人口形势的严峻性。与四十多前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同，禁止多生育的方式可以很简单，而一旦生育率降下来，再鼓励多生育，可不是简简单单出台一些不需要政府自己支付成本的延长产假和生育假这样的政策就可以实现的。

李井奎，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

算起来，我注册豆瓣已经有13年，接近14年了。看得多，说的少，关注我的人也寥寥无几，但我还是会每周固定登陆几次，看看书评，看看广播里面，又有些什么新东西。所以，尽管我不是最早的用户，却见证了豆瓣这些年来的变化与调整。这十年来，我们眼见无数互联网概念呼啸而来，又擦身而过，风口造就了无数新贵，同时也埋葬了许多人。但是，豆瓣却始终存在。尽管过去吸引我的很多书籍、电影的条目早已没入了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成为不可言说的事物。

这或许是豆瓣的一种魅力。当互联网变得和现实一样无理取闹，胡搅蛮缠的时候，豆瓣宛如一股清流，让人能够安静下来，看书看电影听音乐，又或是在小组里与人斗嘴八卦，不亦乐乎。

这恐怕是豆瓣最初设立的初衷，也是用户们最为理想的豆瓣所应该有的样子，也是我这样的互联网老用户更喜欢的样子。

但是，环境总是在变化的，当人们的表达变得没有那么顺畅以后，戾气就会随之而来。即便如豆瓣一般克制的平台，也不可避免会遭受到非难与责怪。前几年，一部烂片的上映，引来人们对于豆瓣评分机制的关注。有人说，豆瓣有人恶意刷分，是别有用心。但是，此人却从来没有想过，关于一个东西的好坏，别人做怎样的评价，我们是万万无法干涉和决定的。凡事都裹上一层宏大叙事的外衣，不容讨论与假设，这种傲慢当属逆势而行，迟早会闹出「8点20发」这样的笑话，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处境。

这样的戾气不仅仅存在于豆瓣的评分领域。在那些我从未涉足的豆瓣小组中，也存在着争吵、谩骂，攻讦和诽谤。我们厌恶这样的现象，却从来没有正视过背后的原因。其实意见天生就会存在分歧，也必然会充满情绪，这本无可厚非。但在一些人来看，豆瓣成了丑闻与污秽的策源地，只不过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人们早已没有了其他可以言说的场地，还算自由的豆瓣就必然会成为人们的选择，承接本不属于它的流量。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走在路上遇见坏人坏事，我左闪右避也逃不掉，可如果我把过错归咎于脚下的路，那一定是得了失心疯。同理，豆瓣也一样。

言及于此，我想到了一个「左传」里的故事。春秋时期的郑国人，在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以后，喜欢聚集于乡校，议论时局。但郑国大夫然明觉得，议论不是一件好事，就问子产，要不干脆把乡校都毁掉算了。但子产同志表示明确反对，他曰：

「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为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文言文看起来不太好懂，但子产的意思其实也可以用教员的一段话来总结：「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教员过去有这个自信，我想，现在的我们，也应当有这个自信，如此精彩的世界，应当容得下一个甚至更多个豆瓣。那些看似尖锐的批评如果无法落地，它自然还会另寻一处幽暗的角落孕育。有朝一日，它终会成长为势不可挡的力量，无论对错，摧毁挡在前面的一切。

今日讨论：

你还在用豆瓣吗？

谁不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

——歌德

2021年的中国，如果说在消费领域有什么亮点，那么全民直播带货就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人们在过去的两年间，突然发现了直播背后所蕴藏着的惊人带货能力，也制造出了李佳琦、薇娅这样的神级带货主播。

现如今，当我们拿起手机，点开任何一个购物或者短视频的APP，总能在手指最舒适，目光最聚焦的地方停留着直播的入口。在时不时就会出现的偶发疫情的作用下，相信不少线下门店恐怕早已是门可罗雀，入不敷出，勉强支撑着经营。但是，人们消费的需求依然存在，而消费能力的下降则进一步将人们推向了成本更低的线上消费。如果我们要分析李佳琦和薇娅的成功，疫情的反复和不断缩水的收入是必须纳入参考的重要变量。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只有从事同行业的人才是相互竞争的对手。于是，李佳琦的竞争对手只能是薇娅，却不可能是超市、美妆店或者淘宝、京东。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琦娅二人的声明，揣摩其中的意味，你会发现，两人的遣词造句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在个别绝对正确的词汇上，两人如出一辙。譬如：「不忘初心」、「一如既往」、「妥善解决」。如果他们不是碰巧请了同一家公关公司的话，那么，这显然意味着此时此刻的李佳琦和薇娅，是站在同一条战线的盟友，而敌人，正是过去站在两人背后的品牌商。

仔细观察今天在舆论上予以李佳琦和薇娅极大支持的消费者，言语中皆是正确到无法反驳的词句，但其形象却极为模糊，他们的目的更极不符合经济学的常识。按照理性经济人的观点，人是始终理性且自利的，并以最优方式追求自己的主观目标。那么，予以商品更大优惠的欧莱雅显然才应该是被支持和声援的对象。因此，如此这般一边倒地支持两位头部主播的舆论，反倒更应该令人警惕和关注。

商品在市场上售卖，遵循的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这一点早已毋庸置疑，也是公众业已建立的共识。因为，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如果有人因为我们无法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拒绝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转向另一个愿意满足我们的人。因此，当李佳琦和薇娅的直播间中无法提供更低价格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更应该离开，而不是支持。那么，一个问题呼之欲出：

电商主播口中的「最低价」，到底是意味着将给消费者最大的优惠，还是不允许别人卖的比我低？

如果是前者，那么反倒是李佳琦和薇娅应该检讨和思考，为何自己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从品牌方获得更低价格的产品，而自己的成本控制是否还能做到更低？但令人遗憾的是，两篇近似于檄文的声明，暴露出了头部主播们的真实心态，也显示出在直播领域，那个名为「垄断」的幽灵正在日益壮大。

言及于此，有必要总结一下。一个完全不存在竞争的市场，仅仅只会存在于想象之中，任何试图挟用户以令他人的做法，固然是在夯实自己的「护城河」，却也在侵蚀着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因为众人终究醒悟，当自己面对一个垄断者时，自己将唯他之命是从。人们当初怎么拥护，现如今就会怎样抛弃……世间万事，莫不如是。

今日讨论：

你支持李佳琦和薇娅吗？

新闻事实是被记者选择过的、以一定方式表达出来的事实。它脱离了事实的自然形态，带有人工加工的痕迹，带有传播者一定程度的价值认识……但由于人们认识上和方法上的局限，它们二者之间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新闻事实拨开了客观事实表面的迷雾，真实地表达了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二)新闻事实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事实的原状。(三)新闻事实歪曲了客观事实。(四)新闻事实构成的人为的“环境”，与客观事实构成的环境相去甚远。

上面这段看似枯燥的定义，相信任何一个对唯物辩证法有基本认知的人都能够读懂。定义既承认了事实所具备的客观性，又承认它作为一种人为的产物，其中蕴含着不可回避的价值判断，具有了一定的主观性。这定义意味着，我们目力所及的新闻永远只能无限逼近事实，但永远不是事实本身。

在我看来，只能无限逼近事实大概就是新闻必须时刻保持不断更新的状态和最为谦卑的态度最重要的原因。但凡事总有例外，又或许是这几年新闻理论有了长足的突破的进步。今天，一位供职于最高级别媒体的媒体人，对自己的一篇批评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不应该学习李佳琦做直播赚快钱的评论，做出了如下的回应：「对于我们这样的媒体来说，其实是不欢迎争议的……我们需要的是一槌定音……」

言下之意，只要具备了足够高的级别，新闻就是不可争议的存在，充满了权威的味道。但是，这却暴露了作者新闻学理论的浅薄。胡乔木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的舆论，是不一律的，但也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不一律，诸如在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党的领导等基本问题上，应当是舆论一律。

显然，俞敏洪和新东方能不能转型直播，并不属于基本问题的范畴，是一个必然会争议、值得争议且应该争议的问题，和权威不权威毫不相干。

然而，这套不容置喙的话语模式却在我们生活四处反复出现。它惯于使用非常正确但却了无新意的遣词造句，制造出一个有又一个毫无营养的文本，传递出的却往往都是莫名其妙的观点。如果你用心统计一下，恐怕会发现，文本所针对的对象，往往都是处于防守或者弱势的对象，不仅足见作者的心机和狡黠，更是一种对「鲁迅先生提倡痛打落水狗」的曲解与滥用。

这恐怕是当代新闻业的现状。有相当的一批从业者们沉湎于宏大的叙事，热衷于随侍在地图的两侧，目不转睛盯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不断的涂抹。有那么一刹那，他们会产生一种错觉，彷佛自己就是那支铅笔，有着改造一切的能力。同时，他们也具备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力，当红蓝铅笔被弃之不用时，这世界就仿佛从来没有过铅笔的存在，一切文字都源自钢笔、毛笔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于是乎，谬误占据了人们的视野，谎言似乎也变得没那么可憎。这样的新闻业，剩下的只是皮相，但凡还有二两硬骨头的，须臾之间也可能成为齑粉。

那好，不争议就不争议吧，毕竟越来越多的时候争议已经成为一种徒劳。但笔下有千钧，肩上有道义，写文章一凭知识，二凭常识，三凭共情，三者取其一，就是一篇合格的文章，但三者皆无者，无论穹顶如何呵护，总有些疏漏的角落，人们可以在那里用正义的口水教会你下辈子如何做人。但要知道，无论是谁的消逝，穹顶都不会为它流下一滴眼泪。

今日讨论：

俞敏洪要直播，你怎么看?点击关注，留下你的看法。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当然，同样机智的公众很快就将更大的注意力从交警身上转移，将目光投向了玛莎拉蒂女口中所说的一个人名：「Yu wei」。因为，在视频中，飞扬跋扈的女子最大的底气，似乎就来源于这个名字背后所掌握的权力。

但很不幸的是，在最新的通报之中，我们看到，6名姓名谐音为「Yu wei」的民警均否认与女子相识，而女子则辩称，提及Yu wei只是偶然，目的是为了规避或者减轻惩罚。但吊诡的是，调查人员们似乎压根没有想过去翻一翻女子的手机通讯录，将本只需五秒的调查人为地延长成了三天。

通读一遍官方通报，相信所有人都能够体会出背后透露的信息：一切错误都属于玛莎拉蒂女，她喝了酒，开了车，还试图用偶然得知的领导姓名瞒天过海，逃避惩罚。至此，事件似乎可以划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它只是这座城市在运行中偶尔出现的杂音，并未令当地陷入舆论的风波，造成更严重的次生灾害。

的确，尽管通报用了传统的、权威的蓝底白字形式，试图结束公众对这一偶发的直播事故的讨论和关注。但遗憾的是，这件事仍然留给了公众无尽的想象空间，谈论玛莎拉蒂女的容貌和供职单位等八卦显然不足以将这一空间填充。人们还脑补出了一出权力与金钱媾和的戏码，假设出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形：

如果没有电视台的直播镜头，那么「Yu wei」是否就确有其人？玛莎拉蒂是否就能够如其所愿的离开？

公众乐此不疲地传播着这种看似不可证实亦不可证伪的猜想，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逻辑推断有着十足的把握，其源头是内心对权力天然的不信任和依赖。这种矛盾的心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而那个叫做「Yu wei」的存在，在我们遇到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时，总会从内心的一个黑暗角落跳出来，炫耀它掌握的资源与权力，传递出一种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难题轻易化解的可能，将其简化成了一种任何人都听得懂的话语，那就是：

我上面有人！

在过去，「Yu wei」是一种隐秘的存在，它就像是一条游弋在海底的鱼，人们知道它的存在，却无从得知它究竟是如何施加影响并发挥作用的，而能随时动用这一特权的人，却少之又少，普通人很难感同身受

但是，直播这一技术，却在不经意间，把这个类似都市传说一般的特权从幽深黑暗的海底驱赶到了阳光直射的浅海，公众才得以见到了它丑陋的模样，更让人们惊觉，夜查酒驾就像是一场秀，原本的目的旨在「用最软的柿子，换最大的认可」。

但直播技术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南昌直播的这场事故，就是不确定性的例证。从6月至今，这档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名为「都市2直播」的节目开播了数十场酒驾夜查直播，但自11月6号以后，它就停止了直播。接下来，全国范围内类似的直播节目，恐怕都要开始思考，是否还有继续的必要。毕竟，技术一旦失控，并不是所有面对镜头的交警都有如此非凡的反应和智慧。毕竟，当作秀不幸碰上飞扬跋扈，就必然会弄巧成拙，让损失远大于收益，成为这个系统最可怕的噩梦。

今日讨论：

你是否也曾经想过，找Yuwei来替你平事儿?

（图源：澎湃新闻）

在临时关闭两天后，上海迪士尼昨天已重新开放。此前，由于10月31日杭州出现1例确诊曾去过迪士尼，这里连夜进行核酸检测，安排了220多辆大巴疏散游客，次日一早8点多通报：接受检测的33863人全部都为阴性。

经过了这样一番折腾后，上海迪士尼也颇为冷清，没多少人敢去了。那一晚的检测，听说第一个小时也很混乱，后来才渐归有序。事后看到有人吐槽：“从没想到，在迪士尼排队最长的项目会是核酸检测。”

和朋友说起，他答：“我倒觉得当初迪士尼选址在上海还是对的。你换在别处试试？估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放。”

想想也是，听说西安自从10月15日因一对上海老夫妇确诊以来，都大半个月了，电影院还关着，而那对老夫妇甚至根本没去过当地电影院。像迪士尼这样密集数万人的场所，关闭两天即重开，在当下的清零政策下恐怕已经是所能做到的最短时间了。

怎么说呢，虽然我并不认为上海的防疫已经无可挑剔，但如果横向比较其它省市（所谓“比烂学”），那切身经历确实告诉我：上海在防疫上可算是国内最少扰民的地方了。

10月31日晚，上海迪士尼

（图源：新浪新闻）

虽然迪士尼这次爆出有数万人可能密接，但除了公司群里通告当天去过迪士尼的同事自动上报外，我身在浦东，生活一切照常。出入小区、超市、大楼也并没遇到比平日更严格的检查，只是听说市内各大医院门口在排长队做核酸。

这么说吧，如果那两天没去医院、不看新闻，也没人跟我说起，我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就在不远处，上海正进行大半年来最大规模的一轮防疫。

上海并不是现在才这样。即便是去年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我们一家出入小区也都很自如，出去几个人、几次都从未受限；一年前浦东爆出几例确诊，我当时正在四川广元旅途中，剑门关景区立刻就不让进了，连宾馆也不许住了，西安机场也如临大敌，但我们一路回到上海，虹桥机场仍然照常，迎面就是一个告示：“各地健康码都认。”

对很多小老百姓来说，这还不只是一份安心感，还有对生计的影响。上海当然也曾让学校放假、电影院关门，今年的上海书展也推迟了，但自去年初疫情爆出以来，至少我家周围没看到哪家小店被迫关门。年初上海黄浦区多例确诊，因为老城区难以隔离，我有朋友以为那一片都会遭殃，却发现划得相当精细，边界外一马路之隔的健身房都仍然照常营业。

江西铅山葛仙山镇日前出现一例阳性后

和有些地方一比，这种平静就尤为难得了。10月30日，江西铅山县交警发布通告：由于当地发现1例阳性，当晚21时后全县红绿灯一律调成红灯，闯红灯车辆将一律按违章惩处。真可谓“一人确诊全县红灯”。

澎湃新闻报道此事时，底下最高赞评论讽刺：“病毒看到红灯就停了。”虽然临时规定第二天就撤销了，但也已经足够出人意料，更让人意外的是，据说这还不算是铅山首创的，别处早就有过了。

还有比这更狠的，也是在10月30日这一天，黑龙江黑河市宣布为了防疫，全市100多万人的绿码直接调成黄码，且还是按户籍调的，结果无数身在异地的黑河人（仅在哈尔滨就有6万多人），就莫名其妙发现自己哪儿也去不了了，黑河相关部门的电话都被打爆了。这两天来，已有17万在外地的黑河人申请“复绿”。

当然，会有很多人说，这些“小地方”没办法，又没有上海的财力物力人力，只能直接上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做不到上海那样精准防控。那就算如此，北京总归和上海不相上下了吧？这次也有个绕口令般的段子：“离京出差后回不了北京，原因是14天内到过北京。”

这次也有人翻出来北京疾控中心的建议：餐馆就餐时少说话，尽量用眼神交流。虽然这其实是去年3月最紧张时的说法，但在我记忆中，上海没有过这样的事。

事实上，我有老同学一年前去北京述职，总部的领导忍不住问起：“北京连国际航班都停了，但还是会不时出事，上海从来就没停过，管得又那么宽松，却没出什么事，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张文宏医生为首的团队已尽力做到了此前承诺的“在瓷器店里捉老鼠，既捉到老鼠，也不打碎瓷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关键其实还不在于“不打碎瓷器”这一点，而是“能捉到老鼠”。否则，你宽松倒是宽松了，但疫情没控制住，那可想而知，还有几个人觉得这是好事？

这就很考验专业能力了，因为能不能“捉到老鼠”，并不取决于如何兴师动众，而是精确锁定老鼠在哪里。我有时想起曾在哪本书里读到一句话，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此时如果把家里几千本书都翻一遍，那无疑是极其恐怖的工作量，而如果确切记得是哪本书的哪一页，那根本不需要翻箱倒柜，很快就能搞定。

当然，病毒更棘手，它不会像书里的语句那样原地不动，再怎么翻动，书也不会抱怨；但对防疫而言，至少有一点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专业的传染病防控体系，那看上去“严格”的举措很容易事倍功半。

我曾说过，现在零星爆发的疫情已经不是在打“人民战争”，而是“反恐战争”，假如病毒这个“恐怖分子”只是潜藏在全城1%的小块区域，那首先要做的就是精确的流调来锁定它，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这样，那你在剩下99%区域的搜寻都将是无用功，不仅自己疲于奔命，还惊扰了无数普通百姓——你们为此所做的可能都是白白牺牲。

上海医生援助意大利疫情

（图源：Global Times）

那为什么是上海做到了这一点？有人说是市民素质高，有人归结于海派文化中的“契约精神”，有人相信是上海财力充足、人才够多，当然，更直接的原因是上海经历过甲肝、非典后演进出来的一套传染病防治体系，但市民素质很难直接转化为精准防疫，一些城市的资源也不比上海差，而国内也见多了各地经历一轮轮的疫情，但好像事到临头还是没学会什么。

在我看来，在这背后，也许最重要的是上海市民的一个普遍共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非常难，因为这首先就得破除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关系网。

很多地方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这些人才无法冒出来，哪怕他们有专业意见，但在决策体系里却被边缘化了，没人听他们的，也没放手让他们去做事。今年初疫情凶猛，就有人觉察到差别了：河北、东北出来做疫情通报的，都是当地官员，但在上海则都是防疫的医生，官员是不现身的，医生需要什么，官员再来调动资源支持配合。

或许也正因此，早先对上海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自由散漫，不尊重领导”，因为既然自己是靠本事吃饭的，那何必费力去和领导搞好关系？这倒不是说上海人就完全不会搞关系，但在程度上确实比别处轻，一个在本地没什么关系的陌生人在这里凭本事立足，是可能的，而这又反过来可以让人把更多精力放到专业领域。

所以，这背后需要一种双重的默契：不折腾这些专业人员，放手让他们去做，从专业角度评判他们的绩效，而这些专业精英也尽可能在不折腾普通百姓的前提下，高效快速地达成自己的目标。这不需要惊天动地，甚至不需要让人知道，因为就像好的手术旨在让病人尽快复原，本来防疫的宗旨就应当是“公众生活迅速恢复常态”。

虽然上海这座城市有其特殊的历史经验，但上海人也没有三头六臂，往上查三代，又有几个是土著上海人？我从不认为所谓“上海经验”是不可复制的，但能学几分且不论，各地当然也可以结合实际，但有一点应该不容置疑：不扰民的防疫才是好的防疫。

大约从昨天开始，成都就隐隐约约有一种按耐不住的冲动。究其原因，无非是过去的十多天时间里，始终都没有新增病例，扩散的风险自然也就极低。这对于这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确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这一轮疫情，始于南京。作为安徽人的事实省会，江苏人的地理省会和台湾人的精神省会，南京的重要性因为德尔塔变种而得以凸显。紧接着，张家界、扬州相继成为传播中心和新增病例的重灾区，显示出变异的病毒势头汹汹，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连下数省多市，不仅让全国的防疫政策骤然收紧，更引起了人们对于接种疫苗的各种讨论。

相较于南京、张家界和扬州，成都在此轮疫情中收获的关注就显得极少了。无论是大规模的核酸检测，还是医护人员的辛苦和奉献，亦或是隔离区人们的生活，都没能占据全国人民的时间线和注意力。对于成都这座网红级别的城市来说，未免有些落寞了。

于是，今天，当成都的两个中风险地区被宣布为低风险并解封时，欣喜似乎成为了成都人的主旋律。各种喜庆的文字和行为艺术充斥在社交媒体中，预示着这场胜利是巨大的，是宏伟的，是完完全全的，是压倒性的。

对于被隔离的人来说，这样的欣喜自是一种必然。人是一种向往自由的动物。十四天足不出户，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煎熬（姑且认为是一种煎熬，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觉得这是得来不易的假期），从半自由状态到自由状态的回归，生活和工作又将重归常态，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然而，喜事只是部分人的喜事，对于更大范围的人来说，这只能说是一件幸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时候，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全因努力。相反，促使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往往是随机的，不可控的，这在我们以宏观逻辑对抗病毒这一微观世界的事物时，显得尤为明显。

对于成都来说，这一次它是幸运的。刚刚开通的高铁，载着过暑假的一家三口往返于成都和张家界。如果不是因为对孩子常见的发烧咽痛有着极高的警惕，这家人大概率还是会维持日常的生活，上班下班，买菜做饭，逛街遛弯。待到行政与疾控收到警报做出响应之时，病毒大概率已经在这些日常中传播了一段时日，悄无声息地深入到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今天成都赢得的胜利，是一个偶然。但欢庆的社交媒体却显示出，这个城市把胜利当做了一种必然。当然，面对病毒和疫情防控这根毫无弹性的红线，成都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从这一场紧张而被动的压力测试中找到一丝主动。

努力的人，总是不希望自己白白努力。有时候在努力的过程中，都恨不得拿着喇叭告诉周遭，请他们抬起头来看一下辛苦的自己，并希望得到表扬。从人的虚荣来说，这的确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狡猾多段的病毒，努力之后的胜利往往是暂时的。这一次赢了，那下一次呢？这是一场持久而漫长的争斗，赢了局部，未必赢得了大局，赢了一时，未必赢得了一世。这也就意味着，早早扯起嗓子开始表扬与自我表扬，是一种不怎么明智的选择。可别忘了，上一周，当南京的表彰和张家界的追责被放在一起比较时，南京就经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信力危机，被人们疯狂地编排，恐怕会成为南京永远的痛。

就个人来说，我确是希望疫情能够尽早过去。但时至今日，疫情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我早已不再奢求它消失的无影无踪，而只求能够与它和平共处。在未来很长很长的岁月中，我仍将告诫自己，不能将偶然当做必然，更不能以此为荣耀，而沾沾自喜。因为，今天我们的喜悦有多少，很可能意味着未来的挫折就有多大。留给这个系统一些余量，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可惜，这个道理，很多人总是忘记。

今日讨论：

你知道今天成都有地方解封了吗，你看到哪些欢欣鼓舞的文字和视频了吗？

这几日的成都，正在经历着一场远胜于过去的压力测试，但从昨晚的表现来看，未来即便能够拿到及格分数，就已经是一种万幸。

一直以来，成都都是一座颇具野心的西部城市。历史上的扬一益二，是它最引以为傲的时刻。但是，自明清以降，经济中心始终向东南沿海移动，外向性的经济与成都所处的地理环境格格不入。不少这里的人将自己的不成功，归咎于所谓的「盆地思维」，成为了地理决定论的忠实拥趸。

在这一轮新的疫情刚抬头之时，成都还是循着以前网红城市的做法，将一系列防控措施浪漫化，诗意化。时空伴随成为了歌中所唱的「我吹过你吹过的风，我走过你走的路」，让这个本不属于成都的新概念成为了专属。但很可惜的是，新概念并不意味着好运气。当难以捉摸的病毒，在成都的街头走了几遭之后，浪漫的背后，就隐约透着一股子紧张和恐惧。

但是，扪心自问一下，从疫情在武汉爆发至今，我们自己到底内心深处还有几分自信能够笃定，这只是一场偶然而至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大流行即将两年，作为一个已经适应了人类社会的病毒，共存应当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境况。而人们因为封锁而做出的种种举动和讨论，其实都印证着恐惧的来源并非疾病，而是社交隔离。所以，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当成都的环球中心被封控时，不少人选择了逃离，全然没有思考过在利维坦的注视下，逃离注定只是一种枉然之事。

更为戏剧的是，昨晚的成都，有不少区域选择了全员核酸，这让一场本应是瓷器店里抓老鼠的游戏，就变成了另类的自证清白的游戏。人们在一个名为「成都」的游戏盘上，玩起了「狼人杀」的游戏，希望凭借着黑夜的庇护，在天亮以前抓到潜藏在人们之中的「罪魁祸首」。

从宏观的层面来说，我们伟大而迅速的动员能力又一次被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而从微观的层面来说，人们又一次选择了服从，以便让生活继续。但在宏观与微观的交界处，我们却继续忽视着身边关闭的杂货店，小吃店，彷佛它们的生死与我们毫无关系。长此以往，生活到底能不能继续，恐怕不是一个疑问号，而将会是一个巨大到令所有人都震惊的感叹号。

当夜色从成都的城市上空撤去，阳光重新回归的时候，似乎夜晚的恐慌与抱怨也跟着离去。成都一反常态在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给出了昨夜的成绩，同时也给出了清晰而笃定的答案：

所有的病例的源头都是比较清楚的，全部在同一条传播链上……3个病例呈现同单位、同家庭、同一个餐饮娱乐场所聚集性发病特点。

但这就引起了一个逻辑上的迷惑之处：究竟是因为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才得出上述的结论？还是这结论本来就是有司从始至终就具备的自信和判断？如果是后者，那显然前一天夜里的大规模检测和人心惶惶就是一种非必要的演出，但如果是前者，那就意味着此前一周成都的防疫有无数的漏洞，有可能造成无数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妄自揣测一下，时至今日，能够将清零的思路贯彻于自己的日常行为的人，可能已经寥寥无几，无论是随时可以摘下的口罩，还是象征意义极强的健康码，都已经伴随人们近两年时间了。更大的概率是，一个不经意的漏洞，成为了这场风波的起点，而壮观的核酸检测场景能够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有司依然在负责并掌控一切，它仍然在高效且精准的运作，从不懈怠。

当然，这个信号的接收对象并非贩夫走卒寻常人等，它指向的是更高一层的利维坦，它希望将自己最努力的姿态展现出来，以便在未来危机爆发时，减轻或者免除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个稳赢不输的策略。

但这个策略也有反对的意见。华西的三位公共卫生专家联名写就的建议书，用词简练，不喊口号，不说空话，从科学的角度陈述了大规模检测的种种弊端和不合理性，瞬间抢了新闻发布会的风头，并将公众的疑惑和质疑以科学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眼前。在成都乃至四川，华西是一个神圣的名词，它意味着专业，意味着责任，它与协和、湘雅、齐鲁、同济一样，并非我们土生土长的产物，是现代文明、文化和技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当我写到此处时，一个微信群里有人问道，为什么今天的成都静悄悄，彷佛无事一般？你看，这座城市和其他的城市并无二致，总是在顷刻间遗忘掉过去，却也无从得悉未来究竟会以怎样的面貌展现。

希望疫情能够早点过去，这是一个目标，但同时也是奢望。在一根毫无弹性的红线面前，胜利皆因幸运，而失败则永远是一种必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一个城市能够经得起SARS-CoV-2的饱和攻击。草木皆兵，毕其功于一役，终究不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选择。这场胜利的最终面向，是人类的健康与存续，而并非一城一地的责任问题。面对这些超出人类能力和认知的问题，不妨退一步，在历史的角度，或许才是进了一大步。

PS.

推送次条附上一篇8月份的旧文，供对照阅读

今日讨论

现在，你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和过去相比，有变化吗？

于社会而言，设立这样一个节日，意在表达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尊重，但其实，细想一下，每一个有节日的职业，过的都不怎么开心、幸福，反倒是有些苦逼。

于每一个新闻人来说，比起自我感动，在这个时点自省，恐怕更有价值。

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事业？恩格斯曾说：「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

因此，不得不承认，新闻是一个始终变化的事物，技术的的每一次更迭，都会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有线电报开启全球化的序幕，让人类第一次用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式传递信息；工程师马丁·库帕发明的第一台手机，将人们带入了「永恒联系」的时代。

但是，其他因素也不断压缩着真实新闻的生存空间，种种不确定性，让一部分从事这个事业的人陷入了困惑、焦虑、不安。

新旧正在更替，规则正在改变。

但是，总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应该恒定不变，以锚定尽可能远的未来。

比如，对事实真相的探究，对真理常识的珍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这才是新闻的根基所在，众声越是喧哗，越需坚守，不能轻言放弃。

这是因为，虚假的信息会扼杀人们的思想，但必须明确的是：

偏见和谬误源自于「人」，要廓清之，纠正之，「人」的参与，是最重要的因素。「明显的事实自有巨大的威力」，而人们只有在洞察了世界的变化，透视了隐蔽的趋势，了解了发展的本质，才会拥有对真实的渴望。

当然，事到如今，谈理想那就未免太过于天真了一些。但是我还是要重复江艺平的那句话：

犯不着把传媒理想化，但不能放弃新闻理想；不要拒绝日常的琐碎，但不能因琐碎而自甘平庸。环境可以改变人，环境也会因人而变。坚持水滴石穿的努力比轰轰烈烈的一时痛快重要。

现在想来，能做到这样的人，有几人欤？

都说新闻是未来的历史，但历史的走向，何曾在乎过新闻，更何谈无数位于这个岗位上的人们？

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那条叫做「新闻」的支流，正在发生着微小但重要的分道扬镳。一边，是为数不多的继续坚守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群体，虽有妥协，但总有底线。而另一边，则将自己变成了吹鼓手，说的话，做的事，极为漂亮，但却没什么价值。二者之间有着极深的隔阂，不相为谋早已是常事。

写到此处，我突然想起北岛一首诗中的句子，他说：

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只是我分不清，这鼓声到底通往的是明日的美好，还是今日的沉郁。

今日不讨论

一则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工作信息，搅动了今天的舆论场。信息之中惯常使用的词汇，突然被解读为某种信号。而陡然下跌的股市，更是将情绪渲染到了极点。

情绪并不是一件好事，无论积极还是消极，它有可能影响对局势的判断，做出不正确的决策。或许是因为这个理由，股市收盘以后，商务部的解释文本占据了几乎所有重要媒体的重要位置，试图告诉人们，这篇例行的工作信息，并没有过多的信息量可供解读。

按照常理来说，一个准确的文本所传递的信息，应当是唯一的，是确定的，它往往会被限定在其所属的专业领域。但是，当信息的供应及其匮乏的时候，人们就会自然而然试图从毫不相干的信息中了解到新的信息增量。这与我们习惯从主席台的座次，出场的顺序去解读一些无法明说的信息如出一辙。

所以，根据传播学的一般规律，信息一旦被解读，因为它能够显著满足人们心理和社会的需求，即便解读是错误的，它也将开启和调动了人们不着边际的想象，为未来蒙上一层不明朗的浓雾。

但是，只要对内外部环境进行简单且理性的分析，或者说对官僚机构如何运转有最基本的了解，就并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

人们揣测的趋势在目前几乎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在今天的舆论事件中，高涨的情绪之外，也隐约有着担忧的影子。但是，为何人们还是倾向于将此类信息进行杯弓蛇影般的解读呢？这或许是因为，面对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可避免地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好最为周全的准备，而时间就是准备是否周全最关键的因素。

而吊诡的是，这心态的背后，反映出人们对官方信息的不信任，它对于官方提供的真实不屑一顾，却只愿意按照自己的框架和逻辑对信息进行理解和传播。这对于现行的秩序和规则来说，是一种挑战，稍有不慎，就会滑向对立面。

因此，这大概也是官方顷刻间就做出反应的潜在逻辑。官方传递的信息，必须不能留有被解读和发挥的余地，必须准确到达每一个人的脑中，并产生所需要的作用。

当然，这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今天的舆论场，更是提出了一个传播学上的新命题：

当正确的官方信息被人们歪曲解读成了近似「谣言」的东西时，该如何才能纠正偏差？

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给出自己的答案和对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今天的喧嚣已经落幕，明天人们也很有可能忘记今天所讨论的一切。但就这场不大不小的舆论事件而言，我有一个确定的结论可以毫无疑问地告诉诸位：

我们正在落入一个名为「塔西佗」的陷阱之中，每个人都不是幸存者。

今日不讨论。

官方和民间舆论场在讨论内容、话语以及讨论方式上都大相径庭，往往都是各自为阵，自说自话。

当时，我将这种变化总结为社会多元化的必然表现和结果。但时至今日，我觉得这个对舆论场的判断和定义着实没有远见，可以说是极度缺乏预判。因为，当下的舆论场哪里还分什么官方和民间。在社交媒体中，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舆论场，或许有一些小小的交集，但割裂才是常态，争执也从未停止。

当然，这种割裂和争执其来有自。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缺乏机会和条件思考，以致于常常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为一谈。于是，陈述事实被当做评价，主观的评价却又被误认为是一种确凿无疑的真相。

而最糟糕的是，在我生活经验所能触及的范围中，意见支离破碎的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阻挡。

意见有分歧，争执就在所难免。不过，在正常情况下，争执的目的是达成共识，形成规则。但很遗憾的是，在我们日常所身处的状态下，争执的目的是为了「赢」。

所以，我们往往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极尽自己之能事，我必须要赢，你必须要输。逼急了，下三滥的手段用起来也颇为得心应手，什么规则都可以不顾，什么道理都可以不讲。更有甚者，我们甚至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规则，解释规则，扭曲规则。

于是，这样的结果就是，周遭的环境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烂了。人们非但没有团结，反而变成了原子化的存在，只关注自己，对别人的悲惨遭遇，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嘲笑奚落，彷佛自己永远不会成为那个被时代遗弃的人。

但是，作为一种原子化的存在，我们看似自由而强大，其实却孤立无援。于是，我们为了生存，就会不由自主地放弃思考，跟随权威，以此换得舒适而规律的生活，日复一日的平静以及安全感。

当然，这种生活要保持稳定和持续，并不取决于我们自身，它来自于权威的施舍和恩赐，它拥有「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权力，自然也就拥有了「谁无法得到」的权力。因此，任何一种对这种生活的习惯和追求，其实都是一种「麻木」。

可是，面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支离破碎的趋势，每一个个体究竟应该确保自己的理性防线不崩塌呢？

以我自己算不上成熟的经验来看，在当下，要维持自己的理性，确实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勇于讲出真实的生活，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克服骄傲的愚蠢，抑制自己寻求展示自己优于他人，用道德优越感支配他人的冲动。要尽可能关注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尽管何谓真正有价值的事情的定义还很模糊），尽可能避免那些纠缠式的争论，短内容的交流和无意义的泄愤。

当然，避免争论并不意味着在面对语言暴力时的退让。因为，在寻求正义时，中庸不是善；在捍卫自由时，激进不是恶，相反是对捍卫自由和真理的人莫大的肯定和支持，也是我们对抗语言暴力的最好方法。也许我们无法阻挡趋势，但事缓则圆，对抗趋势的新的力量或许也因此正在成长，总有一天会壮大的。

今日讨论：

维持自己的理性，你是怎么做的？

谨以此旧文，纪念先生诞辰140周年。

20年前的粥爷，和你们大家一样，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背诵语文课本上的鲁迅作品。毕竟，先生所处的那个年代，正经历着最为激烈的变革和发展，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他艰难趟出了一条路的同时，却不知给后世的孩子们，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刻板的教材，将鲁迅的作品打碎拆开，逼着孩子们揣测文章的立意和目的，甚至连那句著名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都要强行解释成：

这一种写作手法，是一种强调是一种突出，是为了更加衬托主人公当时的心情，表现自己所描述事情的重要性，甚至背后会隐藏着更深的含义。

但是，粥爷模仿先生写了一句：我家门口有两棵树，一颗是柳树，另一个也是柳树。却被老师批评说：鲁迅写了，你再写，就显得太俗了不是？

后来，有懂日语的小伙伴解释说道，

鲁迅的写作是日语思维，这句话翻译成日文：一本は棗の木である、もう一本も棗の木だ，在日语中，没有任何语法问题，只是一种常见的表达形式。

你看，我们是不是把鲁迅想的过于复杂了？

但是，他的文章，依旧值得反反复复读，每一次读，都会有船新的体会。

在面对让他无语的敌人，先生尖酸刻薄地说：

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且介亭杂文附集·半夏小集》）

如果把这句话翻译得俏皮一些，恐怕只有郭德纲的段子最为贴切：

比如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煤，煤还得选精煤，水洗煤不好。如果那科学家，要是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而在面对恶毒的攻击时，他又在与许广平的信中说：

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两地书》）

读完后，我最大的体会就是：

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世界让给了我鄙视的人，而沉默更是最不可取的办法。

但现实却是，倘若有人要提出一些建议和看法，便立刻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举，更有甚者，跳梁者鼓吹挑衅，总想把事儿闹大，以便从中渔利，鲜见理性客观之声。

这一切的问题，皆来自于沉默，因为沉默让人们错误地认为，一切都是从来如此。

可我们别忘了，先生曾经在「狂人日记」中说过：

“从来如此，便对么？”

如果你没多少功夫读先生，那么相信我，记住这句话，是极好的。

原文写于2020年4月19日

今日讨论：

你最喜欢先生的那篇文，留言告诉我吧？

如果失去了工资收入，自己又能撑多久呢？

车贷13000、房贷3000、一日三餐、生活必需品、孩子的学费、父母的生活费、不期而至的医药费……

花销不会因为失业而终止，活着的每一天，都需要成本。

丽丽曾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两年前恋爱结婚：

就职的公司有规定，办公室恋爱会被劝退一人，她是为了爱情在事业上让步的人；

一年前怀孕生娃：

婆婆专程搬来照顾，但三观习惯的差距让她每天都很煎熬，矛盾之下，她又是那个为了家庭在生活中让步的人；

去年年底，掏空积蓄创业开店：

新店开业不到一个月，疫情汹汹而来，还没开始盈利，先背上了几个月的高额租金……

人生仿佛跌到谷底，她崩溃地向我哭诉：没有钱，又没有希望，我真的好失败！

反观另一个90后姑娘清清，是丽丽的大学同学。同样在两年前选择了结婚生娃，在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毅然决然地主动辞职。

她的人生非但没有因为辞职而陷入困境，反而投资置业，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房产，每个月给孩子存下的教育基金比工资都高！下面的内容我建议你一口气读完！

01

从欠款20万到月入两三万

她只做对了一件事

清清，大学毕业的头几年依然拿着死工资做前台。

可一线城市高额的房租、生活费，为了充面子买下的奢侈品，哪里是她5000多工资能负担起的？

清清说自己最落魄的时候，欠下了20多万的外债，甚至一度花呗、借呗、白条、信用卡轮番倒。

一个月定好几个还款闹钟，生怕一不小心上了征信黑名单。

人生的转机，出现在她接触理财那一年。

学着开源节流，捋清收支，控制不必要支出，学习理财技巧，合理分配投资比例。

第一次只拿出了100块小心翼翼地尝试，结果过了一个月，直接收益20%！虽然赚的钱不多，但清清从那时起就真切地感受到了：钱，真的可以生钱！

最近两年，她坚持学习、坚持理财，理财收入早早就超过了账面工资。

在家里，清清也是个小掌柜，老公和婆婆都主动让她管钱，这样一位让家庭收入稳定增长的媳妇，哪个男人不爱？

婆婆也总说，儿子能娶到清清真是有福气。

辞掉工作以后，每天喝喝下午茶、晒晒娃、插插花，偶尔出去旅游拍美照，简直过着神仙日子一样~

清清常说：你不理财，财也不会理你。如果你想等有钱了再去理财，那可能永远都不会有钱。

总有人觉得，理财投资是有钱人才玩得起的游戏，手上没有多少余钱的根本不敢碰也没想过主动去了解，却不知道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在理财！

那些晦涩难懂的金融知识、不知所云的财经新闻，总能瞬间打消理财小白尝试投资的小念头。

理财其实是人人都能学会的一项技能。

从理财小白蜕变为理财好手，清清是从12天的理财学习开始。

12天，不够你下班后追完一部剧，不够你用来了解一个人，却足够让你一脚踏进财富的大门。

02

穷人靠体力赚钱

富人靠钱赚钱

每个人赚钱的能力，取决于你的思维方式。而理财，就是教你用理性的思维去打理金钱，从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理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必修学科。虽然大多数人都没在学校里得到理财教育，但这门人生必修课，你绝不能缺堂！

不会理财、盲目跟风，只会让你的血汗钱打水漂。

但如果你是个理财小达人，几年时间，收入就能远远抛下同龄人！

打工仔起早贪黑拼命工作月入5000+，理财高手全年休息享受人生月入5w+甚至50w+！

造成这一切差距的原因，只不过是几年前，你对理财敬而远之，而他抱着试试的心态学习了一期理财小白课程而已。

咱们来算这样一笔账：你今年30岁，每个月用1500理财，看看最后会发生什么？

理财中的复利，就是俗称的“利滚利”

答案是：

40岁时，你能有31.6万，孩子的教育费用不用担心了；

50岁时，你能有97.2万，给自己养老不是问题；

60岁时，你能有241.5万，环游世界不是问题。

爱因斯坦说：复利是这个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学会打理钱财，很多时候比赚钱本身还要重要。

但前提是，你要掌握其中的规律，运筹帷幄，而不是糊里糊涂的被割韭菜。

但话说回来，理财这件事儿学习成本太高！如果一股脑儿啥也不懂就入手，很容易陷入两种局面：

尝到了甜头，一股脑地加码，结果靠运气赚的钱凭实力赔了回去，最终血本无归！

人买亦买，结果每天早晨看着钱蒸发，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贬得一塌糊涂！

所以，与其自己闭门造车、瞎折腾研究，学习专业的理财课程会来得更靠谱！专业的事还是得要专业的人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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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争执偶然也会不小心因一些机缘巧合破圈，从而被外部的公众所知悉，进而引发或大或小的讨论。譬如，之前饶毅对于张文宏论文的异议以及这一次程益中与李大眼的骂战。

不同于饶毅和张文宏，年岁略小的人，恐怕对程益中与李大眼究竟是何许人早已经没有了概念。因为作为纸媒黄金时代的活跃且有重大建树的媒体人，现时下他俩却早已没有了言说的空间和机会，只能够在各自的人际圈内表达观点和态度。言论空间逼仄至此，让他们的观点不得已要化为零星的碎片，才能供人们传播与解读。而他们的百度百科词条，也基本停留在十年以前，恐怕再也没有更新的机会了。

我与程李二人并没有任何的交集。了解他们，都是通过他们的文字和所供职的媒体。当年的程是南方系的肱股之臣，管理并经营着当时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张都市报，而李从体育评论起家，继而延伸至时评领域，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引人关注的时事评论员之一。

所以，宋志标就此认为，二人虽都曾从事媒体工作，但程是经营者，是操盘手，李是具体执笔人，工作内容的不同，造成他们对同一事物的观点和切入口的差异，成为这一场争执背后不得不忽视的背景。

当然，宋的文字还算克制。但无论是「在他（程）的身上，完整保存着报纸黄金时代的价值观念，那种建立在个人与公权二分法之上的站位」还是「他（李）的行文属于杂文一类，“恶猜个人”更容易发挥他嬉笑怒骂的文风」，都似乎很轻易地解读出一丝偏袒程益中的影子。宋还认为，程不是长篇论述的爱好者，与之相对的，李更擅长长篇的文字和檄文。只不过，这样的解释属实有些苍白和无力，我有一万个理由去怀疑，程不写长文反驳，到底是「不爱」还是「不能」。

相较于宋志标来说，另外一些有南方报业从业背景的人对程的支持，就表现的过于明显和操之过急，比如苟骅就说：

包括程益中在内南方系黄金一代的办报理念，是李大眼这些专栏写手无法理解的高度——他们常常选择“恶猜个人”，也是收割流量的某种套路。他们不知道当年程益中在国内首创社论版之外，还为多少专栏写手开办了众论版和个论版，为李承鹏们提供了个性化的表达舞台。

对于程李二人的争执，苟骅比喻为一种近似于农夫与蛇的不幸内卷。尽管他并没有解释谁是农夫，谁是蛇。但从上面的表述来看，还是可以推断得出，程理应被视为是一个赐予写手们机会和平台的恩人，倘若没有程，类似李这样的人恐怕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而内中暗含着的「吃过我的饭，还砸我的锅」的嗔怪以及「领导永远比员工站得高看得远」的傲慢更是值得玩味。

在我看来，对李来说，程的责难来得有些无厘头，明明矛头对着的是矮大紧，却偏偏跳出来一个毫不相关的人主持公道。而程的只言片语中缺乏逻辑和论证，在大多数人眼中看来，都是一种无限近似于攻击和谩骂的行为，更遑论李本人。

宋志标说，「恶猜公权，善待个人」是程的道德准则。但是，至少在他开启骂战的那一段文字中，没有任何涉及公权的内容，反倒是对李本人的攻击充斥其中，看不出任何善待的迹象。

对于程所指责的李炮轰名人的情状，我也有一个不算成熟的见解。程曾经说过，他对批评个体道德沦丧没有兴趣。但是，道德的沦丧最终总需要指向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我们批判虚伪，自然可以通过纯理论的论证来进行批判。但是，这也并不妨碍我们举出一个虚伪的具体范例，让人们代入虚伪的情境之中，这恐怕比单纯的逻辑论证效果要好得多。程还说自己只想监督公权，但公权不也是通过个体发挥作用，达成目的的吗？倘若要将个体和公权彻底分开，那么批判最终只可能沦为正确的废话，既没有杀伤力，也没有着力点。

当然，这场还称不上舆论的争执背后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它本身，而是它又一次暴露了同一阵营正在被动分化或者主动分裂的现实，本就弱小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有可能会让一部分人从失望迈向绝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小风波没有赢者，程李都是输家，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此类割席断交将会成为一种日常，频频发生。

今日讨论：

程李之争，你怎么看？

旋律的好与坏，我是外行，而王菲的唱功到底如何，我也不懂，但这首歌的歌词，写的是真不错，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就是：

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我想，这句词儿用来形容现在的恒大，也很贴切。

在过去几年和朋友的饭局中，我发现，无论话题的开头是工作还是孩子，最终我们的讨论都会汇集到唯一的话题上，那就是：

房子。

工作的人，想着怎么才能够攒够钱，上车买套房子，有孩子的人，更热衷于打听学区房的性价比。他们也问我怎么看，我老老实实回答，买得起一线，就别买二线，买得起市区的，就别买郊区的，买得起大厂的，就别买小作坊。总结起来其实就一句话：

买房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和朋友们都天真地以为，房企只要规模足够大，就有了足够的实力抗住风险。

看到今天的恒大，我知道，我们错了，错的很离谱。从2015年的民间担保公司，到2019年的P2P，再到今天的恒大财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被投资者如此对待的公司能有翻身的一天，尤其是一个投资者很多都是自己员工的公司。

房地产公司向自己的员工兜售自己的理财产品，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几年前，市场火热的时候，不少房地产公司都通过理财产品募资，年化收益从5%到10%不等，不少员工纷纷躬身入局，成为公司事业的合伙人，赚的盆满钵盈。

但显然，今年入局的恒大员工，自愿或者被迫地又进入了同样的一条河流，却忘记了前几年郭主席的叮嘱：

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

要知道，2021年的房地产，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暴利的行业了。在「房住不炒」的大方向下，面粉越来越贵，但面包的价格却始终不能随行就市。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102家公布上半年业绩的上市房企中，近四成净利润同比下跌；102家房企合计净利润下降14%。「活下去」成为了房地产企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特别是民营房企。

就这个情势下，我觉得，谁相信恒大员工专属产品年华收益能达到11.5%，谁就是缺心眼。至于单笔认购起点为300万元，期限两年，预期年化收益率25%面向高管发行的两期产品，俨然是一笔智商税。

所以，为了完成理财的销售任务，恒大财富硬生生给自己的员工摊派了额度不小的任务，有考核有督察，完不成任务，人人都要受罚。为了保住饭碗的员工，无奈之下，先是自己买，再是家里人买，甚至从网贷套现。而恒大理财也很机灵，搞起了社交化媒体的营销。扎扎实实吃了一波社交红利。我随手一搜，就在知乎和腾讯上找到两篇文章，标题分别是：

「细数我用过的理财方法，最感谢恒大金融......」

「用恒大理财的第三年，感觉自己找到了“赚钱潜规则”」

文章的作用，我不说，你也一定明白。

但是，当初忽悠推广得很卖力，现在还钱就显得有点没诚意了。根据恒大财富给出的方案，投资者可从现金分期兑付、实物资产兑付、冲抵购房尾款兑付，三种方案中选择其中一种兑付，或者组合任意两种及三种方案兑付。

选择现金分期，要两年半才能完成兑付，选择实物资产兑付，则可以以住宅7.2折、公寓5.4折、商铺4.8折车位的价格线上选房。

有人说，选择现金分期，往后的岁月恐怕还会出更多的幺蛾子，与其如此，不如弄个房，恒大跑了不怕，房子总还在。

但是，身边的人马上就提出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购房的资格，恒大能给解决一下吗？

彷佛，这就像是一场梦境，我们居然获得了一场极为罕见的胜利。

「傻逼」一词被百度屏蔽良久，但是作为极其日常的口头语，这个词早已经能够恰如其分表达说者的情绪和价值判断。因此，当人们无法使用它的时候，寻找一个简单而日常的词汇替代之，已是一种必然之事。有人说，禁了一个脏话，就脏了更多的话

于是，「伞兵」这个词，因为和「傻逼」有着同样的声母，成为了不幸的替代品，久而久之，「伞兵」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以便人们在现行秩序下，继续无障碍地表达。

当然，这样的作法是有风险的。因为，旧词及其新意需要时间让所有的使用者知晓，而同时这又会让人们知晓审查制度的存在，人们会据此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词要被禁止使用？

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有无数无数个版本，但它们往往只能说服很小的一部分人，远不足以让人们达成彻底抛弃这个词语的共识。而现实是，只要人类无法抛弃情绪，那么类似「傻逼」这样的词汇就不可能消失，任何试图让它消失的努力，注定是会失败的。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有一些力量，一而再，再而三试图将我们习以为常的词汇抛入禁区，不准我们再使用？奥威尔认为，这是在削弱人用不同方式及语句表达意见的能力，越来越少的词汇，让词意越来越模糊，可解释的空间也就随之越来越大。当然，解释的权力从来不属于你我，而是属于前述提及的那个让词汇越来越少的力量。

怎么看，这都是一个不怎么乐观的状态，且还在持续沉沦。

然而，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双方的力量，并非总是此消彼长的态势。有时候，双方都在成长，弱小的一方为了生存，总是不得已寻找更好的方法，不断的进化。强大的一方，也会不断调整策略，储备更多的资源，开出更多优厚的条件，以便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拉锯和博弈也就此开始。

要知道，在我们生活中那些不易察觉的角落，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傻逼」和「伞兵」的故事，也只是这场漫长博弈的小碎片而已。只不过，这个故事的珍贵之处在于，争斗的结果以这样一种讽刺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更令人欣喜的是，它向人们揭示了「压制的力量越大，反制的力量也会越强」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告诉大家，抵抗的力量仍在存在，不敢说壮大，但却比之前更加成熟，在某些细微的问题上，也能取得优势甚至独当一面。

所以，这场得来看似意外的胜利，其实是一场必然的属于所有人的胜利。从更大的维度来看，这场小小的胜利显示出，词汇不断减少的受害者并非只有你我，任何在使用语言和文字的人都是受害者，这并不会因为有人是减少词汇的倡导者而得以幸免，那些需要被传递的简单思想也会囿于词汇的匮乏，越来越难以传播。如果要提升传播效果，那么就势必要增加词汇，抑或恢复原来使用的词汇，但这样就与减少词汇的初衷背道而驰，让始作俑者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当然，欣喜只是暂时的，情况也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庆贺的时候，前行的路依旧很漫长，很坎坷，但希望总是存在的，那个带着V字面具的怪人说过的一句话，或可让我们更好理解这场小小胜利。

他坐在BTN的演播室里，对着整个国家说：

尽管沉默代替了言语，言语却总是能保持它的力量。

今日讨论：

词汇是我们表达思想最关键的材料，你同意吗？

按照常理，官方的结论会让这场针对张文宏的污名化运动到此为止，不再有波澜。但我却依旧忧心忡忡，轻言张文宏的危机已经过去为时尚早。毕竟，敢言又专业的张文宏，总是一遍又一遍向公众揭示生活在真实的可能性，是一个值得托付公共利害的人，但同时，也因此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在我们的身边，有一群可以称之为蛆的人，他们仍然会努力，试图永久将「论文造假」这个标签与张文宏挂上钩。而与此同时，有另一群人，在公众眼中他们是谦谦君子，他们反对张文宏的理由，因为蒙上了一层「求真务实」的外衣，而更具杀伤力。

是的，我所说的谦谦君子，就是饶毅。昨天，饶毅在自己公号「饶议科学」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复旦的学位：遁词之外，有没有更妥当的解决办法？」（原文已走失）在文章开头，饶毅定下了一个基调：

很不幸，2021年是中国科技和学术规范最糟糕的一年，至少是空前的糟糕，虽然希望也是绝后的。

紧接着，饶毅用极其晦涩的语言，表达了对复旦大学调查结果的异议，他说：

同样的做法，如果放在社会范围看待，等于为一个人事后改写法律。

但凡有一点智商的人，看到这句话，都能明白饶毅是在质疑复旦大学因为张文宏获得了绝大多数的公众支持，而改写了学术评价标准。在饶毅看来，复旦保护了张文宏，却破坏了原则，因为20多年前的学术规范并不完善，也有颇多不合理之处。然而，饶毅这种强行用现在的学术规范去评价张文宏20多年前的学术成果的行为，显然掉入了唯心主义的陷阱，并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套用星爷电影的话来说，就是：

用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

从学术的角度，我理解饶毅这种近似于「吹毛求疵」的较真劲。但是倘若饶毅真的想将此事单纯的局限于学术范围，大可像过去他所做的一样，向涉事的机构和个人发函，要求予以说明和答辩，即便复旦做出了正式的终结性结论，仍然可以在学术刊物上予以探讨，甚至和张文宏商榷，甚至以此事为契机，推动学术规范进一步优化与完善。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设想。饶毅也并非天真至此，会相信现实就一定如他所愿，以一篇论文的瑕疵，就可以改变学术界的痼疾。这或许也是他最终选择将质疑袒露给公众的原因。

只不过，饶毅大概是忘了，在现今这个舆论场中，任何出发点是好的行为，最终都会被扭曲，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要知道，在群体内部搞绝对的纯净化，那么最终的结局就是人人自危，其实与粉红小将们互相比谁更红如出一辙，并无二致。

张文宏此番遭受的攻讦，传播的途径是新媒体，但其实却依旧是老套路。攻击者拿着放大镜，在故纸堆中翻找着可资利用的证据，意图置张文宏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作为一个在学术界颇有建树的科学家，饶毅在坚守自己原则和学术道德的同时，却让这个质疑成为了攻击张文宏的群体的新子弹。因为长期以来，饶毅都被看做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试问，对于渴望将张文宏打翻在地的小将来说，还有什么比来自知识分子内部的公开质疑更合适的武器吗？

所以，从更大的意义上来看，饶毅此举并不上算。在他看来，张文宏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舆论才可为他辩护，但可惜的是，这对于支持张文宏来说毫无助益，更糟糕的是，它暴露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不团结不一致。饶毅此番幽怨且苛刻追究张文宏论文的是非，其实是对小将们的宽容，说得通俗一些，这是一次让「亲者痛，仇者快」的昏招。

写到此处，我突然想起鲁迅写于1925年的杂文「战士和苍蝇」中的一句话：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这句话，当与诸位共勉，也包括饶毅。因为，如果当张文宏们最终被汹涌的舆论吓回到书斋、科室和实验室中，那注定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

今日讨论：

我支持张文宏，你呢？

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

能够在350多万个活跃公众号中杀出一条血路，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成为拥有超过150万粉丝的公号，能力之强大，让我等同样以码字为生的人颇为汗颜。

卢克文工作室logo（图自卢克文微博）

毕竟，文字的力量取决于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从这一点上来说，卢克文做到了。

只是，文章的观点，尤其是一些彻底完全的否定性评价，粥爷并不认同，而有朋友对卢克文的评价更显毒辣：

卢克文就是时评界的咪蒙。

如果说咪蒙挑动的是大众对于日常生活的情绪，那么卢克文挑动的，则是大众对于politics议题的情绪。

贩卖日常生活的焦虑与危机，背后的价值观是物质与金钱，而挑动人们对于politics的盲从与过分热情，背后的价值观是思想和信念。但二者不同之处在于，金钱具有万人共通的价值，但是信念的价值则仅限定于本人才有用。

如此说来，粥爷觉得卢克文的危险性比咪蒙更甚。

在获得第一个十万+之后，卢克文如是叙述自己开始自媒体写作的机缘：

“2018年9月份开始，我闲得无聊，在朋友圈点评国际政治，因为中东特别乱，就难免说到土耳其，更难免对埃尔多安、特朗普、普京等许多人物事件进行分析和推理，结果后面自己也着了迷，玩得入巷，朋友圈也不发别的内容了，以点评国际政治为主.......经过亲友们一轮怂恿，我就厚着脸皮下海了，写了第一篇公众号《为什么欧美要狙击华为》。”

其实，点评国际大事是很多人闲极无聊会做的事情。如果你曾经有乘坐长途卧铺火车的经历，就会发现，伴随着无聊的旅途，每一节车厢总会有几个就着啤酒花生米的中年人，倚着车窗，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好不痛快。

粥爷觉得，自媒体卢克文其实就是十年前热衷于在卧铺车厢聊天侃大山的中年大叔。

只不过，火车上的聊天只是萍水相逢，到站下车后，谁也不会再和谁联系。而在自媒体上，则又是另一番景象。

具有相同观点和看法的人，会因之相聚，具备个体所不具备的力量。而与之相反的意见，则会被视为谬误，报之以谩骂、攻击。

所以卢克文火了，人们纷纷转发点赞，认为文章提到的信息和观点，让他醍醐灌顶，看清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邪恶用心和“真相”。

卢克文对世界真相的描述，是这样的：

东欧大量女性被人贩卖到西方世界的地下妓院，还有个东欧国家的公司专门拍摄虐待、强奸、杀害年轻女性的地下电影，是血淋淋的真实杀人，卖给西欧和美国人取乐。

2005年，拥有双学士学历的娜佳只能去做妓女维生，做到2015年年老色衰，生意萧条，被迫将家里的传家宝，列宁勋章、红旗勋章以及苏联英雄勋章拿出去卖掉。

已经有不少文章将卢克文这些例证一一驳斥，粥爷就不再赘述了，大多数则被卢克文本人定义为蹭他热度的傻逼。

粥爷只是想说，如果一篇漏洞百出的文章都能让你了解世界的真相，那你过去的世界到底该有多混沌呢？

卢克文在热文的结尾说，世界的真相是残忍的，西方“民主自由”四个字的背后，站着的就是弱肉强食。

粥爷认可前半句，真相的残酷不假，但是，粥爷更担心，卢克文的读者们去相信那些胡乱拼凑的残酷真相，而失去了辨别真相的能力。

如果戴着“国家”“民族”这样的眼镜来看待周遭事物，就必然视野过窄，眼光也就会越来越短浅。

而在卢克文的文章中，处处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非此即彼，非敌即友，非黑即白。

绝对的观点往往是错误的，但往往也是最能挑动人心的。

而所谓的流量，也大多来自于被煽动和挑拨的人心。

我们早该想到，一个咪蒙倒下去，千万个“咪蒙”还是会站起来，比如卢克文这样不小心就接了“咪蒙”衣钵的自媒体。

卢克文形象照（图自卢克文微博）

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善于将复杂的问题解构，将通俗却不经推敲的观点输出给处于混沌而不辨方向的人们。

他们的成功，还真是应了奥威尔的《1984》中大洋国的宣传标语中的最后一句：

无知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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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喜欢或者讨厌卢克文？

上午，有朋友在微信上转发了一则华东师范大学家教中心发出的消息给我。消息的大意是：在“双减”政策的影响下，华师大家教中心宣布停止业务。具体的内容如下图：

在官方的介绍中，华东师范大学家教中心自1995年成立以来，每年为上海上万个家庭提供家教服务，所有的教员都是经过严格培训并通过考核的华东师范大学在读大学生。服务项目涉及学前教育、中小学文化课辅导、成人培训、特殊特长教育等。而很多网友也不约而同的表示，家教中心是当年在华东师大念书时，最优选的勤工俭学途径。

作为顶尖的师范类院校，华东师大的名号，我是早有耳闻的。我的高中班主任，90年代毕业于华东师大物理系，她耐心、包容、善于倾听，曾在我高中最低落的时候，给我极大的鼓励，重新振作起来。从她的身上，我能够想见华东师大是一所好大学，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也有极大的几率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

我念大学的时候，凭借着自己不错的语文和化学基础，做过家教，也曾经在毕业前夕，做好简历和PPT，投给新东方，准备入行当一个老师，虽然最终并没有干这一行，但我始终认为，捉襟见肘的教育资源加之万年不变的人才选拔和评价体系导致了愈演愈烈的教育内卷，我们不是教育多了，而是教育少了，不是老师多了，而是老师少了。

所以，这个信息让我大跌眼镜。如果说，「双减」政策之下，纷纷倒掉的教培机构是人们预料之中的事，那么，这所依托师范大学开设的专业性家教服务机构居然也逃不过关张的命运，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为了「减轻负担」，连学生家教也不能存在。一所师范大学，培养的就是教育人才，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让学生在学以致用的同时，接触社会，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满足社会上的教育需求，怎么看，这都是一件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要知道，在华师大家教中心授课的学生，每小时大约可以获得75-185元的报酬，按照每周两节课，每节课2小时计算，一个月可以获得近2000元的收入，这足以支撑一个学生最基本日常开销。

但现在，这笔收入没有了，倘若是家境不那么富裕的学生，又该如何去找到新的兼职以填补这个空缺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教育机构的市场会越来越小，有志于从事教育的人，必然心怀忧虑和忐忑。学生们要想经济独立的难度，陡然上升了不少。不能当家教，是去游戏代练，还是餐馆端盘子？巨大的的市场空缺，短时间看不到可以填补的希望，有限的公立学校和迅速萎缩的教培机构，自然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消化掉庞大的就业人群。教育焦虑大概率无法缓解，只可能越来越重。

我们希望用「双减」消灭掉内卷，让人们重拾希望和生活的勇气，不再躺平，但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客观上将制造新的竞争和内卷。因为正常的需求和供给平衡一旦打破，重归平衡的代价会极其巨大。在不远的未来，师范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将与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一起，在拥挤的赛道上争得你死我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人都是输家。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网友说的颇好：

（有人）不是想办法在河上修桥，而是挖空心思在独木桥头设卡。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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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不信，教育的焦虑和内卷会更加严重？

在古代中国，国家政策到底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有着怎样的影响？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认知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漫长的帝制以及强调尊卑和礼教儒家共同作用下，政策往往可以很迅速地渗透到帝国的最末端。国家，或者说是皇权，包揽了一切事务，以便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

但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到底有没有被帝国的官员忠贞不渝地执行，治下的民众对政策的看法又究竟为何？从我们的日常经验出发，眼前却又是另外一番场景。相较于幅员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政府官员的数量却极为有限，所以他们不得不依靠乡贤实现最末端的治理，因此，民众并不需要和官员、国家直接发生联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众不会与国家发生互动，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学者宋怡明在「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对明代军户的研究发现，很难用服从或者反抗来总结民众的行为。面对不可更改的军户身份，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寻找一条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对此，宋怡明总结出了「优化处境」 、「近水楼台」、「制度套利」、「诉诸先例」四种策略。他认为，这是一种被统治的艺术，复杂而精巧。

与宋怡明相同的是，我认为这些策略确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因为，在面对巨大的国家机器和毫无弹性的制度、政策时，如何趋利避害并更好生存下去，是每一个个体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但是，与宋怡明不同的是，他倾向于认为，当军户发现自己的身份有利可图时，便积极而主动想方设法谋取利益。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朱元璋规定：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国家需要多少兵丁，就设多少军户，只要你是军户，你的家族就有责任世世代代为朝廷提供兵源。显然，这种规定丝毫没有考虑过社会和人的变化，是在试图用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为帝国维持一支永久存在的军队。对于军户来说，他们的义务没有终止的一天。这种不可改变的命运，取决于逼迫他们必须寻找到最佳的办法，尽可能降低不确定性，才能让自己不被提供兵源的义务牵扯过多的精力。

所以，这是一种因为命运无法改变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宋怡明从军户的族谱等资料中分析发现，军户家族要么对承担充军义务的支系进行必要的补偿，要么则是通过有规律的计划，让家族旁支轮流承担义务，甚至提供报酬找人顶替。而对于官员们来说，只要军户能够按照需求提供参军之人，他们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这个人是否适合，又或者是不是军户家人，往往并不深究。

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宋怡明在此书中，将更多的笔墨投入到让读者如何去理解军户这些不得已的策略的动因。但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却想到，对于朱元璋这种死板僵化的制度设计，军户和官员们始终没有表现出反对或者彻底改变的意愿？相反，人们似乎更愿意从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中找到套利的空间和机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合理利用规则不同，朱元璋的制度实质上只是一个原则与方向，缺乏执行的标准和尺度，看似完美，却漏洞百出。因此，这种所谓的「制度」不仅起不到任何规范作用，反而会鼓励人们寻找漏洞或者与权力媾和，进而让制度变得形同虚设。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失去对规则的信任和尊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统治的艺术」充满了小聪明，却没有大智慧，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更是毫无积极意义。

当然，这并不能够否认宋怡明这本「被统治的艺术」学术著作的意义。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看完此书恐怕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书中所描述的对策对于稍有阅历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新鲜的事物，甚至可能觉得是一门小儿科的伎俩。但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宋怡明能够通过族谱、墓志铭、深度访谈等方式，将中国人的小聪明展示给西方读者，足见他对我们文化的理解已经入木三分。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宋怡明的分析与讲述之中，而更应该去思考：

我们何时才能抛弃可怜的小聪明，用大智慧和勇气对不合理的制度作出必要的调整，而不是被动或者主动适应它，顺从它，习惯它，甚至成为保守的共谋。

今日讨论：

如果你看过这本书，或者对有什么新想法，欢迎留言交流？

大约从昨天开始，成都就隐隐约约有一种按耐不住的冲动。究其原因，无非是过去的十多天时间里，始终都没有新增病例，扩散的风险自然也就极低。这对于这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确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这一轮疫情，始于南京。作为安徽人的事实省会，是江苏人的地理省会和台湾人的精神省会，南京的重要性因为德尔塔变种而得以凸显。紧接着，张家界、扬州相继成为传播中心和新增病例的重灾区，显示出变异的病毒势头汹汹，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连下数省多市，不仅让全国的防疫政策骤然收紧，更引起了人们对于接种疫苗的各种讨论。

相较于南京、张家界和扬州，成都在此轮疫情中收获的关注就显得极少了。无论是大规模的核酸检测，还是医护人员的辛苦和奉献，亦或是隔离区人们的生活，都没能占据全国人民的时间线和注意力。对于成都这座网红级别的城市来说，未免有些落寞了。

于是，今天，当成都的两个中风险地区被宣布为低风险并解封时，欣喜似乎成为了成都人的主旋律。各种喜庆的文字和行为艺术充斥在社交媒体中，预示着这场胜利是巨大的，是宏伟的，是完完全全的，是压倒性的。

对于被隔离的人来说，这样的欣喜自是一种必然。人是一种向往自由的动物。十四天足不出户，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煎熬（姑且认为是一种煎熬，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觉得这是得来不易的假期），从半自由状态到自由状态的回归，生活和工作又将重归常态，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然而，喜事只是部分人的喜事，对于更大范围的人来说，这只能说是一件幸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时候，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全因努力。相反，促使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往往是随机的，不可控的，这在我们以宏观逻辑对抗病毒这一微观世界的事物时，显得尤为明显。

对于成都来说，这一次它是幸运的。刚刚开通的高铁，载着过暑假的一家三口往返于成都和张家界。如果不是因为对孩子常见的发烧咽痛有着极高的警惕，这家人大概率还是会维持日常的生活，上班下班，买菜做饭，逛街遛弯。待到行政与疾控收到警报做出响应之时，病毒大概率已经在这些日常中传播了一段时日，悄无声息地深入到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今天成都赢得的胜利，是一个偶然。但欢庆的社交媒体却显示出，这个城市把胜利当做了一种必然。当然，面对病毒和疫情防控这根毫无弹性的红线，成都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从这一场紧张而被动的压力测试中找到一丝主动。

努力的人，总是不希望自己白白努力。有时候在努力的过程中，都恨不得拿着喇叭告诉周遭，请他们抬起头来看一下辛苦的自己，并希望得到表扬。从人的虚荣来说，这的确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狡猾多段的病毒，努力之后的胜利往往是暂时的。这一次赢了，那下一次呢？这是一场持久而漫长的争斗，赢了局部，未必赢得了大局，赢了一时，未必赢得了一世。这也就意味着，早早扯起嗓子开始表扬与自我表扬，是一种不怎么明智的选择。可别忘了，上一周，当南京的表彰和张家界的追责被放在一起比较时，南京就经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信力危机，被人们疯狂地编排，恐怕会成为南京永远的痛。

就个人来说，我确是希望疫情能够尽早过去。但时至今日，疫情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我早已不再奢求它消失的无影无踪，而只求能够与它和平共处。在未来很长很长的岁月中，我仍将告诫自己，不能将偶然当做必然，更不能以此为荣耀，而沾沾自喜。因为，今天我们的喜悦有多少，很可能意味着未来的挫折就有多大。留给这个系统一些余量，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可惜，这个道理，很多人总是忘记。

今日讨论：

你知道今天成都有地方解封了吗，你看到哪些欢欣鼓舞的文字和视频了吗？

我的奥运热情，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就已经完全耗尽了。此后的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我也几乎没有再关注过。而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推迟了一年，成为了史上第一届没有观众的奥运会，而主流媒体连篇累牍的宣传和报道，也多集中在奖牌数、冠军、金牌、国家之间，少有新意，也让我意兴阑珊。所以，迄今为止，我没有完整看过一场比赛，也几乎没有关注过奖牌榜的排名。

那么，到底怎样的奥运，才是我想看到的呢？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事，无论媒体如何渲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最受关注的，始终都是金牌与冠军。如果将奥运会比作一次盛宴，金牌就像是餐桌上的牛排、鲍鱼、鱼翅，价值最高。于我而言，参赛选手们背后的个人经历，更像是一份蔬菜沙拉，清淡而爽口。

比如，澳大利亚选手Riley Day。

几天前，Riley Day在女子200米赛跑半决赛中以22.56秒的成绩刷新了她的个人最好成绩。但是，她并非是职业运动员，在平日的生活中，她是一名超市农产品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超市工作期间，她还经常帮助当地一位90岁有视力障碍的大爷购物。如果大爷有一周没来购物，她还会主动打电话询问原因。

她没有赞助商，依靠超市的工作负担自己的学业和训练，每周要训练6天，每天至少3个小时。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专门的体育部门负责招募和训练运动员。大部分奥运会选手，都只能靠赞助或者自己掏腰包完成训练并参赛。

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Riley Day坦言，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她的ins账户。很高兴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她ins关注者有了大幅增长。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有9.2万人关注了这个21岁的小姑娘。她在ins上发布的内容，从2014年至今，几乎都是比赛和训练的日常。从她每一张奔跑的照片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喜欢并享受赛跑这项运动，乐在其中。

类似Riley这样的非职业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有很多，其中也不乏取得优秀成绩的选手。

为奥地利摘得第一枚公路自行车金牌的Anna Kiesenhofer（找不到准确的中译名，姑且就这样了），是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大学的研究员，主攻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方向。她在维也纳技术大学完成本科学习之后，又分别在剑桥和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拿到了数学硕士学位和数学博士学位，自行车只是她的业余爱好。她没有团队，没有教练，训练全靠自己。

本届奥运会，新设了一个项目：女子极限单车。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是英国的夏洛特·沃兴顿。今年25岁的她，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厨师。极限单车则是她19岁时才开始的一项爱好，而在得到英国自行车协会资助以前，夏洛特始终没有放弃餐厅的工作。

女子小轮车竞速赛金牌得主，来自英国的贝瑟妮·施里弗则是一所小学的兼职助教，负责教授学龄前儿童学习一些基础的知识。2017年，英国体育部门宣布，基于过去的成绩，以后只会赞助男子小轮车竞速赛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所以，贝瑟妮只能一边兼职，一边训练，用兼职的薪水聘请教练。而她参加奥运会的费用，最终还是依靠亲朋好友凑出来的。

而与Riley一样参加女子200米赛跑项目并最终摘得铜牌的美国选手加比·托马斯，毕业于哈佛大学，正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在我看来，这些故事远远比拿到一块金牌更有意思多了。一直以来，因为特殊的国情，我们对奥运会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认为奥运会是一个国与国竞争较量的战场。但其实，与其他类型的职业赛事相比，奥运会更像是一个非职业运动员参加的大联欢。在英文语境中，奥运会只是一场Game，而非competition或者contest。在这场联欢中，不同职业，不同肤色，不同人种，不同国籍的人汇聚在一起，放下意识形态的偏见、文化的差异和国别，展示力量、速度、敏捷的美和超越极限的可能。

这种超越，与其说是超越人类的极限，倒不如说是超越自我的极限。超越自我，意味着每个人的人生都具有无限多的可能，也意味着人们可以为与自己完全无关的努力欢呼和祝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才是奥运会真正的价值所在。而这场盛大欢快的Game，也是我个人最想看到的奥运会。

今日讨论：

你喜欢看奥运会吗，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上周五的推文意外被删，可后台回复关键词“南京”提取

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今天有普遍高涨的趋势。大陆，海外以至在台湾的中国人中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为民族主义所激动。这里透露出来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二民”——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即民主)——竟然彼此闹起矛盾来了。

中国人的民族情绪为什麽今天忽然高涨起来了呢？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是当前世界大潮流的一部分。目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体制崩溃以后，世界的划分又全面地回到了以民族为单位的老方式。除了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冲突由来已久之外，试看俄国对车臣的用武、波斯尼亚的内战，也无一不是民族主义激化的结果。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尼亚的一分为二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这是受民主体制之惠。在过去东欧的共产国家中，捷克本来便具有最深厚的民主传统，因此才能靠理性解决民族的问题。一九九三年杭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之所以震动一时，便是因为他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冷战后世界新潮流的本质；他所谓“文明的冲突”，分析到最后，便是民族的冲突。

但是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又有其现阶段的新特色，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便受尽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灾难，对於一个向来以“天朝”自居的民族，这已是深入骨髓的奇耻大辱，甲午之战中国败在西化不久的日本手里，割地赔款，这更是耻辱中的耻辱。所以一五年以后，民族主义在中国进入了第一次的高潮。从一五到一九四五，中国是以一个被侵略，被侮辱的民族的身份，用民族主义为精神的武装以抵抗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在这一阶段发挥了伟大的正面功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中国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已摆脱了“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罗斯福早在一九四二年元旦便正式欢迎中国为“四强”(美、苏、英、中)之一，一九四五年中国又成为联合国的四大创始会员国之一(法国还是后来加入的)。在中国由弱转强的现阶段，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忽然又普遍地滋长了起来，还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文化心理的现象。

我要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性质上与旧民族主义根本不同，因为它已从自卫转变为攻击；它的攻击对象主要便是美国，因为美国今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唯一象徵。要了解这一转变，我们要简单地交代一下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在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发现了西方的优点，於是开始了一个长期师法西方的运动。从魏源“师事之长技”开始，师法的内容不断扩大，师法的对象也屡经改变，详情这里不必说了，一言以蔽之，是学来学去，总是学不到家，挫折感因之与日俱增，五四时代的人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这大致可以代表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师法西方的主要内容。但八十年代，大陆上思想稍稍松动的期间，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於西方的向往仍然“民主”和“科学”为中心。举此一端，我们便不难想像中国人百年来因师法西方经历了多少内心的挫折和失望。中国过去是一个文明大国，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优越感。西方政治学家也注意到中国人在潜意识中至今还不能接受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事实。不可否认地，中国人师法西方确不是心甘情愿的认输，而是以此为手段，以达到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甚至越而过之的境地。孙中山的“迎头赶上”和毛泽东的“超英赶美”都流露出这一强烈的心理。

但是由於长期师法西方劳而无功，积累了大量的挫折感，中国人早已滋长了一种憎恨西方的心理。这与被打败的耻辱感及报复心理不是同一事，但二者互相加强。这种憎恨是从羡慕转化而来的，却仍然保留了羡慕的成分。我们可以称之为“羡憎交织”的情结。这大约相当于尼采所首先创用的“ressentiment”一词。今天专家研究民族主义在西方各大国的成长过程便特别重视“羡憎交织”这一心理因素。例如俄国自十八世纪初即羡慕英、法，全力西化。但此后一两个世纪的不断挫折终於转“羡”为“恨”，最后则归宗於马克思主义。分析起来，这里有三层原因：第一是俄国西化虽一再受挫，其民族认同却仍在西方，而马克思主义则恰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第二，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了英、法所代表的西方，满足了俄国人的憎恨情绪，第三，马克思主义号称代表著更完美的西方未来，这又满足了他们羡慕西方的心理。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以“反西方的西方主义”(anti-western westernism)这一特殊性质而为俄国人所接受的。

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则代表另一典型。德国人在文化上曾承认法国和英国是先进的模范，它的启蒙运动便是从法国移植过来的。但十九世纪初德国在建立其民族——国家的认同时，它的政治文化却远落在英、法之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当时都认为现代先进的政治文化包括三个要素：理性、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他们不但以此自傲，并且公然以此讥笑德国人的不长进。

这种讥刺对於德国人民族自尊心的伤害比拿破仑的征服德国还要深刻。因此德国人对於英、法所代表的西方也由羡转憎，但是德国人与俄国人不同，他们不再向外面寻求现代化的模式，而是从本土文化的内部建立自己特有的民族认同，此即个人完全服从国家，民族的集体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便是德国民族主义的最后结晶。

我引俄、德之例说明“羡憎交织”的历史作用，并不是节外生枝，而恰恰是为了澄清现阶段中民族主义的新取向。今天从中国大陆上出发的民族主义清楚地显示出：中国人“羡憎交织”情绪的发泄方式正在从俄国型转向德国型。今天不少中国人的心中对於西方——美国是其最主要的象徵——确激荡著一股难以遏阻的“羡恨交织”的情绪。这种情绪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如果西方无可奈何，那便更证明今天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这样的人在大陆上最多，但海外以至台湾也随处可见。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著紧张和不安。孙中山最初提出三民主义的设想时，他确实相信这两个现代价值是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是互相支援的。他在辛亥革命前所向往的现代中国是以英、法、美为模式的西方型的民族——国家。他所倡导的革命当时也只有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可资师范。所以他曾一再表示，三民主义是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相通的，英、法、美三国的现代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虽各有特色，但大致都承认民族、国家是自由人的集合体，个人的公民自由和人权是第一义的；民族－国家虽拥有完整的主权，但主权的最后根据在人民的同意，而一人一票的选举则是表达民意的唯一方式。因此西方型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基本上是一致的，决无冲突可言。当然，在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受到威胁时(如美国宪法所谓“明显的、眼前的危险”)，公民的个人自由可以受到某些限制，但这也是事先已取得全体公民的同意的。

这一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化虽起源於西方，晚清以来却早已为中国人所认同。当时国粹学派中人还引经据典，说明“民主”在古代中国早已出现。从五四时代到今天，中国人又屡次信誓旦旦，表明自己有最坚定的决心为民主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不但如此，放眼今天的世界，连以前最敌视西方民主的俄国和德国也都不得不改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他们的政府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即以理性的、文明的方式终止“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以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自由与人权，不但在理论上已为一切现代民族所普遍接受，在实践上也推广到几乎每一个现代大国了。

百余年来在西方侵略下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途程中，中国人一直面对著双重的认同危机。第一、个人的认同，即什麽才是现代的中国人？第二、民族的认同，即中国怎样才算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在第一个问题方面，从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一致强调“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语)。因此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不但早已为中国人所接受，并且还在五四以后的历次民主高潮中获得肯定。中国人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从来便有不愿受过多约束的倾向。孙中山说中国社会像“一盘散沙”，梁启超也说中国传统伦理的特色是“私德居其九，而公德不及其一”，都是指此而言。所以，在个人日常生活的层面，中国人拥抱民主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人权等价值都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实现。

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方面，中国人自清末到今天，却始终没有取得共识。最早的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取自英、法、美所代表的西方；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模式立刻在中国流行了起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三、四十年代，德国式民族主(或国家主义)也曾受到不少人的青睐。如上面所分析，今天中国人“羡憎交结”的民族情绪又开始在新的历史阶段寻求德国式的发泄，而且明显地促自卫转向进攻。但是由於缺乏共识，又经过了反传统思想的洗礼，“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麽样的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词呢？政治名词呢？文化名词呢？还是种族名词呢？我敢断言，无论是从地理、政治、文化、或种族的观点去试图对“中国”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说，马上便会引出无穷的争辩。

总结地说，现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愿意独立自主，这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在个人的层面上，中国人对於民主的认同至少已取得最低限度的共识。在集体的层面上，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依然处於分歧和模糊的状态，但民族的情绪却不断上升。依照孙中山的最初构想，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今天竟出现了裂痕，这是当前最值得冷静思考的大问题。

（原文刊于2013年08月08日新浪历史频道）

余英时简介：

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当代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1950-1955年，余英时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

他著作等身，凡数十种，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除了这些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士大夫群体为研究物件的著作外，余英时先生也常涉足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等都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将思想史、生活史与心态史研究融为一炉，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人斑斓多姿的历史群像。

今日讨论：

你读过余英时的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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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鸦片这个称呼，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作为一种毒品，它麻醉了国民的身体，萎靡了国民的精神，更开启了中国屈辱和悲惨的近现代历史。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任何事物如果和鸦片产生联系，必然被国人所警惕和防备。譬如，今天被「经济参考报」称为「电子鸦片」的电子游戏。

当然，这不是电子游戏第一次被打上「毒品」的标签。

21年前，光明日报一篇名为「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的报道，开启了游戏就是毒品的批判之路，媒体开始热衷于了一道证明题：

游戏究竟是不是让青少年玩物丧志的「毒品」？

批判游戏的大幕，也就此拉开。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类似「品学兼优的学生因沉迷游戏而自甘堕落 」的新闻报道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见诸报端，反复提醒着人们：

必须把游戏与青少年隔离开来。

是年6月12日，「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颁布，并于两日后执行。这个意见，也就是坊间戏称的「游戏机禁令」。

文件规定：

自本意见发布之日起，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生产、销售即行停止。任何企业、个人不得再从事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的生产、销售活动。

自此，中国本土游戏产业跌入低潮。但强烈的游戏需求涌向了家用电脑市场，更刺激了盗版游戏产业，成为了至今困扰国内的一大毒瘤。

而更吊诡的是，世界上所有的游戏机，几乎都是在中国进行生产和完成组装，巨大的消费市场却因为禁令而一片荒芜。

而更没有人想到的是，这一禁，就是13年。直到2014年，禁令才宣告终结。

禁令虽然结束了，但人们对于游戏的偏见也已经根深蒂固。尤其是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视游戏如洪水猛兽，游戏成为了继早恋、武侠小说、录像带、歌舞厅之后，对孩子健康成长威胁最大的东西。

不得不说，媒体污名化游戏的成果极其成功。

而诸如陶宏开、杨永信这样的人，也因为帮助不少家庭戒除了孩子的网瘾，游戏瘾而暴得大名。

至此，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默契与共识：青少年一切问题的成因，都可以甩给游戏这个坏东西。

可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总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内因是根本原因，外因则只是第二位的原因。

这也是我很费解，在一个登录游戏都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的国家，为什么还会有未成年人可以沉迷游戏。

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他的账号从哪里来的，他的手机，他的电脑又是从哪里来的？马化腾再有钱，也不可能帮孩子注册账号，买手机买电脑吧？

家长给孩子买了手机，用自己成年人的账号登录了游戏，现在反过来责怪小马哥害了自己的孩子。

别人怎么想我不太清楚，但我个人觉得，这显然是有点不讲道理了。

因为，游戏厂商已经把未成年人接触的所有渠道都堵死了，但他们永远也防不住不负责任的家长。

对此，北京大学的胡泳教授总结道：

那些视网络游戏如洪水猛兽、为孩子的沉迷痛心疾首的，大多是中年人，他们希望事业更成功、家境更富裕、孩子更有出息，却对信息技术知之甚少，对游戏的乐趣知之甚少，对孩子的心理活动知之甚少。

在我看来，家长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帮助自己的孩子寻找到一款适合的游戏，让他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童年。但不能因为逃避责任，而将所有的问题归咎于游戏。

不得不说，与国外成熟的市场对比，我们缺失了13年的发展时光，更缺乏科学的游戏分级制度。所以，如果你放弃了这个责任，那就等同于将孩子推向我们这个稚嫩和混乱的市场。

我们应该做的，是用理性的建议来帮助这个市场和行业尽快成熟，而不是选择掐死它。

试问，谁的童年不需要游戏呢？

过去，游戏可能是滚铁环，拍画片，爬树，游泳捉迷藏，但从来也没有人规定过，游戏的队伍永远不能扩大。而拒绝游戏这一时代和技术早就的新事物，未免就显得有点意气用事了。

我们对游戏的担忧，和我们的父辈对电视的恐惧如出一辙。我们早已接受了电视，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接受游戏。

而我们的担忧，或许就是下一代人的希望所在。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一定要为游戏毒害了我们的孩子找到一个罪魁祸首的话，其实只要照照镜子就好了。

今日讨论：

你讨厌游戏吗，你玩游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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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若腾

7月28日，中国体操选手肖若腾在东京奥运会的男子体操个人全能比赛中，以微弱劣势败给日本选手桥本大辉。其中最具争议的，是他单杠项目完成后被扣0.3分，以至于与金牌失之交臂。

看看网上的言论就可知，国人普遍觉得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肖若腾的教练称赞弟子的表现已是“顶级发挥”，堪称“完美”，而之所以没能夺冠，只是因为日本队“主场优势”。不仅是他，李小鹏、邹凯等已退役的体操运动员也都一个个站出来，宣称肖若腾是被裁判黑了——虽然他们既没有拆解动作细节，也没分析扣分点，但断言其中存在黑幕。

普通国人自是更气不过，很多人讽刺日本人为了拿金牌“吃相太难看”，挖苦“东道主”成了“东盗主”，“偷”去了本该属于“我们”的金牌。群情激愤之下，国际体操联合会（FIG）的INS等网络社交账号遭海量辱骂刷屏，被迫关闭了INS的帖子评论功能。这种质疑声浪之大，迫使国际体联史无前例地亲自下场，首次对争议作出官方公告。

自此，争议可说已尘埃落定。在此之前，就已有人将肖若腾、桥本大辉的动作一帧帧对比过，解释其得分和扣分在哪里。有一篇很好的科普帖（请点文末“阅读原文”），按规则详尽拆解动作来看，结论是：桥本大辉的跳马打分基本没问题；“动作结束后没有向裁判示意扣0.3分”，这不是有意为难中国选手，而是明白写在规则里面的。

人们之所以认定其中存在猫腻，是因“规则”本身违背了自己的直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桥本大辉落地时没站稳，一脚都跨出垫子外了，为何却和肖若腾同样扣0.1分；也不理解，为什么肖若腾全套动作完成得很好，得分却不高。

换言之，中国观众心中的“打分”根据的不是动作拆解后的规则，而是全套动作完成度——前者基于一种分析思维，后者则基于整体思维。

桥本大辉落地时脚跨出垫子外

问题是，近些年来体操比赛的规则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实不仅体操如此，包括乒乓球、射击，各种赛事规则都旨在刺激观赏性、增加难度乃至意外，表现在体操上，就是各种高难度动作的连接才能得高分。只要动作难度高、够精彩，落地没站稳反倒也只扣很少得分数。

桥本大辉的动作正是如此：他的难度（5.6）比肖若腾（5.0）高出不少，但跳马落地时右脚往外跨了一大步，也只扣0.1分。也许让不少人震惊的是：完成动作后不向裁判示意的扣分（0.3）竟比这样的动作失误扣分更多，但规则就是这样。

当然，总会有人说：“这件事为啥更懂体操的冠军们都在叫屈呢，应该比任何科普人士都更懂体操吧，只是别有目的吗？ ”

由于体操规则更新迭代很快，仅英文的打分规则（Code of Points, COP）就长达400多页，那些退役的体操选手都还是多年前参赛拿冠军的，脱离一线既久，也未必就更了解新规则，何况运动员和裁判本来就是不同的专业领域。不管他们是凭多年前的经验来判断新形势，还是在当前的大氛围下顺着大众心态说些中听的话，这也都不难理解。

这次其实男子体操的表现总算还好了，女子体操团体只拿到第七名，这才是更大的危机征兆——想想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程菲还带队拿到了女团金牌！此后两届也至少名列第四和铜牌。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很多人说到的“选拔不透明”等问题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未能及时顺应规则的变化。

中国女子体操选手以往多以纤细灵巧见长，但新规则下，瘦小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因为你得肌肉力量很强，才能上难度，完成一整套动作。不可否认，新规则确实有利于力量较强的欧美队伍，因而自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美国队接连两届奥运会都夺得女子体操团队金牌，这届也差点三连冠，只因名将拜尔斯意外退出，才以3.4分的微弱差距输给俄罗斯奥运队。然而这些年来，中国体操队的思路却都还很保守，为了确保完成度而降难度，这与规则激励的方向背道而驰。

肖若腾的风波，掩盖了女子体操团体的失利，但若说对裁判、规则有争议，他当然也不是没申诉过——结果是被驳回了。赛后，他主动给桥本大辉一个拥抱，也接受了裁判给出的最终结果，并在微博上呼吁“不要过度攻击运动员本身”，这在国内被普遍看作是他的宽容大度，体现出了“大国风范”。

他的表态也是一个风向标，以一种国内大众能接受的方式，给当下的舆论降温，同时将人们一腔热情转为对体育事业的支持。

昨天，中国代表团在接受国内体育媒体《体育大生意》记者采访时也说：中国运动员参赛，“不仅仅是为了取得优异成绩，也借助奥运会的平台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大国形象，向各国奥委会和运动员释放善意，欢迎各国积极参加200天之后的北京冬奥会。所以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暴力。”

这番话算是给这场争论正式定调了，将网民的热血转化为中国人的“气度”和“正面形象”上来，同时引导人们支持全民体育运动，但搁置了对规则的争议和解读。其结果，就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理解：“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考虑到大局，我们选择大度地忍了。”

东京奥运会上为美国队夺得一枚体操金牌的Sunisa是一位老挝苗族后裔，她也是新规则的受益者之一

从表面上看，这事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争议，是因体操属于裁判主观打分的项目，不像那些易于客观衡量比赛结果的“秒、米、公斤”项目那么一目了然；但再往深一层，窥一斑可见全豹，则可说体现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潜意识：公平意识很强，规则意识很弱。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参与这些比赛时，不由自主地非常关注自身的输赢，特别是在那些差距很小的项目上，就更难坦然接受失败，相反，此时有一种强烈的公平意识被激发出来，使人倾向于认定自己是受害者。这样想的最大好处是自己的立场可以免于动摇，但代价则是为此势必要牺牲对规则的尊重。

确实，这次很多人即便在看完细节解释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裁判没有黑，但这规则本身就对我们不利，因此，根本之道是“得有我们自己人”，最终去改变这一不合理的规则。

然而，在奥运会这样的国际比赛中，就算是有“自己人”，众目睽睽之下，裁判也是不能随便自由裁量的。广州亚运会时，正因中国裁判擅自修改选手打分，拿到了金牌，被国际体联处罚，才导致此后中国体操队存在被压分的问题。裁判违规不是小事，否则规则也就不是规则了。

像这样的认识，也可见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对规则既不屑于理解，也不怎么愿意遵守——或者说，只想遵守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如果不利，为什么要遵守？不仅如此，人们普遍觉得“规则也是人定的”，不过是权力的游戏罢了，并不代表正义。

《叶问2》剧照

中国人有这样的想法并非偶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规则”都并不是“在神面前共同遵守”的法则，而只不过是有权者制定的律令。相比起来，在古希腊，苏格拉底面对不公正的死刑判决，仍拒绝出逃，因为“我们不能期望法律是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当我们不喜欢某些东西时，我们可以拒绝，但法律是一种协定，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破坏这些协定”（艾柯《帕佩 撒坦 阿莱佩：流动社会纪事》）。

到了近代，国人受列强欺凌的屈辱深入集体记忆，在通俗文艺（例如《叶问2》）中就经常表现这样的桥段：中国人明明更强，却被迫要按西方的游戏规则来，还有不公的裁判，但即便在这样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我们的英雄仍然获胜了。

这可以极好地宽慰我们，但令人痛苦的现实却是：这无助于我们看清自身的问题。毕竟，甩锅给裁判和规则，就避免了自我反思——因为“我”没问题啊，问题只是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像这样的质问，自中国1984年重返夏季奥运会以来，就几乎不绝于耳。特别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熊倪在10米跳台跳水中屈居亚运，当时普遍认为是裁判偏袒美国选手洛加尼斯所致。但当时的情绪至少是“在不能改变规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只能将自己做到无懈可击”，事实也是，当中国跳水队越来越强，直至成为包揽所有金牌的“梦之队”之后，这种“裁判不公”的声音也就很少听到了。

在去年的孙杨禁赛事件中，我们已经因为不尊重规则吃过亏了，差点无谓地断送了一个优秀运动员的生涯。当时的症结与这次可说内在一致，都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主观意愿来认识、解释规则。

本来，虽然这次有争议，但这样的讨论不失为一个重新认识规则的起点，更好地认真反思，改变当下的处境，然而即便在详尽讲解规则的帖子下面，仍有人说：“在大是大非面前谈事实和科学？”

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异议，规则是共同制定出来的，至少也可以通过正式渠道公开申诉。与其陷溺在这样的受害情绪中，不如沉下心来钻研新规则、新技术，顺应新变化，反思存在的问题。一味怨裁判、怨规则，那我担心下一次还会吃亏——事实上，2012年伦敦奥运会陈一冰获吊环银牌就喊冤过，但事后复盘发现打分没问题，是教练组没吃透规则。如果当时就吸取教训，也许今年肖若腾和女子体操队也未必如此了。

我们当然要公平，但这种公平，首先应当是承认规则前提之下的公平，输了比赛第一反应就想质疑、推翻规则，这样的队伍没有前途，也没人会尊重这样的对手。

今日讨论：

你愿意遵守对你不利但公平的规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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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的认识与一年多以前大多数人的预测大相径庭。彼时的人们，认为凭借着战胜SARS的经历以及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新冠肺炎将只是人类文明一个小小的插曲和不和谐音符。

但是，倘若如果对人类的历史做一个基本的回顾，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算不上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我们战胜的的疾病屈指可数。与其说是人类胜利了，倒不如说是疾病暂时放过了人类。

迄今为止，人类宣布战胜的病毒，仅有天花，而下一个有可能消灭的，则是脊髓灰质炎病毒。除此之外，如果人类轻言即将战胜某个病毒或者疾病，在我看来，那不悖是一种天真的臆想。

当然，现实并不是如此的悲观，人类虽然没有战胜疾病，但同样也没有输的一败涂地。在与疾病博弈的过程中，人类建构了共同的记忆，也加深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才是人类从疾病中得到的最大财富，是无论多么珍贵的珍宝都无法比拟的。

这场疫情，已经在全世界流行了一年有余，它用无数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人类，独善其身是一种多么幼稚可笑的想法。作为一种介于生命体及非生命体之间，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有机物种，病毒身处的世界是何其的微观，相较之下，人类世界就宏观了不少。

所以，你要问我为什么人类无法战胜新冠病毒。我自己有一个的回答：

病毒所处的微观世界，自有其运行的逻辑与规律，而我们人类所能做的一切，却属于宏观世界。两者之间或许有共通之处，但终究不可能达成默契。所以，任何想以宏观逻辑解决微观问题的想法和行动，恐怕最终都会收效甚微，无法得到期望的结果。

当然，在过去的某一段岁月中，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体验过社交隔绝，足不出户的生活。就我个人而言，也不希望这种生活成为未来的常态。而那些疫情爆发之初的各种「权宜之计」，也的确让我们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正常化。

但是，因「权宜之计」而得来的生活，到底能持续多久？只要病毒和疾病仍在某地流行，那我们的生活就随时可能回到隔绝的状态，要维持社会随时而高度的动员，付出的成本也恐怕高昂到难以想象。

所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这场对抗的期望。这场与新冠肺炎的对抗，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与历史上我们与瘟疫的斗争相比，它或许有其特殊之处，但我们终究正视和容忍它的存在，从它带来的恐惧和惊慌的阴影中走出来，并尽力回归正常的生活。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作为一个不速之客，新冠病毒既然来了，就可能再也不走了。我们可以害怕， 但不能绝望，更不能将现在的一切视为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而忘记了过去的生活。

写到此处，我想起了张文宏今天微博的其中一句，我用来作为此文的结尾：

我们曾经经过的还不是最艰难的，更艰难的是需要长期与病毒共存的智慧。

今日讨论：

你现在还害怕新冠肺炎吗？

如果你是公职人员，那甚至呆在家里都不行：在很多地方的通告中还规定，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必须限时接种，不能提供接种禁忌证明又不接种者，将面临处罚。

至于处罚手段则五花八门，有的（如河南唐河）是停发工资、不许上班，有的（如江西瑞金）株连亲族，在职在岗人员及三代以内亲属，由所在单位责令限期打疫苗。不仅是在职的，连“已经呆在家里”的离退休人员也不例外。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7月13日，“澎湃新闻”社论强调，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基本原则，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早就明确指出，要坚持“应接尽接”和自愿原则相结合，国家卫健委更是是两次表态，必须坚决纠正个别地方在接种工作中出现的“一刀切”做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昨天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更明确指出“各地限制未接种者出行是违背法治原则的”。他质问：“民众唯有接种，才能避免这些障碍。这不是变相强制施种，又是什么？”这些做法“法律依据何在？导致其无法令人普遍接受的真正症结在哪里？”

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各地“把经念歪了”，有必要更高的权威出面“纠偏”；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做法是变相强制、缺乏法律依据，也与国家卫健委的指导方针有冲突，这些难道各地决策者不知道吗？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次出台相关文件的，大多是一些小地方。这一现象在去年冬天的疫情管控中就出现过，有人觉得这是因为“越是小地方，越容易胡来”，这确实可能是专业性不够，以至于用政治判断代替了专业判断，但还有一点也不容小觑：小地方更难承受“出事”的后果。

简单地说，地方决策者面临一个两难处境：打疫苗按说须遵循“自愿”原则，但既然是“自愿”，势必就有人不愿意，这部分人就始终可能存在隐患（美国新冠死亡者中99%都未接种疫苗），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不能“绝对安全”，就是“绝对不安全”。

这一年多来，人们对新冠疫情早已谈虎色变：病毒无孔不入，稍有疏漏当地就可能爆发；而一旦爆发，越是缺乏应急机制的小地方越容易酿成大事。在空前严格的考核之下，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漏洞，地方官几乎都是吃不了兜着走，承受巨大压力不说，仕途恐怕也会大受影响。

既然如此，为了保证“绝对安全”，打疫苗“自愿”与否就没那么重要了，至少不能因为少数人不情愿，到头来埋下隐患，影响了防疫大局。“自愿”原则得坚持，但出事了你得负全责，那你怎么办？

答案是：出台措施，对组织内部能直接管控的（公职人员），一律拉去打疫苗，消灭任何隐患；对此外的普通人，限制其出行，这样，为了不至于寸步难行，这些人自然会去打疫苗，遇到真能熬的钉子户，他们也已被限制出入公共场所，相当于被隔离了，也不会影响防疫，可谓一举两得，万无一失。

最妙的是，当你被限制出行，不得不去打疫苗时，这究竟算是“自愿”的，还是被强制的？这就变成了一个定义上的游戏。主政者可以说，没有人拉着他们去接种，这都是人们自己去打的，毕竟你也可以不去那些场所；但对普通人来说，这违背了自己真正的意愿，因为如果有办法，他们并不愿意。

就此来看，多地同时推出这样的措施，决非偶然，因为它们都是同一治理逻辑所必然催生的产物。如果地方主政者必须“以防万一”、做到绝对安全，那他们就有强大的动机去变相强制，因为通过“自愿”是无法快速做到这一点的。

如果真要捍卫“自愿”原则，办法也不是没有：把疫苗接种的完成率与特定结果脱钩，就算今冬当地有未接种者感染新冠病毒、爆发疫情，但地方主政者无须为此承担责任，那可以设想，你打不打疫苗，可能立刻就没人管了。

当然，还有两种办法：或是归为卫生部门的专业职责；又或是自愿决定不打疫苗的，到时出了事也“一人做事一人当”。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都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划清权责边界，让该承担责任的人来承担——毕竟承担全部责任是不堪重负的。

实际上，变相强制既像是“尽责”，又像是“免责”。之所以说“尽责”，因为这意味着“把能做的都做了”，但也正因此，到时一旦出什么事，你就不能怪我了，因为辖区内100%的人都接种疫苗了，这还不够绝对安全？那要再出事，我还能有什么责任？要怪罪也只能怪罪疫苗不合格了。

麻烦的是，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打疫苗，也和这有关。中国不像欧美那样，有某个群体是从理念上反疫苗，在我身周围，大多数人之所以不接种，除了备孕等原因拖着不打之外，更多的其实也是出于“绝对安全”的理念：毕竟新闻上就有不少接种后死亡的案例，只怕万一。

更重要的是：人们本能地感觉到，这并不是一件纯自愿的事，因为各地都在主动积极地或诱导（比如打一针送一桶油+500元）、或强制，这似乎是上头的某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自己反倒没什么紧迫感——反正疫情过后，自己现在也好好的。

根据在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虽然你听到的是“早打早好”，但现实中却可能是晚一点打疫苗得到的奖赏更丰厚。物质奖励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疫苗本身也在不断改进，以后会有更好、更安全的疫苗推出。早去的不仅排队人挤人，而且还得打两针，等到推出雾化疫苗，到时就不用受这个苦了。

老实说，这个困境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因为它原本根植于我们这个社会，环环相扣；但也正是这样的困境，可以让我们看清楚一点：“自愿”奠基于“自治”之上，它最终需要社会系统提供足够的支持，让每个人能尽可能不受阻碍地自主决定与自己相关的事。不如此，我们就只能继续忍受现有的处境。

今日讨论：

你打了疫苗了吗，原因是什么？

因为突如其来的COVID-19疫情而推迟一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终于在7月23日拉开帷幕，为处于疫情阴影笼罩下的世界带来了些许亮色。

但是，这并不妨碍有人吐槽这场开幕式是「史上最寂寞最难的奥运会开幕式」，认为它冷清、不热闹、不大气、不恢弘。甚至，有人张冠李戴，将本不属于开幕式的艺术表演杜撰成开幕式的演出，炮制成谣言传播，居然也引来了不少对东京奥运会的嘲笑和奚落。

第二件事，是运动品牌鸿星尔克因为给河南暴雨灾害捐款5000万，突然成为消费者的宠儿，被热烈追捧。

有人在鸿星尔克的直播间里「野性消费」，扫货下单，有人则在实体店里「丢下1000元」，却只拿走了500元的商品，更有甚者，有狠人把鸿星尔克的LOGO纹在身上。

但是，事情的发展很快就变得有些出人意料了。不少人开始以鸿星尔克为标准，涌入其他运动品牌的直播间，对主播谩骂、侮辱、讽刺和挖苦。以致于不少运动品牌直播间的主播，要么高呼自己是「友军」，跟着大家一起点赞鸿星尔克，要么就是干脆直接下播。

乍看上去，「野性消费」鸿星尔克和吐槽奥运会开幕式这两件事情，毫无关联，彼此独立。但两件事情都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

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试图通过贬损别人，来抬高自己。我们要证明自己强，就必须证明东京弱，即便说谎也在所不惜。我们要追捧鸿星尔克，就必须要踩死其他的品牌，罔顾商业秩序。

我知道，在一些人看来，这代表了对自己所热爱的事物最真挚的爱。但是，这种爱自私且野蛮，让我不寒而栗。

这种爱逾越了边界，将个人的价值观强行加诸于别人，倘若愈演愈烈，则必然会衍生出最残忍的恨，激发出最可怕的人性：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先诛之以后快。

这种非理性的洪流，甫一出现，或许能够带来一些所谓的利益，但这利益终究不会长久，更会暴露我们的无知、狂妄、自大和邪恶。

但真正的强大，其实从不来自于谩骂和威权。

泰戈尔曾说过：

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道德经」讲：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于是，循着这个思路，我认为，这届史无前例的奥运会和开幕式开了一个好头。它或许能够让未来的奥运会开幕式放弃展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建设成就，转而去促使人类做更深层次的思考，去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我也真诚希望，鸿星尔克不能沉醉在一时激情带来的营销幻象。须知，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制造好的产品，提供好的服务。这才是企业的立身之本，长远发展之道。而如果企业寄希望于用捐款挽回自己脆弱的生意时，那么慈善最终就会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变成一种生意，迟早遭人唾弃。

今日讨论：

你觉得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怎么样？你会去买鸿星尔克吗？

保卫你的真相，直到世界崩塌

——2011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迎新特刊卷首语

亲爱的新同学，请原谅我们不能在文章的一开始欢迎你的到来。因为尚有两条曾经鲜活的生命，暗淡地挂在记忆里。

陆海天、朱平，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的遇难者，当然，他们对你们来说，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师哥师姐。尽管距离事故发生已过月余，此事仍旧要写下这段不知道被多少人重复的祝福：愿天堂没有动车呼啸，愿一路安好。

此时谈及事故，恐记忆怕是淡薄了些。至于动车相撞，真相如何，即便深究，盖棺定论也言之过早。写下这些文字，是作警醒，或为勉励，望诸君藏一颗保卫真相之心，纵是深陷囹圄，也要坚守立场，做一个“追风筝的人”。

今天，你踏上了广院的土地，我们从心底里欢迎你。

想象两三年前，我们同你一样，迈过高考的槛走进校门，满怀意气地打算在此实现自己关于新闻的种种梦想，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后来，岁月侵蚀，一腔的踌躇满志被现实消磨得七七八八，但不曾怯懦，心底依然坚持着入学时从某个陌生师姐那听来的词：真相。

如今，我们依着“惯例”，把这个词以一种更能加深记忆的方式，告诉给你。

请怀有一颗保卫真相的心。为了自己，为了亲人，为了素未谋面而却远在天堂的师哥师姐，更为了无数在现实中挣扎的普通人。拿起你的笔，记录下事件的真相，也许你的一次不经意的坚持，就能挽救一个埋在废墟下的孩子，或者让无数悲痛欲绝的遇难家属，得到他们应有的补偿。

怀有一颗保卫真相的心吧。就算时间是一把明晃晃的刀，现实是一块面目狰狞的砧板，置身于刀俎之间，既然无处遁形，索性就慷慨地面朝大海吧。往后的岁月，我们将继续工作，做一个记者，采访，写稿，记录真相，有假难休，因为记者永远在路上。管人欺我、压我、逼我、迫我，以利相诱，以威相胁，我自岿然。

罗曼·罗兰说，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现实之后，依旧热爱生活。但对记者来说，这句话也许该换个说法：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奢靡和繁华的伪装背后，依旧写下振聋发聩的真相。而这些真相收获来的微笑，能使再灰暗的景观也陡然绽放出一抹亮色，能使再悲催的境遇也坑杀不了活着的兴味。

大学四年，请时常告诉自己：做好每一件小事，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不要浮于表面。四年之后，怀揣着保卫真相的心，立志去做一个记者吧。用你的笔去记录世界，用你的心去面对苦难。

那么在这之前，容许我对未来的同行说一句：广院欢迎你。

最后请原谅我篡改了万能青年旅店《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里的歌词，并堂而皇之命其为题。

“保卫你的真相，直到世界崩塌。”

是的。新同学，藏一颗保卫真相之心吧。趁着2012尚未到来，世界尚未崩塌，写下你最响亮的呐喊。

今天，让我们重温2011年7月27日「中国青年报」的特稿「永不抵达的列车」，愿文字能够继续予我们以勇气、同情、悲悯和力量。

永不抵达的列车

文/赵涵漠

7月23日7时50分

在北京这个晴朗的早晨，梳着马尾辫的朱平和成千上万名旅客一样，前往北京南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大一女生，将在当天晚上19时42分回到她的故乡温州。

对于在离家将近2000公里外上学的朱平来说，“回家”也许就是她7月份的关键词。不久前，父亲因骨折住院，所以这次朱平特意买了动车车票，以前她是坐28个小时的普快回家的。

12个小时后，她就该到家了。在新浪微博上，她曾经羡慕过早就放假回家的中学同学，而她自己“还有两周啊”，写到这儿，她干脆一口气用了5个感叹号。

“你就在温州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玩吹空调等我吧。”她对同学这样说。

就在出发前一天，这个“超级爱睡觉电话绝对叫不醒”的姑娘生怕自己误了火车。在调好闹钟后，她还特意拜托一个朋友“明早6点打电话叫醒我”。

23日一早，20岁的朱平穿上浅色的T恤，背上红色书包，兴冲冲地踏上了回家的路。临行前，这个在同学看来“风格有点小清新”的女孩更新了自己在人人网上的状态：“近乡情更怯是否只是不知即将所见之景是否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就在同一个清晨，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2009级学生陆海天也向着同样的目的地出发了。在这个大二的暑假里，他并不打算回安徽老家，而是要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在他的朋友们看来，这个决定并不奇怪，他喜欢“剪片子”，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记者，并为此修读了“广播电视编导”双学位，“天天忙得不行”。

据朋友们回忆，实际上陆海天并不知道自己将去温州电视台实习哪些工作，但他还是热切地企盼着这次机会。开始他只是买了一张普快的卧铺票，并且心满意足地表示，“定到票了，社会进步就是好”。可为了更快开始实习，他在出发的前几天又将这张普快票换成了一张动车的二等座票。

23日6时12分，陆海天与同学在北京地铁八通线的传媒大学站挥手告别。

7时50分，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途经温州南站的D301次列车启动。朱平和陆海天开始了他们的旅程。

后来，人们知道陆海天坐在D301次的3号车厢。可有关朱平确切的座位信息，却始终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她在5号车厢，有人并不同意，这一点至今也没人能说得清。

几乎就在开车后的1分钟，那个调皮的大男孩拿起手机，在人人网上更新了自己的最新信息：“这二等座还是拿卧铺改的，好玩儿。”朱平也给室友发了条“炫耀”短信：马上就要“飞驰”回家了，在动车上，就连笔记本电脑的速度也变快了，这次开机仅仅用了38秒。

D301上，陆海天和朱平的人生轨迹靠近了。在学校里，尽管他们都曾参加过青年志愿者协会，但彼此并不认识。

朱平真正的人生几乎才刚刚开始。大一上学期，她经历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分手，然后“抛开了少女情怀，寄情于工作”，加入了校学生会的技术部。在这个负责转播各个校级晚会、比赛的部门里，剪片是她的主要任务。

室友们还记得，她常常为此熬夜，有时24个小时里也只能睡上两个钟头。一个师兄也回忆起，这个小小的女孩出现在校园里的时候，不是肩上扛着一个大摄像机在工作，就是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做视频剪辑。

就像那些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们一样，这个长着“苹果脸”的女孩子活跃在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上，她甚至参加了象棋比赛，并让对手“输得很惨”。

有时，这个“90后”女孩也会向朋友抱怨，自己怎么就这样“丧失了少女情怀”。随后，她去商场里买了一双楔形跟的彩带凉鞋，又配上了一条素色的褶皱连衣裙。

黄一宁是朱平的同乡，也是大学校友，直到今天，他眼前似乎总蹦出朱平第一次穿上高跟鞋的瞬间。“那就是我觉得她最漂亮的样子。”一边回忆着，这个男孩笑了出来。

可更多时候，朱平穿的总是在街边“淘来的，很便宜的衣服”。当毕业的时节来临，朱平又冲到毕业生经营的二手货摊上买了一堆“好东西”，“那几天，她都开心极了”。

她平日花钱一贯节俭，甚至每个月的饭钱不到200元。这或许与她的家庭有关，邻居们知道，朱平的父亲已经80多岁，母亲60多岁，这个乖巧的女儿总是不希望多花掉家里一元钱。

就连这趟归心似箭的回家旅程，她也没舍得买飞机票，而是登上了D301次列车。

“车上特别无聊，座位也不舒服，也睡不痛快，我都看了3部电影了。”朱平在发给黄一宁的短信里这样抱怨，“我都头晕死了。”

在这个漫长而烦闷的旅途里，陆海天也用手机上网打发着时间。中午时分，朋友在网上给他留言，“一切安好？”

他十分简短地回答了一句，“好，谢。”

在陆海天生活的校园里，能找到很多他的朋友。这个身高1.7米的男孩是个篮球迷，最崇拜的球星是被评为“NBA历史十大控球后卫”之一的贾森·基德，因为基德在38岁的高龄还能帮助球队夺取总冠军。

师兄谢锐想起，去年的工科生篮球赛上，陆海天的任务就是防守自己。那时，谢锐还不认识这个“像基德一样有韧性”的男孩，被他追得满场跑，“我当时心里想，这师弟是傻么，不会打球就知道到处追人。”

其实，在篮球场上，这个身穿24号球衣的男孩远不如基德那样重要，甚至“没有过什么固定的位置”。可在赛场内外，他都是不知疲倦的男生。他曾担任过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志愿者，“对讲机里总是传出呼叫陆海天的声音”。志愿者们在高近10米的报告厅里举办论坛时，也是这个男孩主动架起梯子，爬上顶棚去挂条幅。

学姐吴雪妮翻出了一年前陆海天报考青年志愿者协会时的面试记录。在这个男孩的备注里，吴雪妮写着：“善良，任务一定能够完成。”

甚至就在离开学校的前一个晚上，他还在饭桌上和同学聊了一会儿人生规划。据他的朋友说，“陆海天最讨厌愤青，平时从来不骂政府”。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记者，冲到新闻现场的最前线。而第二天到达温州，本应该是这份规划中事业的起点。

在这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上，有关陆海天和朱平的信息并没有留存太多。人们只能依靠想象和猜测，去试图弄清他们究竟如何度过了整个白天。“希望”也许是7月23日的主题，毕竟，在钢轨的那一端，等待着这两个年轻人的，是事业，是家庭。

7月23日20时01分

人们平静地坐在时速约为200公里的D301次列车里。夜晚已经来临，有人买了一份包括油焖大虾和番茄炒蛋的盒饭，有人正在用iPad玩“斗地主”，还有人喝下了一罐冰镇的喜力啤酒。

据乘客事后回忆，当时广播已经通知过，这辆列车进入了温州境内。没有人知道陆海天当时的状况，但黄一宁在20时01分收到了来自朱平的短信：“你在哪，我在车上看到闪电了。”

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朱平看到的闪电，可能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D301前方的另一辆动车D3115，遭雷击后失去动力。一位D3115上的乘客还记得，20时05分，动车没有开。20时15分，女列车长通过列车广播发布消息：“各位乘客，由于天气原因，前面雷电很大，动车不能正常运行，我们正在接受上级的调度，希望大家谅解。”

有人抱怨着还要去温州乘飞机，这下恐怕要晚点了。但一分钟后，D3115再次开动。有乘客纳闷，“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得比蜗牛还慢”。将要在温州下车的旅客，开始起身收拾行李，毕竟，这里离家只有20分钟了。

20时24分，朱平又给黄一宁发来了一条短信，除了发愁自己满脸长痘外，她也责怪自己“今年的成绩，真是无颜见爹娘”。可黄一宁知道，朱平学习很用功，成绩也不错，“但她对自己要求太严了，每门考试都打算冲刺奖学金”。

已经抵达温州境内的朱平同时也给室友发了一条短信：“我终于到家了！好开心！”

这或许是她年轻生命中的最后一条短信。

10分钟后，就在温州方向双屿路段下岙路的一座高架桥上，随着一声巨响，朱平和陆海天所乘坐的、载有558名乘客的D301，撞向了载有1072名乘客的D3115。

两辆洁白的“和谐号”就像是被发脾气的孩子拧坏的玩具：D301次列车的第1到4位车厢脱线，第1、2节车厢从高架上坠落后叠在一起，第4节车厢直直插入地面，列车表面的铁皮像是被撕烂的纸片。

雷电和大雨仍在继续，黑暗死死地扼住了整个车厢。一个母亲怀里的女儿被甩到了对面座位底下；一个中年人紧紧地抓住了扶手，可是很快就被重物撞击，失去意识……

附近赶来救援的人们用石头砸碎双层玻璃，幸存者从破裂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爬出来，人们用广告牌当做担架。救护车还没来，但为了运送伤员，路上所有的汽车都已经自发停下。摩托车不能载人，就打开车灯，帮忙照明。

车厢已经被挤压变形，乘客被座位和行李紧紧压住，只能发出微弱的呼救声。消防员用斧头砸碎了车窗。现场的记者看到，23时15分，救援人员抬出一名短发女子，但看不清生死；23时25分，一名身穿黑白条纹衫的男子被抬出，身上满是血迹；然后，更多伤者被抬出列车。

有关这场灾难的信息在网络上迅速地传播，人们惊恐地发现，“悲剧没有旁观者，在高速飞奔的中国列车上，我们每一位都是乘客”。

同时，这个世界失去了朱平和陆海天的消息。

在中国传媒大学温州籍学生的QQ群里，人们焦急地寻找着可能搭乘这辆列车回家的同学。大二年级的小陈，乘坐当晚的飞机，于凌晨到达温州。在不断更新着最新讯息的电脑前，小陈想起了今早出发的朱平。他反复拨打朱平的手机，可始终无人接听。

黄一宁也再没有收到朱平的短信回复。当他从网上得知D301发生事故后，用毫不客气的口吻给朱平发出了一条短信：“看到短信立即回复汇报情况！”

仍旧没有回复。

因为担心朱平的手机会没电，黄一宁只敢每隔5分钟拨打一次。大部分时候无人接听，有时，也会有“正在通话中”的声音传出。“每次听到正在通话，我心就会嘭嘭跳，心想可能是朱平正在往外打电话呢。”

可事实上，那只是因为还有其他人也在焦急地拨打着这个号码。

同学罗亚则在寻找陆海天。这个学期将近结束，分配专业时，陆海天和罗亚一起，凭着拔尖的成绩进入了整个学院最好的广播电视工程系。这是陆海天最喜欢的专业，可他们只开过一次班会，甚至连专业课也还没开始。

朋友们想起，在学期的最后一天，这个“很文艺的青年”代表小组进行实验答辩，结束时，他冒出了一句：“好的，over！”

“本来，他不是应该说‘thank you’吗？”

陆海天的电话最终也没能接通，先是“暂时无法接通”，不久后变为“已关机”。也就在那天夜里10时多，朱平的手机也关机了。

在这个雨夜，在温州，黄一宁和小陈像疯了一样寻找着失去消息的朱平。

约200名伤者被送往这座城市的各个医院，安置点则更多，就连小陈曾经就读的高中也成了安置点之一。

寻找陆海天的微博被几千次地转发，照片里，他穿着蓝色球衣，吹着一个金属哨子，冲着镜头微笑。但在那个夜晚，没有人见到这个“1.7米左右，戴眼镜，脸上有一些青春痘”的男孩。

那时，陆海天就在D301上的消息已经被传开。朋友们自我安慰：陆海天在D301，这是追尾车，状况应该稍好于D3115。另悉，同乘D301的王安曼同学已到家。

人们同时也在寻找朱平，“女，1.6米左右，中等身材，着浅色短袖，长裤，红色书包，乘坐D301次车”。

人们还在寻找30岁、怀孕7个月的陈碧，有点微胖、背黑色包包的周爱芳，短发、大门牙的小姑娘黄雨淳，以及至少70名在这场灾难中与亲友失去联系的乘客。

一个被行李砸晕的8岁小男孩，醒来后扒开了身上的行李和铁片，在黑暗中爬了十几分钟后，找到了车门。周围没有受伤的乘客都跑来救援，但他只想要找到自己的妈妈。后来在救护车上，他看到了妈妈，“我拼命摇妈妈，可妈妈就是醒不来。”

追尾事故发生后，朱平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小潘也听说了朱平失踪的消息。她翻出高中的校友录，在信息栏里找到朱家的电话。24日0时33分，她告诉QQ群里的同学，她已经拨通了这部电话，可是“只有她妈妈在家，朱平没有回去过”。

这位年过六旬的母亲并不知道女儿搭乘的列车刚刚驶入了一场震惊整个国家的灾难。“她妈妈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小潘回忆通话时的情景。朱妈妈认为，女儿还没到家可能只是由于常见的列车晚点，她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继续等待女儿的归来。

凌晨3时许，黄一宁和小陈分头去医院寻找已经失踪了7个小时的朱平。他们先是在急诊部翻名单，接着又去住院部的各个楼层询问值班护士。

广播仍然在继续，夜班主持人告诉焦急的人们，只有极个别重伤者才会被送往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和附属第一医院。而在那时，黄一宁根本不相信朱平就是这“极个别人中的一个”。在医院里，死亡时刻都在发生。

当黄一宁看到，一位老医师拿着身份证对家属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的心里紧了一下。有的死者已经无法从容貌上被辨识，一个丈夫最终认出了妻子，是凭借她手指上的一枚卡地亚戒指。

可朱平却像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当小陈最终找进附一院时，他向护士比划着一个“20多岁，1.6米高的女孩”时，护士的表情十分震惊，“你是她的家属吗？”

那时，小陈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抱有的一丝希望也已经成为泡沫。他从护士那里看到了一张抢救时的照片，又随管理太平间的师傅去认遗体。女孩的脸上只有一些轻微的刮蹭，头发还是散开的，“表情并不痛苦，就好像睡觉睡到了一半，连嘴也是微微嘟着的”。

他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包子妹妹”。但是，没错。他随后打电话给另外几位同学，“找到朱平了，在附一院。”

黄一宁冲进医院大门时看见了小陈，“朱平在哪里？”

小陈没说话，搂着黄一宁的肩膀，过了好一会才说，“朱平去世了。”

两个男孩坐在花坛边上，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小陈又说，“可能是我王八蛋看错了，所以让你们来看一下。”

黄一宁终于在冰柜里看到了那个女孩，她的脸上长了几颗青春痘，脖子上的项链坠子是一个黄铜的小相机，那正是他陪着朱平在北京南锣鼓巷的小店里买的，被朱平当成了宝贝。

那一天，他们一起看了这条巷子里的“神兽大白”，“就是一只叫得很难听的鹅”。那一天，朱平炫耀了自己手机里用3元钱下载的“摇签”软件，还为自己摇了一个“上签”。

“你知道吗？我们俩都计划好了回温州要一块玩，一起去吃海鲜。可是看着她就躺在太平间里，我接受不了。”回忆到这里，黄一宁已经不能再说出一句话，大哭起来。

7月23日22时

朱平是在23日22时44分被送到医院的，23时左右经抢救无效后身亡。

21时50分，被从坠落的车厢里挖出的陆海天，被送到了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据主治医生回忆，那时，他已经因受强烈撞击，颅脑损伤，骨盆骨折，腹腔出血，几分钟后，心跳停止，瞳孔放大；在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心肺复苏后，仍然没有恢复生命的迹象，宣告死亡。

在D301次列车发生的惨烈碰撞中，两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终于相逢，并齐齐折断。这辆列车在将他们带向目的地之前，把一切都撞毁了。

天亮了，新闻里已经确认了陆海天遇难的消息，但没人相信。有人在微博上写道：“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希望有更确切的消息！”

陆海天才刚刚离开学校，他的照片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总是穿着运动装的男孩有时对着镜头耍帅，有时拿起手机对着镜子自拍，也有时被偷拍到拿着麦克风深情款款。

直到24日中午，仍有人焦急地发问：“你在哪？打你电话打不通。”也有人在网络日志里向他大喊：“陆海天你在哪里？你能应一句么！！！”那个曾与他在地铁站挥手道别的朋友，如今只能对他说一句：“晚安，兄弟。”

朱平失踪的微博也仍在被转发，寻人时留下的号码收到了“无数的电话和短信”，一些甚至远自云南、贵州而来，他们说，只是“想给朱平加油”。

可那时，朱平的哥哥已经在医院确认了妹妹的身份。他恳求朱平的同学，自己父母年岁已高，为了不让老人受刺激，晚点再发布朱平的死讯。那几个已经知道朱平死讯的年轻人，不得不将真相憋在心里，然后不停地告诉焦急的人们，“还在找，不要听信传言”。

这个圆脸女孩的死讯，直到24日中午通知她父母后才被公开。悲伤的母亲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整日只是哭着念叨：“我的小朱平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黄一宁也总觉得朱平还活着。就在学期结束前，她买了一枚“便宜又好用”的镜头，并且洋洋得意地告诉朋友们，“回家要给爸妈多拍几张好照片”。

黄一宁还记得，朱平说过要回来和他一起吃“泡泡”（温州小吃），说要借给他新买的镜头，答应他来新家画墙壁画。“朱平，我很想你……可是，希望我的思念没有让你停下脚步，请你大步向前。”黄一宁在26日凌晨的日志里写道。

他也曾想过，如果这趟列车能够抵达，“会不会哪一天我突然爱上了你”。

阳光下花草、树木的倒影还留在这个姑娘的相机里；草稿本里还满是这个姑娘随手涂画的大眼睛女孩；她最喜欢的日剧《龙樱》仍在上演；这个夏天的重要任务还没完成，她在微博上调侃自己“没减肥徒伤悲”……

但朱平已经走了。

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5日23时许，这起动车追尾事故已经造成39人死亡。死者包括D301次列车的司机潘一恒。在事故发生时，这位安全行驶已达18年的司机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在严重变形的司机室里，他的胸口被闸把穿透。死者还包括，刚刚20岁的朱平和陆海天。

23日晚上，22时左右，朱平家的电话铃声曾经响起。朱妈妈连忙从厨房跑去接电话，来电显示是朱平的手机。“你到了？”母亲兴奋地问。

电话里没有听到女儿的回答，听筒里只传来一点极其轻微的声响。这个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女儿的母亲以为，那只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

似乎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是在那辆永不能抵达的列车上，重伤的朱平用尽力气留给等待她的母亲的最后一点讯息。

作者简介：赵涵漠，2009年香港中文大学硕士毕业，后加入《中国青年报》工作，2011年“7.23”动车事件中，她的作品《永不抵达的列车》引起极大反响。现供职于腾讯谷雨工作室。

而现在，根据最新的消息，郑州的暴雨已经造成了25人遇难、7人失联。但是，在微博上，我仍然看见有不少人在焦急地等待救援和寻找亲友。这不是一个好征兆，因为它预示着伤亡的数字有极大的概率还会继续增加。

根据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

郑州市7月20日16-17时达到降雨峰值，雨量高达201.9毫米，打破中国陆地小时降雨量极值。根据新疆气象科学研究所前所长张学文1999年发表的《降水统计力学研究的进展》，雨水体积(V)等于平均雨量(r)乘以降雨面积(A)。

郑州市的面积大约是7446平方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小时内，大约14.9亿立方米的雨水落在郑州，相当107个西湖的蓄水量。

但这，仅仅只是昨天郑州一个小时的降水量。

根据统计，自7月17日20时至20日20时，郑州市三天的降雨总量高达617.1毫米，直逼郑州市平均年降水量640.8毫米。其中，7月19日20时至20日20时，单日降雨量达552.5毫米，突破建立气象站60年以来的历史纪录。

面对这样的极端天气，有郑州人在社交媒体上说：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而郑州地铁5号线的悲惨境况，更是让这场暴雨成为了关注度极高的公共事件。

显然，这场暴雨带来的降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但是，让我感到失望的是，关于这场灾难的讨论依旧没有逃离过往的窠臼，将社会的撕裂展示得淋漓尽致。

且不说微博微信上的争论与撕扯，我的读者也因为和朋友讨论这场暴雨背后的公共服务，却不曾想，竟然意见相左，闹得彼此都有些不开心。

在这位读者的描述中，他的朋友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

为什么要发生争执呢？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的观点，我是一贯反对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观点透露出了自私，更是因为，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始终在回避「真实」，也缺乏面对「真实」的勇气与胆量。

的确，面对「真实」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并非尽善尽美，无所畏惧。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在有限的空间里，尝试说出「真实」。

在我看来，暴雨背后的「真实」其实并不复杂。我们只需要追问，在如此极端的天气下，公共服务是否已经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我们都明白人力终究不能胜天，但是，损失能不能小一些，伤亡能不能少一些？

当然，更多的时候，这样的追问常常会被当做杂音对待。因为生活中总会有一种生物，竭尽所能地捕捉信息，将原本良善的愿望，不断歪曲成邪恶的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就是我们获得「真实」的必然途径。

如果说，我们总是对远方发生的一切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这只是一件发生在「别处」的「别人」的事情，并对此无动于衷。那么，某一天当我们遭遇到类似的事情时，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期待「别人」会伸出援手。

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会默认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甚至无需任何外部压力就会理所应当继续漠视一切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在这里，我借用一位著名戏剧家的话，并做了小小的改动，来预测我们的未来：

我们确认了这个规则，完善了这个规则，制造了这个规则，甚至变成了这个规则。

到那时，就如同那个反乌托邦电影中的面具男说的那样：

如果我们想找寻真正的罪人，只需要望向镜子即可。

写到此处，我突然想起多恩的那首诗歌，如此的慑人心扉：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山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我觉得，诗人说的对，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现实是，我们却始终有成为一座孤岛的隐忧。所以，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我们唯有奋力连结，形成一块「大陆」，才能战胜自己的怯懦，有勇气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性，重新发现自己的尊严和人性，赋予自由一个实在的意义，生发出不可阻挡的发掘真理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不分彼此，共享着一切喜怒，一切哀愁和一切生死。

今日不做讨论，惟愿所有人一切平安！

网络间此起彼伏的声讨，让我也不禁有点好奇，这位仁兄究竟是怎么了，竟惹得如此众怒，甚至还引得合作伙伴的纷纷解约。

细究之下，后知后觉的我才发现，这位演技很差，舞技不怎样，歌艺更是水的一逼的艺人被网红曝出「玩弄女粉」、「诱奸未成年少女」等罪状。

除此之外，根据爆料显示，两人之间似乎还有一些经济上的纠纷，未能达成一致。而这也被人们认为，是这一场风波的导火索。

倘若照这么看，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偏离我们的日常经验：

分赃不均，然后愤然撕逼，双方都从过去的「小甜甜」，变成了现在的「牛夫人」

显然，对于吃瓜群众来说，由于吴亦凡算得上是现在的顶流，这个瓜够大，够甜，够劲爆，此时不吃，更待何时。

只不过，当我细细研究了网红口中的实锤之后，我却陷入了一种迷茫。因为洋洋洒洒的文字中，缺乏关键而有效的信息，以致于我所拥有的法律常识，无法推断出吴亦凡是不是真的犯了法。

但是，另一边，不少正义的群众却似乎已经胜券在握，纷纷认定吴亦凡已经是罪人，轻则应当身陷囹圄，重则应当千刀万剐。

说实话，现在发表与正义群众相反得观点，总是让我越来越忐忑。虽然有道理和逻辑的自信，但毕竟众口铄金，尤其是敌众我寡时，难免会百口莫辩，落得下稍。

在我看来，吴亦凡的行为，倘若真如爆料所说，必然已经违背了公序良俗，突破了社会上认可的道德标准。可是，他究竟有没有犯法，恐怕就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了。

对方是否自愿，对方年龄多大，是14岁以下，还是14岁以上，都是必须去厘清的事实。只有搞清了这些，才能最终判定吴亦凡是否违背了法律。

但是，现在搞出什么「牙签」、「三五分钟」、「word大」这些烂梗，就有点下作了。

因为，从本质上，议论一个男人的丁丁大小与讨论女性胸部丰满与否并无二致，都是一样的恶心，油腻和猥琐。

在我看来，自愿发生的床第之欢，它的细节应该是私密的，无论有怎样正当的理由，都不应该被泄露，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倘若有人表示反对，我觉得只需要问他或者她这样一个问题：

你是否愿意在公共场所裸露身体，并愿意被人们评价你的身体任何一个部位，而不会感到羞愧、愤怒和耻辱？

如果这个人回答他/她愿意，那么我的建议是：

离他/她远远的，能有多远有多远。

而对于吴亦凡这个瓜，我始终觉得，局限在下三路的讨论并没有多少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的围观一次又一次浪费在这种八卦和花边之上，恐怕就永远不可能在个人权利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李银河的那句话：

对性的约束越宽松，社会越和谐。

李教授的这句话，我不能同意更多！

今日思考和讨论：

对于性，你是什么看法？

说出这句话，往往就意味着人们会放弃当前纠结的人或事，不再执着。

但显然，这句话与长期以来我们社会所鼓励的态度截然相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认真」二字比比皆是。譬如，父母要求孩子学习认真，不能偷懒，领导要求员工认真工作，不能摸鱼。仿佛，只要认真了，就一定有所回报，能够获得成功，就能拥有一切。

循着这个看上去天衣无缝、完美无缺的逻辑，人们倾向于认为，只要达到了极致的认真，就必然能够实现目标。

然而，真实的生活不是逻辑的简单推导，更不是可以控制发生条件的化学实验，它充斥着无数的随机事件、意外和可能，不仅不能被预测，更无法被重复。

更重要的是，生活并不是只有输赢两种结局，它有着许多非黑即白的灰色地带，从来也没有一个成功的标准答案和模板，而对错也没有绝对的界限。

所以，过于认真地应对生活中遭遇的一切困难，恐怕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因为，一件事情如果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认真到极致才能成功，那么这件事情往往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过分认真，或许可以侥幸成功，但是代价往往也是巨大的，付出和收获不成比例。

人付出的越多，沉没成本就越高，就越不愿意放弃，久而久之，人就会「死死坚守在大量投入却得不到回报的事情中」。它不仅让人们处于一种随时被动员的紧张状态，须臾不能放松，更会让事物在错误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前进下去，直至无可挽回。

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过于认真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并不值得人们追求。

认真只是获得成功一个前提，但并不是唯一的前提。纵使我们在技术上无比精进，穷尽了个人所有的精力，但要知道，很多事情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条件不具备，主观的努力其实也是无济于事。

武松喝了酒，能在景阳冈打死老虎，但不代表其他人认认真真练体格，喝三碗酒之后也能打死老虎。

如果换用唯物辩证法来解释，那就是：

客观决定主观，主观依赖于客观。

当然，也有人会反驳说，不认真的人，是胆怯的，是懦弱的。

但是，为什么人必须是勇敢的，评价勇敢与否的标准又是谁订立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认真，往往都是从个人的尺度出发。但是，用只通行于自己的价值准则去评价他人，显然是一个不公平，更不合理的行为。

可遗憾的是，现实中总是有太多太多的人，将自己的「认真」强加给他人，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依靠认真一直赢下去的人，往往凤毛麟角。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不久前，许知远说过的一句话，他说：

「当你过分认真的时候，你会忽略掉很多新的力量涌入你的机会，会自我封闭起来」。

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

过分认真就是通往灾难之路。

这是句大实话，个中道理，值得反复琢磨。

今日思考和讨论：

你是个认真的人吗？

在滔天的舆论之下，林生斌的人设和形象，如同过山车一般从高峰坠入深谷，最开始，他是一往深情的丈夫与父亲。而现在，他成为了负心汉、骗子甚至是怪物。

而更令人觉得吊诡的是，针对林生斌的批判和讨伐，也从道德领域开始延伸到迷信和玄学。但无论怎么说，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心目中，林生斌的人设已然崩塌，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薄情寡义付出应有的代价。

其实，公众对林生斌发起滔天的批判与指责，并没有超出我的预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往往对道德模范总是怀着一种慢慢的期待。就拿林生斌来说，纵火惨剧中，他失去了妻子和孩子，并以此迅速得到了公众的支持和共情，而他随之而来的种种举动，更是最大程度符合或者迎合了公众的期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是林生斌自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忠贞不渝的「人设」，倒不如说是公众在自己心中幻想了一个完美到极点的从一而终的「林生斌」。

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人人心中都有答案，但却不愿意承认的问题：

人们心目中的林生斌，就是真实的林生斌吗？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是复杂的，不仅很难以一种标准评价，更不可能只有一种面相。这也是世界之所以纷繁复杂，不可能千篇一律的最重要原因。

我们应该明白，林生斌悼念自己的亡妻是他的一个面相，而再婚生子同样也是。这两种看上去截然对立的面目，是一体之两面，始终存在于一具叫做林生斌的肉体中，是不可分割的。

在我的观察中，现时大部分声讨林生斌的人，恰是来自于当初最为支持他的群体中。他们同情这个深情的男人，因此愿意略尽绵薄之力来帮助他走出困境。

但是，当另一个渴望回归日常生活的「林生斌」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因为他们在另一个的「林生斌」投入了情感、金钱和时间。林生斌的新生活、新妻子、新孩子，就成为了一种对拥趸们的背叛。

那么，我又由此想到了第二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有必要，为一个只存在自己心中的人设投入过多的感情和精力，并据此开始道德谴责和批判？

其实，人们对想象中的人设投入过多的精力，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出现的现象。这既暴露出了我们缺乏分析事物的能力和逻辑，也暴露了我们容易被表象所迷惑，而从不追求本质的弱点。

所以，在我看来，林生斌的遭遇证明了，我们仍然习惯去使用道德来评价人。林生斌的行为到底对还是不对，本应交由法律去评价。但是人们却不假思索将他推上道德的审判席，用简单粗暴的标准去衡量人性的复杂。但是，人们忽略了一点，道德的标准只通行于自己，却无法应用于他人，才会让这场舆论的风波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我们应该明白，公众之所以对「林生斌」有期待，最大的原因恐怕是我们自己并非道德的模范。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是半人半鬼，凑近了都没法看。只不过，我们很幸运没有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不会被人拿着放大镜审视一举一动。

你信不信，倘若有一天，我们也同林生斌一样，把自己的公与私暴露在公众和社会面前，恐怕下场会比他还要惨一万倍。

你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信。

今日思考和讨论：

你怎么看待林生斌？

在202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推荐名单中，李教授的研究赫然在列。按道理，教授博导申请科学技术奖，本无可厚非。但这一次，李教授的研究实在是太出乎意料，在这个名为「坚持唯物主义时空质能观 发展牛顿物理学」的研究简介中，有这样一句话：

「项目」已推翻误导物理学界和人类认识世界基本方法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科学的健康发展扫清了一个巨大障碍。

读完这一句后，理工科出身的粥爷我不禁感慨：

如此重大的科学发现，只申请省一级的科技奖，实在是屈才了。

作为物理界最出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盛名，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便是物理学的学渣，恐怕也能够默写出那个出镜率最高的方程式：

E=mc²

粥爷我看不懂相对论的推导过程和论文，但是，我知道证明一个已经成为物理学乃至于人类社会真理的理论学说是错误的，必须经过两个不可缺少的途径：

第一，要通过逻辑、数学的严密论证和推导，找到理论的缺陷和谬误，第二，要用实验证明缺陷和谬误的存在。

如果缺乏上述两个途径的任意一个，就宣布自己推翻了某一个定律或者理论，这样的人就有极大的可能，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将它称之为：

民科。

按照这个标准，李子丰老师显然属于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民科。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我搜索了一下李子丰的资料。

早在2009年，李子丰就开始了质疑相对论的科研之路，甚至将相关建议寄送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而认真的学会，居然还是经过一番评审，一板一眼地回复道：

您的文章涉及狭义相对论中的某些观点尚待验证，建议以论文的形式投刊到相关科技期刊，或通过网络，或翻译成英文，与相关科学家进行交流、探讨与验证。

学会的回复很是得体，也算不上得罪人，毕竟科学这回事，协会这类的组织说了不算，要想得到认可，还是要过科学共同体这一关。

但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民科与科学共同体从来都没法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民科们总是想凭借一己之力，推翻或者否定科学共同体几百年来的学术发现和总结。

学术有争论没关系，但不能不讲科学研究的范式和基本法。上来就是一句「你错了」，必然让所有的讨论空间消失殆尽。

既然科学共同体不接纳我们，那不如我们就自己再造一个科学共同体吧！

粥爷猜测，不少民科们都有过这样的想法，而有人就真的这么干了。

2002年，一个名叫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组织悄然成立，不仅会定期召开研讨会，发表论文，会员更混迹于贴吧和各大论坛，与网友展开论战，一门心思反对相对论。

在2012年联谊会成立十周年的年会上，会长吴水清在致辞中就明确表示联谊会要：

扩大科学家联盟队伍，打造卓越共同体……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让中国人在总结百年相对论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春秋笔，史记史，去不遗余力地营造我们的三国志，我们的史记。

根据致辞提到的数据，联谊会成立十年来，向世界奉献了160本专著，出版8943期刊物，发表约3000篇论文，会员近400人，按照吴会长的说法，这是

工程浩大的历史记录！

明明是搞物理学研究的，年会开得却像历史学会一样，总觉得不伦不类，没个正经，就这种组织，忽悠人的可能极高。

而最让我惊讶的事情是，这个联谊会的副会长，居然就是前不久让熟鸡蛋返生的郭萍。

既然副会长能让熟鸡蛋变成生鸡蛋，那么会员能够用哲学推翻相对论似乎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但是，以粥爷我大学物理65分刚及格的水平也能判断得出，推翻相对论是一个多么不切实际的想法。

要知道，科学从来不是以推翻某一个前人的假设和理论为目的存在的。科学的进步，归根揭底来源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

今天，大学教授，石油工程系的专家李子丰可以用哲学来试图推翻相对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明天就可以跳出来一个人，不管他干哪一行，都可以用另外一门知识，来质疑相对论、热力学定律这样的科学真理。

郭德纲说过一个段子：

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煤，煤还得选精煤，水洗煤不好。如果那科学家，要是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这是劝内行别轻易和外行计较。

但是，你看，不计较的后果，就是李子丰这个外行循着一条官方的路径，开始传播自己的谬误和执念。

这就让我想起郭德纲的另一个段子，他说：

你看拳击擂台上永远没有外行捣乱，因为他知道他上去得死。

但质疑科学的成本是很低的，所以李子丰恐怕还是怕死的。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可以吹一辈子的牛，失败了，就当玩儿了呗！

鉴于李子丰是正牌知识分子，被大家疯狂质疑还是有失颜面。粥爷我再这里，给李他一个小建议，倘若真的有人问起是如何推翻相对论的时候，我这里有个完美得答案：

我买了一本叫做的《相对论》书，立在地上，轻轻一推，它就倒了。

今日思考和讨论：

如果你遇到李子丰教授，他告诉你自己推翻了相对论，你想对他说什么？

有人说，经过时间的沉淀，事物的价值才能被人们认识；也有人认为不尽如此。你怎么看？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时间和价值的定义可能有无数种可能。但是，对于更多看到这个题目的成年人来说，时间和价值往往只有一种定义，那就是：

金钱。

所以，作文题目公布的当天，一个段子将题目中的哲理消解得一干二净。段子说：

2003年我出生，我爸给我买了10000股贵州茅台的股票，当时最低跌到20块。今年我十八岁了，来参加高考。当年的10000股贵州茅台如今已经价值六千万。

段子完美地诠释了时间的价值，并顺带狠狠做了一次茅台的软广，以致于让允凡我都有点怀疑段子是茅台的营销策略，意图从娃娃抓起，在人们内心植入「茅台才是时间的朋友」的潜意识。

那么，茅台的时间到底值多少钱？较真的人们仔细一算发现，倘若真的在2003年买了一万股的茅台股票，18年过去了，当初的1万股到现在已经是41500股，现金分红大概就有400万。以今天茅台的收盘价2238.48元计算，41500股的市值是9289万。

这也就意味着，股票加上现金分红接近一亿元。

10000股茅台股票持有18年，就有500倍收益。那么，如果一个人持有2%的股票接近20年，你猜猜他现在到底有多少钱？

尽管茅台前十大股东里，没有一个自然人在列。但就在昨天的贵州茅台股东大会上，知名的“茅粉”，林园投资董事长林园在提问环节表示，自己持有2%的茅台股份，占总资产的40%。

我的数学不好，但乘除法还是会一点。按照林董自己公布的数据，按照每股2200元粗略计算，他持有的茅台市值高达552亿元，以40%计算，他的总身价为1380亿左右。林园的这个身家，稳稳可以让自己进入福布斯2021中国富豪榜前十。要知道，排名第十的字节跳动张一鸣，财富仅为1145.5亿元。

无论林董说的是不是为真，既然作为茅台的股东，允凡我绝对相信，他的财富肯定超越了99%的中国人。

但有钱如林董，在茅台的股东会上，却喊出了和广大普通群众一样的心声：

我身边的朋友喝茅台都买不到，这是现在太头疼的事……我帮茅台卖过很多酒，现在茅台日子好过了，我却要像乞丐一样去求着茅台经销商买酒。

其实，股东吐槽茅台酒难买，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2019年的茅台股东大会现场，有股东就抱怨说，过去买酒是整箱买，今年却买不到。买不到平价茅台酒的股东，甚至在现场吵了起来。直到时任茅台董事长李保芳出现股东大会签到现场后，才得以解决。当时，李保芳为了平息股东的不满，表示参会股东每个人可以购买一箱飞天茅台、两瓶生肖酒。

根据贵州茅台的公告，当天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的人数高达4500人，而李保芳在大会的开场白时说：

到茅台还是要喝酒，现在接待能力不够，以后我们要准备3000人宴。

他还说：

（本次）会议报到人数共有2007人，有1900人已经买到了平价茅台，开完会后还可以继续买。

我查了一下，2021年的股东福利，是6666元认购一套包括飞天茅台、茅台生肖酒、茅台王子酒等的套装。这个套装在淘宝上的二手转卖售价则是2.6万元。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对茅台股票心有戚戚。这种又吃又买，能捡大便宜的股东大会，谁不参加谁弱智。

但可惜的是，股东大会一年只有一次，而茅台的需求，却时时刻刻存在。买不到平价的茅台酒，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去搞高价酒，即便是股东也不例外。

但林董可能没有想明白，无论有钱没钱，1499元一瓶的茅台酒都必须靠手速抢着买，是人人平等的最好证据。

否则，按照这个逻辑，每个人都买一手四大行的股票，要求办业务不排队，那四大行的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 End -

PS：允凡就是粥爷

从官方的通报来看，事情其实并不复杂，青年教师姜某自述因工作关系对被害人王某怀恨在心，故对其实施侵害，王某当场死亡，享年49岁。

按道理，在大学里拥有教职和官职的人，要么是成绩很棒，要么是政治过硬，无论怎么说，大家都是斯文人，到底是什么愁什么怨，才能逼到你死我活动刀子的份上？

怀着对象牙塔的憧憬和幻想，人们难免会有着这样的唏嘘：

读书读到这个境界，怎么就想不开走了绝路，毁了别人，更毁了自己。

紧接着，人们将悲剧的矛头指向了高校引以为傲的人才制度设计：

「非升即走」。

按照制度设计，立志学术的年轻人们，无论他有多么优秀，只要到了规定的年限，没有达到设定好的KPI，那么就只能卷铺盖走人，另找别家。

乍看上去，这个制度能够将在最优秀的人才中优中选优。学校和领导一定都很满意，因为随着人才的不断加盟，距离一流学校的目标自然就越来越近了。

但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完美无缺的事物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有人满意，那就势必有人不满意。

对于「非升即走」的制度，最不满意的，就是数量庞大的青年大学教师了。

费劲力气从上千万的高考考生中脱颖而出，进入一流的大学，考研，考博，博士后进站，获得教职，要付出的努力和回报，显然不成正比。

当然，这个世界也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于是乎，不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网友就劝解道：

教职没有了不要紧，凭借自己的能力从头再来，还是可以在别的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嘛。

这话说的倒是没什么错。但是，十几年前，从头再来的下岗工人在街边摆摊卖货时，都要躲着熟人，实在避不过去，为了面子，也要借口说帮穷亲戚练摊。

现在，让读了十几年书的知识分子从头再来，迂腐不堪的封建士大夫恐怕都要骂一句「有辱斯文」，

下岗工人不喜欢听刘欢的那首「从头再来」，你以为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就会喜欢吗？

说的远了一些，拉回来，我们继续说「非升即走」。

前面我说过了，大学之所以要搞「非升即走」，最直接的理由，就是为了成为一流大学。

但是到底什么是一流？我们恐怕从来没有思考过它的定义。

在比尔·雷丁斯看来，大学在「争创一流」的同时，可能也在「走向虚无」，他在1996年出版的《废墟中的大学》一书中说：

当所有大学都将「一流」定为自己的目标时，就意味着「没有目标」，因为所谓的「一流」，本身缺乏明晰的价值取向，而只是「给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中各种成分相对定位的一种方法」。

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

当一所「一流」的学校聚集了所有「一流」的人才时，我们仍然不可避免要为这些人才排序，给他们评定等次，分出优劣，淘汰「一流」中最差的那一位。

所谓的「非升即走」，不就是学术界的「末位淘汰」吗？不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内卷」吗？

而深受其害的，并非只有学术界。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指导下，「你弱你活该，你弱你该死」成为了很大一部分人奉行的法则。

可是，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在这种规则之下，其实人人自危。弱者注定被蹂躏欺压，而强者也面临着被激怒弱者的抗争。随之而来的，就是居高不下的社会成本和无法弥合的社会裂痕。

换句话说，谁都是输家，谁都没有赢。

但粥爷我知道，就目前而言，「非升即走」大概率是一条不能改变的铁律。但我还是斗胆想提个建议：

不妨将「非升即走」的适用范围扩大，如果一个领导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升官进爵，那么他也理应被社会所抛弃，丧失掉自己所有的一切。

因为，唯有领导和大家站在同一战线，面对共同的敌人时，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不堪一击。

我希望，这个建议能够得到认可并采纳，从邯郸路大学做起，从领导做起，以身作者，身先士卒，用榜样的力量，带领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

今日思考和讨论：

让领导一起参与「非升即走」，你同意吗？

都说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那这个社会阶层上升的通道未免太小太挤了一点。

我们还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命运也不能只由知识来改变，有人未必具备知识，但他具备经验，也应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说，拥有更多合理的阶层上升通道，才是阶层流动的正常状态。

我倒是期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不再热衷于谈论高考。因为这意味着阶层上升的通道和成功的定义变得多元，而高考只是其中之一。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自由而平等的发展，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终极目标。

我们还说，高考结束后上了大学，有四年时间去忘记所学到的知识。这个认识误区也很大。大学阶段以前的学习，培养的是基本的科学和人文素质，建立人们最基本的常识。你忘记了化学，忘记了物理，可是你建立了通往知识大门最基本的技能，这个才是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暴露了不少人反智主义的倾向。

最后，用张承志《北方的河》的最后一段，做个鼓励，总泼冷水也不好。

“最后的这个夜晚正在悄悄地流逝着。他用炽热的爱情和不安宁的生命等待的一天正在降临。窗口渐渐变得亮了起来，东方现出了晨曦”——张承志：《北方的河》

手机码于2021年高考前夜。

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来都来了」、「大过年的」、「都不容易」。

作为不怎么宽容的一个人，粥爷我始终认为，宽容有时候等同于和稀泥，它模糊了规则的边界，让人们只能在捉摸不定的道德标准下审视自己的行为。

但是，有一种宽容，就不光是和稀泥这么简单了。它表面上看是一种良善，但实质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罪恶。

这种宽容的名字，叫做：

「还是孩子」。

所以，当衡水高中的高三学生张锡峰因为演讲中那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里的白菜」而受到群嘲时，一种声音出现了：

他只是一个孩子，对待他不适宜的观点，我们还是要以宽容待之，而逐字逐句的批驳，只是一种无意义的苛责。

这种试图想一碗水端平的观点，看似逻辑链条严丝合缝，形成闭环，但逻辑的起点却错得太过于离谱。

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人是孩子，就放弃对错误观点的批判呢？

而张锡峰咬牙切齿的演讲，处处透露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而他的演讲，也暴露了自己的自卑和胆怯。毕竟，一个人越缺乏什么，他就会越强调什么。

他的演讲，让粥爷我想起多年前的一部电影，

陈可辛的「投名状」。

电影中，草寇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官军，但他们的口号却依旧粗鄙到了极致：

抢钱，抢粮，抢娘们。

如此口号，自然无法通过百密而无一疏的检查。于是，在正式上映的版本中，口号被河蟹成了：

抢钱，抢粮，抢地盘。

所以，这让粥爷很是纳闷，究竟是谁给张锡峰的勇气，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喊出一个与土匪无异的口号呢？

在张锡峰的演讲中，一个急切想占有一切的年轻人的形象跃然而出，他对自己底层的身份感到不充满了愤恨与幽怨，他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改命」。

可是，他或许没有想过，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或者遇上历史机缘的巧合，社会阶层上升往往是极其缓慢的，有些人终其一生，恐怕都无法完成阶级的跨越。

即便如愿通过高考，从农村进入城市，人们要面临的挑战依然很多。如果认为赢得了高考，就赢得了人生，好听点说叫天真，难听地说，那就只能是愚蠢了。

更糟糕的是，他透露出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情绪和执念，那就是：

农村的生活是一种痛苦，只有进入城市，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

给他灌输这种执念的人，利用了显而易见的城乡差距，并进一步将其放大为一种对立的情绪。这让张锡峰认为，成功就是必须极尽所能地占有一切资源，并把竞争者踩在脚下，永世不能翻身。

粥爷觉得，在人生这场漫长的比赛中，重要的不是你跑得有多快，而是你的方向到底对不对。前进的方向一旦错了，跑得越快，反而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如果，每一个孩子都秉持着张锡峰的观点，我想未来的世界就必然成为一片黑暗的森林，竞争将被视作一种零和博弈，一旦输掉竞赛，就失去了继续生存的机会和理由。

但这又引申出一个新的问题：

张锡峰凭什么认为自己将是这场竞赛的胜利者？倘若有朝一日，他发现自己的努力仅仅只是徒劳，想要获得的一切都只是虚妄，那他又该如何自处？

正常情况下，人们最终会理解，失败也是一种生命中的必然。但当一个人的世界是由竞争和对抗建构起来的话，那他或许就很难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挫折和失败。一旦现实偏离了理想，有失败的征兆，熊熊燃烧的野心和欲望，不仅会毁掉他自己，甚至可能会牵连无辜的人，带来更多的仇恨与苦难。

所以，正因为张锡峰是一个孩子，我们就越是不能对他的偏激持宽容和纵容的态度。尽管粥爷我十分清楚，理性个体的力量，早已无法去纠正制造错误的系统。

但当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粥爷我始终认为，

批判才是最好的拯救。

今日思考和讨论：

张锡峰说，土猪也要立志拱白菜，你怎么看？

——人类学家项飚

腾讯公关的张军，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在微博的一句不经意的牢骚，让这个本来平平淡淡的五四青年节变得火药味十足。

在那条已经删掉的微博上，他是这么说的：

当我们忙着做各种致敬青年的策划时，青年们正在睡觉。

或许，他这句牢骚的原意，是吐槽各大互联网平台呕心沥血做的策划，没有得到青年们的回应和追捧。毕竟去年B站的「后浪」收获的流量，让各家平台颇为眼红。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青年们却从他的话中，解读出了不一样的意思，并就此反驳道：

辛辛苦苦996，假期调休，睡个觉怎么了？

更有甚者，诸如挂路灯、杀全家这样极端观点也在充斥于其中，读来让人不寒而栗。

表达皆偏见，而极端的言论自然更是应该要批判和禁绝的。但是批判之外，粥爷我又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青年们对素不相识的年长者不经意的一句话爆发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怒。

粥爷我也曾经是青年，只不过现在开始步入中年，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我想，青年们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只有一个：

希望正在慢慢丧失。

而希望的丧失，源自不断加深的内卷，这个学术词汇自从去年出圈以后，正成为大部分人挂在嘴边津津乐道的社会现象。

在澎湃新闻的采访中，人类学家项飚将内卷做了如下的总结：

内卷背后，可能指的是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生活导向，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和生活和资源分配方式。

何谓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项飚也做了通俗化的解释：

全国人民朝着一个目标去，要多赚钱，买一百多平的房子，要买车，一定要成家等等。这个线规划的非常好的，大家高度一体化，都要在这样一个市场里面争夺一样东西。

而现在的青年，之所以感觉到痛苦不堪，只因他们被固定在这条轨道上，只能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

而更为可悲的是，这场竞赛中，是没有退出机制的。一旦退出，立刻会遭遇道德的强大压力，甚至被视为失败者。

譬如大龄的剩男剩女，还没有买房子的蚁族亦或是「不务正业」，没有正经单位的应届毕业生们。

而这个规则，恰是青年们的父辈、祖辈或者说掌握权力的人所制定的。

这个规则，制造了所有的紧张、不安和痛苦，消灭了世界上本应无穷多的选择，将人们逼到了唯一的一座独木桥之上。

而更糟糕的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中年人，已经服膺于这个规则之下，并据此认为这是让世界变好的唯一途径。

粥爷我猜测，之所以会这样，全因中年人有时候很难把自己和别人做一个严格的区分，尤其是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的中年人。

他们会偏执地认为，自己在工作，别人也应该在工作，自己奋斗过，别人也应该如此。职场中造成的幻象，会让他们以为全世界都应该支持自己的工作，胆敢忤逆或者漠不关心，就是大逆不道，其心可诛。

可是，人吃五谷杂粮，就有私心杂念，难免三灾八难。凭什么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中年人可以给出建议，但不能以此为名，侵入私域，更不能动辄横加指责！

要知道，这是人们最忌讳的事情，无关乎年龄大小。

私域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人最为神圣和私密的精神世界，正因为有私域，才会有个人权利的存在。

我们在指责年轻人暴戾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社会是不是给青年人制造了太多的压力，他们就像一根皮筋，被社会紧紧扯住，动弹不得。

如果我们不去理解青年人的痛苦，那么至少不要去埋怨他们的「懒惰」和「闲散」。如果掌握权力和制定规则的人只会一味指责青年而没有反思自己，绷紧的皮筋迟早会断，受伤的不仅仅是年轻人，他们的怒火最终将吞没掉一切，包括秩序和规则。

到那时，恐怕谁都没有懒觉睡，连中老年都要早起搬砖种田了吧？

就说你怕不怕吧？

今日思考和讨论：

你怎么看腾讯张军的微博？

人口增长会让全球陷入贫困，这一近代观念完全是错误的。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昨天，一篇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央行工作论文成功破圈，占据了大多数人的社交媒体。

这篇论文的作者是四位供职于央行及下属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博士，全文洋洋洒洒20页，13000多字。而且，关注的是一个宏大到不能再宏大的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

记得粥爷我念硕士的时候，导师反复就和我强调过，做研究写论文，切口一定要小，如果沉迷于宏大的问题，论文就必然浮于表面，给出的对策也只是隔靴搔痒，既没有针对性，更不具备可操作性。

导师的谆谆教诲，粥爷我遵循至今。在我看来，写一篇文章，往往只有两个功能，要么普及常识，要么解决问题。如果既不能面对房间中的大象，又或者只能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文章写了也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倒不如不写。

当然，和粥爷这个学渣不同，央行的研究机构显然有足够的资格关注和讨论一切宏大话题。

作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人口第一大国，人口始终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核心，讨论和研究它十分必要。

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国研究人口的大咖蔡昉就下过判断：

2004年为中国刘易斯拐点的标志性年份，而在2010年左右，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开始消失。

根据蔡院长的预测模型，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将从2010年以前接近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6%，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将进一步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6.2%。

粥爷我查了一下国家统计局和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发现，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7%，十二五期间，这一数据则是7.8%。

现在回过头来看，蔡院长当年的预测，简直准得不能再准，堪称学术界的预言帝。

过去，我们被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所束缚，认为人类劳动力是同质的生产要素，人越多，边际生产率就越低。

所以，我们想出了「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这个经典的口号，试图集中有限的资源提升人口的素质，不再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窘境。

说句实在话，粥爷我能够理解做出这个决策的动机和初衷，在极其有限的公共服务能力下，这是政策制定者们唯一能够想到的立竿见影的办法。

但是，哈耶克明确反对了这样的思路，他说：

带来生产率提高的，不仅仅是更多的人，而且是更加不同的人……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提供着新机会的多样性。

可惜，我们把临时的权宜之计坚持了太长时间，当全面开放了二胎生育后，却发现生育率始终没有反弹的迹象，相反还在一路走跌。

这让许多人都很纳闷，在传统的认知中，中国人对于生育的渴望是如此的大，以致于要冒着罚款、丢工作的风险多生几个。不该生的时候，偏要生，该生的时候，又不想生了。

人的增长越来越慢，现阶段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可你要知道，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用时髦一点的词来说，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运。

可如果人越来越少，没有人从事生产，没有人服务，甚至没有人消费，这注定不是一个好的趋势。

严峻而确定的未来早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但到底有哪些解决的办法，恐怕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更别提还有一大堆胡说八道的答案。

在粥爷看来，这篇论文虽然将人口问题再次置于公众的讨论之中，但却提出了胡说八道的解决办法和对策。其中最离谱的两个思路，一个是把「中等收入陷阱」的锅，扣在了文科生头上，另一个则是把提升生育率的关键点，归结在女性身上。

2012年，蔡昉出版过一本书，当时还是学生的粥爷，仔仔细细读了好几遍。

在这本名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书里，它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分为四部曲，分别是增长减速、经济停滞、社会问题、体制固化。

显然，仅凭文科生的一己之力要将我们拉入中等陷阱，是相当有难度的。

而关于生育率，不可否认的是，表面上看，女性的意愿是最重要的，毕竟这事如果强迫，是刑事犯罪，要坐牢的。

这个时候，粥爷我想起许多许多年前的一个小品，青涩的买红妹扮演的买买提说过这么一段台词：

是我们妇女创造了幸福，是我们妇女创造了人类，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男的也是白费。

可在四位作者的眼中，男性在这场提升生育率的大战中，似乎除了贡献自己的DNA之外，别无它用。

在我看来，这篇论文只是重复了我们业已形成的共识：

放开生育限制，政府托底，降低生育成本，打消生育顾虑。

到了如今这个节骨眼，经济学的博士们拿出的东西居然是大家嚼碎了吐出来的残羹冷炙。

能不能充饥？肯定是能的。至少昨天火爆的二胎概念股就是例证，但有没有营养，就很难讲了。

而这篇论文更大的问题在于，在作者看来，人口依旧是一个可以计划的事物，字里行间无一不透露出一个意思：

只要……就一定能……

可是，这世间的万事万物如果都能够通过计划来达到理想状态的话，人们的生活就不会过的如此辛苦和艰难了。

人们选择什么专业，生育几个孩子，又愿意拿出多少钱消费，取决于经济活力和良好的预期。

倘若我们真的有一天不幸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粥爷我敢断言，那绝非女性或者文科生的错误，而是僵化的计划经济。

因为，诚如哈耶克所言：

计划者永远都不会获取足够的信息和知识以正确地配置资源……而人类理性没有能力创造出完全合乎理性的社会。

说得通俗一点，那就是：理想往往很难照进现实。

在我看来，操心的央妈还是应该回归主业，主管「印钞」。

造人的事，留给卫健委它不香吗？

今日思考和讨论：

你学理科还是文科？你愿意生几个孩子？

哲学家的话，听起来总是令人费解。但是，如果将这个问题转换成另一个表述，恐怕也就容易理解得多了：

你有勇气死，难道就没有勇气活吗？

这或许也是很多人看见那位纵身跃入钢水，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包钢员工最后的视频时，心中自然会升起的疑问。

究竟是怎样的痛苦，才会让他选择以这样决绝和惨烈的方式，告别人世间呢？

在包钢3月30日给出的声明中，我们知道，这痛苦的价值大约是，

6万元人民币。

当然，这六万元钱并非粥爷我今天写文的初衷。让我感到极其愤慨的是，包钢的这份通报，冷酷而没有共情，残忍而缺乏人性。

声明中，包钢仅仅用了67个字，就将这位年轻人的一生和自杀的原因解释完毕：

（他）性格内向，至今未婚，长期通过证券公司买卖期货和股票，仅3月24日当日交易就亏损6万多元。

在这份声明中，内向和单身彷佛是一种人生的瑕疵，被赤裸裸地展现在了公众的眼前。

而冰冷的词语更传递出一种暗示：

一个内向，单身的中年男性，是因为投资亏损而轻生，这与包钢毫无关系。

而最让粥爷我费解的是，仅仅凭借工友的转述，包钢就及其极其主观地将轻生的原因指向投资失利。

有人猜测，安全生产压力大，包钢此举纯属无奈，声明只是为了表明此事不属于「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的确，人一心求死，总有办法。

可是，如此急切地想撇清责任，让人不禁想问包钢：

你在怕什么？你在慌什么？

死去的人，是没有机会和人辩驳，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编排和揣测他的人生。

倘若我是这份声明的草拟人，在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自己，逝者与我一样都是普通人，那些属于他私人生活的细节，本就没有必要出现在声明之上。

简单说，就是要把别人当作人，不管他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可在这份声明中，我嗅不出一点人味。

但看看这份声明的发布时间，我也就了然了，倘若有点人味的话，就不会在凌晨四点发布这则声明了。

凌晨4点，属寅时，是夜与日的交替之时。

但毕竟太阳还未升起，黑夜还未退散，干点鬼事，岂不正好吗？

今日不思考，不讨论

这首歌的第一句是，攀登高峰望故乡。大约我们都知道，这是从于右任的那首《望大陆》里化过来的。这位同盟会的元老，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生于清光绪五年的陕西三原，死于1964年的台北。

在大陆的人很难理解在台湾的中国人对海棠的情怀。我的老学长余光中先生也写过《乡愁四韵》，后来被罗大佑谱成曲，词里面也说“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海棠，是因为在台湾的中国人眼里，中国不是雄鸡，而是秋海棠。

孤悬海外，昔年的毛蒋二人都很清楚，在诡谲的时代，保持台湾的中国属性，是一件极难的事情。于是有了后来金门炮战的默契，有了金门、马祖组成的“福建省”。虽然我常感慨，若是金门归了大陆，厦门本岛的地产泡沫大约可以缓一缓了，厦门岛也稍能欢迎一下我这样无钱的游子；但又不可否认，如果没了金门，台湾就更远了。

据说暮年垂垂老矣的蒋经国派特使来了大陆，想给历史一个交代，但没等到最后的消息，就死于台北。他和父亲的灵柩始终未能下葬，皆在桃园市大溪镇，相隔不过一公里。蒋是浙江奉化人，根据江浙一带的习俗，人死在异乡而又暂时未能归葬老家的话，就先予浮厝方式处理。

所谓浮厝方式，是指灵柩离地三寸，在四个角垫高。采用这样的殡葬方式，是为了让子孙能在不破土刨坟的情况下，轻易地迁葬先人。

1975年去世的蒋介石或许还有些反攻大陆的念头，1988年去世的蒋经国想的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他去世前允许台湾老兵回乡，开放了党禁、报禁，开启了后续台湾变化的最重要一步。

我想，他也没猜到他做的意味着什么。

没有人能完全看破历史的迷雾。小平同志说，后人总比我们要聪明。前人在也看不透的时候，能留给这个民族最后的礼物，也就只能是斗而不破。

2016年马英九下台的时候，我一位在台湾交流过的同学说，这大约是台湾当局最后一位可称得上中国人的领导人了。无论你多瞧不起他，让多少惠台政策成了买办的钱袋子，让独派空前壮大，但毕竟还是一个知道钓鱼岛是我土、沙俄侵我百万领土为国耻的中国人。

五年后，即便有韩国瑜这样偶然的一朵浪花，台湾的形势是越来越不可控了。小轩、谭建常后来给统派的新党写过了一首《大地一声雷》，里面的第一句是“大地一声雷，惊醒了我和你，新的你，新的我，开创无限新的希望”。当年热热闹闹的新党，如今台湾绿营的政治评论员会嘲笑说，路上喊得最响的就是新党，就是没有选票。

2017年底的时候，老学长余光中逝于台湾高雄，享年90岁。去世前3个月，他反对蔡英文删除高中课本中的文言文。但没有什么用处。

2020年9月，台湾前“陆军总司令”陈廷宠在黄埔军校“复校”70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言说，今天的台湾社会，由于领导人的无知、无智、无耻，歪曲历史、指鹿为马、让我们黄埔的子孙、黄帝的子孙已沦落到悲惨的境地。我大中华的子孙以拥有5000年历史文化传统自豪，我是中国人，是骄傲的象征。

这位89岁的老人后来被台湾蓝、绿两营的媒体一致批评，认为他不合时宜。

几天前，大陆禁掉了台湾出口的凤梨。这个在我们这里被称为“菠萝”的水果，像是过去十年ECFA时代的挽联，惹得台湾又开启了一场口水战。

无论做什么，对于已经如此的台湾，大约都会成为绿营战无不胜的议题。疯狂的言论当然不是说给对岸的我们听的。

如果几十年前的蒋经国看到，他大概会苦笑一声。

在ECFA到期前的一年，我始终关注着涉台部门会有什么说法。后来我发现，不是他们有什么能说而不说，而是他们之所以还存在，大概只是因为撤掉他们会有些不必要的猜想。

对我们来讲，这种猜想没有必要。

ECFA不会有以后了，那个被蒋方舟曾经以为是“服装贸易”的“服贸”，也永远不会来了。现在的蒋方舟会吃一个凤梨致敬过去的自己吗？

但是凤梨不会有了，海棠也不会有了。

年前，朋友给了我一个邀请码，邀请我使用CH。拿到邀请码的第一时间，我是有些不屑的。因为内地的互联网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冠绝于世界，还有什么软件我们没有见过呢？

我和朋友说：这不就是把文字聊天室变成了语音聊天室吗？

但显然，我的这个想法错了。

进入CH的一瞬间，20多年前我第一次用调制解调器拨号上网时那种自由的感觉，一下子重新回来了。

那个时候，凭借网络，你可以无任何障碍和任何人交流，想说什么说什么，想聊什么说什么，只要你付得起网费。

20多年过去了，互联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我个人而言，网费也不成为一种负担。只不过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你我早就在心里设下一条条标准，万万不敢跨越雷池一步。

可是，人之所以进化出嘴巴和舌头这两个器官，肯定不仅仅是为了进食，更大的作用是为了表达和说话。

显然，CH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给中文世界创造了一个交流平台，疯狂涌入的中文用户让我见识到了交流的力量。

而这种热闹的场景，让我想起李安的「喜宴」。

在那个热闹的婚礼现场，黄皮肤的同胞乐此不疲地戏弄着新郎和新娘，这让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难以理解。

在电影中，客串的李安解答了这种狂热的来由：

「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

最让人意外的是，clubhouse没有出现日常社交媒体的攻讦和谩骂，尽管肯定有人在听到不同意见时，恨得牙痒，但克制的环境让他改变了习惯的做法，继续停留在克制的层面，与不同看法的人们进行交流，讨论，获得前所未有的信息。

这恐怕是一个环境改变人的最典型范例。

当然，因为某些不可言说的原因，CH还是凉了。我们也就此失去了一个获取信息的渠道，思考现实的荒谬，逻辑的错误，建立理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可能性，也便随之降低了不少。

但这让我突然想起每个人小时候都津津乐道的那个故事：

凿壁借光。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在那堵墙上凿开一个洞，凭借微弱的烛光，是不是就能看到过去不曾看过的景观和世界。如果说，凿开的洞越来越多，那么这堵墙是不是终有一天会土崩瓦解？

这个问题，我无法给出答案。

尽管只是一瞬，我还是体验到了我的哈贝马斯时刻。

虽然短暂，但很幸福！

（原文发表于matters，大幅删节后发布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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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常用的社交软件是什么，你喜欢它哪一点？

对于喜欢海外影视剧的人们来说，今天必然是一个悲伤的日子。

因为「人人影视」凉了。

这大概意味着，人们如果想要看到原汁原味海外影视作品的难度，陡然间上升到了地狱级别。

毕竟，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除了文化与语言的差异之外，还有一圈无形的围墙，不仅把我们困在原地，还兼具消除记忆和认知的功能。

二

对于「人人影视」的遭遇，粥爷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

唯一意外的，是它居然能够在一个不怎么友善的环境下，支撑这么多年。

屈指一算，从2003年到现在，虽几经风波，「人人影视」撑了18年之久。

要知道，在我们这里，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

单凭这一点，「人人影视」的生命力就已经把大多数民营企业远远甩在了后面。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坐拥800多万用户的「人人影视」，涉案金额只有1600万。

平均一个用户，只有两块钱。

这种赔本的生意，恐怕连乞丐都不想掺和吧？

三

说到这里，有一个概念必须和大家科普一下。

盗版这事，和赚不赚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字幕属于影视剧衍生品，翻译、传播权在著作权人手中，字幕组无权译介。

只要没有拿到许可，翻译就意味着侵权，而把翻译的作品放到互联网进行传播，违法的行为基本也就没跑了。

长期以来游走在规则边缘的「人人影视」软肋正在于此。倒下，其实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四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人人影视」被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

可粥爷我突然想起罗翔的一段话，他说：

如果不考虑社会的现实，机械地维护既定的法律，可能会导致法律尊严的丧失。

那么，在「人人影视」背后，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到底是什么呢？

至少，对于我来说，一种强烈的感受始终存在，那就是：

精神极度饥渴的人们，面对着的是一块荒芜之地，很难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合法的文化产品，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求。

当然，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反驳，认为我们的文化市场欣欣向荣，何来荒芜？

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抗日神剧、婆媳剧、职场剧以及那些排片量几乎为零的电影，都是欣欣向荣的最好象征。

如果你属于这样的人，粥爷我建议，看到这里，你可以关闭这个页面，继续看下去，是给你自己添堵。

五

「人人影视」们倒下了，可是，我们的精神需求该如何满足？

这才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常说供需，但肉眼可见的，却是供应的急剧减少。

空口无凭，粥爷我还是列一些数据来佐证，就以电视剧为例吧。

根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的统计，2020年中国电视剧产量继续大幅下跌，2020年1至11月份电视剧备案630部，较2019年的811部减少181部，前三季度电视剧获准发行许可119部，较上年同期减少42部。

没有量的积累，何谈质的飞跃？

盗窃是有罪，这无可辩驳。我们看到了盗窃的事实，可怎么就选择性忽视了我们没有火的现实呢？

有一篇文章，把字幕组比作偷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那么，循着这个思路，粥爷我认为，有罪的，应该是拒绝给人类火种的宙斯，因为没有火种的人类，最终的结局就是抱薪而亡。

我们究竟是循着一个怎样的逻辑，才会把罪责归结到了盗火者的身上呢？

一切的需求不会消亡，依旧不断增长。

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把食物端走，并不意味着要去吃屎。

当然，执意要吃，没人拦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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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过人人影视吗？你怎么看？

——纪伯伦：《奴性》

2021年1月的最后一天，「南方周末」前评论员李铁用一篇毫无逻辑的长文，污染了粥爷我的微博时间线。

他上一次出现在我微博，大概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了。我取关他的原因，源自于他日复一日在微博上宣传，如何用巧克力毒杀宠物狗。当然，我的取关，并不意味着什么，凭借着「南方周末评论员」这个头衔，李铁同志的微博还是吸引了一百多万人的关注。

所以，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时隔多年，李铁同志居然还活跃在微博上，而且还是一种老粉红的姿态，他在那篇长文中说：

对公知生涯的告别，其实是对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的告别。

言下之意很是明显，他要与过去的「公知李铁」决裂，投向另一个群体的怀抱。

而促使他发生转变的原因是：

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体制内精英团队比我强，承认我们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承认多年的演化秩序一定有它的道理。

可是，粥爷我也有些疑惑。风头不对的事儿，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李铁同志后知后觉到如此境地，现在才幡然悔悟，是不是有点太迟了？

要投诚，就得趁早，投的太晚，往往容易两头不是人，屎都吃不上热乎的。

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倒是无可厚非。但是，承认体制内的精英比他强，承认多年的演化秩序，这下跪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体制内的精英强不强？粥爷我不好一概而论，但有一个小故事，或许可以说明，精英并非处处皆有，体制内部目光短浅之辈也比比皆是。

2017年，在一次央视的采访中，中科院院士叶培建提及，为何没有开启火星探测工作，是因为「汇报不同意」。

一个部委的处长，对一百多科学家论证通过的中国火星探测计划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去月球干什么？GDP能占多少？

星辰大海的梦想，怎么可以用钱和GDP来形容呢？路边找一个大妈，眼光和认识恐怕都比这位处长要强得多。

这还是与院士对话的体制精英的真实水平，那么，与创业者李铁同志打交道的体制精英水平如何，也不难想见。

毕竟，在不长的媒体从业生涯里，我见过了太多体制内的水货。

说得远了些，回来，我们接着说李铁。

在我看来，李铁的长文，更像是一个「投名状」。

李铁之所以隔三差五跳出来，吃老东家「南方周末」的人血馒头，又或者是对着昔日的同事大放厥词，完全是因为在另一个立场上坐稳了屁股，为了得到权力更多的垂青和赏赐，心甘情愿背叛过去的自己，转而替别人摇旗呐喊，成为可笑的气氛组。

最有意思的是，气氛组最为杰出的代表，「环球时报」的胡总编，在第一时间予以了支持：

敢于这样面对自己，并且敢于说出来，需要勇气。而站在他对面骂他“背叛”的人，更多是懦夫。

别人是不是懦夫，我不想轻下定论。但自古以来，降将可纳，叛徒难容的道理，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自认为是公知的领头人的李铁，现在一见风头不对，便改弦易辙，疯狂示好。可谁知道，万一哪天，他又会不会变回去，和南周人一道，向胡编开炮呢？

其实，在李铁的认知中，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什么样的话，站在哪一个队伍中，才能依附权力，收割韭菜。这条路，显然要比当一个说难听话的知识分子容易太多了。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春晚小品「主角与配角」。

从配角变成主角的陈佩斯，面对朱时茂的诱降时，说出了那一句经典的台词：

没条件，谁投降啊？

是啊，对于李铁们来说，无所谓忠诚，只是背叛的筹码不够大。只不过，这叛徒的财富密码，我们永远也学不会。

今日思考与讨论，欢迎留言评论：

我会将李铁的长文附在次头条推送，看后若有感想，欢迎留言交流

作者：李铁，盖得排行CEO，前《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

来源：微博（ID:猩猩吸猩猩）

毫无疑问，我曾经就是一个恨国的公知。微博里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现在，我的观点完全变了？

今天我来说说：为什么年轻人容易被自由公知的那一套忽悠，但成年成熟之后就醒悟了。为什么做生意非常有助于治疗这种幼稚病？为什么会有读书读傻了这个事。

所有这些，其实是我这些年的一个自我反思。

我上大学的90年代末期，正是《南方周末》的巅峰期。那个时期的大学生，和文科教授们一样，普遍都是恨国党。越好的大学越是如此。

在大学里，我们读了很多书，自以为知道了很多真相，自以为比别人更英明。我们都是英美道路的信徒。在我们的世界观里，我们有了一个简单的二分法：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符合英美自由民主的，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因为英美发展得好，我们落后，因此他们就是先进的，是对的。

我们用这个标尺，去解释我们的社会和政治。这是我当年作为媒体人公知的一个基调。而中国的现实，确实有很多荒谬和不如意之处。90年代尤其多。

我的媒体人生涯是很顺的，在工作两年半之后，我就写出了一点名气，被挖到《南方周末》去做首席评论员，用我的那一套方法论去评论各种社会政治现象，也吸引了不少人的认同。

随着阅历的增长，特别是当我作为领头人，自己做企业之后。我开始逐渐反思自己以前深信不疑的那一套分析逻辑。

我逐渐认识到，自己以前的那一套逻辑，其实就是一种政治领域的成功学，是一种极其粗浅的方法论。

商业领域，如何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哪种经营方式能取得成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终极问题。商业上的成功，绝没有灵丹妙药，也没有什么恍然大悟的妙招，也不是学哪个成功企业的模板就能发财的。

我们看商学院的教学，那里不会教你哪条道路是发财捷径，只会用一个个案例去分析，让人能从中得到一丝光亮的启示。绝对不存在什么发财的模板，如果有，那一定也会马上失效。

但成功学就是告诉你，有发财的灵丹妙药，并且用简单易懂的方式来告诉你，让你有瞬间醍醐灌顶的收获。但成功学除了收学费，除了占据粗鄙的心灵，它不会让任何企业成功。

政治也一样，国家的发展也一样，它没有灵丹妙药，也没有胜利的模板。

试问，腾讯发展得好，我能再造一个腾讯吗？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条件，最后成功的企业，都是在解决一个个问题的过程中，最终渐进演化出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完全不是可以设计的，也不可复制。

公知的一个根本性的方法错误就是，觉得社会和政治，就像他们手里的泥人，是可以随便捏成他们想要的形状的。他们自己设定了一个理想的模型，然后觉得按照这个模型去捏就行了。

真正做过企业之后就明白了，别说国家了，就算是一个公司，都不是我这个创始人按照我的理想捏出来的。一个公司最后形成的秩序，是很多人在漫长的时间中，一个个解决实际问题，最后演化出来的秩序。这个秩序，远远高于个人的智慧。

创业的经历，有助于让我放下知识分子的那种“懂王”的坏习惯，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别人并不比我傻，承认多年形成的演化秩序，不是个人所能随便评论的。

以前，我看到一些洗脚城早上组织员工在门口喊口号，觉得特别傻。以前，我总是对别人的公司指手画脚，似乎我自己是诸葛亮，能够给别人的公司指点迷津，点石成金。

以前，我总是骂装修公司都不诚信，我说我要做一个诚信的装修公司，一定能一统天下。自己做了公司就慢慢明白，那些喊口号的洗脚城，人家不傻，那是人家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有效激励方式，在他们的工作中就是有效的管理。那些要改变装修行业现状的，都死了。

我也不能对别人的公司指手画脚，商业领域，根本不存在什么神仙诸葛亮，人家那么多人摸索了那么多年，我能几句话解决人家企业的问题？不存在的。如果存在，那就是骗子。

在创业几年之后，我逐渐会放下那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承认自己的无知。尊重别人的智慧，尊重已经形成的演化秩序。否则，商场会狠狠教训我的自以为是。

做公知的时候，我喜欢拍脑袋，到处指点江山。但商业实践让我明白，别人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也无法轻易解决。很多行业有痛点，但是这些痛点暂时解决不了。那些看起来的发财捷径，为什么别人不去做？肯定有坑嘛！！

再说到政治，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觉得印度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有很多不堪、荒谬的现实。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印度的最高指挥者，你一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我可以肯定的说，让任何人去当印度总理，他都不会比现在的强多少。他也必须面对所有的现实，不能随心所欲捏泥人。你能想到的所有灵丹妙药，印度的精英全想过。

我对公知生涯的告别，其实是对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的告别。我不再随便指点江山，说我们的政府这不对那不对，我只是承认了我的无知。我没有能力对政府的那些做法做出判断，因为我相信专业人士的专业，我相信，那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限制，根本不存在什么国家发达的灵丹妙药，如果有，这个世界就简单了。没有人能设计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好的国家治理，是在解决一个个问题中，最后演化出来的秩序。

把英美模式意识形态化，才是真正的灾难。

最后，我来说说，为什么文科知识分子容易成公知，容易成为喜欢到处指点江山的“懂王”？为什么有读书读傻了这个说法？

知识分子只在自然科学领域，会比一般人有认知上的绝对优势。在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知识分子有时候反而更傻。

为什么会这样？自然科学是一种知识，它的脉络很简单，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学到了某个知识，别人没学到，在那个问题上，你就一定比他明智。

但社会学科的事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简单是知识，它的脉络要复杂太多。比如商业领域，它是一种实践智慧，没有关于发财的简单知识，不存在学了某个发财学的知识，你就立即懂了。

在一个复杂的实践智慧面前，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一样，是无知的。不信你看看，那些经济学家，投资房产、炒股，还不如大妈呢。

知识分子甚至比大妈还不如，明明大家在商业上一样无知，大妈承认自己的无知，但知识分子却傲慢的以为，自己是“懂王”。这就悲剧了，输给大妈一点都不奇怪。

商业、政治、社会领域，专治各种理性的傲慢。知识分子读书读傻，是因为读书让他们错误的认为，自己能洞察人类社会的一些奥秘。

这种幻觉，可能有两个原因：

1、知识分子们从小是学霸，很容易觉得自己脑子一流。理性的傲慢就来了。

2、人类很容易把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社会领域的实践智慧混为一谈。

在自然科学领域，掌握更多的知识，确实就是明智。但社会领域不是这样，知识并不一定带来正确，因为变量太多了，知识分子分析的头头是道的逻辑线，只是千万条逻辑线中的一条。而知识分子往往执念这一条的绝对正确，迷信自己的所谓推理论证，就是读书读傻了。

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体制内精英团队比我强，承认我们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承认多年的演化秩序一定有它的道理。

这就是我告别公知生涯的原因。

在最开始面对代孕这个话题的一瞬间，我虽然本能地表达了反对的意见，但静下来思考的时候却发现，这问题涉及到技术、法律和伦理道德，显然不是一句支持或者反对，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先说说为什么不支持吧。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代孕在我们国家，仍然是违法行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对实施代孕技术的医疗机构，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

违法的事儿不能做，当然更不能支持了。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粥爷我找到了一个关于代孕的民事裁判书，在这份编号为（2020）粤01民终16040号的裁判书中，法院表示：

代孕行为涉及到代孕者的人格利益，涉及到代孕者与委托代孕者、代孕所生子女之间的亲属关系确立、抚养等法律、伦理道德难题，违背了我国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是明令禁止的，更不允许任何机构因从事代孕相关服务而从中谋求商业利益。

法院认为，当事人和涉事机构所签订代孕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根据合同法，合同被认定为无效，涉事机构所收取的财产，应当返还当事人。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裁判书中，法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涉事机构提供了代孕相关服务，故扣除成本后，机构只需向当事人返还实际收取款项的45%。

这份裁判文书，代表了我们大多数人对于代孕的看法：

代孕行为涉及人格利益，将可能让女性物化，涉及到亲属关系的确立，则可能违反伦理道德，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是有可能造成剥削。

这样的行为，理应被约束，被禁止。

可是，反对代孕就意味着，女性没有自行决定其怀孕生育和堕胎的权利，这在逻辑上，和强制计划生育并无二致。

黄章晋的微博文章说的很尖锐直白，他认为：

如果你既反对强制计划生育，又反对代孕，那么你的前后逻辑并不一致。

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

因此，粥爷我觉得，作为一种存在于灰色地带的社会现象，斩钉截铁的反对，恐怕并无助于让人们开始思考代孕背后的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

众所周知，美国加州的法律，早已承认了商业代孕的合法性。那么，他们的法律又是怎样进行认定的呢？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找到了这样一个判例：Johnson v. Calvert，5 Cal 4th 84 (1993)

在这个判例中，加州首次确立了代孕合同的合法性。

案件中，不能生育的卡尔弗特夫妇，选择了一位名为安娜的代孕母亲，为其代孕。双发约定，分期支付费用，并为安娜购买一份价值20万美元的保险。

然而，在代孕过程中，安娜因为隐瞒了自己的流产史，使得卡尔弗特夫妇和她产生了分歧。在孩子出生前两个月，安娜要求一次性得到代孕的剩余费用，否则，她将拒绝交出孩子。于是，卡尔弗特夫妇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布他们是未出生的孩子的合法父母。

这对于当时的加州最高法院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为，从法律上，妊娠关系和血缘关系，都是认定亲生父母的合法证据。然而，当代孕技术出现后，妊娠却并不意味着孩子和受孕者存在血缘关系。

加州法院据此认为，代孕现象，超出了现有合同法规定的范围，必须进行仔细的讨论和分析。因为它涉及了民事、刑事、医学伦理和社会道德。

法院认为，面对这样因现代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法律不能怯懦、犹豫或者束手无策。

而从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并没有忽略社会上对于代孕是对女性的物化和对穷人的剥削的意见

加州法院认为，生育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即便是不能生育的夫妻，也同样具备这样的权利。安娜是一名护士，在学校时期成绩良好，并且已经生育过一个孩子，并无智力和知识上的缺陷。合同中，并不存在违背自愿原则的可能性，也没有外部证据证明有强制和胁迫的行为发生。

对于卡尔弗特夫妇支付给安娜的费用，法院认为，这是为了弥补在安娜怀孕期间所产生的损失，而并非是在用金钱，让她放弃自己母亲的权利。

而就剥削问题，法院认为，尽管在常识中人们往往会认为，经济较差的女性成为代孕母亲的可能性较之富裕的女性大很多，但没有证据表明，代孕合同会对贫穷的代孕母亲产生剥削。

在判决的最后，法官认为，自己并没有给代孕这个问题提供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他建议立法机关必须对代孕带来的复杂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因为立法的缺失，他自己并不同意大多数人对于代孕这个行为不加选择的批评。

最后，法院基于儿童最大利益的原则认定，卡尔弗特夫妇是孩子的父母，但同时给予安娜探视孩子的权利。

80年代的美国，遭遇了和我们现阶段一模一样的问题。然而，我们只停留在反对和禁止，却没有思考过是否有可能，对这样的社会现象予以规范。

写到这里，粥爷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之所以现在世界上大部分人，还无法接受代孕这种行为，是不是因为我们还不具备驾驭它的认知、思想、法律制度和伦理框架？

可是，人类的认知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现在的阶段。也许当人类的文明进化到更高的层次时，我们就能够通过一系列完善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和制度，解决代孕可能带来的法律和道德的风险。

在一篇评论中，有人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只有拥有能够驾驭技术的制度和文化，才有可能让技术应用游刃有余。人文关怀必须走到科学的内部，这样的技术才能被善用、被欢迎。

而很显然的事，在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那么，在未能妥善解决这些风险之前，代孕仍然是一个不能被支持和鼓励的行为。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剩下反对这一条路可走。

你们说，是吗？

今日思考与讨论，欢迎留言评论：

你如何看待代孕，你是支持，还是反对，还是有别的看法？

拼多多被知乎砍了一刀

我祝举报杨笠的男人，终身不举

你我都在用力地活着，只为碎银几两

大秦赋是个什么烂玩意？

随处可见的平庸之恶

丁真就是楚门

今天一整天，舆论的所有热度几乎都贡献给了那个意外去世的拼多多员工，据说，多多买菜员工每月工作350个小时，工作13天休息一天，凌晨两三点下班是常事。

凌晨、加班、猝死，年轻生命的消逝往往能够触动大众最敏感的神经。

都说死者为大，人死了，总要有个说法。可是，在讨论这位意外去世的员工的知乎问答下面，拼多多的官方账号却贡献了一个令无数人都气愤至极的回答：

「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这么出格的观点，仅仅在网络间存在了28秒，就消失不见了。可惜，这个时间，对于互联网来说，可能就是一辈子。

毕竟，截个图，只需要一两秒的时间，有时候却能将真相留存下来。

粥爷我有一万个理由相信，这个回答必然引起众怒，因为它没有透露出丝毫的歉意，相反却有着无尽的傲慢和不可一世。

作为底层人民的一员，我想问拼多多一句，底层人民犯了什么错，活下去要用命去拼？退一万步，谁都可以这么说，但唯独你拼多多不行。如果没有我们底层人民，你靠什么和淘宝、京东分庭抗礼？

大领导说过：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显然，拼多多忘记了。

当然，让大家气愤不止于此。面对蜂拥而来的抨击，拼多多将网友的截图打上了一个大大的谣言标志。

美其名曰：官方辟谣。

这就是拼多多还不够成熟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官方，但它绝对不是拼多多。

所以，当我的读者问我，是否应该相信拼多多的这个辟谣时，我告诉他：

为了安全考虑，辟谣，你只能信国社和党报，除此之外，谁都不能信。

果不其然，这话说了没几个小时。勇敢的知乎就跳出来，还原了事件的经过，知乎说：

「拼多多」系知乎注册用户，其身份真实无误。知乎有严格的身份认证流程和机制。4 日 8 时 19 分 49 秒，「拼多多」创建回答…………4 日 8 时 20 分 17 秒，「拼多多」自行删除了上述回答。

用谣言来辟谣，我真不知道拼多多是不是克扣了公关的工资，才会得到这么一个蠢到家的方案。

知乎又不是你家开的，你说怎样就怎样，你以为你是百度吗？

知乎砍了拼多多不到一个小时后，拼多多的回应来了。

患了选择性遗忘症或者阿兹海默症的拼多多，忘记了早些时候截图不实的回应，而是将责任推到了一个12月31号才开始负责他们营销活动的公司员工身上，按照这个解释：

这个挤地铁的员工，在上班的路上，看到相关热搜，将个人观点通过官方账号发表出来。

有人说，如果这是拼多多的官方观点，那么意味着，拼多多的价值观是多么的冷血。但如果是负责营销的员工的个人观点，那就意味着，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同这个冷血的价值观，并心甘情愿保护这种邪恶的氛围。

为内卷辩护的人，连临时工都不算，只是大厂外包员工。如此可怜而不自觉，可悲而不自知，是整个事件中，最让我感到可怕的一点。

粥爷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出于恐惧而默不作声，这种行为与支持一样，都是在助长邪恶的事物。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公开支持邪恶，居然成为了一种趋势和现象，写下这段文字的人，丝毫没有觉得自己的三观有问题。

说到这，粥爷我替拼多多想到一个绝佳的借口：

发表错误言论的外包员工，是商业对手派来的无间道，用不正当手段窃取了公司账号密码，恶意发表不当言论，公司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可是，我们必须明白，事到如今，无论拼多多的回应是多么完美，却也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

它只在乎自己的名誉，却丝毫不在乎一个23岁的生命。

今日思考与讨论，欢迎留言评论：

你用过拼多多吗，你信拼多多的回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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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赋是个什么烂玩意？

随处可见的平庸之恶

丁真就是楚门

承蒙厚爱，继续让「皮蛋瘦肉舟」这个公号，停留在你的订阅列表之中。这一年，我几乎以一己之力，推送了近80篇文章，或一周三次，或两周一次，总算是坚持了下来，没有辜负诸位的期待。

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人，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怎样的动力，才能让我在这样一件费力而又不讨好的事情上，坚持那么长的时间。而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要不是公务俗务缠身，没有灵感或者发小脾气，它应该会一直持续下去，断然没有荒废的理由。

还记得去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总结的文中写道：

可以预见，即将到来的2020，恐怕不会比2019年好多少。

尽管那时，你我都不可能意识到，一场席卷全人类的浩劫即将到来。平淡的生活之下，暗流正在涌动，并伺机而出，即将颠覆一切常识和认知。

有人说，2020年，是人类奄奄一息的时刻，也是我们急于忘记但不可绕过的一年。而就我个人而言，这是我有生以来，记忆最为深刻，也最为模糊的一年。

之所以说深刻，是因为种种荒谬的现实，早就以最极端的方式，印入我的眼帘，刻在我的脑中。

比如，追逐殡葬车的女孩，与爷爷的尸体度过数天的孩子，垃圾车运来的猪肉，当然，还有那些无尽的绝望，悲恸，无助和愤怒。

可是，记忆又是模糊的。明明2020年还有最后的30几个小时攥在我们手里，但就算是那些亲历的事件，时至今日，除了模糊的印象，细节和背景恐怕早已忘掉大半，而互联网中随处可见的404符号，更让唤醒记忆难如登天。

更有甚者，有人大言不惭地说，要留下「正确的集体记忆」。

我想，她一定是没有搞清楚记忆和历史的区别。

按照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和诺拉的思路，「集体记忆」未必是「正确」的东西，记忆是一种对过去的建构，有多少种集体就有多少种集体记忆，具体来说：

记忆是鲜活的，由现实的群体承载，与集体相连，既属于集体，又属于个人；而历史则是对过去事物不完整的、成问题的重构，属于所有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记忆与历史存在诸多的差异，而「集体记忆」往往是对历史的反讽，它告诉人们，历史也是一种可以随时篡改和编排的橡皮泥，在特殊的条件下，或许还不如记忆来得准确。

所以，你我必须意识到，出于某些不可言说的原因，意志、权力和利益，正在无所不用其极地重塑着我们的记忆，并以此实现对每一个个体的规训，侵入你我最私密的领域。

于是，记忆成为了所有人日常生活中新的敌人，你我必须奋起抵抗，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记忆。

所以你看，这一年来，我的文字背后所涉及的事实，对于未曾亲历过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痛不痒的小事。可我却还是不厌其烦地重复重复再重复，全因我不想沉醉于过于宏大的叙事，也不愿意歌颂本不存在的美德。更重要的是，我想与你一起，建立强大的自我和个体意识，让你有勇气正视那个坐在房间里的大象，不再满足于自己的小确幸。

在写下这篇文字的今天，我所生活的城市，飘落下了一点零星的雪花。

气象专家说：这是霰，不是雪。

可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这冬日里从天而降的洁白颗粒，就是我一直心心念念，期盼到来的雪花。

之所以有这样的期待，是因为一年前的今天，那个叫做李文亮的年轻医生，吹响了警惕的哨声。

这个与我一般年岁的同龄人，绝对不曾想到，善意的提醒会被傲慢和自负报之以威胁和恐吓，却又旋即在他离开人世后，予以最高的荣誉。

而人们的记忆，也正是从此刻开始，出现了正确和错误之分。

可是，你要明白，记忆从来没有对错。如果属于个人的记忆是错误的，因此必须服从于正确的集体记忆。

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你所能做的，要么就是冠冕堂皇，要么就是装聋作哑。

当然，我并不认为，那些宏大叙事的历史一定是错误的，但它必然只呈现出了部分的事实，却有意无意忽略了无数的细节。

而被忽略的细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要不断唤醒自己的记忆，告诉自己，2020年是一个永远不能遗忘的年份。

因为，它让我们遇见了极致的善，更见识了极致的恶。唯有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结合在一起，我们面对的才是真正的历史，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谨以此文，纪念李文亮，并作2020年的总结与回顾。

「皮蛋瘦肉舟」的各位读者，我们2021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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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意和我说说，你的2020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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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真就是楚门

根据已知的信息透露，举报者举报的理由是：

（脱口秀）煽动群众内部矛盾、制造性别对立、不利于某某社会和谐发展。

看着这段文字的粥爷，眼前浮现出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他们平素可能看上去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但其实他们随时准备着，点击举报的按钮，杀敌于无形，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他们是那么普通，却又那么险恶。

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脱口秀有意思的地方，大概就是表演者用戏谑的口吻，戳破真相，解构现实，让人们感受现实的荒诞与讽刺。

而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调侃男女关系，已经是脱口秀演员们为数不多可以持续耕耘的话题。如果连这个话题都成为禁忌，粥爷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安全的话题能够供杨笠们演绎，引起观众的共鸣。

所以说，举报这种事，是大大的坏，毁人不倦的同时，还毁了大家赖以生存的环境。

所以粥爷我始终认为，举报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卑鄙，最下流，最无耻，最恶臭的行为。

有些人可能对举报的体会并不深刻。那么，请你回忆一下学生时代最讨厌的同学名单。

粥爷我有绝对的自信，在这个名单上，有几个人，常常出入老师办公室，把上课讲话、睡觉、做小动作的同学，一一向班主任汇报。

在粥爷我的印象中，他们在走出办公室的一瞬间，

常常骄傲得像一只大公鸡。

看到这，你一定明白了，打小报告就是举报，它往往都是依附于权威之下，用不光明的手段，实现一个看似正义的目的。

但是，细细想来你会发现，举报这种背后使坏的事，往往对于举报者个体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利益，也就是俗话说的，损人不利己。

热衷于举报的人，往往都出于两个动机。第一，他将举报视为维护正义和秩序的主要手段，第二，他是把举报当做恶意报复的手段和武器。但无论是哪一种动机，他都是在胁迫公权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正义，消灭与他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将旁人推向毁灭的深渊。

这并非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有的做法。粥爷记得，去年有一篇火遍朋友圈的文章，叫做「大举报时代已经来临」，作者对举报这种行为，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在文中，作者说：

举报就是，我看不惯你的言论，所以我要堵上你的嘴，不让你说话，我堵不上，我就让更高的权力去堵你的嘴。

但是，举报者恐怕没有意识到的是，意见和观点是否正确，与权力大小并不相关。而权力也不会因为你的谄媚，对你网开一面。

人民日报曾经登载过一篇评论，清晰明白地指出了举报告密的巨大危害：

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

我们要明白，层出不穷的举报者，是这个世界和社会最危险的存在之一。对于这些人，粥爷我不吝于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们。

比如，对于那些觉得杨笠的脱口秀表演冒犯了他们的男人们，粥爷在这里衷心祝愿，

祝你终身不举，永远像个懦夫一样活着，因为你既不配为男人，更不配为人！

今日思考与讨论，欢迎留言评论：

你怎么看杨笠的脱口秀段子？你的生活中，遭遇过举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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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可见的平庸之恶

丁真就是楚门

截图的内容，是北京新确诊的几个新冠肺炎病例的流调结果：

31岁的男子，白天要工作，要陪护生病的妻子，晚上又去顺丰大件厂做兼职，连续一周均是如此。

而另一个32岁的确诊女患者，和他一样，在金马工业区上班，在顺丰大件厂兼职，每晚工作时间，为22点到次日2点。保守估计，她全天的工作时间，至少有12个小时。

34岁的男子，家住顺义，工作在海淀，地铁往返超过50公里。粥爷我自己体会过，如果上下班乘坐地铁的路程，超过40公里，生活的体验会非常之差。考虑到北京人潮汹涌的地铁，体验感恐怕还要再打很多折扣。

当然，这也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他在备考清华的研究生，临考前三天，还被公司派到宁波出差。

他是这几个病例中，条件最不错的了。但即便如此，也无非是一家五口挤在70平米的房子里，人均住宅面积仅仅14平方米。

在2002年，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曾经发布过这样一组数据：

北京常住人口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21平方米，住房总体水平达到小康标准。

抛开飞涨的房价和毫无意义的固定资产价值，粥爷我就想问问，怎么过了18年，一个要考清华研究生的中年人，在住宅面积上居然达不了标？

粥爷我推测，他可能计划好了，周五从宁波返京，周六日参加考试，倘若能够考取，两三年后自己在职场的竞争力应该会有提升，能够为自己的家庭，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攒够钱，换一套大房子，至少让自己的家庭住房标准，达到小康。

可在今天的新闻中，宁波的医护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患者还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病情稳定。他已经放弃了考研。」

而那个40岁的网约车司机，则可能是工作强度最大的人。流调报告显示，他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都在开车，仅有中午饭时间可以放松休息一下，工作时间近17个小时。粥爷我开车开得不好，所以，只要连续开3个小时以上的车，就会腰酸背痛腿抽筋，好几天缓不过来。

要知道，按照我们国家劳动法的规定：

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个小时，即便需要加班，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每天也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作为网约车司机，他与平台并非雇佣关系，多劳自然多得。

但粥爷却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平台有没有监测到他有疲劳驾驶的可能，从而强制停止接单？

我觉得，这位大哥除了有一副铁打的腰背之外，肾脏和膀胱的承压能力也可能久经考验，否则怎么能坚持到现在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几个病例，都处在30至40岁之间，工作时间极长，休闲娱乐不多。

网红张文宏说过，新冠肺炎可能会持续一到两年，个人的免疫能力非常重要。而如何提高免疫力，恐怕所有的医生都会强调：

保持充足的睡眠，多喝水，多运动。

但粥爷我大胆猜测，这几个病例，喝水可能很少，睡眠必然不足，运动更是奢望。免疫力下降，恐怕在所难免，病毒找上门来，也就合情合理了。

生病是一件令人很沮丧的事情，但是更沮丧的是，人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发出居长安，大不易的感慨。

对于很多人来说，房贷、水电、日常开支，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每笔开支都是如此的刚性和具体，只有靠着左右挪腾，才能保证收支平衡，若是偶尔略有盈余，让兜里剩下几两碎银，就是最值得庆贺的喜事了。

北京的流调，让大家看到了北漂人的真实生活状态，正如郝景芳在「北京折叠」里描述的那样：

他仍然在卑微生活的间隙占据一席。

唯有用力换来碎银几两，方能解惆怅，护安康，但不曾想，却压弯了脊梁。

但力气总有用完的一天，到那个时候，你我还能靠什么活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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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个城市工作或者学习，觉得生活很辛苦吗？

丁真就是楚门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朝代，始皇帝和秦王朝的暴虐和严苛，早已经成为了后世王朝的典型反面教材。

要知道，秦以后，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留下了无数批判秦朝的文字。最为出名的，恐怕就是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几大经典篇目，比如：

贾谊在「过秦论」、杜牧的「阿房宫赋」和司马迁史记的「陈涉世家」。

在他们看来，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源，就在于不施仁政，让人心尽失，以致于陈胜振臂一呼，天下苦秦久矣，便天下皆反。

从秦灭六国算起，到陈胜吴广起义，它的统一仅仅维持十二年，如果从秦始皇完成疆域开拓算起，统一只保持了六年。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出现的大一统王朝里，连差生隋朝都勉强维持了38年的统治。秦朝，连隋朝的零头都没有。

在古代，评价一个君主的功绩，最直观的一个指标，就是人口增长。但是按照历史学家葛剑雄的估计，从秦灭六国开始至其灭亡，总人口几乎腰斩，直到汉武帝时期，人口才逐渐恢复。

不过，也许在秦看来，人口并非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而只是一种用完就扔的工具。

如果说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是出于军事考虑，那么修筑长城，征用了四十余万「徒隶」，筑阿房宫、郦山宫，「发徒刑者七十馀万人」，显然没有给经历了几百年征战的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

而钱穆在「国史大纲」就曾断言：

「秦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之力逾量」。

正是因为秦如此暴虐，所以，后世的统治者，无一例外都不约而同地与秦朝划清界限，唯恐自己和秦朝的暴虐产生联系，削弱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可就是这样一个糟透了的王朝，到了今天，怎么还就有人跳出来，搞出一部「大秦赋」的电视剧，歌之颂之？

带着好奇，粥爷我看了第一集，但没有坚持五分钟，就被矫情到天际的台词弄恶心了。

一开场，始皇帝背对镜头，伴着话剧风的旁白，一步一步登上宫殿的台阶。台词是这么说的：

我是你们的王，天下的主宰；我终结了五百余年的纷乱岁月；曾经的敌人，共同成为我的子民；欢呼吧，我的子民；我的功业，将被浇铸在青铜器上，铭刻在高山之巅；

我的荣耀，将光照天下；痛饮吧，我的子民；我的功业将泽被你的子孙，永远流传于世。

按照这个旁白传递出的意思，被秦灭掉自己祖国的六国人民，正在欢呼、痛饮，共享着始皇帝统一的荣耀，期待着他的功业福泽子孙。

灭了人家的国，还要人家歌颂欢呼，还大言不惭地说说以后一定有福同享，世世代代无穷匮也！

换做是你，你会信吗？粥爷我反正是不会信的。

你秦朝是崛起了，但该服的徭役，升斗小民们是逃不掉的，去晚了误了事，还有可能丢了性命，生活得毫无尊严，归属感又从何而来？

那么，原本秦国的人民，是不是能够有上等人的待遇，过着悠闲的日子呢？

南方周末的「楚人逃往秦，还是秦人逃往楚？从秦简看秦人的真实生活」一文，通过秦朝竹简，还原了一个更为可怕的秦国：

里耶秦简7-304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一个总编户人口才两千人左右的小小迁陵县，奴隶、居赀就死了一百八十九人，一百五十一个隶臣妾当年就死了二十八人。死亡率如此之高，可以想见其酷烈。

里耶秦简9-1322记载：有的徒隶“白粲”在押运路上就死掉了，9-1497+9-2236记载女奴婢“红”自杀后，她仅有的两件衣服也被少内官没收。

岳麓秦简1003+0998+C10-4-13记载：秦国的徒隶城旦舂中甚至有很多还在蹒跚学步的婴幼儿，这些婴幼儿也全部要“衣傅城旦舂具”，穿奴隶衣服和佩戴刑具。

此外，不少竹简记录了秦人因为无法忍受秦国野蛮残酷的统治，或个体或集体，冒着生命危险逃亡到楚国、魏国等其他六国，甚至是边关外的蛮夷部落。

对自己人尚且如此，况六国乎？

终于，陈涉和吴广在面对「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选择题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由自己主宰自己命运，振臂一呼，喊出了那个震撼人心的口号：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不过十数年时间，就把人逼到这个份上，这样的王朝有什么资格配得上用赋来赞美。

说到这，粥爷我必须要提醒一下，你们搞文艺的，还是有必要提高一下自己的知识水平，要知道，

赋这种文体，是汉朝才正式形成的！

求求你们，别再出来丢人现眼了好吗？

今日思考与讨论，欢迎留言评论：

你看大秦赋了吗？你觉得好看，还是不好看？

丁真就是楚门

其他任何号封号，我都会为之悲伤。唯有青年大院，我一定要喝两杯。

旧文一篇，权当喝醉了，再说点重复的话！

记得粥爷我刚刚入行，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时候。同岁的前辈说过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她说：

写文章这件事，拼到最后，拼的都是世界观和价值观。

的确，写东西，就是把盘旋在脑中的每一个想法和观点准确而又生动的表达出来，看起来简单，其实不容易。

但更不容易的，是能够一直坚持正确的世界观，毫不动摇。

在自媒体这个圈子里，世界观烂透了的号很多，因为只有三观不正，才能尽可能接近最大公约数，收获尽可能多的用户，比如：

周小平、占豪、咪蒙、卢克文等等等等。

当然，还有最新的「青年大院」系。

我很早以前说过，我不喜欢咪蒙，反对她的大多数世界观、价值观，但我同时也认为她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错误的价值观，应该被放置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供受众阅读，评价，但最终会被真理和正义所战胜。

咪蒙是个聪明人，互联网和自媒体让她拥有了最准确的受众反馈，继之她将经验总结成了方法论，做起了矩阵，带起了徒弟。

写《一个寒门状元之死》的杨乐多、写《那个17岁的上海少年决定跳桥自杀》的原「今夜九零后」、现「青年大院」的主笔团队，都是经过「咪蒙生产线」调教出来的新媒体写手。

由此看来，咪蒙不仅是一个好作家，更是一个好老师，稍加点拨和培养，就能让年轻人瞬间写出爆款。

这让我等天天写东西的人，不得不由衷佩服。

可惜，咪蒙的实习生们学到了技巧不说，却在三观不正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逼得连沉寂了一年的咪蒙都跳出来说：

公众号“青年大院”及其矩阵号与咪蒙公司及其本人没有任何从属、股权关系。

把带入门的师父逼出来切割关系，「青年大院」到底是做了什么？

互联网造就了一个个「信息茧房」，所以，「青年大院」可以肆无忌惮地将受众分割成不同的群体，只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同的群体间，根本不会有信息的交流和重叠。

说得简单点，就是「左手哄粉红，右手捧愤青」。

高，实在是高。

以前的我，可以批评咪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青年大院」却极其奸猾，他把正反两面的观点都说了，说的那么自然和不分裂。

要批判它们的观点，任何人都找不到下嘴的地方。

可怜了那些订阅「青年大院」、「野火青年」、「地球上所有夜晚」、「姨母来了」这四个公号的受众，本以为是自己是上帝，却不曾想自己只是年轻主笔手中的玩物。调动情绪，制造焦虑来的如此简单，简直就像一场猴戏。

这水平，我想连咪蒙也难以望其项背。

所以也难怪有网友这么评论：

一个咪蒙倒下去，青年大院站起来。

不知道咪蒙现在有没有后悔，培养了这么一群没有世界观对错之分的孩子。他们将文字的技巧玩的神乎其神，却丝毫没有考虑过文字是能够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观点的。

正所谓：咪蒙虽凉，但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我不由得悲观地预计，在不远的未来，会有更多遵循咪蒙和青年大院方法论的自媒体涌现。文字于他们只是一个生意，受众只是后台的一个数字，他们关注的只有流量、点击和投放。

而最重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反倒是他们最想挣脱的枷锁和限制。

说到这里，粥爷我突然想起嘉靖年间，倭寇海盗的大头目王直赴刑场时说的一句话：

“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的确，王直死后，失去约束的江浙倭乱更甚。

不知道咪蒙在2019年2月21号得知自己的微信被封后，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触。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新媒体方法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那篇为咪蒙辩护的文章（原文被404，可回复关键词“咪蒙”自取）里，我说：

消灭咪蒙，恐怕不会是新媒体时代的幸事，说不定是灾难的开始呢？

一语成谶！

原文发布时间：2020年2月28日

原标题为「奸诈的青年大院，咪蒙都要把你逐出师门了」

今日思考与讨论，欢迎留言评论：

你看青年大院或者咪蒙吗？你喜欢还是讨厌他们？

丁真就是楚门

推一篇旧文，是我公号的早期文章。

一

你看，又有一个记者成功了，胡玮炜，身家达到了亿这个级别。

那些胡玮炜曾经的同行们，在微信群中热烈讨论着，她到底是百亿身家还是十亿身家。

看来，面对物质，喉舌们也不得不俗套了一把。

那天的午后时分，我和以前的同事坐在咖啡店外，强烈的阳光晒得衣服滚烫。

三个只做过采编的人，若有所思地总结出：当记者，还是要当行业记者。

什么是行业记者？简单说，就是谈业务、拉广告的记者。

新闻这个行当，充斥着无数的鄙视链。

学界鄙视业界，业界鄙视学界。学界觉得业界没担当，没道德，没底线，业界觉得学界连个消息都没写过，也敢对我指手画脚。

采编鄙视经营，经营也鄙视采编。采编觉得，没有老子每天贡献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新闻收获用户，经营有什么资本搞二次售卖，把受众卖给广告商？

与此同时，经营觉得，没有老子求爹爹告奶奶把广告拉回来，你们采编哪能有那么多的版面把七大姑八大姨的事情写的油爆，换来稿分买衣买鞋买房子？

一次和业已离职的前辈提到过去报社经历，编前会的噩梦，稿子要做大，一个整版给你留着云云。

她颇为鄙视地说，编前会算个锤子，报社经管会上，骂到你怀疑人生，版面异动，部门扣钱，领导罚站，军令状拿出来，下周必须干赢竞争对手。

于是，到底谁是谁的衣食父母，更没人能说得清楚了。

二

创业是个苦差事，创业者必备的第一技能，就是说故事。

这么看，胡玮炜简直就是最完美的创业者。

十年记者生涯，故事信手拈来，PR得露脸，颜值中上等，女性可萌可攻，打造一个游刃于老男人当道的资本圈故事，也合情合理。

难怪，一门心思搞蔚来汽车的李斌把胡玮炜推到前台。

“你得把摩拜这个故事给我讲好咯。”这大概概是李斌内心的OS？

这故事讲得好吗？当然没问题。

偶然听同行说过，摩拜的PR，比ofo小黄车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北大学生会主席的戴威再厉害，也没有胡玮炜擅长把握用户的情绪。新闻这个工作，没门槛，却需要不少的小伎俩。

江湖间传闻，西部某市火烧共享单车的戏码，摩拜自导自演的成分颇大。

而在高素质用户齐聚的知乎上，可以看到，涉及小黄车和摩拜的话题中，用户们一边倒盛赞摩拜的笨重但是耐操的自行车，赞赏智能锁具的GPS定位。

可是你知道么？摩拜一代智能锁和定位的供电，是用户脚踩踏板提供的。而二代短到怀疑人生的挡泥板，背后的泥点子，总会让我尴尬一整天。

所以，每一次我踩着笨重的摩拜，呼哧呼哧爬上一个缓坡后，“总有刁民要害朕”的感觉油然而生。

三

鄙视链不仅仅存在于新闻，资本与创业之间同样存在。

资本总认为，没有我的加持，哪里会有什么独角兽、千里马、瞪羚羊？统统是战斗力只有五的渣。

而吴晓波采访胡玮炜的视频中，胡阿姨对资本的看法，也透着对资本浓浓的不信任。有钱了不起？就能够干涉创业的梦想吗？

视频中让人感到诙谐的是，吴晓波和胡玮炜，两个乘着资本的东风扶摇直上的浙江老乡，坐在一张桌前，聊着资本凶猛的故事，宛如菜鸡互啄。

吴岛主大概忘了，资本狂飙的2015年，他可是扎扎实实当了一次投资人，吴晓波的“狮享家新媒体基金”，完成了对“餐饮老板内参”、“酒业家”、“12缸汽车”等多个微信公号的投资。

雷军说过，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

胡玮炜不是猪，所以飞的很好。但高处不胜寒，新闻系出身的胡玮炜，恐怕还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我翻遍了网络上公开的报道，最火爆的标题，恐怕就是摩拜开始极速扩张时，胡玮炜说的一句话——“就算失败了，这也是一项公益。”

而对于资本所看重的盈利模式，胡玮炜要么是没想那么多，要么就是想得太多，伏笔颇深。

2016年广州日报的稿件中，胡玮炜是这么回应摩拜的商业模式：

其实不一定要说我一定要找商业模式。我的出发点是：这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不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

如果我不去做的话，我会很难受。现在去思考（盈利模式），是限制自己的想象力。成长是现在最大的主题。

创始人不想商业模式，只能股东来结束这场烧钱的游戏。李斌和腾讯作为大股东，肯定没那么多时间和胡玮炜耗下去。

毕竟，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那么多赚钱的事儿等着，公益这种说法，说多了就穿帮了。

四

4月初，那场决定摩拜命运的董事会上，占有摩拜8%股份，电话接入会议的胡玮炜投了赞成票。

摩拜的创始团队——包括李斌、胡玮炜、王晓峰和摩拜单车CTO夏一平都将只收获现金，没有美团的股权。

于是，一个“伟大”的企业，被卖给了另一个“伟大”的企业。

老道消息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挺有意思。

比较摩拜和 ofo 的创始人也很有意思，当滴滴开始安排 ofo 和摩拜合并的时候，戴威公开做出了反抗，一票否决，夜班杭州。

而胡玮炜在腾讯的安排下很快放弃了股份，后面连美团的股份也放弃了，给了C轮后的大股东。

十年前，胡玮炜只是一个记者，三年前，她只是一个不出名的自媒体创始人，但现在她的身家以亿计算。

试问，有谁能够抵挡这样的诱惑？

粥爷我肯定是不能，胡玮炜能不能，我不知道？

可无论怎么说，胡阿姨给广大前媒体人竖起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标杆。只要选对了风口，财务自由，放飞自我，也是可以期望的事。

可是，我等80后的楷模和偶像，和胡玮炜生于同一年的韩寒，多年前的作品结尾有这样一句话：

看来潮流是只能等不能追的，这和在火车站候火车是一个道理，乖乖留在站上，总会有车来，至于刚开走的车，我们泛泛之辈是追不上的。——韩寒《头发》

———— / E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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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第一次骑？

丁真就是楚门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善与恶的区别总是如此鲜明，以致于我们往往用类似的词来形容恶：

罪大恶极、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等等。

可事实上，恶这个东西也分大小，分普通和深刻。

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解读：

传统上，我们认为邪恶是一种很深刻的概念，一个邪恶的人一般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处心积虑的，阴险狡诈，满腹阴谋，仇恨社会的人。但其实很多时候，邪恶是一种很肤浅的状态，它同样会存在于一个温和的好人身上。

也就是所谓的「平庸之恶」。

而今天早上，粥爷我就亲眼见证了「平庸之恶」横行于社交媒体，绝大部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彬彬有礼的人，在那一瞬间聚集狂欢，用文字组成的铁拳，砸向无辜的人。

没错，诸位大概猜到了，粥爷我今天要骂的，就是泄露成都女病例个人信息的人和随之网暴她的一众网友们。

也许有人会问粥爷，疫情当前，个人要服从大局，我只不过是转发了一条信息，跟风吐个槽而已，怎么就成了恶人？

转发信息是你的自由，粥爷我不予干涉，可是无脑转发，跟风吐槽就是你的不对了。

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背后的最大问题在于：

「拒绝思考」。

不管你信不信，但粥爷我有十足的把握断定，积极参与这场八卦狂欢的人们，在点击转发按钮的一刹那，大脑处于空白状态，智商恐怕还不如一只狗。

而让粥爷我最感到吃惊的是，残存的动物性竟然没有妨碍他们对荡妇羞辱、人格贬低等手法的熟练运用。

甚至还有人说：倘若我是病患，甘愿被你们编排，侮辱。

对于这类人，粥爷我估计，很难用逻辑和理性去和他对话，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心里衷心的祝愿他：

早日得病，得偿所望。

粥爷我一向认为，但凡拥有一丝理智和逻辑的人，断不可能不经思考，就欢欣鼓舞地冲进这个狂欢场。他们会在信息印入眼帘的一瞬间，用逻辑和常识，推测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要知道，这样的人，往往没有理性，没有逻辑，他们拥有的只有情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情绪。这些情绪，往往化身成为抖机灵的段子，肆无忌惮地伤害他人，取悦自己。

最让人不齿的是，那些被伤害的人和事，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消耗品，热点没了，情绪过了，就可以换下一个了。

粥爷我理解这些人，他们本性非恶，只是凉薄而愚蠢，是个从不思考的「随波逐流者」。

可就是因为这些从不思考的人，让我们的世界充斥着随处可见的「平庸之恶」，是我们这个世界最为致命的病毒。

所以，粥爷我始终坚信，必须要与他们斗争。否则，我们就会发现，明天太阳升起，平庸的我们依旧平庸，依旧麻木，依旧冷漠，从不反省，从不担责，喜欢欺骗、逃避和谩骂。

这是一件看似很绝望的事。但要知道，选择的权力依旧掌握在你我的手上。

从今天开始，重新开启思考，成为一个拥有理智和独立人格的人，隔离愚蠢的病毒，用本真的行动战胜「平庸之恶」。

今日思考与讨论，欢迎留言评论：

你转发信息了吗？你如何看待类似的网暴行为？

丁真就是楚门

在这个互联网和娱乐主宰大多数人生活的时代，粥爷我常常纳闷，一个人从获得流量到暴得大名，往往来得毫无征兆，让人猝不及防。

一切的目光之所以能够集中于某个人，其实是拜互联网所赐。它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并将每个人的生活展示于大众面前，让人们突然发现，

原来，自己的生活并不是唯一，在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还存在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于是，人们开始在网络上围观丁真，感叹他的年轻、帅气与淳朴。

可你大概不知道，丁真其实并不符合藏族人的审美，在他们心中，康巴汉子应该是高大，健壮，魁梧的。

而更多的人，则是在感慨诸如丁真般真善美的生活。

于是，粥爷我心里升起一个疑问，那就是：

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们所向往的吗？

在粥爷我的身边，就有不少在城市生活的朋友，总喜欢把返璞归真挂在嘴边。

比如，我想回农村，一间屋，五亩地，种啥卖啥，自得其乐，不用看老板脸色。

可每到这个时候，粥爷我总是嘴贱，告诉他，

也许，你向往的地方，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没有天然气，上厕所要到院子外的旱厕，冬天取暖要烧麦秆秸秆，通风要是不到位，还容易一氧化碳中毒。

更别提种庄稼水果这种技术活了，不同的作物，施多少肥，浇多少水，怎么除虫，怎么授粉，怎么收获，都是学问。

这些生活，你未必真的能习惯。这些技能，即便你能写出世界上最漂亮的代码，最动人的文章，也未必能学得会。

你向往的生活，其实只是被套上了一层美好的面纱，想象的滤镜，而生活的真实，你未必能接受。而丁真背后的真实，可能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美好，现实的残酷，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

这大概，就是丁真的团队目前如此保护他的最重要原因。

因为，如果丁真原生态的屏障荡然无存，他的真实生活被彻彻底底暴露在人们的面前，随之而来的，

要么是开口跪，要么就是见光死。反正绝对不会是好事。

话说到这，粥爷我突然想起了一部老电影：

楚门的世界。

作为有史以来播出最长的，最受欢迎的肥皂剧主角，楚门的生活，是被设定好的。他的父母、初恋、死党、妻子和工作，甚至连每天上班遇见的人和事，都是导演设定安排的。

丁真，也给粥爷我同样的感觉。

粥爷我倾向于相信，丁真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走红于网络和舆论，正如楚门一样，他们都只是普通人，过着自己的生活，想笑就笑，想哭就哭。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喜怒哀乐，并不仅仅属于自己。

丁真的笑，成为了理塘的招牌，楚门的问候，成为了肥皂剧的开场白。

从这个角度来说，万人观之，万人宠之，万人羡之，得利的往往不是主角，而是隐藏在背后的导演和编剧。

为了让楚门留下，导演极尽所能想毁掉楚门对远方的向往，却丝毫没有考虑过他的内心。

为了让人们知道理塘，了解理塘，有人借丁真的淳朴，试图将理塘打造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

可话又说回来，如果理塘真如人间仙境一般，为何还是必须依靠冲上热搜的丁真，才能让全国人民知晓呢？

粥爷我知道，听闻此言，理塘恐怕会反驳，我这是害怕巷子深。可从逻辑上来说，深巷子的酒，却未必都是香的。

说到底，丁真和楚门一样，都只是一个工具人而已。

但是，这不代表粥爷铁石心肠，不讲人情。楚门的故事，有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他最终摆脱掉了设定好的人生，逃离了巨大的摄影棚，到真实世界去寻找真爱与自我。

而他的观众，在目送出门走出那扇打开的门后，也只是淡定的拿起遥控器，转换了频道，在另一个虚拟世界找寻精神的慰藉。

那么，对于丁真和你我来说，我们能否与楚门一样，不安于这个世界呈现在眼前的现实，确定自己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并矢志追寻？

在粥爷我看来，这恐怕是比理塘属于四川还是属于西藏，重要百倍、千倍、万倍的问题！

唯有如此，你我方能成为ture man！

今日思考与讨论：

你看过楚门的世界吗，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

刚结婚那会，老公对她特别好，也不让她工作，后来，疫情期间，老公收入减半，对她的态度也变得很差。

不光说她白吃饭不赚钱，晚上也越来越敷衍，才两年就嫌弃她像黄脸婆了。

开始，小宣觉得老公是压力太大。直到后来，不小心看到老公手机多了一个备注“宝贝”。

小宣哭着跟我们说，下辈子打死也不做全职宝妈了。

前两天，有个粉丝问我：

“我很纠结，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月薪5000，另一份工作996，月薪8000，怎么选”

我问了她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算过，两份工作中，你的时薪是多少？

我帮她算了一笔账：

第一份：月薪5000，一个月20天，每天工作8小时，时薪是：31.25元。

第二份：月薪8000，一个月25天，每天工作12小时，时薪是：26.67元。

时薪越高，说明你的时间越值钱！！！

现在的社会，早就不是只要努力，就能有高回报率的时代了。

朝九晚五的工作，工资少，但是时薪比“996”还要多5元。

在广东，很多职业的时薪，已经在3位数以上。

不是我刺激你，拿死工资的人，大多数时薪都在15~60元。

2020年多灾多难，疫情也让很多拿死工资的人薪水不断下滑：

为了多拿绩效，周六也加班，凌晨12点下班，有事也不敢请假。

到头来，工资没增长，却落下一身病，赚的还不够治病的。

最近，抖音上有个#打脸时光机#特别火：

“我现在才20岁，再玩一年？

等我21/22/23/24/25/26/27/28/29岁，

一定会赚大钱的”

看似好笑，背后上充满了真实生活的心酸。

就像大家常说的：有的人二十岁就死了，八十岁才埋。

如果你不去改变，今天的你还是一年前的你，只是老了一岁。

很多人就是这样，二十岁，四十岁，八十岁到死都是一个样。

一辈子靠别人给工资过活，说的好一点，叫工资，说的直白点，叫施舍。

一个人生活，紧巴点，还凑合，可有了家庭，父母养老，孩子上学，还怎么凑合？

但我告诉你，其实生活，本来可以不这么辛苦。

世界上有这样一批人，不用996和朝九晚五，却在30岁前买车买房，环球旅游，提前退休。

你相信吗？

1

想要赚钱

还真得先有点真本事

李嘉诚有句名言：“30岁以前人要体力，智力赚钱，30岁以后要"睡后收入”

当你睡觉，休息的时候，你的收入还在增加，这就是赚钱最好的方式。

靠钱生钱，是实现财富快速积累的唯一方式。

我是齐鑫，尚德理财联合创始人，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普通人赚到100万需要多久吗？

五年？十年？甚至一辈子？。

我用亲身经历告诉你：只需要三年。

巴菲特说过："人找钱不如钱找人，要知道让钱为你工作，而不是你为工作。”

我是齐鑫，美股上市公司理财高级讲师，掌握了用钱生钱的能力，我从月光到赚到第一个100万，我用了三年。

曾经我跟普通人一样，在大城市打拼，起早贪黑，但仍没有得到领导重视。

每月拿到的薪水只能养活自己，连只猫都怕养不起，更别说年迈的父母了。

那时候我坚信钱是攒来的，只要好好工作，减少开销，总有轻松的一天。

但日子一天天过，开销变大，父母变老，工资却一动不动。

终于在一场不大不小的手术后，卡上的积蓄甚至不够交完住院费。

我真的害怕了。如果连这样的风险都无法抵御。

那我远离父母在陌生城市打拼的意义在哪里

说到底，不是打拼没有意义，是赚不到钱就没有资格谈意义。

从那之后，我开始研读富豪传记，像李嘉诚、、杰克韦尔奇、巴菲特、索罗斯等等。

并开始恶补各类理财知识，比如道氏理论、K线形态理论、均线理论、波浪理论、江恩理论、时间周期理论、技术指标等等，当时的我学会了这些东西如获至宝。

决心当“二八定律”中，掌握世界80%财富的那20%的人。

在巴菲特的一本书中，我看到一句话：

“不进行实操的研究，就象打扑克从不看牌一样，必然失败！”

于是从拿出100块起，我开始尝试定投理财。中间每赚到一笔，我都重新投入定投。

赚到第一个5万，我花了半年。

赚到第一个100万，我花了三年。

我赚到这100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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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一句：当钱不再是问题，将会拥有更广阔的世界和更自由的人生，但前提是——你一定要开始。

有鉴于此，特推旧文一篇。

粥爷我要说的，都在里面了！

作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结婚往往被看做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

如果你仔细回忆，在你参加过的许多婚礼上，新人的长辈们常常会这么叮嘱：

成家了，长大了，不能再像在自己家里那么任性了！

太任性会怎么样？长辈没有细说。但我曾听见感情破裂，正在闹离婚的人这么和我抱怨过：

他/她太任性了，像一个孩子一样，不仅不包容，事无巨细需要照顾，太累了。

但面对这样的诉苦，粥爷往往也还是在「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的指导思想下，劝道：

别冲动，想清楚了再说。

可俗话说的好，清官难断家务事。就算是包拯和海瑞再世，恐怕也无法将夫妻二人的恩怨解剖清楚，判的明明白白。

粥爷觉得，这世间有些事，不能想的太明白，想明白了，这婚可能就离不成了。本是两个人的事，想得多了，动机就不单纯了。痛苦的婚姻对两个人来说，其实都是煎熬，明明可以快刀乱麻，民政局走一趟，就一拍两散，各自解脱，也算是人生快事。

但以后，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很可能在收到你的离婚申请时，会告知你，必须「想想静静，30天后再来办手续」。

粥爷要提醒你，这并不是民政局的同志笃定你的离婚对象名字叫静静，而是在要求离婚的人们，必须经历30天的冷静期，才能拿到那张离婚证，真正结束痛苦。这种痛苦到底有多深，旁人可能很难体会。但若是让粥爷我和最讨厌和恐惧的人，一起过30天，恐怕比30年还要漫长难熬。

我们用了极长的时间，极大的代价，告诉人们，婚姻是自由权利之一，除自己以外，谁也不能替你做主。但是，我们现在却突然告诉大家，要结束婚姻并不是那么简单，至少你要能够再忍耐30天。

粥爷觉得，这种做法简直是对过去民政局「打印机坏了没法办手续的优秀经验」的侮辱。

我们到底是有多不成熟，连离不离婚都需要别人帮着多考虑一次。但多给30天，难道就能挽救已经破裂的感情，拯救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和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吗？

这无疑是一种桃花源式的幻想。越来越复杂的退出机制，将极大程度消解人们缔结婚姻的积极性，总有人会因为未来可能遭遇的麻烦和高昂成本，而选择放弃。

这就好比，当粥爷我发现一个极其好玩的游戏在注销账号时需要提供身份证号、在职证明和收入证明的时候，你觉得粥爷是会继续注册，还是转过头找一个要求没那么高游戏？

找个乐子而已，犯得着这么认真么？

但有人也许会说，婚姻就是这么一个必须认真的事。这话倒是对的，婚姻关系的建立和结束，其实都是绝大多数人经过理性思考后的结果。所谓冲动的比例，绝对不是主流。

冲动结了婚，可以离嘛。同理，冲动离了，可以复婚嘛，谁拦着你了呢？

古人说，事缓则圆。但在婚姻这个领域，粥爷我旗帜鲜明支持想结就结，想离就离，来去自由。

因为，对分开设置障碍，其实是在让讨厌有机会升级为仇恨

如果真有人对别人的婚姻自由横加干涉，在过去，粥爷会建议你要么甩他两耳光，要么就求助警察叔叔。

但是，现在，如果是民政局离婚窗口的同志拦着你，粥爷就不敢这么建议了。

毕竟，法律就是法律，你必须遵守。按照分析法学的观点，即便法律是不道德的或不正义的，但只要是「合法」制定的，仍应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偶尔机智的粥爷还是能给着急离婚的你支一招。

你可以走到民政局的大门，焦急地向四周张望一下，很快，一定会有人迎上来问你：

要号吗？今天就可以离婚的那种！

原文发于2020年5月31日

改于2020年12月4日

———— / END / ————

无论是出于怎么样的目的，在怎样的场合，粥爷我都想不到，居然有李毅这样的人，公开谈论和宣传自己的反人类观点。

视频中，李毅志得意满，发言间隙，时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面部扭曲，表情狰狞，丑陋到了极点，让粥爷我一阵反胃。

用星爷的话说，就是：

试问见到阁下尊容，谁还有胃口吃东西呢？我连看都不敢看你！

让粥爷我和多数人愤怒的，是李毅的观点，在一个公开的论坛上，他对着镜头和台下的听众，笑着说：

「这场疫情咱们死了4千多人，但和美国死22万人一比，就等于一个人没死嘛，零感染，零死亡。」

这个观点，他如果不是在深圳而是在武汉说出来，粥爷我绝对相信，火爆的武汉人不太可能让他完好无损地离开这做满是伤痛的城市。

4000多位离开人世的同胞，不是冰冷冷的数据，和你我一样，他们都曾是鲜活的生命。如果没有这场意外，我们的生活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上班下班，做饭洗碗，但突然遭此大难，在粥爷我看来，无论相识于否，我们都应当奉上最大的同理心，或哀悼，或缅怀，或抚慰。

生命的逝去，本就已经足够悲伤，但偏偏在这个时候，李毅这个东西跳出来，用自己的无知和狂妄，点燃人们的愤怒。

粥爷我觉得，必须让这个垃圾社会性死亡，才能对得起逝去的同胞。

或许有人会说，这个想法不够理智客观，社会性死亡不就是另类的未审先判吗？

还有人说，对于李毅这样的跳梁小丑，选择性的忽视，恐怕才是正途，搭理他，我们就输了。

他们说的都没错，可越来越严酷的现实，让粥爷我愈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抱持这样的想法，我们的环境并不会变得更好，相反，会一天一天继续恶化下去。

为什么？

因为沉默的好人，就是邪恶的同盟。

你我要知道，李毅之所以有这样惊世骇俗的观点，就是在迎合投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枉顾人性的地步。

在他看来，4000多个生命，只是必要的代价，是必须的牺牲，是证明某种优越性的证据。

李毅的行为，是人类各种行为中，最为卑劣无耻的。他躲在安全的场所，用爱国和牺牲为口号，歌颂权力的伟大和宏伟的胜利，但他却忘了，

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幸福构成的。

既然牺牲冷血至此，不配为人。所以，让李毅社会性死亡，粥爷我丝毫不会觉得残忍。

有人可能也会表示反对：

粥爷你不是一向都同意密尔的观点：

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是一种谬误。

可是，你要知道，密尔还说过：

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

李毅，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的病毒，传染性极强，对个人和集体的破坏性极大，必须隔离之，消灭之。

当然，我们不能未经法律程序，就消灭任何一个生命和肉体。

但我们可以与错误的观点辩论，让人们意识到，何为正确，何为错误，并加入我们的行列，孤立、唾弃、鄙视，不断压缩谬误的生存空间。

而可以预见的是，李毅不会轻易认输，他自恃背后有一股力量的支持，会狡辩，会咆哮，会恐吓。

可你我不能退缩，面对谬误，进一寸有进一寸的必要，唯有如此，真理和良知才不会溃不成军。

而对于李毅个人，粥爷我在心里默默许下一个愿望：

祝李毅你早日感染新冠死掉，因为按照你自己的理论，我们14亿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你感染了或者死了，约等于没人感染，没人死。

说真的，这是你垃圾到极致的观点中，粥爷我觉得最有价值的部分，没有之一！

今日思考与讨论：

如果李毅站在你面前，你会怎么办？

有一天，朋友突然问道，这几年怎么到处是雷？

粥爷我猛然意识到，爆雷已经逐渐成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词汇，那些被视为创新的新事物，纷纷死于疯狂的扩张。

ofo小黄车爆了，粥爷我的99块押金至今没能拿回来。P2P爆了，因为它只不过是把高息揽储，资金沉淀的祸事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而现如今，长租公寓这种所谓的房地产「创新」也走到了末路。

这也意味着，对不少年轻人来说，爆雷对生活的影响，正在逐步升级。

小黄车没了，大不了就走路坐公交；P2P爆了，大不了就当自己失业半年，投资有风险，该认栽；可在这个2020的冬天，连租的房子都变成了一笔糊涂账，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没了栖身之所，恐怕是年轻人们最无法接受的事实。

钱没了可以再挣，可连租的房都没了，又能去哪里呢？

今天，有人在读者群里发了一段文字，大致计算了一下，一个月薪8000的年轻人，在没病没痛不失业的情况下，能够承担多大的债务。

计算的结果是：

一个北漂应届生如果欠下26000的债务，没有外界支持，他很可能无法还清债务。

年轻的读者感慨道，原来自己只值两万多块。

而年长的朋友看完后说，这已经是最理想的情况了。如果还有助学贷款，双亲需要赡养，他的抗风险能力还会更弱。

说到这，粥爷我突然有点庆幸，自己早出生了几年，不用遭受这样的铁拳。

粥爷我毕业刚刚走上社会的时候，最先进的方法是在58同城上找房子，拿出工资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合租到非常不错的房子，押一付三，水电自付，东西坏了房东管修，合理的买卖。

可你看现在的孩子，租个房都要借贷，把钱交给像蛋壳这样的公司，让它们疯狂的扩张。

扩张的好也就罢了，可「拿房-出租-融资-再拿房的模式」，分明就是在用高成本短债去适配长期低成本的资金需求，一旦资金跟不上或者入住率降低，必然崩盘。

明明是一门看上去值得耕耘的长期生意，怎么就让我们做成了短平快，狠狠收割年轻的韭菜，是为了成就无数资本的神话？

难怪有蛋壳用户在微博上自嘲：

我们是茁壮成长的韭菜，区别就是你先绿还是我先绿，你先被割还是我先被割。

韭菜是长得快，但这种不讲基本法的割法，就是竭泽而渔，不给人活路。

粥爷我不懂，创新本来是激发年轻人创造力的事情，可为什么到头来，却让年轻人无路可走。

而我们正在从改革创新的「深水区」，逐渐走向「雷区」。

可是，倒了一个蛋壳，谁知道后面会不会来一个沉湎于经济会继续高速增长，韭菜生生不息幻想之中的蛋卷？

他们这些坏胚，边趟水过河边布下水雷，还转身对后面的人说：

我在为你们摸着石头过河！

今日思考与讨论：

蛋壳倒了，你是房东，会怎么办，你是租客，又怎么办？

世上本没有「学」，但关注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学」。

仿佛就在一瞬间，「用最低调的话，炫最高调的耀」的凡尔赛文学，成为了社交媒体上年轻人最津津乐道的事情。

微博认证为作家的蒙淇淇77，是这场新风潮的最大推手。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她在微博上记录着奢侈的生活，以及一个宠溺她到极致的爱人。

这些既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的微博，成为了大家欢乐的来源。

在看完了她甜腻腻的文字之后，粥爷我觉得，

「凡学」这个玩意，是个好东西，要大力支持。

尽管，有那么一部分人，把「凡学」等同于装逼，甚至还有媒体人下场表示，「凡学」登上热搜，是大众审丑。

但粥爷我不这样认为。

所谓装逼，是在本不擅长的领域，向别人刻意表现出自己所缺少而不具备的气质。

比如，郭敬明在自己的小说和电影里历数各种奢侈品。

可谁都知道，作为一个从小在自贡这个三线城市成长起来的孩子。纸醉金迷，酒池肉林的生活，离他太远。

所以，无论现在的小四怎么努力，离他自己想树立的人设，还有很大的差距。

「凡学」虽然和装逼在表现形式上有惊人的相似，但它往往存在于微博和微信这些私域之中。秀恩爱晒工资，是个人自由，是私人表达，既不违法，也不违规，更谈不上违背公序良俗。

大家跟着这股浪潮开启了文学创作，刚刚欢乐了没有几天，怎么就着急忙慌地想要批倒批臭？

借用周总理的一句话：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凡学」就是在追求炫耀虚荣带来的快乐，背后是虚荣可怜的躯壳和空虚寂寞的精神世界。

粥爷我在微博上感慨一句，在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一晚上七千的瑞庆里醒来，朦胧看见橙色的意大利Agape橡胶龙头和花洒、大红的Kenwood kMix热水壶，倍感孤单。

您就觉得我是个没人要的可怜虫，注孤生？

联想过于丰富，虚荣可怜和空虚寂寞，是我的私事，你跟着尴尬，难道不是在瞎起哄吗？

这尴尬的背后，其实是极度的自私：

自己好不好根本不重要，反正我见不得别人好。以致于虚构的段子，都会引起你的周身不适。

这特么不是自寻烦恼，又是什么呢？

在粥爷我看来，轰轰烈烈的凡尔赛文学创作如果真的能成为一种气候，必将成为对现实的一种解构，对藩篱和习惯的一种消解。

因为，除非是故意为之，「凡学」其实是不同纬度的抱怨和牢骚。

人们为了房租、水电、工作和感情焦头烂额，就很有可能将不满和情绪用来编排虚幻奢华的段子。

久而久之，人们会发现，现实和宣传其实有着天壤之别，感受到了差距，认识到了真相的残酷，才会真正思考问题背后的缘由。

可你也许会问，为什么「凡学」是一个解构和消解的好办法呢？

这是因为，多数时候直白的抱怨和牢骚必须谨慎小心，那么反其道而行之，用华丽的辞藻描绘美好的生活，恐怕是目前还算安全的小技巧。

因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还没有聪明到足以识别出赞美与反讽的区别。

所以，粥爷我觉得，让「凡学」来得更猛烈些，绝对利大于弊。

唯一要提醒的是，对于字面上呈现的意义，千万不能当真。

一旦认真，你就输了！

今日思考与讨论：

如果有了新冠肺炎疫苗，你会用进口的吗？

由美国制药公司辉瑞和BioNTech开发生产的新冠疫苗经过初步实验显示，可以防止90％以上的群众感染新冠。

虽然张文宏说过，疫苗不可能彻底解决新冠肺炎的问题。不过，有效的疫苗，肯定能让我们更坦然接受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事实。

但是，一想到国外的坏人对我们四十年来飞速发展的嫉妒和眼红，粥爷我就不仅犯起了嘀咕：

有效率高达90%以上的疫苗，如果最终获得许可，这么好的玩意，外国人舍得给我们用吗？

不过，粥爷担心的是个人的安危，是小事。

而辉瑞的国内同行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着和粥爷完全不一样的逻辑和角度。

11月6日，中国大健康大文旅高峰发展论坛，云南沃森生物副董事长黄镇在发言中说：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一定要信任中国疫苗，国产疫苗。当中国真正需要一支疫苗的时候，国外这些企业是不可能给中国一支疫苗的。

话说的很提气，也很绝对。在现如今这个国际形势下，那是相当有市场。

毕竟，有华为的前车之鉴，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相信，为了弄死我们，国外的敌人什么狠招都能使得出来。

但是，绝对的话往往都是错误的。

在粥爷我看来，沃森生物的这个判断，显然没有对历史做必要的回顾，更有煽动民粹之嫌。

而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

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乙肝是威胁中国人健康最为主要的疾病之一。

据原卫生部统计，1984年至1987年间，全国每年约有1.2亿人口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占总人口的10.1%。

为了解决乙肝问题，我们开始了艰难的自主研发疫苗。虽然在1986年，北京医科大学陶其敏主持研发的血源性乙肝疫苗被批准上市，但始终无法大规模生产。

而当时，每年2000万新生儿中，有近十分之一受到乙肝病毒的感染。

于是，我们主动找到了制药巨头默沙东，这家拥有工业化大规模生产重组乙肝疫苗技术的公司，寻求帮助。

可让默沙东感到棘手的是，乙肝疫苗在美国的价格，是100美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可能接受的高昂价格。

默沙东时任总裁瓦杰洛斯回忆说：

我很焦虑，时间如此紧迫，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新生儿在出生24小时之内就应第一次接种疫苗。

然后他提议，以7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乙肝疫苗生产技术。

一年后，合同签署，双方约定：

默沙东向中方提供现有生产重组乙肝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设计等、培训中方人员，确保在中国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

中国负责购买设备、设施、建造工厂，将在北京和深圳两地生产重组乙肝疫苗，两家工厂年总产量为4000万剂，足够免疫全部新生儿；

默沙东公司因此不收取任何专利费或利润，也不在中国市场出售乙肝疫苗。

这恐怕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道理最生动的例子了。

但其实，默沙东的善举远不止在乙肝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一例。

二战结束以后，默沙东给陷入肺结核和饥饿的战败国日本免除了链霉素专利权，并传授生产技术，此举引来了诸多质疑。但1950年，默沙东老领导乔治·默克回应说：

「我们要永远铭记：医药永远是为人而不是为了利润，利润是随之而来的，如果我们一直牢记这一点，利润就不会不出现。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发明了一种新药就站在一旁，置之度外。我们绝不会止步，直到寻找一种新方法，可把我们最好的发明带到每个需要它的人面前。」

我觉得沃森生物离这个境界，差的不止十万八千里。

回顾完历史，诸位大概能够判断出，沃森生物的所谓「国外这些企业是不可能给中国一支疫苗」的判断完全就是在危言耸听。

那么，我们能不能对国产疫苗有所信任呢？

粥爷我反复说过，信任这个东西，积累起来需要天长日久，但毁掉它，往往只需要一瞬间。

国产疫苗当然要信任，但粥爷我觉得，沃森生物肯定不在我的信任清单里。

大言不惭的沃森生物，恐怕是以为公众的记忆只有短短的三秒，记不住它干的那些破事。

忘了不要紧，粥爷我来帮大家回忆回忆。

2016年3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的疫苗销往24个省市，近80个县市，引起轩然大波。

而沃森生物下属企业东实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就是13家主要责任企业之一，最终被山东食药监局撤销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三字经有云：子不教，父之过。沃森生物显然不是一个好爹，不然也不会在案发之后的半年内，巨亏1.5亿。

但从论坛发言来看，沃森生物恐怕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论坛上，黄镇说，尽管新冠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但依然也有好处，它改变了中国老百姓防病预病的意识，改变了普通人此前对疫苗缺乏信任的态度，「教育了老百姓」。

教育这个词，引起了粥爷的极度不适。毕竟伟大的领袖曾经说过：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是否信任国产疫苗，取决的是疫苗质量优劣和价格高低，而不是虚幻的主义和意识形态。

但沃森生物的发言，基本就可以等同于「我的质量不行，但有总比没有好，出任何问题，大家都必须要原谅」。

说出这种话，不是蠢到家，就是坏透顶。

可让粥爷我最费解的是，就在论坛发言的前两天，11月4日，这位沃森生物的黄总居然还获得了「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对于获得荣誉的黄总，玉溪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黄镇）投身生物制品行业近40年，在长期的疫苗研发与生产实践中，奋发图强，练就了极高的业务水平、科研创新能力及突出的组织管理能力。

为了报答组织的信任，我觉得，鼓吹国产最牛的沃森生物应该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中国化。

怎么改？粥爷我有一个建议：

沃森这名太洋气了，不如改叫沃草，比较接地气。

参考文献

王丹红：《罗伊·瓦杰洛斯博士的礼物：为了一个没有乙肝的中国》，2018/04/27 知识分子

今日思考与讨论：

如果有了新冠肺炎疫苗，你会用进口的吗？

今天，对自己喝彩。

粥爷我默默走过展板，心中却隐隐不是滋味。

拥有自己节日的职业，比如教师、医生、护士，多半意味着，这份职业既不能带来优厚的收入，也不能带来精神的极大满足，只能通过每年一次的节日，来释放压力，找一点职业共同体的feeling。

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过节成了自嗨、自黑和自嘲？

除此之外，就真的没有其他方式，来证明自己存在过，经历过，奋斗过？

按道理，那些辛苦写下的文字，分明就是这个世界最好的记录，怎么可能找不到一丝存在感呢？

为了证明存在感的存在，粥爷我花了一点时间，翻看了过去自己的职务作品，却发现了一个悲伤的现实：

优质者寡，劣质者众。

以致于粥爷我自己都开始鄙视自己。

的确，这是一个浮躁到极点的工作，连伟大导师的亲密战友恩格斯都说过：

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

说的粗浅点，就是：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我们在洋洋自得，认为自己还是「无冕之王」。

但今时不同往日，属于媒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信息的需求仍是刚需，何苦要唱衰这个行业？

没错，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永远存在。因为只有准确无误的信息，才能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稳定的预期。

可你仔细回想一下，自从手机占据了你的所有闲暇之后，有用的信息，出自媒体的到底有多少？

过去，恐怕是十之八九，现在，若能有十之一二，粥爷我做梦都会笑醒。

如此观之，这个行业早已是沉舟病树，不可能再翻出什么大波大浪了

粥爷我知道，大部分身处其中的人，还抱有一种幻想，认为现实远没有惨到这个份上。

但实际上，替代的进程已经悄么声地开始了。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兽爷的「疫苗之王」。

一个主写房地产的自媒体，以一条毫不起眼的证券新闻为线索，用传统媒体深度调查的方法，加上个性的表达，几天之内就摧毁了一家毫无操守的上市公司，改变了市场和公共政策。

方法论没有变，但换了一个平台，效果却云泥之别。

因为掌握受众的，不再是我们熟知的报纸和电台，而是手机中的微信。

试问，还有哪一家正规媒体，有这般能力，让信息顷刻间到达10亿用户？

每晚七点的新闻联播，曾经是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但随着996福报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打工人连重播都赶不上。

三秒的视频无法抓住我的眼球，就会被迅速关掉，更何况读来艰涩的文字呢？

你要是还指望人们坐下来喝茶看报，莫不是脑子坏了吧？

粥爷觉得，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顾自怜，才是新闻正规军们的真实写照。

面对受众早就迁移了的使用习惯，再算上资本、人工智能、大数据、短视频等的围攻。要不是有神秘力量的护佑，在咱们这，新闻应该早就凉透了。

所以，时代早就已经敲响了新闻的丧钟。

但行业可以死，每个人终归还是要吃饭的。

你要明白，做新闻积攒起的那点技能，要挣大钱难度真不小。

六神磊磊和兽爷赶上了一个好机会，把自己的爱好和资源，变了现。晚两年出来的，即便成功如咪蒙，最终还是败在了铁拳之下。

央视的张泉灵玩起了资本，却又在全网推销起了自己的作文课，引来无数人唏嘘。

可不管怎么样，他们已然是转型成功的典范，而大多数同行，还陷在新闻之中，既不再奢谈理想，又不敢轻易离去。

不谈理想不丢人，谁规定新闻必须谈理想？它无非也就是一种职业。写稿子，大致可以类比成码农写代码，拉广告就是现在的商务搞销售。

粥爷我没见到哪个码农和销售大谈理想的，可这俩职业的收入都比新闻人高不少。

可偏偏有人就想用理想主义色彩，来鼓动免费加班。以前干的欢，是因为干得多，挣得多，一月工资买一平米房。现在可好，工资多年不涨，房价却蹭蹭往上。

要知道奉献只能一时，怎么可能一世？按劳分配这个大原则，被狗吃了么？

在不让睁眼看世界的新闻业里混，我们如何才能保自己泥身不坏？

「金刚经」有云：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粥爷我的理解是：

你我冲破不了欲望那堵墙，只能转移到更广阔的人生，过好自己。

如果要再说的直白一点，那就是：

颓势之下，我觉得躺平当一条没有梦想的咸鱼才是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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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提及对自己退休一事思考时，如是说。

米兰昆德拉说过，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毕竟，对于许多金字塔尖上的人来说，告别就意味着要放弃掉手中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戒掉世间最美妙的两种毒品。

教师节的马云，用一篇很阿里的公开信，表达了自己戒毒的决心，也给出了时间表。

（图片来源见水印）

从2006年前后开始，我就不喜欢马云。多年过去了，我却还能回想起马云在央视财经频道脸不红心不跳地讲述自己心中梦想和未来伟大事业的样子。

这不是传销么？

可是，总有人吃这一套，阿里的十八罗汉也不例外。

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他们现在家里有矿，而我没有。

过去在报社的领导，曾经和我们吹嘘，在那个阿里巴巴还要低声下气请媒体发稿的时候，她曾经有机会成为阿里的公关，可是她却以想做一个记者的理由回绝了。

如果那个时候去了阿里，大概已经财务自由了吧？她很后悔。

2013年以后，扶摇直上的阿里成为了媒体的香饽饽，领导成为了阿里公共关系重点维护的人。至少为阿里发稿做活动，她是一把好手。“这是她的生存之道。”作为手下的我们，这么总结道。

话说远了，拉回来说马云。

中国的企业，哦不对，应该是华人创立的企业，一直以来就被一个魔咒所困扰，那就是怎么选接班人。

立嫡立长？那是封建糟粕，该抛弃。可选个外人，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让，心有不甘。

多年前的王安，一意孤行选了自己的儿子，堪比IBM的王安电脑几乎一瞬就崩塌了。

鲜血淋淋的例子，让华人企业家战战兢兢。所以，你看到了李嘉诚硬挺着干到90岁，才交棒给大儿子。

任正非至今还挂着华为CEO，时不时还要敲打敲打自己主管华为财务的女儿。

可选个外人来大权独揽，反攻倒算的例子还少么？

怎么能够急流勇退，才能保得全身周全呢？

2018年，是个有意思的年份。在经历了功守道的高调和形单影只的乌镇大会后，马云低调了很长一段时间。

低调是个好事，因为高调容易出事。

你看人家大强子，高调到了美国，身价跌了几十亿。

好在，几年前阿里的合伙人制度让马云有了一个逃离的出口。

交棒逍遥子，退出企业管理决策，稳稳的幸福应该就唾手可得了。未来十年将阿里打造成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这样的烫手山芋不在自己手里，简直是完美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可是，真的能放下吗？

港片中的黑帮老大倪永孝说，拿起容易，放下难。

他没有放下，只是用放下做了个借口，以退为进，顺带手干掉了四大家族。

这伎俩不是他原创。一百年前的袁世凯，60多年前的蒋介石都用过。

未来，还会有人用。

只是，不知道我们的Jack Ma同学是不是唱的这么一出。

但愿，别是如此，因为我不想阿里独大，也不想阿里倒掉。充满竞争的市场，对我这样的消费者来说，最有利。

写于2018年09月11日

改于20120年11月3日

今日思考与讨论：

你喜不喜欢马云或者阿里巴巴，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讨论！

做不完的工作、完不成的KPI、起不来的床、睡不着的觉……人间一切的现实和无奈，都能透过这三个字窥得一二。

于是，喜爱蹭热点的新媒体们，摩拳擦掌地准备用「打工人」掀起一场新的营销和推广。

比如，央视新闻官方微信在周一的早安推文中说：

「打工人」远比自己想象的更热爱、更离不开工作。

在需要后台审核的微信留言区，网友们表达了自己与央视同样的观点，展现了各条战线上欣欣向荣的景象，一切都是那么光明和美好，令人向往。

可是，在这个早已经割裂的舆论场间，央视新闻推文的留言，并不代表全部的现实。

至少在知乎上，有1200多个用户，在「如何看待10.26日央视新闻公众号文章《早安，“打工人”!》?」这个问题下，表达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当你自称为「打工人」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想一下你的老板有没有把你做一个人。

你看，事前审查制度，对于创造一个和谐统一的舆论环境，是多么的重要！

粥爷我明白，我们的社会已然进入了内卷的状态。按照人类学家项飚的说法：

今天的内卷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就这么空转，每天不断地自己动员自己。所以它是一个高度动态的陷阱，所以非常耗能。

在这个竞争中，不存在退出的渠道，退出就意味着个人的失败，社会阶层的下跌，意味着得到都将就此失去。显然，很难有人会心甘情愿接受这样的现实。

因此，每个人都在努力达到更高的标准，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

每个人都很累，每个人都很不满意，每个人都不高兴。

横看竖看，这都不是一个社会应有的正常状态。

既然不正常， 那就有理由批判它，要批判，就要找到批判的武器。

当然，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最有力的武器莫过于经典原著。

恩格斯在为「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写的导言中，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例子：

当工人们在替资本家工作了6小时之后，就已经把包含在工资中的3马克等量价值偿还给资本家了。在6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讫，谁也不欠谁一文钱。

“等一等！”——现在是资本家叫起来了，——“我雇工人是雇的一整天，是12小时。6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6小时做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算是两讫！”

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愿”签订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6小时的劳动产品，应该去工作整整12小时。

即便是对政治经济学只有一知半解的粥爷，也能从这个故事里发现，狡猾的资本家占有了工人六个小时的劳动，也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的上班时间，都是早九点，到晚六点。

当然，聪明的老板们总会给我们描述另一幅美丽的景象：社会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理想的实现云云。

可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明确反驳了这样的鸡汤：

劳动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它呢？为了生活……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

马克思认为，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劳动不是工人的生活，只有当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人们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

你看，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把劳动与生活区分的清清楚楚，以防止「打工人」们掉入陷阱之中。

可时至今日，那些自称信奉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人们，却忽悠着人们要在工作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不停工作，混淆着劳动和生活的界限，美其名曰奋斗。

你们说，这是不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粥爷我知道，我们之所以用「打工人」来戏谑自己，是因为现实过于严酷，可如果有办法，有谁愿意侮辱和嘲笑自己呢？

所以，央视的「打工人」，其实是一种对问题本质的消解和解构，试图将尖锐的矛盾掩盖在一碗浓浓的暗黑鸡汤之下，骗我们喝下去。

可粥爷我希望人们能明白，心灵鸡汤不可能压制必然会觉醒的群体意识；虚情假意的共情不可能解决内卷的现实；所谓正能量更不能改变「打工人」一词背后的心酸和无力。

也许有人会说，只有勤奋才能获得一切。但粥爷我同样用经典来反驳你。

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保尔·拉法格在「驳斥1848年“劳动权”」说过：

无产阶级若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坚决摒弃基督教的、经济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偏见，就应当恢复他们的天然本性，就应该宣布他们有懒惰权。

这一权利要比资产阶级革命的形而上学的辩护士所炮制的干巴巴的人权神圣和高贵千万倍——他们应该每天只工作三小时，而在其余的时间里尽情地娱乐或者闲荡。

诚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有了理论的支撑后，我们们必须要对抗趋势，才能获得真正的生活和解放。

到那时，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却将获得整个世界。

今日思考与讨论：

你对「打工人」这个词的看法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讨论！

你看，原来国家元首也和我一样，拥有成为一个好作家的潜质。

例如，今天板门店的金同学和文律师。

我来到创造历史的这个场合花了11年，今天走过来的时候在想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怎么看，金同学的这句话，都是一个完美而不失礼仪的开场白。倘若将这句话当做小说的卷首语，我绝对愿意掏钱买一本。

有那么一瞬间，我差一点被满面笑容的金正恩圈粉了。但理智提醒我，面对恶魔偶尔善意的面孔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金同学把国家、政治和文字玩的这么炫，相较之下，年长三十多岁的文律师，宛如长辈说教一般的开场白就略略显得苍白了些。

今天天气风和日丽，好像是祝贺我们的会面。韩半岛正是春天。全球正在关注韩半岛的春天。全球的眼睛和耳朵都在板门店。我们南北的国民和海外同胞(对我们)的期待很大。所以，我认为我们两个人肩上的担子很重。

苍白可能是因为文总统的文风，属于金同学父辈那个年代。

可你们要知道，文律师是写过自传的。

文律师在自传《命运》中，回忆他的挚友，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时，是这样写的：

“卢武铉总统与我就像两股溪水，我们相识于小小的支流，一起流过了艰险的漫漫长路，途中有很多激流险滩，但我们始终在一起。现在我们的肉身虽然分离，但今后在精神上、价值观上我与他还会在一条河流里共同流淌。正是因为水流与水流走到了一起，才有了大海。”

我相信，不少中文系出身的人，都未必能达到这个基情满满的水平。

如果这是一道高考阅读题，大概的中心思想，恐怕会被总结成：怀念与自己具有共同价值观挚友与同志的逝去，并表达了继承其政治信念的决心。

二

今天，在板门店，金同学说，他在百感交集中，走过了200米，与文在寅握手。

而文律师又何尝不是百感交集呢？

毕竟，文在寅的家乡是现在朝鲜境内的咸镜道兴南地区。

1950年，朝鲜战争长津湖战役期间，文在寅的父母，从家乡逃往南方，随着难民船，落脚到了巨济岛。1953年，文在寅出生。

2012年，文律师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就遭到了“不是韩国人”的非议与责难，并且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韩国保守派选民的意向。

亚洲人对于故土的情怀，是浓烈的。2017年，文在寅当选总统后，曾公开表示，希望能够与朝鲜对话，带90岁高龄的老母亲回到朝鲜的老家去看一看。

当年7月6日，文律师在柏林演说，阐述了他与金大中、卢武铉一脉相承的阳光对朝政策。

缓解韩半岛紧张是最迫切的问题。像现在这样，国家之间没有任何接触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解决这种状况，应该开始接触，并推动有意义的对话。如条件许可的话……那么无论何时何地都愿意与朝鲜的金正恩委员长进行会晤。包括核问题与和平协定在内，所有朝韩关心的议题都将放在对话桌上……（对话）不会是一次性。开头重要，从座位上站起来，可以迈开脚步。期待朝鲜的决定。

他提出，以中秋节为契机，举行暂停多年的离散家属团聚活动；以休战协定签署日为契机，中断彼此在军事分界线上的敌对行为，并邀请朝鲜参加来年于平昌举办的2018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等。

韩朝共同组队参与的冬奥会已然闭幕，中秋节离散家属活动、中止敌对行为的倡议，都被正式写入了刚刚发布的《板门店宣言》，事情似乎正在朝着文在寅设想的方向前进。

而他本人，也在金同学的邀请下，如愿以偿的，踏上了北边的领土。

而金同学也凭借这个即兴演出，成功跻身进入了卓越政治家的序列。

三

可是，韩朝的问题，真的只是韩朝的问题吗？

在韩国的电影中，半岛的矛盾起因都是来源于大国争斗。

2005年，韩国电影票房总冠军，获得奥斯卡最佳外国语片提名的电影《欢迎来到东莫村》，将矛盾置于一个虚构的村落之中，半岛人民对于数十年分裂的看法与态度从中可见一斑。

研究韩国电影的曼迪虎同学在他的还未完稿的博士论文中，如是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来到东莫村》以一个世外童话般的故事传达着反战的主题。”

美韩朝三国军人，意外在怪异的东莫村相遇。

充满敌意和不信任的三方，却在东莫村中慢慢发现，彼此的敌意是多么无谓，战争的理由是多么无稽。

他们试探着，放下自己的疑虑，解除对彼此的戒备，慢慢地互助、交心，直到不分你我。

电影的结尾，更极具代表性。韩朝军人并肩对抗美军，应了那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倔强的民族，南北分裂，却还是血浓于水的兄弟。

这样魔幻现实的民族情感，在许多韩国电影中都有所体现，无论是《共同警备区》中，边境士兵脆弱信任下的友谊，还是《高地战》中，多次易主的高地与物资成为了两方军人友谊的维系，却又不得不为莫名其妙的战争理由而互相残杀的刻画和描写。

在《高地战》的结尾，朝鲜战争协议签署场景的再现，再一次体现了韩国对于这场痛苦记忆的态度。

这里，让我再次引用曼迪虎的论文节选：

“（《高地战》尾声中）马克·克拉克、金日成以及彭德怀正在签下各自的名字，然而协议书上并没有出现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的名字。一个主权国家卷入战争，却无法决定国家的命运，无权在停战协议书上签下总统的名字，其中寓意几何昭然若现。”

你看，韩朝的事儿，他们两个说了不算。

要怎么才能说了算？

金同学已经向国际社会给出了他的答案，拥核。

文律师默不作声，但电影《铁雨》的结尾，恐怕是他曾经或者现在也在思考着的好办法。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朝韩身边的中间商，别想再来赚差价。

原文写于2018年4月28日

重发时略有修改

「学校的体育中考要不断总结经验，逐年增加分值，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的水平」的时候，

恐怕是中国体育老师最欣喜若狂的一天。

同样的分值，意味着体育就再也不是一门副科，而是与语数外拥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体育老师再也不会「被生病」、「被请假」、「被迟到」了。

但是，当体育的重要性必须要通过考试予以强调和规范，甚至成为了升学的一项指标的时候。

粥爷我大胆的猜测，在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的眼中，体育的目的将不再是强身健体，而是进入名校的敲门砖。

我们的教育制度虽然屡经改革，但始终没有脱离应试教育的窠臼。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要想实现阶层上升，考试是最为重要的途径，而分数则是最最重要的标准。

面对语数外理化文史，家长和学生已经绷紧了无数根弦。现在体育也掺和进来，压力必然只增不减。

我们过去不重视体育，就是因为应试教育。但吊诡的是，我们居然想到用应试教育的套路，来唤起人们对体育的重视。

方法和路径错了，结果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

体育，说到底是一种兴趣，但给兴趣加上一个考核的指标，就滑了天下之大稽，是个蠢到家的主意。

粥爷我的兴趣，是在微信写点文字，但这不能成为我工作上的KPI。孩子爱踢球，但也不能把进球数当做期末考试的成绩，来个全校大排名。

我们要做的，是唤起孩子们对体育的兴趣，热爱它，享受它，而不是为了考试而应付它。

新闻说，我们将要进一步扩大体育的分值和影响力，同时开展高考录取中体育素养如何评价、如何计分的研究。

你信不信，如果今天体育成为高考的录取指标，明天大街小巷就会有无数的体育培训班、强化班、兴趣班等待着我们的孩子。

我们会钻研体育考试的套路，告诉孩子，怎么做才能在体育考试中拿到高分。

你要怎么跑，你要怎么踢，你要怎么扔，你要怎么跳？

但是，体育终究是一个和身体素质密切相关的东西。掌握了技巧还不够，还必须有一个好身体。

身体强弱，因人而异，既有后天因素，也有先天基因。

要想消除差异，就必须付出百倍努力。但重压之下，没准有人就想走捷径。

在应试这条道路上，中国人作弊走捷径的智慧，总是那么无穷无尽。科举考试的小抄，能够放在耳朵里的微型耳机，甚至是冒名顶替，连考试这一步骤都省去了的骚操作。

我们有理由相信，为了孩子的体育成绩，家长们一样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过去，在提高孩子成绩这个问题上，无数的家长试用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

安神补脑液、脑轻松、太阳神、生命一号…………

如果说，有朝一日，有一种口服液，只要定时服用并稍加锻炼，就能让本来不擅长运动的孩子，将自己的体育成绩从60分提高到80分、90分甚至100分。

你们猜，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会不会趋之若鹜，定时定点督促孩子服用？

到那时，我们升学考试的体育科目，是不是要变得和奥运会一样，需要用尿检和血检来保证公平？

难道，反兴奋剂的工作，也要从娃娃抓起吗？

今日留言区讨论题：

体育考试与升学挂钩，你觉得到底好不好？

可不就是？很多人就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强撑硬顶着。

而且，整天穷忙，琐碎重复的工作占了大量时间，让你既没法学习深造，也没时间接触核心业务。

时间一长，你就被同龄人远远甩在了身后。

难怪有人说，废掉一个人最隐秘的方式，就是让他忙到没时间去成长。

想要打破这种职场穷忙的惯性，我们需要一个替我们打杂的助手，Python就是这个理想的小助手。

例如，整理一份上季度的主要竞品信息。

不会Python的人和会Python的人分别是怎么工作的？

不会Python的人：

打开电脑，专心致志，手指上下翻飞：

打开百度，一个个搜索产品信息，关掉广告弹窗，把成百上千个文档和表格中的数据，一个个复制、粘贴整理到新的表格……

两个钟、三个钟、半天过去了，等你搞定的时候，可能已经是晚上九点、十点了，抬头的时候公司空空荡荡。

会Python的人：

不仅收集了产品信息，还分析了销售额和竞争力，做出了漂亮的动态图表！Python真的是高效又好用。

▲ 利用Python生成可视化图表

很多做行政、人事的小伙伴也录过合同，常常需要花费大半天或者一整天的时间手动一一录入合同文件。

但是会Python的人，输入十几行代码，1分钟就能自动录入一百多份合同！

▲ 利用Python录入合同

当你还在被杂乱的销售总数据折磨，会Python的人倒杯水的功夫就自动生成了可视化图表，一眼就发现数据后面的东西。

△自动生成产品销售数据，并实时更新

当你玩命加班的时候，别人却早就学会指挥工具来工作了。

就像走路的人，怎么也不可能比开车的快！

很多小伙伴上了班才知道，消磨掉你热情和活力的不是别的，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

因此，我建议已经工作的小伙伴，一定要尽快学习Python。

只有这样，你才能摆脱打杂，把精力集中在核心业务上。

提到编程，大家可能都觉得它是程序员的专属，离我们很遥远。

其实不是的，在互联网＋时代，编程已不是程序员、工程师的专属，而是一个通往未来世界的工具，甚至是一个新的机遇。

大家对编程的印象也是很难，不是普通人能够学的。

其实Python是编程里面最符合人类语言的机器语言，它非常简洁易懂，而且易学易用，连小学生也在学，你不用担心自己学不会。

▲Python进入小学课堂

这里我要推荐一下刷爆朋友圈的网红课——风变编程-Python小课。

听说已经有220万人验证过了，很多人的第一行代码就是从风变编程开始的，他们学习Python的信心也是在风变编程建立起来的。

小编也体验了，发现这个产品真的很不错，因此跟风变合作推广Python小课，也为大家争取到了粉丝福利：

4天0基础入门Python，原价156，现在只要8块9，不过只有100个名额！

真的超值……不仅有Python语法课，还有线上的Python应用分享，人工智能认知课，上课方式超有趣，作为小白的我完全无压力，亲手敲了好多代码。

人生苦短，我用Python

高效完成工作，立刻关机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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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效率，告别加班

扫码立刻实现弯道超车

还有一些话想和小伙伴们聊聊。

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了解Python，那么该有点危机感了……

上招聘网站看一下，会发现许多岗位都优先招会Python的，工资还高。

<< 滑动查看下一张图片 >>

因为Python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实在强势……

只需要一点点代码，它就可以：

● 批量处理上百个Excel、Word、PDF文件，工作效率翻十倍

● 生成可视化图表，工作结果展示更专业

● 网络爬虫，一键爬取网上想要的资料

● 进行数据分析，解决业务难题，汇报时更有理有据

……

每一个功能都非常适合上班族。

现在各行各业都开始用Python提高效率了：

财务会计

普通人花大半天处理发票、录审单凭证，而用Python自动识别单据上所需的栏目信息，5分钟时间，搞定数据统计和录单~

△自动辅助审单录凭证

行政人力

最让人头疼的月底，计算企业员工的绩效和工资表时，利用Python自动抓取表格中像个税这样的关键信息，十分钟就处理好了。

△一键处理薪酬绩效表

互联网运营

一键抓取竞品店铺的单价、客户群、销售额、每日价格趋势分析、并制作数据报表，大大提升了运营效果，每天准时下班，还能涨工资。

△一键抓取竞品店铺信息

是不是很神奇？

所以有人说，”Python除了不能帮你生孩子，什么都能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提高效率不再加班，拓展自己的职场可能性，学会Python应当提上日程。

现在的付出和投资，会在未来几倍、几十倍地给你回馈。

据说，风变的学员上至70岁的老人家、下至11岁的小朋友，科学的课程设置，让年龄、英语、数学能力都不再是学编程的障碍，大家都在这里愉快地敲代码。

看这有趣的课程表就知道，风变编程Python小课和别家完全不一样。

▋专为小白设计，懂中文就能学会

不用担心0基础学不会编程~

Python小课把知识点都包裹在轻松有趣的电影情节和日常场景中。把内容都拆解成一个个小故事、小游戏。

每按一次回车键，就弹出一次对话；和千寻、灭霸、美国队长这些有趣的人物一起对话学习，这也是行业内的首创。

△打印皮卡丘练习

学员们纷纷表示：“你们这课会上瘾，我已经连闯3关了停不下来！”

▋学习时间自己定，每天30分钟

不用看直播、看视频课，每节课只需要30分钟，下班多留一会避开晚高峰的时间就能学完。

学习的进度自动保存，如果有急事离开，随时回来打开就能继续学习。也可以反复学习哦。

△进度自动保存

▋不用下载软件，打开浏览器就能学

市场上某课程需要5小时下载安装编程软件。

而风变编程Python小课只需要用浏览器打开，10秒进入编程页面~无需任何下载安装步骤。

△10秒进入编程页面

▋不懂就问助教，教到会为止

每个班单独建群，由专属的班主任老师进行服务。遇到问题发群里，都会得到批改与反馈。

“人生苦短，我用Python”。

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加班，不如抽出一小块时间学习Python。

把通过提高效率省下来的时间，去享受你的人生，去看更大的世界吧。

其实，你的生活远比你所想象的，拥有更多可能性。

使繁琐、重复性的工作自动化

减轻负担，关机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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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数据来自风变科技

部分配图来自网络，侵删

Q&A

Q：学习方式是怎样的？

A：风变编程为交互式学习模式+微信群分享+助教6天辅导陪伴。

学习时间很灵活，可反复学习。

班级群每天有干货讲解和答疑，错过可以集中回看。

Q：报名后如何进群？

A：报名后，根据指引添加助教老师，购课信息将出现在【风变编程】公众号请及时关注哦，我们将会在48小时内安排你加入最合适的班级学习，请耐心等候~

Q：报名成功后，未添加助教老师微信怎么办？

A：助教老师将会在48小时内通过，由于购买人数多，国庆期间可能会有延迟，请耐心等候~

Q：报名后想要先学习，该去哪里学呢？

A：可以登录学习网站pypypy.cn，微信扫码登录即可学习啦~

昨天，上海市市场监督部门给杜蕾斯开出了81万的广告罚单，其中一项理由是：

「杜蕾斯官方微博」账号于2019年4月19日进行品牌互动营销，发布的微博联名广告中含有涉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内容。

作为著名的成人用品品牌，杜蕾斯的社交媒体广告，在此之前，一向做得有口皆碑，借势营销玩得极溜。粥爷我都有好几次，忍不住在微博上点了赞，转了发。

当然，做得好也是有原因的。杜蕾斯与「环时互动」合作了七年多，制造了无数优秀的案例，堪称甲方乙方的「模范CP」。

但就在2018年，「环时互动」和杜蕾斯分道扬镳，「有门互动」成为了杜蕾斯新一任的社交媒体运营供应商。

就在换人的一瞬间，人们突然发现，杜蕾斯的文案从清新而骚气的性感变成了难以启齿的俗不可耐。尤其是那句与喜茶的品牌互动文案：「你唇上始终有我的芝士」，更是让一众粉丝大呼接受不能，纷纷加满技能，蓄满能力，疯狂吐槽。

粥爷不懂广告，所以没法在文案翻车这件事上深入下去探讨。

但关于这个处罚，粥爷我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异议：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文字符号分为所指和能指，能指是符号本身，而所指则是用于解释符号的含义。

杜蕾斯的文案所涉及的符号，是能指，本身不具有性暗示，但文案的所指却会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解读。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仁者见仁，淫者见淫。懂的人秒懂，不懂的，任凭老司机们如何解释，恐怕也是一脸茫然。

如果把这次挨罚的「一滴都不许剩」、「喂饱每一张嘴」和「钻进那片秘密的角落」等文案放在别的广告上，也并无不可，充其量也只是中规中矩，毫无特色可言。

可是，杜蕾斯的供应商，还是硬生生从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个事物中，找到了一丝共同点，让品牌产生了联系。这个玩法，其实国外的广告商早就玩过了。

粥爷还年轻的时候，喜欢在网上看国外的广告作品。而很多优秀的作品，往往充满着强烈的性暗示，比如这个：

或者这个：

如果按照我们处罚杜蕾斯的标准，这家卖番茄酱和钻戒的公司，属于堂而皇之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典型，必须被罚到破产，以儆效尤。

处罚的思路，显示出我们对于「性」的看法， 还是那么的保守与封建，别说直视了，偷偷瞄一眼，都会被当做一种下流耻辱的行为。但我们对于性的想象，又是如此的宽广和发散。

正如鲁迅所说：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一个广告而已，有什么可羞耻的呢？杜蕾斯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用擦边球的形式，满足了人们对「性」的幻想和需求。

可让粥爷最不解的是，这边处罚了杜蕾斯的内涵广告，另一边却对大街小巷和公交车上随处可见的「无痛人流，学生半价」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这不是双标，又是什么呢？难道打压避孕套，是为了促进医院的人流生意吗？

对于性，中国人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愿多谈。甚至很多父母都不知道如何面对孩子们「我从哪里来」的发问，搪塞的回答让不少孩子一直以为，

自己是从垃圾堆里面捡来的。

作为动物的一种本能，「性」没有对错，更谈不上罪恶，它和吃饭睡觉一样，都是一种正常的生理需求。

回避「性」，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回避「吃」？

王阳明不是说过吗？天理即人欲。欲望这个东西，压抑久了，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让我们和社会陷入一种紊乱的病态。

说到这里，粥爷我想问一个刻薄到极致的问题：

作出处罚决定的诸位大人们，难道你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生理结构，是用无性繁殖的方式来传宗接代的吗？

写含蓄内涵文案，你说违背社会公序良俗，难不成要写成这样：

套上，不然你老婆要怀孕！

可这么直接，不就涉黄了么？

今日思考与讨论：

留言区给杜蕾斯写广告，点赞最多有红包！

不可否认，「上海名媛」的那些拼单购买名牌服饰、高档酒店的细节，毁灭了人们对于名媛背后「上层社会」的一切想象。

而除此之外，这事能够冲上热搜的更主要原因是，它让人们在窥私之余，有足够的底气表示鄙夷与不屑：

原来，朋友圈里那些让人卑微到尘埃中的精致女孩，和我们一样，也是拼多多的忠实粉丝。

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拼的是毛巾厕纸，她们拼的是古驰普拉达和爱马仕。

毕竟，我们拼是为了「用」，她们拼是为了「装」。

一瞬间，作为贫苦大众的我们就登上了道德的珠穆朗玛峰，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们，没准心里还在碎碎念道：

想打造人设，找到机会，嫁入豪门，从此衣食无忧，翻身当主人？也不想想，全中国也就一百来万的千万净资产的家庭。供大于求，地主家的傻儿子们怕是不够你们分的。

类似这样另辟蹊径的成功路径，在我们这个不怎么宽容的社会里，是注定要被批判到体无完肤的。

连粥爷我早已取关的「侠客岛」都下场评论道：

人生来是有差别的，但钱多有钱多的活法，钱少也有钱少的生活，每个人在各自的生活中都会找到自己的快乐。非要活在别人隔着屏幕的点赞中吗？

且不论岛叔的点评是否到位，但「人生来是有差别」的这个表述，粥爷我听着，总觉得不那么对味，甚至还有点刺耳。

人家女孩子一没偷，二没抢，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租了件衣服，拍了张照片，发个朋友圈，扎扎实实促进内循环，怎么就犯了众怒，引来无数口水？现在的社会，穷人连装个富都要被打压挤兑吗？

我们在批判所谓虚荣的行为之前，不应该想想，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会让普通女孩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而无所不用其极。

粥爷觉得，如果社会给人们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期望，是要靠装逼冒充名媛才能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

显然，社会的过错要比这些「急功近利」的女孩严重得多。

说到底，「上海名媛」只是我们社会道德领域的一块病藓，让人难受，却不足以致命，反倒是那些深入骨髓不易察觉的「癌细胞」，才值得我们集中火力批判和对抗。

虚荣不犯法，过得潇洒肆意又如何？

「霸王别姬」的台词有云：

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

与其咒骂假名媛的「爱慕虚荣」，倒不如关注一下她背后的「艰难竭蹶」。毕竟隐藏在光鲜亮丽背后的痛苦与无奈，才是我们应该予以关注的真正热点！

粥爷我也不爱看故作深沉的辩论类节目，因为它总是装模作样讨论着看似深刻的公共话题，但实质还是娱乐。

要知道，娱乐到达极致，背后就只剩痛苦。

正如赫胥黎所说的：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粥爷最近的痛苦，就来源于最近综艺「演员请就位2」铺天盖地的宣传营销片段。片段的主角几乎都是那个粥爷我最不喜欢的人：

郭敬明。

作为同龄人，粥爷我是看过几本郭敬明的小说。譬如，「幻城」、「梦知花落知多少」以及「悲伤逆流成河」。

读他小说的时候，粥爷我还很年轻，很是佩服郭敬明有挺大的词汇量，毕竟能够堆砌无数华丽的词汇，来形容那些本来就极其普通的事物，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本事。

可是，但凡对这个世界有一点点基本的认知以后，郭敬明和他的小说的价值观就显得异常肤浅，以致现在有人一和我提起他，胸口和胃总会泛起阵阵恶心。

毕竟，硬挺了十几年，也不对自己的抄袭行为道歉，这样恶心的人实在难找。

但最让粥爷我遗憾和愤怒的是，这么多年，他还是有着不小的流量，以致于「演员请就位2」也将他请上台去，与陈凯歌、尔冬升等导演一起，对演员的表演品头论足。

虽然，郭敬明导演的作品，最高的豆瓣评分，只有4.8。

连陈凯歌导演的扑街之作「无极」都有5.5分。

分数固然不能说明一切，但也足以证明，郭敬明在导演这个职业里，是个妥妥的垫底差生。

但饭还是要吃，包还是要买，逼还是要装，钱还是要挣。

于是，当不成作家，也当不好导演的郭敬明，找到了自己成功的路径——那就是当一个生意人。

既然赞扬是一种流量，那么咒骂同样也是，至于对象是谁，其实并不重要。

在生意人的眼中，流量往往就是一切生意的筹码，没有好坏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多与少、快与慢。

我相信综艺节目的幕后老板和资本们，也持同样的看法。

所以，当流量数据显示，郭敬明是最大的话题，带来无数吐槽和谩骂时，这些人就会越发确信，当初的选择是如此的正确。

我们只需要人气、热度和流量，演技什么的，只是用来遮羞的布。

在这档综艺节目中，我感到最痛心的是，在这档综艺里面，只有李成儒是唯一一个与他对抗的角色。

犹记得，李成儒在电影「大腕」中那段经典的表演。

而如今的社会，当真应了他当年那段神一般的表演，更应了句最精炼的台词：

「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做综艺，也是如此，越骂越贵，越贵越骂。

于是，咒骂郭敬明的我们，其实都入了套，中了招，无一幸免。

一则新闻，是上半年在网络间因「卖惨」而引起争议的抗癌博主「虎子的后半生」10月6日在海南去世。

犹记得，在舆论最甚之时，粥爷我也写了文章，发表于网络上，认为「卖惨」消耗善意，消费信任。我认为：

作为一种民间的慈善或者赠予，支持理应属于那些靠自己无法脱离困境的人。

可当看到虎子去世的消息时，粥爷我还是突然有点难过，也有点自责，针对一个重病之人，大加抨击，何苦来哉呢？

郭德纲不是有句话吗，叫做：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想来就是这个意思了。

而另一则新闻，是武汉大学一位教授罹患癌症，正在通过网络众筹30万元治疗经费。

在众筹中，教授透露道：

前期治疗花费近40万元，目前每个月治疗光药费就要四万多元，万般无奈之下，才求助于社会。

按照普通人的认知，一个人若是成了教授，自当功成名就，衣食无忧。但不曾想，一场疾病就能让人打回原形，无所遁形。

也真是应了「我不是药神」中那句神来之笔的台词：

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对于穷，我们的骨子里有很深的记忆。

穷会导致什么问题？去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告诉我们：

穷会让人们的生活充满风险和意外，让人缺乏远见，无法对未来做出合理安排和计划，然后陷入恶性循环，不可自拔。

可是，穷并不是每个人生来就追求的状态。谁不想抬头挺胸地活着，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

只不过，生活总有办法，在人的脖子挂一块沉甸甸的叫做现实的石头，让人被迫弯下腰低下头，只是为了不变成穷人。

但时至今日，凡是能够一次性成功的，还是有不少人要么撞上了风口，要么借力用力，方能冲上云霄。

这话，现在大家都以为是雷军说的。但其实几百年前，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就借薛宝钗的口，用一首「临江仙」说过：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你看，古人其实早就比我们先悟到了这回事，只是我们一直视而不见，或者不敢承认。

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财富和社会阶层的上升，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积累。

我的祖辈，曾经被定义成地主。但谁又曾记得，他们也是贫苦出身，在十里八乡以节俭著称，有钱不喝不赌不嫖，而是一门心思买地。今年三分，明年半亩，几十年下来，才终于攒下家业。

可后来钱和土地成为了不幸的源头。祖辈丧失了一切，重新回到了节俭的生活中。

可直到现在，家人省亲回乡，过去佃户的孩子还是会指指点点，窃窃私语道：

地主家的孩子，回来了。

显然这并不是什么热情的欢迎。尽管祖辈在当地对待佃户，几乎没有什么过分的行为。

经历了四十年思想解放之后，人们依旧用过时的成分区别你我。这让粥爷我恍然大悟，我们的生活中，弥漫着对金钱的鄙视、向往、恐慌和焦虑，随之而来的一切情绪，始终无法被掩饰。它就像是一个心魔，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复发的顽疾，一个随时爆发的炸药一般，在每个人的心中留下阴影，挥之不去。

而原因，就像电影「送我上青云」里说的那样：

世界上大多数的不幸，是因为没钱！

「体育之研究」。

文中，伟人是这样表达对体育不兴、国民体质弱化的忧虑：

国力苶（niè ）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针对这样的现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如是观之，伟人认为，体魄较之精神更为重要。体魄强壮了，文明的精神自然也随之而来。

这样的观点，与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第二性的唯物辩证法达成了基本的一致。粥爷我也很赞同。

但是，体育是粥爷我所不熟悉的领域，尤其是足球，90分钟的比赛，常常让我昏昏欲睡。

可不懂归不懂，但粥爷我还是大体知道，国足（特指男子国足）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在全世界的排位。

地位和排位，孰高孰低，大家其实心里有数，我就不再赘述了。

作为一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队伍，趁着国庆长假,，国足开始了新一轮的集训。照粥爷我的粗浅理解，集训嘛，就是集体训练，锻炼体能，提升配合度，完善技战术。

但让粥爷没想到的是，集训的第二天，国足的全体成员就根据安排，观看了热门电影「夺冠」，目的是：

学习女排精神，增强球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据说，有国足队员在观影时被感动到悄然落泪。

粥爷我是喜欢看排球的，毕竟节奏比足球快得多。大力扣杀和拦网，也显得力量感十足，看起来甚是过瘾。

而排球中，中国女排固然是最值得一看的。作为五次蝉联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始终是国人的骄傲和自豪，是中国体育界的绩优生。

要知道，作为四大球之一，排球是我们唯一能够和欧美一较高下的项目。从1981年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上首夺世界冠军开始，女排就成为了中国体育届的一杆旗帜。

在那个单纯的年代，世界冠军这样耀眼的成绩显然更能够激起人们的自豪感。

但相比之下，国足就实在跌份了。就像是家中独子一般，被寄予厚望，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但始终没有达到家长们的期望。

而无论请来多厉害的家庭教师手把手指导，却还是无力挽回每况愈下的成绩和队员们日渐膨胀的小腹。

出道即高峰，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说的有点远，我们继续说国足看电影这事。

作为异常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粥爷我始终不太相信，国足能够通过一部电影学习到女排精神。

精神的来源是物质，是实践。这也就意味着，缺乏实践的国足，极有可能无法理解电影所要传达的精神内涵，也就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实践，提升水平。

打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好比让江南七怪围观华山论剑，看洪七公、王重阳这些一等一的高手过招，纯粹看个热闹。

但要是让他从中悟出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什么的，基本没有这个可能。因为能力差距实在太大。

他们能做的，只能在旁拍手叫好，感慨道：

卧槽，好牛掰~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粥爷我相信，「夺冠」这部电影，对于国足来说，就是一部科幻片。

看得懂，但是做不到！

但是，国足到底能干什么呢？刻薄点说，根据国足的经历，如果有朝一日拍一部电影，叫做「出局」，给总局下属的各体育队拿来作为反面教材，日复一日的播放，恐怕比教练的苦口婆心还要管用，没准还要励志。

而有网友比粥爷我还要刻薄，在微博上如是说道：

以国足目前的水平不应该集体看「夺冠」，应该去看陈奕迅演唱会听一下「好久不见」，因为那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线）」！

国足现在看「夺冠」，实在是早了点，但既然看都看了，粥爷想最后再问一句：

看了就不要浪费，要不，写个一万字的观后感吧。少一个字跑十圈，不跑不是中国人， 你们吼不吼啊？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不写一写这个故事，对不起我的天赋属性和职业精神。以下，详细展开。

》先来聊一聊，我是怎么变成“MC小刘”的

1

前两天，成都MC浴室火了。一句话总结就是成都本地一个知名的同志SPA场子，在九月底搞了个店庆，各种多人群聚不可描述，然后被人拍照拍视频发到了网上，引来各路强烈抨击。总而言之，算是这个国庆里的名场面（有兴趣自己去百度哈）

事情爆出第二天后，我看到了公众号“赫兹实验室”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成都MC浴室调查实录：约炮与猎奇，艾滋与群交，快感与人性》（现已经被腾讯封禁删帖，有兴趣自己百度试试看）

和MC浴室Y乱风波后，社交媒体上一片喊打喊杀的趋势不同，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是作者作为一个“同性恋媒体人”，希望唤起社会对这个群体更多的思考、理解和包容，谴责该群体中的乱交者，也同情该群体狭窄的生存空间和其中部分人的自毁倾向（注意这个主题思想，在后面赫兹实验室会疯狂打自己的脸）。

全篇看下来，有奇特的亲切感。我当时就很确定，这篇文章我看过类似的，但是我完全没有往抄袭洗稿等方面去思考，因为这样的小众题材，抄袭起来实在是太太太太太太太容易被发现了。

单纯小杨（此时我还是小杨）当时心想，应该是之前那个写此题材的作者，在MC浴室疯狂走红的当口，重新组织了材料，做了补充采访吧。

至于补充采访的重点内容，看过这篇奇文的人，应该都记得核心受访者“小刘”。在赫兹实验室的文章里，小刘是这样出现的⬇️

（赫兹公众号文章截图）

10月5日上午10点53分，我在朋友圈转发了赫兹实验室的文章，与此同时分享给友人，还跟人家专门提起这个“小刘”——16小时一张票，续20多次也就是至少连续在MC里呆了320小时折合至少13天，13天没走出过这个酒池肉林，我当即感慨：“这个小刘太牛逼了！”

3个多小时后我发现，原来我就是牛逼的小刘。

2

10月5日下午2点23分，我正美滋滋逛街。一个朋友发来公众号“常识”的两篇文章。均附上链接，诸位可以点击进去看看。

第一篇是《关于公众号赫兹实验室洗稿常识报道的声明》（以下简称《常识声明》，发布时间2020年10月5日）

第二篇是《成都同志浴室，自由与自由的对面》（以下简称《常识原文》，发布时间2018年11月11日）

朋友说：“看到这个抄袭洗稿的文章，发现了人气评论好像是你，这几天沸沸扬扬的。”

我点进发布于2018年11月11日的《常识原文》，拉到最下面一看，最高人气评论这么一段话：

什么是淫乱呢？这个度由谁把握？早个几十年，传教士体位以外的做爱姿势都是淫乱的，“白日宣淫”还规定了啪啪的时间。人类的性观念在不断演变，作为其中一员，我们无人可评价它的褒贬——能做到对自己负责，对安全负责，在我看来，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是不是很眼熟？

我们再来看看对比图⬇️

（左边是常识2018年稿子的评论区截图，右边是2020年赫兹公众号稿子截图，那个Evey.5就是在下我，性别女，爱好男）

同志们，这不是洗稿，这tm的是一个字都没有改，包括我那个风骚的破折号。

》再来聊一聊，赫兹实验室的“正面回应”和恐吓

1

常识的声明里，已经做出了详细的不完全版调色盘。

为什么说是不完全版呢？因为随后，还有人陆续找到，赫兹实验室的文章里还有多处抄袭的是文章下面的评论。

调色盘你们点击原文看看就是了。至于其他的评论，我也懒得一一列举。实在是明显得让人怀疑抄袭者的智力到底是否达到了及格水平。

这个怀疑，很快得到了解答。

5日下午，自称赫兹实验室工作人员的“beyond”和“simon”先后在常识声明下留言，做“正面回应”。我全文截图如下，你们自己看。然后重点我拎出来总结一下：

1 我们的文章有5000字，重复地方只有5段

2 你们叫我回应却都不放我的链接帮我引流嘤嘤嘤

3 你们有本事举报啊。你们昨天举报我没成功，哈哈哈哈哈你们活该，我开心，我牛皮

4 我确实看过常识的文章，但是两篇文章从内容，结论，受访对象，立意都不一样（这个点我要放在后面慢慢打耳光）。

5 你们是大学生吧？号是川大的账号吧？我们和川大有合作哦！分分钟告到学校让学校收拾你们

还有很重要的第六点。关于这部分，因为这两人逻辑实在太乱了，各种胡言乱语，你们可以点截图感受一下。但是我总结总结呢，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常识的原文政治不正确，引导大学生们去当gay，去MC浴室y乱，你们在公众号上发布这样的内容会带坏小朋友！有人看了你们的文章去MC玩，染上艾滋病你们负责么？！我们赫兹就不一样，我们受过“专业媒体训练”，我们有“新闻立场”。

要点脸么？请各位倒回去看看我刚才标黑的那段话，赫兹实验室抄袭后的成稿——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是作者作为一个“同性恋媒体人”，希望唤起社会对这个群体更多的思考、理解和包容，谴责该群体中的乱交者，也同情该群体狭窄的生存空间和其中部分人的自毁倾向

这个主题，也是赫兹实验室原文评论下被盛赞的“角度”，然而不过1天而已，赫兹不仅打自己的脸，连着各位粉丝的脸一起打了个爽。

这不是脸皮超厚逻辑超烂记忆超差，什么是？⬇️

（赫兹用了2个账号，回复了差不多一模一样的两次“正面回应”。用小号累不累，赫先生？你这种人格分裂的把戏，之前疑似卖假香水的时候就用过一次了吧，有没有点新鲜的？）

老实说，他们要是没有发这个低级恐吓的正面回应，我连举报都懒得举报他们，也就是在公众号后台发了几段话骂骂他们不要脸罢了。

但是你把我变成“MC小刘“，还好意思跟常识提新闻专业主义，那真的，朋友们，这是端端正正撞在了杨老师的枪口上啊。

2

首先，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专业媒体训练。

你赫兹实验室一个个人公众号，哪里来的脸说自己是专业媒体？你们是机构么？你们有记者证么？你们受过专业的新闻学训练么？

不好意思，你们采访过的的“MC小刘”、13天酒池肉林猛男，也就在下我，非常不巧，是持证媒体记者。专门跑社会新闻的那种。

我是业界小虾米，但是踩踩你们这种野鸡自媒体，简直不要太有自信奥。

我性别女，爱好男，没去过MC，不搞群P，不敢轮B，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接，受，过，你，们，的，采，访。

但是MC猛男小刘可以说出和我两年前说过的一模一样的话呢，连风骚的破折号都能一模一样，so interesting～

在你们的稿件里，“小刘”是非常核心的受访者，甚至可以说，是在MC浴室Y乱事件爆出后，所有相关的文章里，唯一一个最贴近这个群体的受访者。光看你们的稿件，非常牛逼，你们居然能找到这个核心群体中的核心人物。

可惜这个人是假的。

连核心受访者都是假的，你们还有什么是真的？？？？？？？？？？？？？

就这样你还好意思跟人提新闻专业主义？？？？？？？？？？？

你要提新闻专业主义，来，我们就说说新闻专业主义。

为了打你们这个耳光，我专门找到了常识原文的作者，拿到了他当初采访时，和MC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截图。

除此之外，你们在稿件中的用图，有三张是原作者自己亲自拍的，一张是他的受访者提供的。

亲自拍的原图还躺在原作者的手机里。

受访者供图还有图片信息记录。⬇️

（这张图被赫兹实验室照搬，是常识原文作者亲自拍摄）

（这张图被赫兹实验室照搬，是常识原文作者在2018年采访时，由受访者提供）

以上两张图只是发出来你们感受一下，并不是只有这两张而已：）

亲，请问你们有什么？？？？？？？：D

我们再说回，被你们用黑社会作风恐吓的川大“小朋友”们——常识公众号是一群川大学生做起来的，非官方的校内新闻号，他们中许多人是正正经经川大新

闻系的学生，毕业后也有许多人进入正经媒体机构，从事专业的新闻工作，并且产出过许多有质量的稿件。

翻译一下，无论是你们妄图吓死的大学生们，还是你们剽窃抄袭的我，在新闻专业这个领域里，仅论资历，踩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碰瓷也要搞清楚对象，亲，你对你在和谁叫嚣一无所知。

还有，赫兹真是千挑万选，专门选上了一个特别合适的抄袭对象——我不仅是持证专业记者，同时，我还是川大新闻系学生。

在本次事件之前，我和常识没有过任何交集，只是关注了他们的公众号而已。托您的福，我真是前所未有地有了川大学子的身份认同感呢。

》接着聊一聊，赫兹实验室被扒到烂透了的黑历史

10月6日上午，赫兹实验室在自己的公众号又发了一个正面回应：《不要辱没了川大百年门楣/回应【常识】》。标题下还有4个字并一个感叹号——“气死我了！”

这篇文章槽点奇多，我只想说，你一个被扒皮扒到底裤都不剩的个人公众号，哪儿来的勇气提川大百年门楣？

先说你这个公众号名字，仅从2017年4月起，就改名7次，从“不止装逼”到“邻居太太的情人”，从“帕罗西汀”到“时尚有趣或者既不时尚又不有趣的赫兹青年系列”。改名这么频繁，是怕被要债吗？⬇️

（赫兹实验室改名记录，来源：腾讯官方）

2020年3月17日，有人在头条发表文章如下：

《赫兹实验室：你所谓的良知竟是利用疫情行骗，请问人血馒头好吃吗》

博主称你用《5小时武汉采访实录》稿件三篇骗取读者信任，发国难财拿假香水冒充正品分装，骗了至少67个人，涉及金额达十多万元。

我看了之后内心五味陈杂。

武汉疫情之后我在武汉呆了近80天，也没你这么能骚操作。

这也就罢了，时隔小半年，我居然还能被你这么个玩意儿拿来利用，摇身一变成了猛男小刘，又骗点击无数。

然后还要看你讽刺原文作者，是眼红你点击量高羡慕嫉妒恨。

然后还要叫嚣自己有n家公司，以后再也不招聘川大学生。

（到底是什么给的你自信，恐吓学生，恐吓老师，还能恐吓川大？）

我呸！

我川大泱泱百年，校训虽是有容乃大，但绝不会如此饥不择食。就你这种品相，我校学弟学妹去找你揾食？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更别说你这北京2家成都4家公司的“号称”，我可是一个字都不信。但凡你能注册个机构号，都不至于还抠抠索索“疑似”用个人微信公众号行骗，你说我讲得有没有道理？

当然，你要是能把营业执照扔我一脸，那我是非常欢迎的。毕竟小杨变成小刘，女的变成男的，还被安排MC浴室酒池肉林13日游，玩得这么大，我也想知道老板到底是谁不是？

最后，就赫兹实验室最新的对常识公众号同学们的恐吓，我个人表达意见如下，一图一文，请好好学习。

一：所谓的“不要跟着自媒体的学”

你自己就是个自媒体，哪儿来的脸碰瓷我们媒体圈？哪儿来的脸往“可敬的前辈”身上靠？

就是在自媒体圈里，同样是走令我们传统新闻界不齿的贩卖情绪路线，你距离咪蒙还有至少250层楼的差距，也请你不要随便碰瓷她。人好歹也是正规媒体出身，且要脸。

（赫兹实验室劝勉常识不要学习狗自媒体）

二：你要求常识回应你的3条

1 谁审的稿。

人家有自己的编辑部制度，我不明白，我不提，但是你这个提问无非就是吓唬别人。低级

2 你假设别人采访到了乱交，但是在2年前的报道里消失了，你认为这是失实——你真的完全不懂新闻。2018年人家写稿子的时候有乱交？你看见了？人2018年写的稿子得为2020年发生的事情负责，否则就失实了？你家开算命馆的？

3 你质疑别人采访到浴室经理的途径，暗示别人收了原作者的钱，甚至有更糟糕的其他交易——你真的太不要脸了，自己做不到，所以暗示别人也做不到？low穿地心无非如此。

至于你们在文中说因为有多年关系沉淀，所以你们能采访到这些核心人物不足为奇，学生们无法可比。我只想说，麻烦你也把图片信息，聊天记录，采访录音，写作底稿，全部拿出来看。

尤其是“玩得最疯，流连MC13天不出门的小刘”，我非常好奇他到底是谁。

（赫兹实验室“灵魂三问”，或者是4问？）

最后，你不需要去问川大新闻系的领导，因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媒体人，也在持续关注此事。作为媒体记者，我非常感兴趣抄袭话题，并且也很感兴趣舆论场上滥竽充数的各路“黑社会”，且不说我根本不相信你能有任何与川大官方的议价空间（你太看得起自己了，也太低估川大了），就算你有，在此事已经热到这种程度的前提下，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动动这群学生？：）

新闻系的学生们这么做新闻是可以的么？

他们为什么不可以？

我是川大新闻系的学渣毕业生，从业6年，略算资深。常识公众号的原文，无论是选题，采访，切入点还有你们鼓吹的无聊的所谓“立意”（我都不想跟你科普，新闻稿本身就要避免观点和所谓立意）都毫无问题。

最重要的人，这群你一直恐吓，洋洋得意，虚张声势看不上的学生们。

没有抄袭！

而你，脸呢？

在本来欢乐祥和的国庆节里，我还要拨冗写这么长的稿子来打蟑螂，完全是出于侠义之风。毕竟，今天我们都是“MC小刘”。

所以，川大常识的小朋友们放宽心，做好自己的稿子，并且不容忍s比的抄袭行为，前者是对得起你们的专业，后者是对得起你们的人格。

俯仰无愧，何所惧以。

没赶上春招，在家歇息了这么久，投了这么多简历全都石沉大海，秋招也不知道能不能凑上机会。

我找了她聊了一下。学妹的现状，其实只是今年就业的冰山一角，

之前都在说“20届学生找工作太难了”，而21届的毕业生更是达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态。

除了那些 待业、想跳槽的职场人，他们还得面对很多 没能赶上春招的20届同学。

这个时候，还没有实习经历、没拿到offer的同学，就彻底慌了……

大厂资深HR告诉你

什么才是简历加分项！

对于求职者而言，找工作太难，对公司而言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同样备受挑战。

在和一个今日头条的HR朋友聊天时，她曾透露自己 平时一天至少要看500份、甚至上千份简历。

所以除了学校、实习经历这些，他们会格外看重“超乎想象的技能”——

超出岗位要求的能力，也就是比你的竞争者强！

所以我经常说， 没事多去招聘网站上逛逛。

这样，你才知道 职场需要什么样的人，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3天前，朋友跟我说，她妹投了几十份简历，好不容易获得了招行的管培生筛选机会，结果遭受了社会的一场毒打。

朋友和她妹的聊天记录

招行笔试内容居然纯考Python？！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后面的面试她又碰了一鼻子灰，面试官问她：

“你觉得，和其他应聘者对比，你的优势是什么？”

她懵了，眼神闪躲说不出话。

面试官又问： “那说说技能吧，你会什么？”

她再次沉默。

可想而知，她妹妹没有被录取。

一开始，我和朋友都对“会Python”这一点要求很不解，后来想想也对。

企业招人的一套原则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能力。

比起学历经验，公司更看重的是，你能为团队创造多少价值！

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大厂 的招聘JD，

很多都直接写明“优先录取Python的人”——自动化办公、高效工作。

< 左右滑动查看其它图片 >

可能你会认为，编程，那不是程序员干的事情吗？

事实上，Python在 信息搜集和数据分析方面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

财务会计、运营、金融、医学等等的从业者，

都早已经默默地运用Python来帮助自己工作。

比如说——

1

财务会计：处理发票、报表

普通人花大半天处理发票、录审单凭证，

而用Python自动识别单据上所需的栏目信息，生成表格，

5分钟时间，报表数据统计、录单就搞定了~

▲“唰唰唰”自动生成表格，真的爽！

2

金融行业：自动生成股票走势图

用不到 200 行的代码，

自动化导入密密麻麻的数据、分析结果并生成股票走势图，

市场情况一目了然，

避免因主观预测失误带来的经济损失。

▲不用再花一整天的时间绘制动态图，既精准又方便

3

运营-抓取竞品信息，洞察用户

你可以用Python抓取竞品的种类、价格、销售额、客户反馈等信息，

输出数据分析报表，

制定更加有利的运营策略。

▲自动生成图表，信息一目了然

4

爬取网上海量资源和数据……

电子书、电影、电视剧，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下不到。

▲想看的电影电视剧，5分钟全下载完

历年考试资源，论文素材统统自动下载，自动分析考题规律，

你就是“资源咖”本人。

有个同学还利用这个小工具，

30分钟爬取毕业论文的素材，小赚了200元，爽歪歪

~

这些快捷操作简直不要太香！

抛开实习经历，其实很多同学拥有的经验都差不多，

所以拥有一项求职加分项的技能至关重要。

而编程Python，

已经不仅仅是职场人士需要具备的技能，

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更需要它来为自己的简历加分，是一块大厂的敲门砖。

曾经在一个帖子上看到有「麦肯锡牛人」称，

如果有人能回答Python的相关问题，将很乐意提供内推机会。

如今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未来10年，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也将成为职场的必备技能。

如今，国家政策大力扶持，

各大高校也相继开设编程专业，但也存在一个问题：

学校教的内容都过于理论，枯燥难懂、学完就忘，连代码符号都没搞明白，更别说动手实操了。

不光学校的课程，很多市面上的课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导致很多人对编程Python望而却步。

直到我发现朋友圈几个好友都在学习风变编程，

看到他们说零基础的计算机小白也能学，我就报名了。

体验下来，我有两点感受最深刻：

一是游戏化的课堂，以前一窍不通的代码竟然如此简单！

二是他们非常注重学员体验，工作的时候绝不烦我，我一有问题就及时解答。

之前，我们公众号也和 风变编程 合作，

为学生、实习生打造了一门0基础就能入门的Python小课。

上线不到两个小时，报名人数爆满！而错过报名的童鞋都希望再开班。

所以！本月！我们再次和风变Python合作，争取到100名8.9元特价名额，报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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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20-35岁的学员，

上至70岁的老人家、下至11岁的小朋友也在报名学习课程。

小学员用代码打印了<皮卡丘>

因为风变的这个Python小课，不同于书本、视频等传统的学习方式，学起来非常简单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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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内容都拆解成一个个小故事、小游戏，和千寻、灭霸、美国队长这些有趣的人物一起对话学习，吃透你在大学课堂、书本上没搞懂的知识点。

还能学会用代码来画可爱的“皮卡皮卡丘”。

02 不用下载软件，打开浏览器就能学

不用下载安装乱七八糟的软件，

你直接打开浏览器就可以操作学习，

市场上某编程课：需要5小时，下载安装编程软件

VS

风变编程：不需要下载任何软件，30秒点开即可学习

03 专业老师指导，不用担心没人教

这里的老师大都是211、985毕业的，

遇到不懂的问题私聊班主任，

或直接直接丢群里都能得到解答。

说实话，我从学校毕业后，就再没感受过这么浓厚的学习氛围了，越学越有劲儿。

这个时代的职场人，一定需要有自己的闪光点，而不是仅仅做好专业内的事情。

有自己的资源、一门独特的技能。

这也是每个即将毕业和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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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风变编程为交互式学习模式+微信群分享+助教6天辅导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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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群每天有干货讲解和答疑，错过可以集中回看。

Q：报名后如何进群？

A：报名后，根据指引添加助教老师，购课信息将出现在【风变编程】公众号请及时关注哦，我们将会在48小时内安排你加入最合适的班级学习，请耐心等候~

Q：报名成功后，未添加助教老师微信怎么办？

A：助教老师将会在48小时内通过，由于购买人数多，国庆期间可能会有延迟，请耐心等候~

Q：报名后想要先学习，该去哪里学呢？

A：可以登录学习网站pypypy.cn，微信扫码登录即可学习啦~

神秘组织清虚宫的大弟子姜子牙，奉命斩杀大反派九尾狐，却因一时之善，功亏一篑，被贬北海钓鱼反省。机缘巧合之下，和美少女小九结伴同行，在经历了一次又一2次的自我怀疑和情感升华之后，他们终于找到答案：

所有的一切只是那个叫做天尊的无脸男，下的一盘大棋。

这是大男主姜子牙无法理解和忍受的，于是，他向可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上级提出了一道「电车难题」：

「救苍生，还是救个人？」

看到这里，相信不少观众会非常认可姜子牙的格局！

但让人没想到的事，下一幕，他就乖乖地听从了天尊的建议，带着小九去投胎了。

这么深刻的哲学问题，怎么这么快就聊完了？相信这是大多数一头雾水的观众们的心声。

但你要理解，影片时长所限，导演和编剧只能让他们聊到这里，因为想表达的主题太多了，不抓紧就说不完了。

譬如，手握权力的神，有没有资格左右万物？譬如天尊口中的保护「大多数的利益」，最后到底谁获利？譬如，姜子牙脱衣变身，斩断锁链是「对抗权威」还是「逆天改命」？

咱能不能一次就唠一个嗑？

堆砌了一堆主题的最后，我们没有看到问题的答案，只看到一场刻意为之的阴谋。

从「大圣归来」开始，我们对国漫开始有了期待，大荧幕上的国产动漫再也不是熊大熊二一家独大了，我们看到了有立意「大护法」，人物生动笑料用心的「哪吒」，这次我们想看一个有情怀的「姜子牙」。

然而这110分钟的观影，多数人是失望了。

为什么标榜保护个人、保护苍生的姜子牙，对申公豹的献身不管不顾，不闻不问？一片花瓣就可以了结九尾狐，为什么天尊憋到最后才用？天尊之上，原来还有隐藏BOSS师祖，但师祖到底是不是坏人？种种疑问，影片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

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元素过多，导致这个故事没有编圆。

单看画面本身，仍是值得称道的，所以此片可以及格，但视觉效果上的炫技并不能掩饰其叙事上的逻辑缺失，反而更凸显内容的空洞。

正如豆瓣热评说的那样：一部讲述保护苍生的电影，通篇只见鬼神，不见苍生。

深刻的立意，要依托于一个好故事，而好故事要形成一个闭环。

形成闭环要解释清楚动机，不能我说他是他就是。解释清楚申公豹为什么相伴十年，商纣王的出现是为了什么，黑色的花有什么隐喻。

形成闭环要让矛盾在矛盾双方升华，要让姜子牙去反抗师尊，而不是让师祖去惩罚师尊。

单靠堆砌高深莫测的话，意是立不起来的。电影开始前，我专门嘱咐旁边的两个小男孩不要大笑。

事实上，他们很听话，从头到尾都没笑过。

当然，「姜子牙」并不是不好，对国漫心存期待的我们，只是觉得，它本该更好。

在当前审查制度严格、资本妄为的大环境下，「姜子牙」对哲学命题的尝试性探索，力求展现个人与体制的抗争，难能可贵，很多问题要么不能说，要么不敢说，要么不愿说，要么不想说。

但姜子牙的那句：「愿天下再无不公」，还是深得我心。

所以，总的来说，我仍然会期待封神系列第三部。

最后，我心中还有一个疑问：

你们有没有觉得，小九和「王者荣耀」的百里玄策长的一模一样？

报告显示：

90后月均收入8000元，三成90后零存款，两成90后存款达到10万以上。

评论区里，许多年轻人留言写下自己的真实收入：

“94年，月入3000的我给各位拖后腿了。”

“我92年的，月入5000，还总忍不住剁手，每月月光，没有存款，我是不是没救了？”

“95后，国内有房有车，国外一套别墅，月入8万+”

中国年轻人已经被严重割裂。

B站宣传片《后浪》中，有钱的年轻人们锦衣华服，一掷千金。

他们在世界各地狂欢，开着天价跑车，玩着刺激又烧钱的运动，冲浪、高空跳伞......

她们可以为一件裙子花费上万，可以用高档的电子产品自学一门语言，可以在繁华的东京街头跳舞。

而另一边，没钱的年轻社畜，每天上班如同行尸走肉。

下班回到狭小昏暗的出租屋，只想用不动脑的综艺和游戏麻痹自己。

这样的对比真实又残酷，我们不得不思考：

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怎样才能突出重围，提升收入，跨越差距继而实现人生逆袭呢？

01.

财富积累不能光靠拼命工作

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赚到更多的钱，很多人火力全开，结果却惨淡收场。

我的同学老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自小穷怕了的他，毕业后毅然去北京打拼，早早下定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做人上人。

第一份工作是底薪3000的销售，拼得连命都不要了：

凌晨3点还在整理客户资料，头发大把的掉；

陪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只为能拿下那一单；

为了省下2块钱，宁愿步行也不舍得坐公交；

......

然而，拼到身体快垮掉，自己攒下来的那点钱，别说买房了，就连厕所也买不起。

我们大多数普通人都一样，希望通过拼命工作来赚钱，然后忙碌了一辈子，到头来发现自己依然很穷。

说到底，我们不是不会赚钱，只是用错了方法，缺乏理财思维，所以才没有积累到财富。

0 2.

年轻人要逆袭 一定要学会正确理财

我的朋友慧如就是通过正确的理财，从而成功实现了人生逆袭。

和多数职场人一样，她以前的月收入也很低，第一份工作一个月只有4000块。

刚入职场的慧如，想着一定要努力工作，争取早日涨工资。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她应该就会像我的同学老刘那样，拼死拼活，也赚不到多少钱。

但她很幸运，工作第一年就遇到了一位人生导师，他人狠话不多，抛下一句话：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工资再高也只是死工资。”

那一刻，慧如醍醐灌顶，是啊，只靠死工资，干一辈子也买不起房！

那之后，慧如开始认真学习理财，看书，上网课，学到了非常多巧妙的理财方法。她从小额开始，后来渐渐能玩转各种理财产品，将复利效应最大化！

3年后，慧如通过理财带来的“睡后收益”已经超过她3年工资的总额；4年后，她在老家买下了2套上百万的房子。

慧如持有的一只基金一天的收益

这就是理财的力量。学会理财，借助复利的效应，将会有超乎想象的收获。

很多人怀疑，复利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大吗？

举个例子，假如你的初始资本有5万元，在22岁的时候每月只投1500元，年化收益率6%，会发生什么？

40岁，你就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孩子的大学学费都不用愁了；

50岁，你可以赚到300万，养老也不用担心了。

爱因斯坦说：复利是这个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学会理财，很多时候比赚钱本身还要重要。

0 3.

理财思维和能力是人人必备的技能之一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30岁后，拼的是“睡后收入”。

当你睡觉、什么都不干的时候，收入却在增加，这才是最好的赚钱方式。

李嘉诚有一句名言：“30岁以前人要靠体力、智力赚钱，30岁之后要靠钱赚钱。”

靠钱赚钱，是实现财富快速积累的唯一方式。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不缺少赚钱的能力，只是缺乏正确理财的思维。

这时候，肯定会有人说，我也想理财，可是我没钱呀！

说实话，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才发现这是大错特错。

真正的理财高手，起始资金往往都很少。

股神巴菲特买第一只股票时，只有114美金。后来，他却曾问鼎世界首富。

再比如，我之前认识的一个90后理财高手菲菲，8年前月入3000的她，通过合理的理财规划，第一年就挣到了人生第一个20万，后来又通过投资房产，把20万变成了200万。

由此可见，一个人是否具有正确的投资理财思维和能力，是拉开贫富的关键。

面对理财:

有人觉得各种数据眼花缭乱，普通人根本搞不懂；

有人忽略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认为银行才是存款最安全的居所；

有人孤注一掷，非但没赚到钱，反而负债连连；

......

同样是投资理财，为什么有的人盆满钵满，而有的人倾家荡产呢？

其实说到底，这都是因为投资理财是一门学问。想要快速入门，轻松掌握钱生钱的技巧，还需要专业人士的指点和帮带。

小帮商学院《小白理财直播课》，0元六节课，全国顶尖理财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专业的理财知识，简单高效，助你掌握理财的底层逻辑！

直播课课下开小灶实况

很多人因为这门原价299元限时0元的直播课，改变了几十年的理财观。

有的学员从每月靠花呗度日到拥有五位数存款；

有的学员边学习边实操，基金收益超过10%；

有的学员首次炒股，半年内股票收益达20%

部分学员收益

学在小帮，不仅有全国顶尖理财名师亲自授课，还能在课下享受班主任助教1对1指导，帮我们随时解决各种疑难疑虑，轻松避开各种理财坑。

学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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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

讲师介绍

本次直播课把晦涩难懂的专有名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生动形象，让每个人都能听懂，学起来毫无压力。即使零基础，也都能每天看到自己的进步。

其实，理财比我们想象得简单得多，一旦开始，你将体会到不工作也能赚钱的甜头，告别死工资，实现躺赢人生！

课程到底适合谁？

为什么选择小帮？

1、全程干货，没有广告！

2、只有6节课，每天投入几十分钟即可轻松掌握理财实用知识和技巧。

3、班主任助教1对1在线答疑解惑，理财不再有盲区。

4、学习群内，可以认识上百位各行各业的资深人士，拓展人脉圈。

常见问题

Q：在哪里上课？是什么形式？

A：本次课程以直播视频分享课的形式上课，6节直播课程在【小帮财商学院】公众号或者小帮规划APP中听，班级微信群里可以进行讨论、提问。报名成功后完成分班，每个班级配备班主任，请及时添加对应班主任，班主任会邀请大家进群学习～

Q：什么时间上课？

A：10月5日19:45 开课。

Q：为什么添加班主任微信后，一直没通过？

A：因为需要手动入群，由于人数较多，班主任需要一定时间处理报名请求，请耐心等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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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当年，傅园慧气喘吁吁从泳池爬出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情丰富，天真无邪。

作为体育圈的泥石流，傅园慧能够如此清新脱俗，足见这个圈子混沌到了一种怎样的境界。

比如，让打乒乓球的去管足球，让跳水的去管游泳。

足球的成绩，早就让大多数中国人失望透顶。国足队员们的烧烤和肚腩显示了我们国家物质生活的极大进步。但国足队员12分钟考核跑，比不过清华大学的在校学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再穷不能穷体育，再差不能差体能。

兴许是从中国足球得出的教训。中国体育的最高领导机构总局开始意识到，体能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2020年2月27日，一份名为「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基础体能训练恶补体能短板的通知」下发至各省区体育主管部门。

这份粥爷换了一口气才读完名字的文件，是这样强调体能的重要性：

体能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重要基础，强化体能训练不仅可以提高运动员身体素质，为‘能征善战’奠定坚实基础，更能够锤炼运动员意志品质，锻造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优良作风。

新冠疫情尚未结束的2月，总局就下发了这个通知，可谓未雨绸缪，远见卓识。

时至今日，运动员们也经历了大半年的体能训练，应该是见真章的时候了。

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由奥运会跳水冠军任主席的中国泳协决定，在9月26日至10月2日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还设置了为期两天的体能竞赛，项目包括：

垂直纵跳、引体向上、躯干核心力量、30米跑、3000米跑5个项目。

作为离奥运会最近的全国游泳赛事，这场比赛，很大程度就等于东京奥运会的选拔赛。

看到这个比赛设置，粥爷我前后揉了四五次眼睛，才确定举办的是游泳比赛，而不是铁人三项。

而最剑走偏锋的事，体能竞赛直接作为比赛的组成部门。这也就意味着游泳选手们不光要游得快，还必须要跑得快。

于是，游泳运动员们遭遇了世上最无厘头的滑铁卢。

预赛拿了第一的傅园慧，因为体能测试只排第八，而打破亚洲记录的王简嘉禾，体能居然比傅园慧还差劲，只拿了第11名，两人都无缘决赛。

游得最快的，用时最短的，没能顺利晋级，反倒是跑得最快进入决赛，此等怪事，粥爷我亘古未闻。

大家都知道，奥运会的宗旨之一，叫做：

更高、更快、更强。

这句格言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好友，巴黎阿奎埃尔修道院院长亨利·迪东鼓励学生时说的。顾拜旦借用过来，成了奥林匹克的格言与宗旨流传至今，充分表达了奥林匹克运动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奋斗精神。

可顾拜旦怎么也想不到，游泳运动员们除了水上项目以外，还要加试。

可游泳运动员跑得再怎么快，也快不过博尔特，拳头再怎么强，也强不过邹市明，上肢再有力，也比不过吊环王陈一冰。

选出来送到东京参加比赛是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在于，

别人不和你比跑步，不和你比引体向上，更不和你比拳头。

人家只会纵身入水，比谁游得快。

令人捧腹的思路，让网友们打开脑洞：

游泳不光要比跑步，还要学习流体力学；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还要加试日语考试，当然，总局领导也不能例外，选拔标准就高不就低，怎么着都得比运动员强，合格留任，不合格全部下岗。

说到这，粥爷突然想起有一年春晚，冯巩和朱军一起演的小品。

当油腻的朱军问冯巩，为什么不光说相声，还要自编自导自演玩电影?

冯巩，这个北洋三杰冯国璋的孙子，如是说道：

不自信，在相声界我影视最好，演员里我导演导得最好。导演中我编剧编最棒，反正我就想玩个综合实力。

看来，咱们的游泳界和冯巩差不多，要的就是一个综合实力，而唯一的区别是：

冯巩是拿自己的长处比人家的短处，而我们的游泳界，是自己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

或许，这就是新时代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最好诠释，

没有之一。

刚刚还在真诚的恳求：

「不给钱，交不了房，马上就有204万业主出来维权；不给钱，银行、信托、基金交叉违约，马上就有系统性金融风险；不给钱，上下游合作的8441家企业马上就要现金流断裂，扎堆破产；历时四年的上市圈钱之梦，何时能圆？」

数小时后就严正声明了？

这就是所谓的「跳进来了，又跳出去了，又跳进来了，又跳出去了」？

要钱，应该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

事到如今，是逼宫还是闹剧，是千亿大瓜还是凭空捏造，其实不难确认，毕竟金融机构融资金额如此详尽，业内人士想要对个答案肯定有迹可循。

但大家都心照不宣了，看着热搜从下午一枝独秀，到傍晚的断崖式下跌，这么着急的操作，不是自己作秀，就是敌人太狡猾。

所以，作者本人支持恒大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然而热闹是吃瓜群众的，在这场秀的过后，留给金融机构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

恒大这样的头部房企向来是各大金融机构的甲方，甲方爸爸在融资初期慈祥可亲，资金需求旺盛，付息爽快，融资期限也不长，机构和客户经理都能很快尝到甜头，大家都心满意足，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这一笔到期了，续上就行，反正「大而不会倒、大必有人救」。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是这样的，但现在不一样了。

金融机构以前的策略是，能周转即可，赚快钱就行。现在却发现，快钱赚不到了，短期融资都不安全了。

中小金融机构此问题更甚，其底线更低，甲方爸爸更多。

除了这场秀本身，恒大免不了要被人揭老底：

「恒大的债务问题业内早就人尽皆知，过去几年商票贴现利率飙升，有息债务增长水平勇破监管部门的三道红线」

这些问题金融机构心知肚明。

清楚，也会慷慨解囊。毕竟房企的手里有地有房，有资金市场上的硬通货，所以房企负债率再高，也不会把钱给嗷嗷待哺的中小企业。

当然，金融机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借款人通过自爆的方式来逼宫。

金融机构：「你欠我几百个亿，已然很闹心了，你还要在我的凝视下，秀翻全场。」

恐怕恒大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通过“高杠杆”实现快速增长的企业，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摇摇欲坠。

大幕最终落下时，谁会哭，谁会笑，谁会为此买单。

1

整天嚷嚷不想上班，你为什么还不辞职？

昨晚师弟跟我吐槽，“整天盯着工作群，自己快要得手机恐惧症了，想关机清净会儿，但从来不敢。在家每听到一次微信的提示音，对工作的厌恶就多一分，真想辞职不干了。”

我忍不住劝她，“既然这么不开心，就换一份工作吧。”

“可主动辞职拿不到赔偿金啊！加上行业不景气，万一找不到下家，我的信用卡、蚂蚁花呗、房租、五险一金怎么办？还是继续忍吧，干啥工作都一样。”

其实，像我师弟这样的人，比比皆是。虽然整天嚷嚷辞职，但一想到钱，还是会向现实妥协。

的确，对他们而言，失业的风险太高了。如果不能迅速找到工作，生活会立刻陷入青黄不接的状态。

银行的钱欠着，房东的钱欠着，下个月的饭钱还没着落，又不忍再跟父母要钱，怎么敢轻易辞职？

时间一久，就会发现，这样的工作状态，只是在被迫谋生。工作带来的，除去物质上的满足，只剩下精神上的消耗。没有精力奋斗，没有时间学习，生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看不清未来在哪里。

2

理财收入，拉开同龄人的差距

我的一个朋友小羽，却活成了另一种样子。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小羽还在一家大型广告公司做文案，表面风光，高档的写字楼里上班，各种节日软福利，还有零食下午茶。但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实际又累又苦逼。

工作日加班到晚上10点后是常态，生怕错过最后一班地铁，深夜回到自己租的小隔间里，洗漱完就直接可以睡了，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周末难得放松一下，还随时可能被领导cue，24小时加班待命。

小羽知道，如果只靠着这一份工资收入，那她永远没办法摆脱这种又苦又累的状态，要想过得轻松自在，必须有其他收入，能让自己不用没日没夜的拼命，也能口袋里不断有钱进账。

除了每天的工作外，小羽每天都想办法怎么理财。别人说她，工资才这么点，都不够自己花的，还学人家理财，别到时候赔光了。

小羽不管别人怎么说，知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默默看理财书，学习网上的课程。

当别人拿了工资买买买的时候，小羽已经开始进行基金投资，给自己做强制储蓄，一点一点存起自己的小金库。

从开始每月只能定投几百块到现在定投大几千，小羽早已得心应手，成为了这个领域的小达人。

小羽的理财收益超过大多数人

当曾经的同事依旧在原来的公司996，没有时间过自己的生活，每天如履薄冰害怕被辞退的时候。现在的小羽，已经主动辞职，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一边旅行，一边赚钱。

借着每个月的稿酬与打赏，再加上理财收入，不到三年，她赚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百万，将自己的同龄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3

“理财3年，我的收入是同事工资的10倍”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财务自由，大部分人以为，财务自由就是钱多到花不完。其实这是错误的。

当你的睡后收入可以覆盖日常支出时，你就处于财务自由的状态。

你不会遭遇断炊焦虑、收入断崖式下跌，有一天要踏入30岁的大门，你也不会感到慌乱。

就像我的一个学姐，刚30岁就实现财务自由，有时间充分享受生活。

学姐之前是一家国企的职员，本以为抢到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没想到突然国企改革，她的部门直接被砍掉了。刚生孩子的她，面对日益增加的养娃成本，一度感到生活无望，差点产后抑郁。

就在她迷茫无助的那段时间里，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网上接触到了理财课程——小白理财训练营。

在家带娃之余，学姐开始研究投资理财，每天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打卡，参与课后讨论。课程学完后，学姐把自己存款的三分之二拿去买了基金和股票，遇到行情大涨，带来的收益比之前的同事三个月的工资都高。

去年，学姐用自己的理财收益开了一家网店，每个月的收入蹭蹭涨，她干脆在自家附近买了房子，把家乡的父母接了过来，一家人其乐融融，过上了有钱有闲的生活。

4

利用时间复利，获得理财收入

富人和穷人最根本差别就是：知道如何用钱赚钱。

典型的穷人思维，是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将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存到银行，结果利息到底没能赶上通货膨胀。

而拥有富人思维的人，懂得利用复利赚钱。

算笔帐，看看复利有多强大：

本金7万，按照年收益5%，50年后会是多少钱？

足足有80.27万元！

如果收益达到15%，那将达到7585.6万元。

▲ 学会复利，存款远超大多数人

这就是复利的奇迹！依靠复利的力量，小钱变金山，让钱不断地生钱，最终让雪球越滚越大，实现财务自由。

5

有钱人是可以规划出来的

理财看似很难，但有了复利加持，其实非常简单。但很多人由于各种各样的顾虑，一直不敢开始：

我是月光族，没钱怎么理财？

想学投资理财，但各种理论晦涩难懂，不知道从何做起；

基金、股票、债券，不知道哪种理财产品适合自己；

害怕踩雷，不知道怎么迈开投资第一步。

其实，理财的门槛比你想象中低得多！只要学习方法得当，你完全可以用现在手头的零钱和工作之外的碎片时间，通过实践掌握基本的理财技能，而实现这一切只需6节课！

理财不仅是一种生存技能，更是一种生活智慧。利用理财思维，不仅能帮你打理生活，实现财富增值，更能让你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

如果你也想通过理财过上想要的生活，我把《小白理财直播课》推荐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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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直播形式，让你告别“一看字就困”。早上洗漱时、通勤时、做家务时都能听，省时省力，一举两得；直播课程支持1年半内无限次畅听，比线下上课更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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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哪里上课？是什么形式？

A：本次课程以直播视频分享课的形式上课，6节直播课程在【小帮财商学院】公众号或者小帮规划APP中听，班级微信群里可以进行讨论、提问。购买课程后完成分班，每个班级配备班主任，请及时添加对应班主任，班主任会邀请大家进群学习～

Q：什么时间上课？

A：9月28日开营，第二天开课，订阅之后，课程可以重复回听。

Q：为什么添加班主任微信后，一直没通过？

A：因为需要手动入群，由于人数较多，班主任需要一定时间处理报名请求，请耐心等待哦！

从印刷时代走向影像时代，人们从钟情于文字到沉沦于画面，文字让人深邃思考，画面使人尽享即可的欢愉。所以，被钢化玻璃割伤手上社会新闻的小张，因为超高的颜值奔向热搜，走进网红预备役，也让这一则社会新闻成功出圈。

「颜值」这个词被越来越频繁的提及，意思是长得好看的程度，和「平均值」「ph值」一样，是打分、比较的结果，就像高中男生给班里所有女生打分排序，短平快，易操作，只是现在的人们扩展了使用范围，每个人都喜欢给别人的外表打个分。

颜值带来了资源的重新分配。放以前，长得好看可以独享万千宠爱。搁现在，外貌优越可以通过跨阶级婚恋实现财富的剧增，更容易积累人脉，因为好看，世界对你是如此友善。

可是，分值有高也有低，你用好看的标准衡量别人的时候，自己也在被打分。班里的好学生毕竟是有限的，分高的同学能有几个。于是，我们普通学生开始努力，身材这门课成绩不够好，就努力瘦到A4腰的100分；脸型、鼻子不精致，就医美整形；看起来不够时髦精致，就网贷买奢侈品。

颜值给普通人带来了负担是巨大的，带给资本的利润也是巨大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P过的照片，不好意思发朋友圈，否则分值要跌；兴风作浪，不，乘风破浪的姐姐中穿插了医美整形、化妆品广告，就是在告诉你，无论芳龄几何，都必须好看。大众传媒定义了美貌，好看，高颜值，并放大可能获得的收益，还要鼓励你，你值得拥有。所以不美的你，必须焦虑，然后消费，在此道上疲于奔命。

此刻的你，还是你吗？或者只是消费主义笼罩的产业链上的一环？还只是为了满足社会度量自身的尺度而不断改变自己行为，不断消费或被消费的商品。

苏格拉底有一段关于美的讨论。苏格拉底问希庇阿斯，什么是美？希庇阿斯说：

美是一位漂亮的小姐，美是黄金，美是恰当，美是有用的，美是有益的，美是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

苏格拉底逐一否认，并得出结论：美是难的。

正因如此，对于美判断才容易被引导，接受当下对美的定义，抹杀个性，抹杀内在，不自觉的进入消费经济营造的体系，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变成一种消费品。

颜值固然很重要，但好看与否不应该成为一个人是否被尊重的前提，不应该成为一个人被重视的决定性因素。

被玻璃割伤的小张背后，还有许多因为产品质量受伤的消费者，还有许多维权路漫漫的普通人。

剧的名字叫做：

大明王朝1566。

在豆瓣上，苛刻的网友，给了这部剧9.7的高分，足以证明它的成功。

而粥爷最喜欢的剧情，就是一开篇，严党和清流围绕着浙江「改稻为桑」的明争暗斗。

其中，给粥爷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浙直总督胡宗宪和杭州知府高翰文的一番对话。

在那个小小的驿站里，胡宗宪向提出「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高翰文问了一个问题：

高府台准备让那些有钱有粮的人拿多少粮来买百姓的田？

读尽理学之书的高翰文，显然没有预料到作为封疆大吏的胡宗宪会关心这样的小问题。

但年轻知府的答案，显然超越了一个明朝官员应有的见识，他说：

「千年田，八百主。买田历来都有公价，这似乎不应该官府过问。」

那一刹那，粥爷仿佛觉得，站在胡宗宪面前的，不是一个只会写八股，背论语的古代人，是弗里德曼和哈耶克。

买卖自有天定，谁也不能强求。你愿买，可我也可以选择卖，或者不卖。

比如，成都的和记黄埔和它的南城都汇。

记得多年前，粥爷我还是个愣头青记者的时候，坐着考斯特跟着政府官员满成都转悠。

当车开上成都高新区益州大道的时候，好几个处长指着窗外的工地感叹道：

李超人就是厉害，这块地买的那么便宜，修房子肯定赚翻了。

但是，处长们肯定想不到的是，拿地至今，成都的南延线已经延伸到眉山，但和记黄埔的南城都汇卖了13年都还没有卖完。最近的一次开盘，是2016年。

而根据此前长实集团公开的数据显示，南城都汇项目共设有2.33万个单位(包括住宅及商铺)，在之前已售出16503个单位。

这意味着，南城都汇还有一半的单位没有出售。

卖房子的速度慢成这个样子，和高周转的恒大和碧桂园对比，和记黄埔就是个异类。

可高周转的背后，是居高不下的成本，而和记黄埔当年拿地只付出了21亿多元，楼面价约为1030元/平方米。

要不，这么便宜的面粉，现在说什么都买不到了。

但面包的价格，这些年来却一路上扬。「2019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成都住宅单价为：

11751元/平米。

看来，有时候，步子慢一点，跟上来的不仅仅是灵魂，还有巨大利润。

但其实，捂盘销售的又何止和记黄埔一家呢？

在成都房价暴涨的那几年，保利堂悦就曾经搞过预售证丢失的骚操作。要知道，重新取得预售证，起码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

粥爷记得，遗失公告刊登的时间是2017年9月，当时成都的平均房价是10562元/平米，半年后的2018年3月，已经涨到了12825元/平米。

涨幅高达17.6%。

而一个公告的成本，撑死了也就三五万。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傻子都会做，更何况房地产开发商这些鬼精灵们。

所以，总有人会这么想：

李嘉诚们吃的这么饱，总得吐出来一点才是。

但如果领导们好好读一读党史，或许就应该意识到，房子归根结底是一种商品。捂盘，就是看涨，囤货居奇，想卖个好价钱。要想平抑价格，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大供应。

当年，面对资本家在上海疯狂收购粮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要求各地一定要开放粮运，让它自由流通，以维持上海的供应。

当平价的粮棉源源不断供应上海后，资本家被彻底挤出了市场，再无力气兴风作浪。

历史告诉我们，

对抗市场，无论是谁，都要利用市场的力量，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若你想用别的力量实现这个目的，粥爷只能说：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互联网没有原罪。

多年前，粥爷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阿里巴巴刚刚在美国上市不久，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对互联网的崇拜和迷信。「风口上的猪」成为不少人挂在嘴边津津乐道的口头禅。

可原罪这个东西，是你们自己说没有，就没有的吗？

现在回过头来看，成就淘宝的中小商家，早已经被天猫商城里的品牌所淹没。每年双十一，无数商家还是要被迫在几大平台做选择，否则，没有露出就没有流量，更没有业绩与营收。

秉承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宗旨的阿里巴巴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互联网企业了。

除了百度、360一众老流氓之外，外卖行业，可以算是流氓中的新力量。伴随着外卖业务的顺风顺水，互联网行业依旧一片勃勃生机，借以安抚世人，岁月仍然一切静好。

但是，景气之余，你我可能忽略了就存在身边的不和谐，「人物」杂志昨天的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将外卖行业血淋淋的现实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这仿佛在告诉人们：

你点的每一份餐，都是外卖骑手用命拼来的。

我们点餐，是为了吃饭，而外卖骑手送餐，也只是为了吃饭。于是，效率成为了供需双方追求的最终极目标，科技和算法被发挥到了极致。

可是，人们忘记了，机器只能计算时间，要想让你中午准时吃上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盖饭，必须要依靠人力。

机器指挥着外卖骑手穿梭于大街小巷，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压缩时间，以求获得更高的效率。

人们说，这是资本的逻辑，因为只要有利可图，即便反社会也在所不惜。

但粥爷万万没有想到，资本反社会竟然到达了这样一种毫无逻辑的地步。在汹涌的舆论之下，饿了么出了一个昏得不能再昏的招：

让用户决定，是否给外卖骑手五分钟的时间。

乍看上去，这招真是sweet到了极致，人们能够用自己的爱心，温暖外卖骑手的心。但细品之下， 滋味就有点不对了。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曾说，

「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

因此，多给五分钟，只不过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权益之举。鉴于互联网企业无所不用其极的风格，粥爷我极度怀疑，这五分钟是否真的兑现。

因为，如果你我选择多等五分钟，平台只会让外卖骑手再多接一单，多等10分钟，他就会再多接两单，多等100分钟，他就能多接20单，开车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到头来，爱心恐怕会异化为「美团」和「饿了么」新一轮业绩增长的动力。

原子化的外卖骑手，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平台进行博弈。每个人都必须和其他人竞争，争取提高工资和业绩。

这就意味着，导致产量增加的并非合理化生产，而是单纯的超时工作。

而在缺乏保障和救济机制的前提下，超时工作是骑手们提高收入的唯一而现实的方法。

我们可以预测，只要规则不发生改变，飞奔的外卖骑手就只会越来越多，配送时间只会越来越短，一切都会向着效率最高的方向前进。

具备合理性的技术，创造出了一个不能被反对的领域，并督促一切力量为保卫这一领域而保持着持久动员的状态。

「人物」将问题归咎为系统，但其实，这个系统或许从一开始就已经朝着不正确的路径在行进。

困在系统里的骑手，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被效率所掌控，却毫无还手之力。

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较真，求一个他妈的公平的话。

你我就必须明白，外卖骑手期待的五分钟宽容，不该源自你我的爱心，也不能出自我们的施舍。

切记，别让真正有罪的人跑了！

1

我们为什么总缺钱？

说到“穷”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

每天早上不是被闹钟叫醒，不是被梦想叫醒，而是穷醒；

每月工资一发，开心不过几秒，下一刻就要交房租、还花呗，钱包就像个工资中转站，还没焐热，就不见了；

工作压力大到秃头，可一想到下个月的信用卡账单，辞职的念头立马打消。

明明收入一直在增加，我们却总是缺钱。难道仅仅是因为欲望增加了吗？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明白赚钱的正确逻辑?

2

错误认知

1.省钱就是存起来

很多人把理财直接理解为省钱，觉得钱越用越少。

于是，小心翼翼捧着自己的“铁饭碗”，不敢消费，不敢享受，把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存到银行，结果越省越穷，眼睁睁看着自己原本能买一套小房子的钱，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变得买辆车都不够。

2.吃苦，就一定能赚钱

还有人，以为只要全力投入工作，就能多赚些钱，过上闲云野鹤的悠闲日子。但到头来却发现，努力半天，离想要的生活还是那么远！

过度忙碌的时候，反而没有精力做好生活规划，往往冲动消费一大堆。到月底，赚再多也不够还清信用卡！

大钱花不起，小钱存不住，最后只会越忙越穷。

3

没钱的根本，是因为心里穷

为什么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依然挣不到钱呢？

其实这都是穷人思维在作祟！

真正的富人，是不会天天计算着省了多少钱，或赚了多少钱的。他们做的最多的事情，是对财富的规划和合理配置。

哪怕只是每月结余1000元，他们也会考虑如何让这1000元产生复利增值，以及储备留用到某个关键项目上。

这就是富人思维，他们不会靠一份死工资生存，而是更多地思考如何让“钱生钱”。

那富人思维该如何炼就呢？

第一步，就要从学习理财开始。

很多人觉得理财听起来离自己很遥远，其实理财是每个人必备的生存技能，只有提高对金钱的认知以及掌控力，才能真正驾驭自己的生活和人生。

越是穷，越要早点开始理财。

正如李笑来所说的：

大岁数人直到“中年”才遇到所谓“中年危机”——其实那危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所以，从策略上看，在年轻的时候认真思考金钱、重视金钱才是实际上的优势策略。

年轻的时候，可以靠体力赚钱，成熟起来，就必须靠脑子赚钱。

一生能积累多少财富，取决于你能赚多少钱，更取决于你如何投资理财，让钱能生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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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顾虑，一直不敢开始理财：

我手里没钱，一睁眼就是房租水电，怎么理财？

我每个月把钱放在余额宝里，还不算理财吗？

理财就是炒股，炒股肯定赔钱，理财真的好难啊！

其实，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理财知识，并且持之以恒地实践，你完全可以用现在手头的零钱和工作之外的碎片时间，通过实践掌握基本的理财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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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粥爷我还是想写点什么，自知虽不可能成为哨声，但或为警醒与勉励，还望你我能够在众生喧哗中，保持强大的自我，以便保卫自己的记忆不受侵袭。

有人也许会疑惑，记忆如此私人的东西，也会被侵袭吗？

粥爷说的，可能没有人信，但科学的说服力总归比我要大得多。

「自然·通讯」杂志曾经登载过的一篇论文认为：

通过文化暗示、媒体和大众态度表现出的「集体记忆」会融入并改变个人的记忆。

在一篇被河蟹的推文中，粥爷我曾经认为，经过灾难的洗礼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建立起一种共识，那就是：

我们要放弃自己全知全能、绝对正确的幻想，开始为这场灾难进行必要的反思。

可是，现实让天真的粥爷挨了妥妥的一记重锤，太多太多的人，似乎早已经忘记了悲惨、荒谬、魔幻的现实，正试图否认自己正确的记忆，转而投向了另一种记忆的怀抱。

因此，粥爷我想，是不是能够用自己零星的回忆，帮人们重建些许的记忆，回忆起那些我们本不该忘记的事情。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

2月1日，大年初八。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楼前，一个穿着白色羽绒服，带着口罩的女孩，在白色面包车旁边哭泣，声嘶力竭喊着妈妈。

视频里的每一声哭喊，都在撕裂人心，而隐约传来的殡仪车的关门声，在告诉女孩和你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哭泣只是徒劳。

车缓缓移动一点，女孩就移动一点。车开走了，女孩在菱角湖路的路牌下，茫然地哭着，走着。

媒体说，女孩的母亲是疑似患者，当天到医院检查，经抢救无效去世，随后被拉走，直接火化。

换做是任何一个人，面对活生生的一条性命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消逝，恐怕都难以接受。

可那个女孩，不得不接受。

2月2日，大年初九

一位武汉的医生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90岁的徐老太太陪着已被感染的64岁的儿子，因为没有床位，足足在发热门诊熬了五天。五天时间里，老人家一直坐在发热门诊的病床前，握着儿子的手。饿了就吃泡面、鸡蛋，几乎未曾睡过觉。

而当她的儿子有了床位，被收治入院后，还借来了纸笔，给儿子留了一段话：

「儿子，要挺住，要坚强，战胜病魔。要配合医生治疗，呼吸器不舒服，要忍一忍。忘记给现金，托医生带上了五百元，可托人买日常用品。」

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徐老太太的儿子，在入院第二天，就在协和医院ICU因抢救无效去世了。温情的留言，成为了一封「无法抵达终点的信」。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

2月24日，是湖北十堰封城的三十天。

就在那一天，十堰张湾区花果街办铸一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排查时发现，36栋10单元502号的主人，71岁的谭民华已经身亡数天。而他6岁的孙子，谨遵着爷爷「外面有病毒」的警告，一个人在屋里生活了数天，靠饼干度日，甚至还给爷爷盖上了一床棉被。

粥爷我依旧记得那张照片：

马赛克虽然挡住了男孩的眼睛，蓝色的口罩挡住了他的脸，但男孩身上裹着的白色隔离服分明有些大了。兽爷评价道：

就像他的年龄和他所承受的伤痛那样不相符合。

2月27日，新京报视频报道：

武汉“封城”后，25岁的中学老师吴悠 ，骑上电瓶车为网上的求助者义务送药。截至目前，吴悠和朋友们已经为600多户求助者送去药品和防护物资。刚开始，连花清瘟、口罩、酒精等防护物资都是免费送，阿比多尔、莫西沙星等四种药低于市场价出售。

1月25日，吴悠第一次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有药和口罩的信息，当天，就有1600条评论。

随着药越送越多，越送越远，吴悠在采访中说：

送的关键不在于要本身，而是让他们觉得还有一个人在帮你

但是，吊诡和魔幻的是：

有人以非法售药和牟利举报了吴悠。

吴悠在采访中说，第一反应就是委屈。

在回忆他最恐惧的一次送药经历是给一位确诊老人送药，全副武装，却依旧害怕。但他送去的药，让老人多撑了两天，得以顺利入院。

「我想过，他们是两个老人，我只有一个人，一命换两命，我也不亏。」

在吴悠的微博里，粥爷分明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付出，又经历创伤，同时在疗伤的过程。

在他最新一条微博中，他写道：

「我真没有办法走出来，我想远离这个地方」

渡人者亦在自渡，甚至比你我还要痛苦一万倍。

粥爷我本想再多寻找一些回忆，可惜，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我留存的大多数信息已经不知所踪，原因你我都懂。

故此，我的回忆，也必须到这里做个结束。

我贸然篡改了万能青年旅店那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歌词，作为标题：

「保卫你的记忆，直到世界崩塌」。

你要相信，没有什么可以被遗忘，即便有，也只是你想不起来了而已。无数人的记忆终能形成正确的真实，拥有荡涤一切的强大力量。

封面图作者：@雲淏WOLF

不知诸位是否和粥爷我一样，对近来的新闻有这样一种感受：

琐碎的小事愈发离奇，但大多数人却毫不在意，认为事不关己，仍然高高挂起。

比如，75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居然持续了八年之久。双方的最高决策层恐怕都不曾预料到，那个在宛平城外因为跑肚拉稀被当做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居然才是开启战端的最后一根稻草。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改变人们未来和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看上去不痛不痒的人和事。而当下那些惊天动地的事物，在历史长河中，有时候反倒没有那么重要。

2020年9月的第一周，表面看上去平淡无奇，并无大事可叙，但仍然有些事，让粥爷我脑中的常识遭受巨大的冲击，气愤到手脚发抖。

二

粥爷一直觉得，静谧的大学校园，总归还是比一墙之隔的社会更加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因为知识能够让人们充满理性，思想也因此更加开放多元。

可是，让粥爷没有想到的是，还是有大学别出心裁，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并非如我们想象的一般宽容和自由。

或许只有穷尽粥爷我最大的想象力，可能才会在广西大学那份名为「安全攻略」的文字中一本正经提示自己的女学生：

别穿过于暴露的衣服，防止产生诱惑。

当看到这段文字之时，粥爷我恍惚间在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生活在男女平等早已成为共识的21世纪。广西大学难道越活越退步，俨然成了封建社会的女眷私塾，实在是有辱现代文明。

但是，让粥爷我感到更加不安的是，也有些不少人，对这样的新闻不屑一顾，甚至认为暴露就是女性招致危险的主要原因。

粥爷记得，在几年前，有一个名为丁璇的名师，被各地奉为座上客。可每一次看到她的言论和观点，粥爷我就被恶心到浑身不适，只想蒙住眼睛和耳朵，不想沾染一丝一毫。

看上去慈眉善目的丁老师对女性衣着层发表过这样的看法：

「女性穿着暴露，是上克父母、中克丈夫、下克子孙的破败相。」

「穿着暴露，是非常低俗的表现，不仅口舌是非多，还招病，招灾，易破财，易失身。」

这些看似与现代文明相悖的封建残毒，在丁老师的讲坛上，总能得到热烈的掌声作为回应。

或许你们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组伊朗女性几十年来衣着变化的对比照片。

伊朗女性从烫发，西装，连衣裙，再到现在的罩袍面纱，所用时间不过三五十年。但衣服始终只是外在，被改变和降低的，还有女性的权利和地位。

着装不够保守的女性，被激进的男人泼上了硫酸，毁掉了容貌，改变了人生。

即便是为国家赢得荣誉的女性运动员，也依然会遭到「女人展示大腿是不道德的」这样的言论侮辱。

所以，不要以为衣着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对女性衣着的严苛与不宽容，足以证明，我们离现代文明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三

文明，是一个我们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词汇了。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向往文明高度发达的乌托邦。

但显然，对文明应该如何建立，每个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

苏州这个星期，搞出了一个创新的玩意——「文明码」。按照官方的说法，「文明码」将通过“一人一码”构筑文明积分的方式，刻画出了每位苏州市民文明程度的“个性画像”。积攒文明积分越高的市民，在工作、生活、学习、娱乐等方面享有的优先和便利也越多。

按照这个思路来看，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的高低，将直接通过积分的形式体现。分高者，拥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到舒适的生活和服务，相信也能够因此得到旁人的羡慕与仰视。

通过评分，我们能够去区别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与NetFlix曾经播出的迷你剧「黑镜」中的一集，颇为相似。风情万种的女主角，绞尽脑汁想提升自己在社交媒体的评分，入驻梦寐以求的房子。

在生活中，她对每个人微笑，努力做讨好所有人的事情，但最终却事与愿违，评分不断下降，成为了被厌恶与排挤的可怜虫，进入了监狱。

这虽然是影视剧的夸张表现，但我们有理由认为，面对诱惑和利益，一定有人会为了分数无所不用其极。

到那时，你我恐怕都无法分辨，那些迷人微笑的背后，究竟是出于「本心」，还是出于「利益」。

往更深一个层次说，在贫富差距之外，我们是不是有必要给已不容易的生活层层加码，再生造出一个道德差距，让人们再多一个互相鄙视的标准和条件？

如果说，制定标准决定旁人文明程度高低的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那么，苏州的诸位，你们就真的这么有自信，认为自己站在了道德和文明的最高峰，有资格评价旁人了吗？

可粥爷我斗胆预测下，倘若如果有朝一日严苛执行这个标准，保不齐文明分数最低的，就是订立标准的诸位。

四

言及于此，粥爷我觉得面对有悖于常识的蠢事和支持者，无论是谁，千万别认为是细枝末节而不以为意。

「侠客岛」曾经说的好啊：

进步并非必然，退步有着永恒的诱惑。

故此，你我必须站出来，勇敢而大声地表达异议与反对。唯有如此，方能避免这个世界陷入万劫不复，毫无转圜余地的处境。

但即便驽钝如粥爷我这样的人，恐怕也会发现，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率先变化的，是自己本来就称不上丰满的钱包。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日趋一日干瘪下去，却毫无办法。

真的毫无办法吗？

过来人的经验总是在我们耳边回响：

要想让日子过得富足，开源节流是最好的办法。

可是，在这个日渐逼仄的环境中，开源显然已经成为了最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办法很自然地只剩下了最后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节流！

一时间，怎么节约，成为了人们新一轮讨论的话题！

节约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是有很多种方法和窍门的。

粥爷记得，小时候的劳动课本告诉我们，不要嫌弃快用完的肥皂，而是应该将肥皂的碎片收集起来，放入旧袜子中包起来继续使用，直至用完。

又比如人们将米饭倒入炒过菜的铁锅中，让饭粒吸收已经不能再回收使用的菜油，既没有浪费，又满足了口舌对于油腻的追求。

「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在「圆桌派」里告诉窦文涛：

社会学家统计发现，在中国，平均每70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灾荒，所以饥饿的基因深埋于中国人的骨子里。

粥爷猜，这或许就是大家死死捂住自己的钱包，减少一切不必要开支的根本原因。

节约是一件好事，它能将资源放在最紧要的地方，以最大的效率，得到最好的结果。世界上很多国家和人民，都曾经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节约，降低成本，度过危机。

比如，上个世纪石油危机时，日本的航空公司为了节约燃油，除了必要的标志之外，不再给飞机做额外的涂装；航空餐中的那一颗可有可无的橄榄也被取消；公司甚至鼓励男员工一起去小便，以节约用水。

粥爷觉得，除一起小便的措施显得不那么人道之外，日本航空公司的节约措施，大多都还算合情合理，甚至有科学依据予以支持，毕竟少了油漆的重量，根据初中物理知识，燃油消耗总归会少那么一点的。

只不过，天真的粥爷还是没有预计到人们毫无底线的想象力和行动力。

就在这个星期，粥爷和诸位一样，在网络上目睹了学校校长吃剩饭，军训教官吃剩饭。而促使这些勇者行如此勇敢之事的理由，都是为了教育孩子不再浪费。

不懂教育学的粥爷，很难从专业上指出这样的言传身教到底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疫情仍然是高悬于我们每个人头上的堰塞湖，稍有不慎，就可能再次感染。

为了防控疫情，我们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劝喜欢热闹的中国人实行分餐制。但为了制止浪费，老师和教官用一种完全背离公共卫生常识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太作秀了？

不过，有人肯定会反驳道，粥爷你凭什么就说这是在作秀。

粥爷的理由如下：

吃剩饭的确算不上作秀，但吃剩饭的视频居然是多机位多角度拍摄，剪辑流畅巧妙，不是作秀的话，那就是在作孽！

为了节约，我们干掉了大胃吃播，但粥爷隐约感到，一个新兴的职业将有可能冉冉升起：

直播吃剩饭，宣传正能量绝对错不了！

可粥爷我转念一想，你们这些家伙有没有思考过，剩饭剩菜都被吃光了，没了泔水，你让猪圈里正等着长膘出栏的猪怎么办？

耽误了猪猪们出栏，压不下高企的肉价，居高不下的CPI迟早让大家吃不起肉，买不起菜。

到那时，要是有人还想吃剩饭作秀，粥爷只能送他一句话！

你是不是有病，滚远一点做梦去吧！

在我们这个浮躁到极致的时代，这样的需求与日俱增，以致于各路企业大佬们也越来越热衷于此，俨然一副人生导师的模样。

对于这样的场景，你肯定不会陌生：

大佬们谦卑地接过话筒，面带微笑，或坐或站，把已经嚼得稀碎的的人生经历和成功经验，喂给下面一脸虔诚的年轻人。

如果不是场地高端，又或者是企业品牌公关做得好，粥爷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其实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传销培训现场。

今天，粥爷我的微博时间线上，突然铺天盖地出现了前几天任正非在华为战略预备队学员和新员工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华为的心声社区上，这篇讲话的标题叫做：

你们今天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讲话中，任正非语重心长和华为的新人们说：

「我们不需要每个员工都去阅读公司的总战略，不要关注太大的事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年轻人要多服从你的领导，多与你的团队合作，踏实做好本职工作，小事做不好，怎么能证明你能做大事呢？」

这些话，看上去其实没什么问题。年轻人，愣头青，经验不足，阅历不够，多学多看，一直是中国职场的习惯和风格。

可是，粥爷我又想起多年前心声社区里的另一篇文章，里面写道：

任正非给一位年轻人在一页纸上写的寄语是：视野，意志，品格。

这篇署名为华为公司资深管理顾问田涛教授的文章认为，所谓视野，就是要心怀天下，心怀世界。所谓意志，就是在遭遇生命中一个个挑战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应该是迎难而上，而不是回避。所谓品格，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言行一致。

任总对年轻人前后不一的要求和忠告，让勉强能挤入年轻人群体的粥爷顿生迷茫与困惑。

2020年，你说年轻人不用关注太大的事情，但2017年，你认为年轻人需要具备视野，您的下属据此撰文认为，就是要心怀天下，心怀世界。

2020年，你说年轻人要多服从领导，但2017年，你认为在遭遇挑战时，要迎难而上，不回避。那么，粥爷想问一下，如果领导的决定明显有错，华为的年轻人到底是不做回避，指出问题，还是要乖乖听话，服从指示？

思想说法自相矛盾，粥爷在想，这算不算是一种前后言行不一致的表现。

在讲话中，任正非鼓励年轻人在华为心声社区发表意见，他说：

心声社区就是一个罗马广场，你们可以穿着马甲或实名去发言……因为把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不等于否定。但是心声社区的发言仅限公司内部问题，不准涉及社会问题。

但是，粥爷我突然想起，去年11月，华为的HR胡玲把华为内部不合理的考核制度和不称职的人在心声社区公之于众。引来任正非难得下场和了一次稀泥，提出要保护事件当事人。但最终，「主动辞职」的还是敢言的胡玲，而并非存在问题的HR部门负责人。

所以，在通读了全文以后，粥爷替稿子拟了另一个更贴切的标题，即：

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言及于此，粥爷学着任正非们，充老给年轻人一句忠告：

人年轻时总会幼稚、糊涂、爱幻想，但遇到夸夸其谈人生的人，千万别看他们怎么说，要看怎么做。

若有一天，你遇到在铁窗里待了251天的李洪元，可以问问他，你还相信任正非灌的这些鸡汤吗？

粥爷想，答案九成九，就一个字：

「不」！

无论是不是地产圈，无论是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一时间，一众「媒体人」史无前例地统一了态度和行动，纷纷主动退群，让文灵总和保利上了热搜之余，更搞出了一个新的微信群，名为：

保利负面线索群。

也有「媒体人」对保利如此的大不敬行为如此评价道：

有人说，见过开发商姿态高，没见过保利这么姿态高的。

乍一看，「媒体人」的铮铮铁骨和光明伟岸的形象，在粥爷面前冉冉升起，光芒四射，照的人睁不开眼。

各位媒体老师铿锵有力的声讨，似乎都在表达一个意思：

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买到我们的思想和身体！

但是，你们要知道，世间有很多事情其实是经不起细想和推敲。作为吃瓜群众，粥爷我从这些铿锵有力的声讨中，品出了另外一层意思：

就凭群红包那块儿八毛的小钱，就想我替你站台宣传吗？

作为对媒体还算有那么点了解的人，粥爷我知道，从媒体诞生到现在，始终没有脱离二次售卖的盈利模式——读者为媒体的内容付费，媒体又将读者的注意力卖给广告主，各取所需，各得其利。

按道理，这个模式早已通行于全世界的媒体。正常情况下，没什么毛病，更没有什么硬伤。但是，在传统媒体式微，自媒体竞争激烈的咱这里，二次售卖就非常容易走偏，比如：

「媒体」们为了生存，对于那些不配合的潜在客户，不投放就找点线索，写负面文章把你往死里踩，踩疼了，知道厉害了，你也就不得不合作了。

这种行为，粥爷以前的同事同行们，往往称之为：

「烧」！

在那个传统媒体还坚挺的日子，「烧」必须建立在对方有违背常理，逾越法律和规矩的基础和前提之上。否则，不经推敲的文字刊发在报纸上，很容易被人抓住漏洞打上门来，要个说法和赔偿。

但是，时至今日，传统媒体龟缩在为数不多的版面上，苦苦探索媒体的转型，而蓬勃的自媒体在成为新的广告投放渠道以后，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和不确定性。

人生无处不恰饭，重压之下，总有一些「媒体」会守不住防线，甘愿委身于人。

久而久之，我们看的是软文，他们吃的是软饭

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更可悲的是，写软文写多了，以为是在写新闻，吃软饭吃久了，干脆拔了自己的「牙」。

一头自己拔了牙齿的老虎，有什么资格责怪饲养员给的肉太少，给的肉太瘦呢？

本来，明明是一件站着挣钱的事，偏偏被一步一步搞成了跪着要。搞坏了环境，宠坏了甲方以后，又想起了尊严和风骨。

精神分裂至此，粥爷我无言以对。唯独建议大家，重新去看看姜文的「让子弹飞」。

片子里，姜文饰演的张麻子说：我就是想站着，还把钱赚了！

咱们哪，都得向张麻子学着点！